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陪九五高齡的家母去武漢探望姨媽。姨媽比家母還要大一歲，身體還算健康，但左腿行動不便，已多年臥床不起。她們姐妹上次見面，已是六年前的事了。當時兩岸尚未實現直航，我必須陪家母輾轉香港飛往武漢，花去了約六，七個小時。尤其香港新機場規模宏大，拖著笨重的行李足足走了約半個小時才找到登機口。因此，當家母上次與姨媽在武漢告別時，姐妹兩臉上都掩飾不住悲戚的神情，她們嘴裏雖不說，但心裏肯定都認爲，這大概是他們姐妹今生最後一次見面了。一則由於兩人都已年邁，二則由於旅途遙遠，難免舟車困頓。因此，再見一面談何容易。姨媽是家母娘家在世的唯一親人了，兩人從小感情深厚。這多年來，除我之外，弟妹也輪流陪家母去武漢探過親。雖然臺灣年輕一輩人中，有些已不再視大陸爲故鄉了，而在老一輩人心中，故鄉卻永遠是故鄉，兩岸永遠是無法分割的祖國。

武漢我已去過多次，都是爲著陪家母去探親。唯一的一次例外，是我1973年與幾個保釣朋友去大陸參觀訪問，中途打聽到姨媽下落後，便要求脫隊單獨去武漢探親。開始時陪團人員顯得面有難色，希望我無論如何能隨團一同到毛主席故鄉韶山去參觀。當時尚處於文革期間，去韶山絕非單純的旅遊，而帶有某種政治上“朝聖“的意義。因此若有人寧選擇去探親，而放棄去當時被幾乎視爲聖地的韶山，是很難讓人諒解的。但經我再三堅持後，他們還是讓步了。

當年到武漢探親的往事，至今仍歷歷在目。到達武漢後，我被安排在一家簡單的旅社裏過夜。象今日每個大城市都能看到的觀光酒店，當年跑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都沒有發現過。整個大陸給人的印象，可以用淒涼肅殺兩字來形容。難怪有人到達北京後，一看連首都都不過如此，就不願意再往前參觀下去了。而我的感受卻又要比其他人深刻得多，因爲我不但在杭州看到了舅舅，又在武漢看到了姨媽，而其他人卻很少會有這樣的機會。從走入親戚的生活空間，以及與他們的談話中，可以感受到在漂亮的革命口號之下，隱藏著難言的苦衷。雖然沒有人向我訴過苦，甚至盡說一些好聽的話，但仍難逃我的直覺。

這次到武漢，姨媽談起了當年我去看他們的往事。她說，聽到我要來看他們的消息後，她不是興奮，而是憂慮，怕沾上海外關係，尤其是臺灣關係，會給他們帶來麻煩。別人提起我的名字，她也假裝不記得了。問她是否有個妹妹在臺灣，她說，自1946年在上海分手後，就再沒有了音訊，不知去了哪兒。而如今竟有個自稱是來自臺灣的外甥，從歐洲回來看她，如何能不令她震驚?  姨媽半躺在床上，拉著家母的手，邊說邊笑。當年令她恐懼的往事，如今卻成了老姐妹間談笑的題材了。姨媽說著說著竟突然悲從中來，流下了眼淚。她說，若不是外甥當年到大陸找到了他們，她們姐妹今生能否見面都有疑問。

我1973年從大陸回來後，就把找到舅舅，姨媽的消息，寫信告訴了在臺灣的家人。家母自是喜出望外。其實我當年與幾位保釣朋友去大陸，最大的動機，是爲著去瞭解對岸，把大陸的真實情況介紹給來自臺灣的人，希望以此促進兩岸的溝通瞭解。然而當年大陸在極左路線引導下，百業蕭條，人民生活困苦，社會是非價值混亂，人們普遍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感。連我們自己都爲此感到困惑，又如何能把大陸的狀況正面地介紹給來自臺灣的人呢?  更遑論促進兩岸的和解，融合了。

            武漢由漢口，漢陽，武昌三鎮合組而成。印象所及，似乎漢口主要是商業區，漢陽是工業區，而武昌則爲文教，行政區。長江與漢水一清，一濁在此交彙，由此往東流去，江面變得越來越寬闊。1987年我曾隨家母，姨媽從武漢乘船順江而下到上海，對長江下游之浩淼遼闊，留下深刻印象。若論長江的經濟價值，世界各大河流中可說無出其右。

