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南京上空凄厉的警报声响彻云霄！这几乎是每年南京必修的课程。今天，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极其必要的。

        抗战时期，日军在中国的战争与施虐罪行，真正可以说是擢发难数、罄竹难书。而其中最臭名昭著、最大规模、持续时间最长的，则是日军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进攻南京途中及占领南京后所进行的大屠杀。以近２０万大军集中进攻一个城市，并实行亘古未有的屠城恐怖政策。日军南京大屠杀是非常独特的，包括其所用的方法和形式。此种暴行，正如当时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杜廷（Ｆ．ＴｉｌｌｍａｎＤｕｒ－ｄｉｎ）所说：“日军占领南京时‘对一般非战斗人员与平民’之屠杀、掠夺与强奸行为，其野蛮之程度，超过了此次中日战争中所有过去的残暴屠杀……”

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并非是偶然的兽性爆发。这实际上要从淞沪会战开始说起。

         抗战初一爆发，外国的军事专家对中国之抵抗能力都持负面看法。日本认为中国最多能够以陆军，勉强抵抗三个月，英国法国德国的军事人员也做了评估，但即使与当时中国政府有较为密切之联系的德国所做的乐观估计也只是，中国最多可抵挡半年罢了。但“中国军的抗战意志和步兵的战斗力，完全超出三宅板（陆军省部）的预料。”若说高层的文件不能说明问题，《荻岛静夫日记》（日军一火葬兵）的记录就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当时战斗一线的状况。以下为10月13日，南京大屠杀两个月前，该名士兵的日记文字：

10月13日，上午9时 

        昨天晚上7点开始行动，野战部队到达了吴淞小河对岸……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以下的大部分干部都战死了，受伤的兵也有一半，日本军队联队的精神面貌萎靡不振。11日，联队长也战死了，时至现在，联队基本上全部被歼灭了。去到步三（部队单位名称）的后援部队。然后，进行了夜袭。因为下雨，飞机连续2至3天不能进行空袭。步三后援部队的损失也很惨重，友军的武器也不足，每个士兵只有一颗子弹了，用完只有等死。我和队长一起渡河，队长战死。晚上，在敌前战败，就向后方撤退一天，我们在一线奋战，做好决死的准备……几乎就要战死了，粮食也没有补给，只有悲惨的事情，渡船也不够用，士兵撤退时全军覆没。 

        从10日开始，天气渐渐转晴。师团参谋笠原中佐成了联队长。粮食、补给品也渐渐地联络上了。军队的士气也渐渐的向上。空袭和炮击加强，日 本军队的实力渐渐的发挥出来。12日那天，我等四名士兵抱着必死的信念挖掘出了队长的遗体，晚上就把他火化了，今天早上去收拾骨灰。…… 

         另还有一个侧面，也就是中国空军的作战成绩也佐证了日军伤亡数字绝对不小。从南京撤退之后，中国的一线战机，只剩下十一驾，也就是说中国在抗日战争前所培训的空军人员，几乎已经牺牲到九成以上了。（时中国空军编组为九个大队以及学生暂编大队，所有的飞机为三○五架，但是真正具有作战能力的，只有一百多架。）而日军付出了两倍于中国所牺牲的代价，才全面控制了中国战区的领空。而日本驻台湾的木更津与鹿屋空军联队就是中日空军上海会战榜上的牺牲者。

        在战争持续了两个多月而未有攻取上海迹象的情况下，日军军部不得已于1937年10月20日向上海方面增派第10军，其任务“以挫伤敌之战争意志，获取结束战争之局势为目的扫灭上海附近之敌。”并与原上海派遣军编成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任司令官。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引起了日军的报复心理！这一点可以从松井本人的言论看出不少蛛丝马迹。

