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之类的“伤痕文学”多数确实有生活基础，但这是文革失控的产物，是悲剧，但这些和毛发动文革的初衷相悖。

毛一直只强调思想改造，从不主张摧残肉体的，像“优待俘虏，坦白从宽”等等都是毛提出的。所以文革失控造成这些悲剧，往往是执行者的问题。

文革造成的后果是立竿見影的，是真實的，你話說得再多也沒任何意義。

巴金后期的書你多讀讀吧！

毛泽东在1967年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关于文革的策略和目的的部分有一次谈话，节选如下：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七年来，文化教育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 

在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出现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
 
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 

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不语）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既然叫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

大家不是主张灭资兴无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很多有利条件，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是能够被消灭的，所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能够被打倒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能够被改造的，打倒有利于改造。今后老干部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做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的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以自己的话说出来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一个培养问题，不应在他们犯有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做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乱用。“革”与“保”全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对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些，但永远是我们所不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 

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只是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做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很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

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以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军队有组织的反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应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个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应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我的理解，打倒走资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这个任务进行全民的思想改造，世界观改造。

大民主，思想改造，主席确实是从根入手去改造中国和中国人，但偏偏这些又是最最艰难的。

文革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一次有计划的反扑。

首先是赫鲁晓夫提出，共产党要为全体国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阶级服务。在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少数阶级，这是不争的事实。各国的共产党公然掠夺农民以维护拥有强大经济能力的工人阶级是事实。

刘少奇支持这个主张，但是毛泽东不同意。毛泽东虽然是出于发展国家的目的，但是手段是下作的，他希望掠夺农民以养活工业。当今中国第一大不平等，就是工农之间的不平等。难道不是吗？

毛泽东喜欢搞运动，刘少奇就利用他的运动做手脚。每次运动（例如四清、三反五反、反右）一开始，刘少奇就向地方派遣工作组，名义上是执行毛泽东的意图，实际上是打击拥护毛泽东的那些除了打仗什么也不会的军功派官僚（这些人只会阿谀毛泽东以保官位），扶植拥有管理经济能力的技术派官僚。

农村经济完全破产（以三年自然灾害为标志）以后，毛泽东面对1959年彭德怀万言书事件，不是反省自己的错误，不是调查彭德怀所言是否事实，而是为对自己最最忠心的人也反对自己了而耿耿于怀。挫折之下，他整肃了彭德怀，失去了改正错误的最好机会。把个人恩怨放在了国家命运之上。从反“左”转向反右。

毛泽东心不甘情不愿的让出了国家主席的位子，暗中酝酿着反击。1966年，他终于出手，鼓动没有任何管理经验的人去夺权，封侯许愿。于是学生夺了老师的权，护士夺了医生的权，工人夺了厂长的权，红卫兵夺了国家主席的权。国家主席举起宪法，为自己辩护，被红卫兵用红宝书敲破了头。一本私人作品凌驾于国家大法之上。

毛泽东此时，欣喜于人人重新跪拜在自己脚下，开始他注定失败的乌托邦计划。不过他绝对不是傻瓜，甚至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很实用。经济好的时候，他觉得有本钱瞎折腾了，他就踢开邓小平，任用张春桥。等经济搞砸了，需要重新积累元气，就批评张春桥，启用邓小平，以期再次开始瞎折腾。

他为什么不整肃邓小平？因为他早就知道自己的乌托邦是注定不能实现的。他就是要和刘少奇赌一口气！

所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原本就是毛泽东的一场私斗而已！

呵呵呵。呵呵呵，我無話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