前言——論述的前提

記得剛上大學時，老師就在黑板上寫下“歷史”兩個字的甲骨文。接著他解釋道，“史”字是由“中”和“手”兩字組成，“中”在上而“手”在下，意思就是“持中”。所以，無論讀歷史還是寫歷史，都要永遠記得“持中”，保持公正客觀，不偏不倚。

但要做到“持中”，談何容易，因為歷史跟政治是一對雙生兒。既然涉及政治，一般的歷史學家是沒有骨氣去挑戰當權者的，數千年來的中國，為了說真話，連性命都不顧的歷史學家，只有董狐和南史氏而已。所以孔夫子在《論語》裏罵道：“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史”在這裏成了“虛浮”，“虛偽”的代名詞，可見史家給哲人的印象自古不佳。

正因為歷史受制於政治，所以同樣的歷史，在不同的意識形態（Ideology）和立場（Standpoint）之下，就會有不同的解讀。所以，評價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是最頭痛，最艱深的工作，尤其是當代的，難度比律師打官司還要高，為什麼？因為法律只要找到事實就可以了，而歷史呢，涉及意識形態也就涉及哲學（Philosophy），找到事實對方還不一定信服，必須要將事實重新組織，有邏輯地（logically）說服對方，這點非常困難。

舉個例子，日本右翼分子的歷史教科書否認侵華的事實，認為“盧溝橋事變”是日軍出於“自衛”而非有意“侵略”，結果，“侵略”的問題就轉化成為“是誰開的第一槍？”的問題。年代久遠，參戰的官兵眾多，且口供不一，難以取證和印證，結果問題拖延下來，曠日持久，最後肯定是不了了之。

所以，要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大節原則。不看一時的得失，將目光放長遠，將空間放大一點去考慮。這也是臺灣的大歷史學家黃仁宇所提倡的“大歷史觀”。根據這個原則，日本右翼所謂的“第一槍”問題便無足輕重了，因為從戰爭的大局來看，日軍的推進是迅速，大規模而且有組織的，而中國軍隊的抵抗是毫無防備，被動和倉促的，兩相比較之下，誰是侵略，誰是自衛，便無需多言。

其次，個人認為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不應以其道德水准來決定其歷史地位。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道德評判不能作為衡量歷史人物的標准。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陷入萊溫斯基（Monica.Lewinski）的醜聞，但是同年的國會大選，民主黨卻打破了1934年以來執政黨逢選必敗的規律，眾議院席位上升5席，民意調查顯示81%的美國人滿意克林頓的國內政策。這就表明，人們對領導人的期望最主要來自他的政策，而不在乎他是否一個道德楷模。

二．國際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文革一直以來是大陸的禁忌話題，當局一直諱莫如深。但在外國卻非常受到外國學者的重視，因為對世界來說，文革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史學界有句話，“文革發生在中國，文革學卻在西方”。以至馬若德（Roderick.Macquhar）在1980年代在哈佛大學開設文革課的時候，選修的學生竟高達千人之多，之後多年，一直是哈佛大學最叫座的課程。  

     哈佛大學是文革學的一個重鎮，馬若德，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都有頗多的論述，但是這些西方人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單純認為文革是中共領導層之間的權力鬥爭。

     這種看法很快受到西方學者的質疑，韓裔李鴻永（Hong Yung Lee），華裔作家陳佩華（Anita Chan）以及經濟學家楊小凱，民運分子鄭義等人，都主張研究文革，不應局限於領導人之間的權利鬥爭，還應該留意到，群眾也是文革中的重要因素。所謂“離諾貝爾獎最近”的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更提出：“有兩個文革，一個是上層的權力鬥爭，另一個是下層的群眾鬥爭，是群眾利用文革之機，反官僚，反特權，爭取自己的利益。”

     方才提到歷史是受意識形態左右的，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就會對文革作出不同的定義，主要有以下兩個觀點。

     1.左派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偉大的共產主義嘗試，是消除剝削和官僚主義，消除城鄉差別，消除腦力體力勞動差別，追求平均主義和集體主義思想的結果。持這一觀點的，主要是一部分美國，法國和日本的左翼學者和拉美的左翼革命家，1971年甚至有一個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成立的“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CCAS）的學術組織到中國考察，對文革大加贊賞，還受到周恩來的接見。