         1937年8月19日，松井前往上海就职，在东京车站对前来送行的杉山陆相说：“无论如何要攻打南京，使国民政府屈服，这是膺惩支那的特殊使命决定的。”他认为，要彻底解决“中国事变”，攻占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因为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影响很大，只有武威才能使中国人民低头服输！在古往今来的战争中，一国首都的失陷，对于战争的胜负虽然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首都的守弃，毕竟在精神上与实际指挥上，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因首都失陷而国亡者亦不乏其例。侵略者一般都对占领对方之首都，抱有超常的企图和欲望。而且，对于南京的防守，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怀也。”他在12月6日离开南京前夕，又对防守南京部队师以上长官强调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总理陵墓所在，为国际观瞻所系，同时又对国内人心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必须固守。”蒋介石的这些看法，也说明了作为首都的南京，在抗战中确实具有不同于一般城市的特殊重要地位。

           此时的日军在上海已苦战三个月，其后又马不停蹄地向南京追击，其进军是在完全没有建立后勤供应的情况下仓促进行的。为此，军司令部命令各部队“粮秣应在现地征发自给，”这实际上是要部队去掠夺。于是，抢劫成为各部队的主要活动并迅即演变成为强奸，焚烧和屠杀。对此，原日军士兵东史郎证实到：“完全没有粮食补给，采用的战法是让军队在占领之地抢掠自给。在搜索粮食的时候会发现躲藏的女人，而一经发现必定奸淫。”第10军在寄交陆军次官收启的《丁集团综合报告》中也曾供认：“丁集团（第10军）作战地区之地方物资，特别是米、蔬菜、肉类等完全取之敌”。所以说，在攻击南京前，“泛南京”大屠杀已经展开，可惜的是，从上海到南京途中的死难同胞人数由于种种原因，已难以统计。

         当日军一路烧杀抢掠进抵南京近郊时，松井石根下达了一项训令，其大意是：“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12月7日，松井在他设于苏州的方面军指挥所亲自起草了《攻占南京城要领》规定：“一、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当局尚留在市内的情况下，设法劝告其开城以和平方式人城。此时，各师团选派步兵一个大队为基干部队先人城，在城内分地区进行扫荡。二、在敌之残兵仍据城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将到达战场的全部炮兵展开，进行炮击夺取城墙，各师团以步兵一个联队为基干的部队进入城内进行扫荡。”8日，松井又命令向中国部队散发《劝降书》，宣称：“南京是中国的古都，民国的首府”，“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将格杀勿论。”随后的南京攻防战中，日军砸出了188万个手榴弹，160万发90MM迫击炮弹。众所周知，南京不是一个可守的城市，雨花台和紫金山一线可说是中国军队唯一的地利，一旦失守，南京就无险可守，剩下的只可能是打巷战。此时中国军队驻防南京之部队多经历了上海三个月的惨烈会战，部队减员相当严重，并且中国军队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装备一旦战损，就不能自给和补充。而守城长官唐生智前后的言行不一更对军心士气有巨大的打击。

       终于12月13日，南京落入日军之手。以大陆教科书记载，日军的入城就是以手榴弹、刺刀和平民的鲜血铺垫的。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与首相近卫文磨讨论进攻南京的政治目的时就说过，如果中国人“坚持民族主义”和“排日情绪”，就必须“付出代价”。现在就是日军要中国人付出代价的时候了，这个“代价”，就是血洗中国首都南京城。“日军占领南京，以为我即屈服投降”，可面对中国军民顽强的战斗意志、抗战到底的决心，日军气急败坏，战地记者铃木自述道：“因常常在残酷的战斗和战场上置身于大批的尸体和血腥中，神经都处于麻木状态。还不能不承认，每当看见眼前大批倒下的日军战死者，就会腾起一种一心想对敌报复的复仇心，就会闪出嗜虐心理。”在他看来，中国人就应被日本人奴役，连一丝一毫的反抗都不应该有。正因为如此，松井石根亲口命令对战俘“纪律肃正”，即屠杀。参加攻击南京的日军各级指挥官，也都曾逐级下达、执行过对战俘和平民的屠杀令。如第6师团长谷寿夫下令“解除军纪三天”。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写道：“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之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这里的“处理”即杀掉之意。日本学者小野贤二收集到一则这样的日记： “12月7日晴天南京城外     午前6时从宿营地出发，参加了史无前例的盛大的司令官南京入城式。下午5时命令我们去枪毙敌军约1．3万人。两天内山田部队枪毙了近2万人。似乎要把各部队抓获的俘虏全部枪毙掉。”

