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柏楊是寫小說起家的，後來寫散文、雜文，最後在牢獄中開始研究歷史。據他自己的說法，寫小說太間接，寫散文太軟，寫雜文象匕首，直接又過癮，而研究歷史，不過是表達自己政治觀點的需要而已。談政治不敢了，談到“綠島”（臺灣的政治犯監獄）上去了，所以借古諷今。從柏楊的經歷看，他的雜文有些偏激論調，對所有統治者都持挖苦、嘲弄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將這種情緒帶入到歷史的學術性研究中，則相當地有害。

歷史講究實事求是，知道多少說多少，評論也要一分為二。可柏楊的歷史評論，只是想怎麽說就怎麽說，動則擺開“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流氓架勢來。最明顯的例子要數堯、舜、禹三代的禪讓，及泰伯、周公等聖賢讓天下的行跡，柏楊一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虛構開來，不良意圖明顯。

柏楊對其中歷史的點評太過偏激,對儒家的學說也是一概以醬缸,好像什麽事都可以推到儒家,推到君主制的頭上.

在我看來，對一種學說並不理解，便無故以“醬缸”抹黑，視眾多優秀的中華英雄兒女為無物，而以“醜陋的中國人”言之，這樣的嘩眾取寵才是最醜陋的。

好比人人會寫錯別字，我們就認定語言學是荒謬的，是教人寫錯別字的嗎？醫生也生病，就認定醫學是導致疾病而不是治療疾病的？柏楊如此急切，言辭鑿鑿指認中國傳統文化一無是處，莫非只有他柏楊講的才是真理乎？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病人看見不衛生。迂腐之士讀書，讀出來的只有迂腐。柏楊看儒、佛、道之後，說的話，乃是自心醜陋、醬缸思維的外在顯現罷了。

柏楊的書，極力嘲諷人治，吹噓“法制”、“民主”為治世良藥。其偏激有二：第一，儒家思想主張德治，並非不要法律，而是以法律為基礎，以德治為教化，確保法律的正確行使。第二，對法制和民主缺乏理性的分析和判斷，一味叫囂法制“萬歲”，跟大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一樣是愚蠢和可笑的。

柏楊時不時大罵“中國人”懦弱、孱弱，可在這頁又寫道：“看起來中國比羅馬幸運，羅馬到了最後，仍栽在北方蠻族之手，而中國雖然吃了不少北方蠻族的苦頭，最後仍能把他們擺脫。”這是他又抽自己的一個大嘴巴，自虐傾向很嚴重啊。羅馬既然強悍，怎麽會讓蠻族滅了？可見那不是真強悍，撐死了只算是外強中幹。中國人懦弱、孱弱，可以因“幸運”而擺脫蠻族於一時，怎麽可能“幸運”幾千年？那樣的懦弱、孱弱也就是真強悍，任誰都該低頭服輸了！柏楊的醬缸腦袋，看來是無法理解“匹夫之勇”與“大智大勇”區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