     2.政治傾右的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是領導人權力鬥爭的結果，這裏的“權力鬥爭”不僅指個人的政治權力，還指領導人的政策分歧。他們還認為而毛澤東的個性和個人崇拜，就是“文革”的催化劑和重要原因。這是西方國家的主流看法，值得留意的是，社會主義的老大哥蘇聯，對文革的看法也是持批評和負面的態度。

三．以“大歷史觀”看文革

     過去研究文革，通常都是將文革的十年孤立起來，把這十年割裂於世界，單獨去分析。事實上，如果將文革的十年（1966-1976）放在整個20世紀的世界範圍內考慮，視野將開闊很多。

     首先看一場令人吃驚的選舉，1945年7月，英國舉行大選，左派的工黨（Labor Party）在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以絕對多數的398席（62%）擊敗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當時正參加波茨坦會議的丘吉爾（Churchill）馬上請辭，由艾德禮（C.R.Attle）繼任首相。

     其實不僅保守黨驚訝，連工黨自己也不敢相信，《金融時報》說道：“直到最後一分鐘，整個倫敦城對於保守黨人的勝利依然抱著樂觀的心情。”《每日電訊與晨郵報》也說：“工黨獲得多數票甚至出乎他們自己的意料之外。”

     二戰法國淪陷之後，英國成為西歐唯一的希望，在德國的狂轟濫炸之下，物資非常緊張，英國為了勝利，決定最徹底地動員所有人民，對全體人民實行了生活必需品的定量分配，這一點非常類似中國的計劃經濟，無論貧富，地位，每人所得都是一樣的，這樣就形成了一種“公平分享”的原則，正是這種社會的公平平等，維系了全國的團結。戰爭勝利之後，普通英國人希望維持這種公平，信仰公有制的工黨成了他們的選擇。保守黨以為丘吉爾二戰有功，理所當然蟬聯首相，沒想到卻換來一場大敗。

     再來看另一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法國，1968年5月前後，法國爆發了一系列大規模的學潮，示威和罷工，史稱“五月風暴”。這次運動的原因在於：1964-1965年法國爆發經濟危機，物價暴漲，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大學生就業非常嚴峻。“五月風暴”最初是學潮，進而演變成工人罷工，農民示威，成為一次政治危機。當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對這次風暴起著非常重要的影響，不少學生學者以毛派自居，甚至仿效當時中國的串聯，上山下鄉，著名哲學家薩特（J.P.Sartre）就曾經陪同大學生到農村，展開革命宣傳，他還以毛澤東的名句“造反有理”寫出一部同名著作，作為對學生運動的支援。

     不難看出，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左派就會大有市場。平均主義一般看來很荒謬，但英國人為了公平，寧願不要二戰英雄。文革前中國的經濟不比二戰後的英國好，中國人難道不會渴望平均，絕對的公平嗎？當時連法國都吵著要搞“文化大革命”，戴高樂（De Gaulle）差點因此倒臺，難道毛澤東沒有看到嗎？

      有一個流行的觀點就是，如果當時沒有“十年浩劫”，不搞“閉關鎖國”，中國就會獲得寶貴的發展機會，發展將遠比韓國，日本好。但是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60-70年代正是美蘇冷戰正烈的階段，1959年中蘇交惡，直到1966年，蘇軍更在蒙古陳兵百萬，大軍壓境，而美國在越南步步進逼。中國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為敵，外交處於絕對孤立，與制裁無異，（直到1976年，全世界89個共產黨和工人黨，有78個與中共斷絕關系）國際環境可想而知。因此不妨進而大膽假設，倘若在1966年就搞“改革開放”，能有1978年的成效嗎？對此個人深表懷疑。

      我並不反對“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重大的政治錯誤，也不反對毛澤東對此應該負有重大責任。但我反對將所有的原因，都歸結於一個人的身上。單純從權力鬥爭的角度，是解釋不了為何數億人民會如此狂熱加入這樣的革命，從個人崇拜的角度，也很難服眾，以當時毛澤東的威望，還需要這樣的舉動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文革的規模之所以如此之大，與當時人民厭惡官僚主義和腐敗特權現象是分不開的，這一點在《楊尚昆日記》裏多有記載，1949年後，確實有一大批中共官員搞特殊，腐化不堪，效率並不比現在的貪官高。甚至連楊尚昆本人對共產主義，對馬克思理論也並無多深的理解，官員如此去建設國家，出亂子是早晚的事。

