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的書寫動作 草書體(源自簡化秦篆之秦隸的章草)可以一筆呵成 行雲流水，被譽為書法藝術的極致 完全符合Least Action Principle是科學與藝術完美結合

章草源自隸書，行書源自楷書，這種情況有些類似英文中的印刷體和書寫體。行草出現和流行有兩個先後的主要優勢：

第一個優勢自然是爲了省時省力，好比新聞記者所用的速記。這是功能性的需要，自然完全符合您所說的Least Action Principle，也就是水往低處流的物理特性。但是速記所犧牲的就是結構，説白了就是很多草書除了書寫者自己和一些好友，剩下也沒有幾個人看得懂了。其他的人要看懂得耗時耗力。也就是書寫者的方便正等於閲讀者的麻煩。這已經超過了Least Action Principle所能容忍的範圍，因爲它的功能性已經被削弱了：“看不懂”正是草書作爲符號工具的致命傷。當然，有一失往往必有一得，功能性被削弱的一體兩面，就是自由度的增加，這就關係到草書的第二個優勢：

第二個優勢就是藝術性的增加。行草的筆法自由、姿態飄逸，它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寥寥數筆能夠表現出隸書楷書的姿態。讓人們透過欣賞行草、既能直接看到隷楷書法的精髓，又能超越隷楷筆劃的束縛，還可以表現個人的情趣。行草的筆劃是曲綫的，這個非常重要，因爲唯有曲綫的筆劃才能以一納多，表現出隷楷原有的意趣。這就是爲什麽學書法的人必須先掌握了隸書楷書，才能寫出漂亮的行書草書的道理。

好比令狐沖隨手歪歪斜斜刺出一劍，雖然看似自由，實際上劍招中已經籠罩敵人身上各處要害，這是有前提的，那就是這種劍招必須建立在原有的基本功上面。假如我也歪歪斜斜刺出一劍，那就叫做什麽也不是，因爲我連敵人的要害在那裏都搞不清楚。又如一個好的指揮家，一旦出手，一個動作籠罩了樂團裏的每個音符、強弱、張力、走向、重量、密度、色彩。這也是建立在對總譜的全盤了解上，絕非只會打拍子的玩票所能勝任。

反過來說，用簡單的直綫取代複雜的曲綫這個過程的同時，筆劃也必然增加。例如顯示圓形只要一筆，而顯示方形則需要四條直綫。在甲骨文變成金文的化圖形為符號過程中，以及在篆書變成隸書的化圓為方過程中，雖然字形與結構趨於明晰，但是有時候筆劃反而增加，就是這個道理。

草書之所以能保留書法的藝術性，正因爲在化直綫為曲綫的過程中它能保有原字的姿態，也就是說一個曲綫所表現的藝術張力並不亞於原字的數條直綫。這和以草書為原型所發展的一系列簡化字，直接把意境悠妙的曲綫拉直成爲呆板的符號，在内涵上有很大的不同。行草書脫胎於隷楷，而美感不亞於隷楷甚至青出於藍。簡化字與俗體字將隷楷的筆劃簡省，增加的是書寫效率，減少的則是美感。這也是繁簡使用者一般的共識。至於簡化字的可辨認率是否受到照抄草書的影響而下降，這是一個較複雜的問題，今天就不談了。

何況你老兄刻意跳過 煩死秦始皇的秦篆不談 有刻意誤導之嫌

原圖從左至右依次是：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楷書。除了“煩死人的”大篆，還有簡化過度的“六國文字”，小篆只是取其中庸。這個問題我已多次點明。不過既然本欄主旨是爲了否定“漢字簡化是歷史規律”，那麽中原大地居然會發展出“煩死人的”大篆，不是正好佐證我的論點嗎?

避而不談書寫工具的演化 是你們論點邏輯之外另一錯誤

今天的書寫工具——電腦，為筆劃多但美觀好認的繁體字（這個論點以後再談）提供了絕佳的復興機會。說句玩笑話，這恐怕也是“你們這些人”所恐懼的吧？

篆體楷書體就留給朝廷裡專門書寫公文書的書寫官代書吧!

公文、法律條文、起訴書您不妨用“最符合Least Action Principle”的草書來出版如何？

民間開始流行簡體也就"應運而生" 這個"運"也符合:Least Action Principle

無論中西，在社會各階層都會有各種方便法門“應運而生”，比如説美國鄉下把aren’t變成ain’t，美國黑人把ask念成aks，牙買加的交通告示把This寫成Diz。中國餐館把飯寫成反，中國很多地方把街寫成亍一樣。這的確符合某些階層與特定場合的需要，但不見得符合文化、社會復興發展的總體需要。

何況老兄 字寫的好壞 也沒人看到 私下是否用簡體 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字寫的好壞並不重要。我用不用簡體，要看場合。

畢竟白天滿口仁義道德 晚上男盜女娼的 也大有人在

有的人白天並不滿口仁義道德，晚上也不見得男盜女娼，
而另外有些人，白天滿口男盜女娼，晚上大概也不見得仁義道德。

更重要的是: 文字是表述語言思想的工具 主體是語言思想與語法 (我手寫我口)

您說的是拼音文字或拉丁化吧？漢字的優越性就是在表述語言思想之外還能承載文化、歷史、哲學與智慧。（我手寫我心）

從書寫工具的物理Least Action Principle觀點 漢字的確是 不斷簡化之中

物理觀點在整個文字發展中只能發揮局部的、有限的作用，因爲文化不是科學。Least Action Principle 翻成中文不妨說“水往低處流”。的確，科學是“水往低處流”的領域。可是，文化是一種形而上的東西，是“人往高處走”的領域。。水往低處流套到了文化領域就成了“形而下”。中國話所謂“下流”原本就是此義，後來人們用來泛指“俗”、“不上道”、“低級趣味”也是這一原義的引申。

形而上的純藝術，比如説貝多芬的第一到第九交響曲，當然是愈寫愈巧妙、愈寫愈大氣、愈寫愈有氣魄、愈寫愈能表現複雜的情感。當然也有物極必反的時候。今天的無調性音樂，硬要抹煞音與音之間的複雜關係，搞“音符大鍋飯”的齊頭主義，違背人類的本能與直覺，裝神弄鬼，最後弄成了皇帝的新衣。這雖代表著西方古典音樂的“禮崩樂壞，但也是歷史螺旋發展的必然。

文字這個東西當然不是純藝術，是要用的。但文字也不是純機械、純符號，因爲每個字背後蘊含著太多的積澱、妙趣與情感。因此我說中國的文字同時既是工具、也是活生生的文化。在文化的領域Least Action Principle必然會被人性與文化的其他需要制衡。在文字這種半功能、半文化的領域裏，人往高處走的需要和水往低處流的需要當然互相發揮作用。這也是爲什麽中國的文字，如開欄文圖表所顯示的，變來變去，書寫工具變了，筆法變了，結構齊整了，但是幾千年來依然是麻雀雖小而五臟俱全。

同樣具有這種雙重特性的東西很多。吃飯就是一例。吃飯有它的實用性與必要性，但這絕對不是全部。您的邏輯如果套在中國的食文化上，恐怕就得說中國人必然是遠古時代先發明了麻婆豆腐，經過Least Action Principle的影響，簡化成了紅燒豆腐，又過了若干年進步到小蔥拌豆腐，最後終于發展成爲白水煮豆腐了。

其實我沒有必要寫這麽一大篇來解釋這麽簡單的一個事實。您重新看看圖就知道歷史畢竟沒有按照您的Least Action Principle來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