          日军第114师团一等兵田所耕造在谈到南京的屠杀时说：“这样的屠杀在城内外一连干了十天的光景，当然是按命令干的。……因为这是命令，就什么也不想了。”无庸质疑，屠杀就是日军的既定方针。以至于日本的同伙德国人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一般男子的有组织的大量屠杀，显然是得到了指挥官的许可而实行的。……德国政府从它的代表者得到报告说：‘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陆军，即日军本身的残暴和犯罪行为。’在这个报告的后段中，曾形容日军就是‘兽类集团。’”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特派记者杜廷在大屠杀高潮的12月17日，就曾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日军的目的，是“想尽可能长时间地继续这种恐怖，以便给中国人造成一种印象：如果抵抗，便将招致这样可怕的后果。”

          这场屠杀到底死难了多少同胞？据美国国家档案馆1994年9月9日解密公布的1934年7月-1938年7月档案，时任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于1938年1月17日致日本驻美使馆电提到：“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抢劫、强奸幼女及其对平民的残酷暴行，在战事早已于数星期前即已停止的区域内继续发生。”

          据外国在华机构当时的统计，世界红十字会在南京城内外掩埋尸体总计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具，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机构同善堂共埋尸7000余具，鸡鹅巷清真寺王寿仁以“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名义掩埋回族尸体400余具。仅此5个慈善团体收埋尸体就达18.5万余具。另有中国平民芮芳缘、张鸿儒组织难民30余人掩埋尸体7000余具；湖南木商盛世征雇工，收埋上新河地区死难者遗体28730具。此外，伪政权对尸体也进行了掩埋。如伪下关区公所在下关、三汊河一带收埋尸体3240具；伪第一区公所在城东南一带收埋尸体1233具；伪南京市政公署命伪卫生局于1939年1月收集中山门外灵谷寺一带遗骨3000具，葬于灵谷寺之东，立“无主孤魂碑”记录埋尸经过。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上写道：“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由红十字会掩埋的是43071人，由崇善堂收埋的是112266人，这些数字是由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根据各该团体当时的记录和档案向远东法庭郑重提出的）。” 法庭判决书中遂有郑重声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值得注意的是：远东国际法庭认定被杀害者为20万人以上，未包括尸体被日军消灭了的被害者在内，而且这个数字仅是“在日军占领后六个星期内”的。

          事实上，死难同胞的数目并不是真正的重点，重点在一支20世纪的近代军队居然干出了13世纪野蛮民族所做的事情，这不得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畸形产物。物质的进步与道德的提升竟然能如此不成比例，是此一事件值得深思的第一点。日本右翼学者试图以屠杀人数为突破口来否定南京大屠杀是可笑的，首先，屠杀的人数多寡不能改变事件的性质，其次，若以他们的论点，中国方面要真把三个月内华东地区遇难者数目全部计算进去的话，实际上死亡数目要远远超过一百万！而战乱年代，大量难民涌入南京，造成当时中国的首都短期内人口激增的可能性就这么被这些学者给选择性忽略，不得不说，日本某些学者是以所谓的科学之名做昧着良心的反人类之事。

        当813前夕，被中国政府想尽办法送出战场的日本侨民在火车上欢呼雀跃的时候，4个月后，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的民众却踏踏实实地在人与鬼之间徘徊，金陵古都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