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说：免税店吗？我见得多了。

但是，我所工作的这种免税店，应该还是非常奇特的一种。她不卖化妆品，也不卖烟酒，不卖名牌包包和鞋子。进入商店，充斥眼球的是各种耐用消费品，比如电视冰箱之类的家用电器，高级钢琴和进口家具。唯一与寻常免税店相同的，是有手表销售，从浪琴到江诗丹顿一应俱全。这种免税店，或许是大陆的独创。

在改革的初期，中国的劳工、留学生、海员、访问学者，率先开始了比较普遍的非外事人员出国的旅程。这种工作相比在国内工作，通常是辛劳有加的，所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吧。作为鼓励，国家采取了一项优惠政策：这些“出国人员”在境外采购，并随身携带或邮寄回国的商品，按照在外时间的长短，享受不同数量的免除关税的待遇。当时，平均关税水平高达30%，这个优惠很是鼓励了一些人出国工作，为国家创造极其紧缺的外汇。

当时，这些出国人员经常带回来的东西，最主要的就是家用电器。当有些人出国次数多了，甚至把一些东西转卖。我家里的第一台冰箱，就是在瑞士的姑姑寄回来的。

这个政策，后来带来了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很多出国劳工见识水平有限，鉴于当时的外汇管制，外汇在国内毫无价值，于是在国外花光自己赚的每一分钱的外币。甚至有人忘记留下付超重行李的费用，结果被困机场，需要大使馆救助。

此外，这些外汇最终还是消费在了国外，令外汇短缺的中国政府耿耿于怀。

结果，一种新型的“免税店”便诞生了。她以免税的价格销售世界名牌的家用耐用消费品，给予那些拥有免税进口资格的出国人员。节约了运费，靠大宗采购降低了价格，还把国家紧缺的外汇给回笼了。这个公司就叫“中国出国人员服务总公司”（CNSC）。

我1993年加入了这个公司。

93年，公司营业额达到了2亿4千万美圆，94年超过3亿美圆，95年3亿2千6百万美圆，正是局面大好。人人都以为，公司将这样发展下去。

然而，1996年，公司遭遇重挫，营业额萎缩至1亿9，97年8千万，98年2000万。到我离开公司的2003年，免税品业务只剩下了区区300万美圆，只是最高峰时期的1%。

到我离开的时候，公司的总裁试图挽留我（当时，不争气的我，或者说“忠诚”的我，已经是四朝元老了），见我去意已决，便问我10年打拼下来面对困局有何认识。

我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打拼10年，其实多数时候还是闷头苦干，其实并没有真正思考过公司的兴衰。埋怨的时候多过反思的时候，丧气的时候多过振作的时候。

然而，应时君之问，骤然闪现脑海，并脱口而出的是：不要在挣扎了，把项目结束了吧。总裁比我想象的要安静，应该是他比我看得还要清楚。不过他还是问我为什么。

我回答道：

作为这样的一家免税店，几十年来是怎么生存壮大的？难道真的是靠低廉的价格和优质的服务？非也非也。

公司的兴旺，在于公司的定位。这样一家免税店，难道就是个商店？其实她更是一扇窗户，一扇开在高墙之上的窗户，中国人得以从这里窥看外面世界的全豹之一斑。多少年来，人民以能从这里买到东西为荣，骄其乡里。一句“原装的”，脸上浮现的是与“外面”有所沟通的豪情。来店里采购的顾客，脸上带着的，是朝圣般的虔诚。

随着国家的改革与开放，人民与世界之间是如此的通透，莫说是四门洞开，连那高墙本身皆已不在，那扇当年的窗户又何以存在呢？公司的衰落，其实恰恰是中国兴旺的必然结果。

后来，我辞职以后，恰逢SARS横行，失业了6个月以后才找到工作，又过了6个月才找到一个高级职位。一年之中，我有机会重新充电，并反思自己，好重新上路。CNSC据说也已经改组，利用几十年积累的资本，投身新的产业，回报颇丰。

最后要总结中心思想了：

想当年，香港是如何崛起成为地区贸易和金融中心的？无非是把自己定位成整个中国的窗户。利用中国的封闭，充当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管道。多少香港富豪，其实就是个走私贩子出身。月黑风高之夜，操一条“大飞”，舱板下摆着几台VCR，如此而已。在那个时候，台海两岸的敌对，其实已经消灭了台湾成为区域内某种中心的机会。假如两岸当年就三通，香港人哪儿有今天牛哄哄跟政府要这要那的资格？

如今中国已经开放，那样一个时代的机会已经失去。此时台湾很有些人，或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纷纷出来豪言，扬言做中国与世界的跳板，搞什么台湾接单，大陆生产，要把台湾打造成“亚太XX中心”。难道不是刻舟求剑？

我不是什么圣贤之人，无法洞彻先几之兆，但我明白如果此时港台还在拘泥于高高在上的心态，仍然期望可以处处做中国的老师，则必有后至之诛。参与中国崛起的进程，谋求自身的发展，只怕还要另有贡献，靠做“窗户”是一定不行的了。

很多的香港人，台湾人，就如同我当年一样，闷头做事，却没有停下来想一想。也许，金融海啸是个真正的机缘，就如我当年辞职、失业寻找新方向的日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