武昌是辛亥革命發源地，城中有辛亥武昌起義紀念館。來自臺灣的人應當會有興趣去參觀。武昌城內馬路寬闊，市容整潔，堪稱武漢三鎮之冠。城東有面積遼闊的東湖，據說有杭州西湖數倍之大。湖畔有聞名中外的武漢大學。校舍宏偉，校園濱湖，風景優美，植有移自日本成排的櫻花樹。每逢花季，粉紅大朵的櫻花燦爛怒放，步行其下，會錯以爲來到了日本。其實這些櫻花樹，都是抗戰時期日寇佔領武漢時，爲著安慰日本士兵思鄉之情，特意從日本移植過來的。它們盛開時，比臺灣阿里山，陽明山上的櫻花還要美。

來自臺灣的遊客，一定不要錯過到東湖，武漢大學一帶去走走看看。另外特別值得推薦的是，東湖旁邊規模宏大的湖北博物館，展出的多爲戰國時期楚國的文物，尤其是各種武器，包括戰車，戰馬骸骨等。這在臺灣是看不到的，令人印象特別深刻。其實武漢三鎮都各有自己的文物古迹，無法一一介紹。過去在我們印象中，武漢地近華中，離開臺灣遙不可及。但兩岸直航後，此次我與家母只用了約兩個半小時，就從桃園機場來到了武漢。否則年邁的家母又如何會有勇氣，主動要求和我一起去看姨媽呢?

            武漢與大陸許多大城市一樣，都有了極大的發展變化。記得1973年第一次來到武漢，已近黃昏，夜幕降臨後，城市顯得昏昏暗暗，無法看清其輪廓。由於當時來去匆匆，只在武漢停留了不到一天一夜，簡直沒有留下任何印象。唯一印象深刻的是，姨媽狹小的單間住房，吊著一盞不夠明亮的燈泡。房裏放著一張大雙人床，剩下可供迴旋的空間已不多了。五個表兄弟姐妹中，四個都下放到了農村。唯一留在武漢的，只有大表妹。

那晚她特別和表妹夫趕到姨媽家裏來和我見面。當晚除了姨媽對我講述，外婆和他們一起生活，以及在三年困難時期，如何去世的情況外，其餘諸人，包括姨父都幾乎沒有開過口。聽著姨媽的敍述，望著櫃子上蓋著紅布的外婆骨灰盒，內心升起了無限的心酸與哀戚。那晚我並沒有流淚，我們都沒有流淚。直到第二天，姨媽送我登上了開往廣州的火車，當火車啓動後，看著已有了灰白頭髮的姨媽身影漸漸在月臺消失後，我才禁不住流下了眼淚。車廂裏沒有別人，我從湖北直哭到了湖南，淚水始終制止不住。我是捨不得離開姨媽嗎? 固然是，但還有更深層複雜的情緒。到廣州後，即將經香港回到歐洲，結束在大陸四十天的參訪活動。帶著一顆熱切期盼的心進入了大陸，卻又帶著一顆困惑迷茫的心離開了大陸。中華民族未來的前途究竟將系於何處呢? 當時心中一片空白。

            仍然是在同一個新村內，只是早已換了房間，比起我1973年來時那間，大了約三倍。因此，以後我與家母，甚至家父母到武漢時，就都住在姨媽家裏，再不用去住旅館了。當年爲建築長江大橋的工程人員修建的新村住房，雖一度風光過，但現在與武漢雨後春筍般建造起來的新式樓房相比，已顯得太陳舊了。此次到武漢，聽表弟妹們說，新村內的住房即將拆除重蓋了。其實姨爹姨媽早可般入新居，但老人家懶得搬遷，也或許捨不得離開居住了大半個世紀的環境，他們始終仍住在舊房中。但表弟妹們卻或已搬了新家，或已買好了新房，即待遷入。我和家母一一去參觀了他們的住房。令我頗感意外的是，不論是房屋外在的環境，或內部的裝修設施，都比我在臺北父母弟妹們居住的房子要好。但我的表弟妹在大陸都只能算得上是中階職工，收入並不高。

由於受到文革影響，除了大表妹外，其餘都沒有念過大學。這幾年大陸生活質素改善之快，令人難以置信。與其他大陸城市一樣，這些品質不錯的住房，都坐落在所謂的“小區“內。區內區外雖非天壤之別，但小區內整修得乾乾淨淨，花木扶梳，甚至還有噴泉，池塘，象個公園。走在城裏的人行道上，看著不夠整潔的路面，我不禁感歎地對身旁的表妹夫說，如果能把整座武漢市都變得象各個小區一樣地美麗整潔，那麽武漢就可以和任何一座國際一流的城市媲美了。

能有這麽一天嗎? 以大陸進步之神速，我個人是充滿信心的。希望下次再從臺北來到武漢時，能看到她更爲容光煥發的新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