      因此，用大歷史觀去看文革，個人有三個看法：

      1.激進的極左思潮，並不是紅色中國獨有的產物，戰後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法國，甚至意大利（1976年大選，意大利共產黨得票率達34%，是國會第二大黨）都產生過這樣的思潮，其實連美國也有這樣的傾向，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J.P.Oppenheimer）就是共產黨成員，只不過發生了麥卡錫事件，這種思潮才沒有發展下去。

      2.個人崇拜和對文化界（傳統文化）的批判不是毛澤東的獨創，而是蘇俄式共產主義體制的一個弊病。二戰後的蘇聯，也出現類似中國文革式的文化大批判，同樣風波是從文藝界開始，1946-1948年，左琴科（Zoshchenko）和阿赫瑪托娃（Ahmatowa）最先受到攻擊，之後指責文藝界“崇洋媚外，厚古薄今”，緊接著在哲學（反對經院哲學），經濟學，生物學（反對摩爾根遺傳學派），語言學都掀起了批判的風潮。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批判，跟中國文革一樣，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而不是采用學術辯論的手段，而是利用高壓的行政手段，使對方失去申辯的機會。至於反對儒家的思潮，不特文革，早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就已經席卷全國。

      3.文化大革命，不是個人的野心行為導致的，而是1949年之後，中共各項政策的結果。南加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漢學家羅森（又名駱思典，Stanley.Rosen）在1982年《廣州紅衛兵派性與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表明，調查的二千名紅衛兵中，造反派中，出身不好的人占75%，保守派中，出身好的人占80%，這就表明，工人參加哪一派，取決於個人的社會地位，工種，以及在單位是否得到好評，而與政治上的取向無關。因此，可以推斷，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演變成暴力活動的禍因，在1949年就已經種下。為什麼？

      首先，1949年之後的劃定階級成份，這一政策造成入學，工作，生活上的許多差異，造成了不同地位的人之間分裂，成為許多集團。其次，1956年之後，企業基本上是以國營為主，工作關系不易調動，上下級關系非常固定。這兩個原因導致了，一旦文革發生，各集團的矛盾就會表面化，出身不好的人就會敢於叫板出身好的人（因為沒有法律的約束），不滿意工作的人就會對上級造反，這是文革暴力事件層出不同的根本原因。

      因此，基於以上三點原因，個人認為，如果把文革的發生，歸結為毛澤東個人的錯誤，是不符合事實的，是不公平的。中共中央1980年通過的《決議》，完全不能作為判斷歷史的根據。

四．中共中央有自相矛盾的先例

     YST先生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有自己的私心。假設他的說話成立，那麼用此邏輯推理，所謂的《決議》是由鄧小平主持通過的，鄧小平在文革中被打倒，兒子甚至因此成為殘廢，那麼他理應是痛恨毛澤東的，同樣道理，他對毛澤東所作的評價，能沒有私心嗎？一個充滿私心的評價，能公平和公正嗎？

     事實上，中共中央對領導人的評價，是會改變的，這裏有個例子，那就是中共的第一任總書記，中共的創始人，五四運動的領導者——陳獨秀。

     1927年，蔣介石決定斷絕和共產黨的合作，並逮捕和清除在國民黨中的共產黨人，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迫使共產黨舉行南昌起義，國共進入內戰的時期。陳獨秀因此被趕下臺，1929年甚至被開除黨籍。

     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將陳獨秀定義為“陳獨秀投降主義”這是毛澤東時期的定義。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將其定位為“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這是鄧小平時代的定義。

     但是，回顧陳獨秀，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都死於國民黨之手，他本人亦數度被國民黨逮捕入獄，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蔣介石為團結全國的力量，決定釋放監獄裏的在押軍官和政治犯，才得以出獄（張靈甫也是同樣原因出獄）。晚年在孤獨和貧病中病死在四川。

     哪裏有投降？陳獨秀投降之說，根本沒有道理。毛澤東和鄧小平的評價都沒有反映事實的真相。稍懂歷史的人，就能看出來。所以，2004年4月，胡錦濤在一次講話之中，已經不再提“投降”之說，而是定義為“陳獨秀右傾錯誤”。中共中央的評價，有時候是不能作為判斷事實的依據的。

五．毛澤東與孫中山

     記得有出電影的開頭，毛澤東對記者說：“我和蔣先生都是孫中山的學生。”可惜電影不是事實。

     用毛澤東的話說，孫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意思是前輩。但兩人信仰不同，經曆不同，個性相差太遠，注定不可能是師生，甚至連同路人也不是，就算孫中山再活十年，國共也注定會破裂，這是歷史的必然。兩人唯一的共同點，也許就是他們都是愛國者。

     但是，孫中山推翻了封建的滿清，建立了中華民國。毛澤東推翻了中華民國，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這一點，他們又常常被人拿來比較。

     一個好的領導者，除了武功還要文治，除了安內還應攘外。就武功而言，毛澤東無疑更勝一籌，孫中山的軍事指揮才能並不高，親自策劃指揮的起義鮮有成功的例子，反觀毛澤東，不僅創立了自己的軍事思想，而且在國共內戰和朝鮮戰爭中屢屢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真是天生的戰略天才。

     就戰略而言，孫中山的不如蔣介石，而蔣介石又遠遜毛澤東。“蔣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和軍事策略家，但他死板地照書本辦事，因此他作為戰略家，是平庸之輩.....而曆史是由提出適應新時勢的新見解的人物創造的，對蔣來說，不幸的是，毛澤東屬於後者。”（選自尼克松（Richard.Nixon）《領導人》）

     就文治方面，孫中山創立了三民主義，並在政治上確立了五權憲法的思想，其中無論三民主義還是五權憲法的思想，都來源於西方自由民主的理想，但並不是照搬而是根據中國特有的傳統進行加工。比如他的五權分立的憲政思想，就吸收了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三權分立，和中國古代的的考試，監察制度。

     我最欣賞五權分立思想，為什麼？因為它比西方的三權分立還要優秀，三權分立思想，只是在消極地限制行政權和立法權，以制衡各個機關的權力為原則。而五權憲法則是主動地去提高各個機關的效能，是監督而不是制約，比三權分立更高效率。其次，三權分立主張的是代議制的間接民權，而五權憲法主張的是全民政治，比前者更民主。

     而毛澤東，在政治上基本上是照搬蘇聯的經驗和制度，沒有自己的創造，這一點導致了新中國經歷了不少的困難，雖然同時也有長足的進步。但平心而論，孫中山在政治上的才能比毛澤東高，這說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國民黨的失敗，除了軍事上的原因，政治也是重要因素，管治效率低下，官僚腐敗，失去民心。過去人們把原因歸結為蔣介石的無能和獨裁，個人認為，這對蔣介石來說，也是非常不公平的，根本原因在孫中山身上。

     首先，獨裁並不是蔣介石個人的創造，而是源於孫中山“軍政，訓政，憲政”的建國大綱。孫中山知道，辛亥革命後，中國不但沒有進入民主共和，反而走入軍事強人割據的局面，原因在於軍政直接向憲政轉變，民眾沒有養成自治的觀念，使有野心家能“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因此，軍政就是“以黨建國”，訓政就是“以黨治國”，憲政就是“還政於民”。

     對這三個階段，孫中山並沒有定立時間表，而是提出標准：以武力控制一省，即由軍政轉訓政，但由訓政轉入憲政的界定，則是模糊甚至矛盾的，“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既然沒有普選的權利，如何受普選之訓練？這也是訓政時期過長，國民黨專制統治變成獨裁統治的根源所在。

     孫中山對中國人民的能力，其實抱有很大的懷疑。他把中國人分為“先知先覺”，“不知不覺”，“後知後覺”三種，其中“先知先覺”是絕少數，大多數中國人是“不知不覺”。“不知不覺”的大多數是沒有管理國家的能力的，他們獲得民主思想的過程很難很漫長，因此只能托付少數聰明絕頂的“先知先覺”。這也是孫中山“知難行易”的哲學所倡導的。

     再者，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有問題。問題在於民族，民權，民生的涉及面很大，幾乎所有政治問題都在三民主義的範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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