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內媒體爆料，“總統府資政”彭明敏設在“總統府”內的辦公室因為與大陸通話異常增多，所以被負責監聽的“軍情局電信技術發展室”盯上。雖然彭明敏方面極力否認，但島內政治人物都已警覺：軍情單位的監聽無遠弗屆，上至“總統府”、“上將”、“立委”、“部會”首長，居然都是被監聽的對象。 事無巨細，全都監聽 最近，“立法院”就傳出一個確有其事的笑話，這是因為“立法院”分別接獲詐騙集團的電話，有些“立委”辦公室助理明知是詐騙集團騷擾，就與對方進行線上攻防，而某位接到手機詐騙電話的“立委”助理，甚至跟對方以“臺罵”、“國幹”互相嗆聲。原本在“立委”辦公室內的閉門對話，沒幾天就傳遍“立法院”。某“立委”助理出口成臟的經典名言，還被寫成“臺罵教戰守則”，該助理怎麼也想不通對話如何會被外泄。 經過追查，“立委”們懷疑可能是情報單位的“立院”聯絡人不小心說溜嘴，把該事公布於眾。雖然查無實據，但相關“立委”還是煞有其事地透過管道，要求各情報單位沒事不要隨便亂監聽“立委”辦公室的談話。 事實上，並不是軍情單位刻意鎖定該助理的行動電話監聽，而是情報單位對這種從大陸打過來的電話，都要監控與過濾。因為設于大陸的這個詐騙集團打回台灣的電話太過密集，因此引起情報單位的注意。而該“立委”助理，不幸就成了監聽的犧牲品。 機構多、分工細、觸角長 位於台北市愛國西路上的“軍情局”電信技術發展室，負責對軍方進行政治監聽。整個監聽系統的代號為“安泰專案”，其下包括以衛星下傳訊號監聽為主的“安慶專案”，以監聽行動電話為主的“安順專案”。另有主管錄音資料電腦備份系統的“石園系統”以及其子系統“安迅專案”。“安迅專案”是由200多人直接用電腦設備邊聽邊記錄，並監控傳真。對臺軍各軍事單位自動電話、軍用電話，重要軍職人員家用電話，“軍情局”電技室均有全面監聽能力。當然，如果需要，它也可以針對島內特定人物（記者、“立委”、助理）進行監聽。 細說對內監聽單位，要從“國安局”說起。據情治單位高層首長透露，“國安局”在法制化之前確實曾著手介入島內監聽業務。1990年“三月政爭”期間，“安全局”就曾在“總統府”內設有“安華”及“安康”工作站，這兩個工作站之一的“安華”工作站就是針對島內特定人士進行監聽業務的單位。島內政爭平息之後，為避免“安華”工作站的業務遭到批判，當局于1992年正式撤除“安華”工作站。 對海外及大陸地區監聽則分別由“國家安全局”、“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國防部”電訊發展室等單位負責。“國家安全局”之下的電訊科技中心、第五處（掌管科技情報與電訊安全工作）、第六處（掌管密碼及其裝備之管制、研製），“軍情局”內的大陸電訊研究室，加上“國防部”電訊發展室，負責對大陸或台灣鄰近地區進行電訊監控與解碼。這類精密的對外監控電訊設備，只要一聲令下，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對島內人士進行政治監聽。 無線、有線，雙管齊下 依照安全單位一位資深教官的說法，監聽分為無線監聽及有線監聽兩種。無線監聽是針對被監聽對象所使用的無線電話大哥大、二哥大，如果被監聽對象的手機號碼被監聽單位所取得，則這部電話所有的通話內容及通聯紀錄均會被一覽無遺記錄在案。另外，無線監聽還包括電波鎖定監聽。這種監聽通常使用於特定住所及特定對象。如果情治單位鎖定一個特定對象，就會在該對象住所附近安裝一個集聲器，被鎖定人士家中任何一種聲音或談話，均會被收錄在集聲器中。 必要時，當局還可以到戶內安裝監聽設備。這些設備，有的設計成名片夾，有的設計成插座等日常用品等你想像不到的花樣。監聽設備都採用ＡＢ頻，沒有雜波，效果很好。一個100平方米的會議室中，一隻筆掉到地上的聲音都可錄得一清二楚。據知情官員透露，“台灣的監聽設備品質之高，絕不輸給美國的聯邦調查局”。 有線監聽是利用“調查局”的監聽設備直接切入被監聽者家中的電話進行監聽，通常電話一響，監聽單位的錄音機就會啟動，被監聽者或對方挂斷電話錄音帶自動會停止。有時，情治人員為了要測試錄音帶運轉是否有故障，會打電話到被監聽者家中去。如果某人常常會接到無人應聲的電話，那就可能已被監聽。此外，若家中的電話常會被轉換成傳真機的聲音，或常會在聊天中出現撥音聲，那往往是這條電話線已經被“挂線”了。 什麼人易被監聽？ 情治單位的監聽對象範圍很廣。通常是隨機抽樣監聽，但對於特定人士、特定區域或特定時期，則重點監聽，甚至不間斷地長時間監聽。逃兵家中的電話，重要通緝犯家中或親戚朋友電話，島內重要傳播界主管，重要路線記者（如各大媒體軍事記者、政治線記者）、縣市級以上民意代表（及特定鄉鎮民意代表、鄉鎮長），重要政務官，中將以上將官，文化界、學術界爭議性人物，政治性、社會性社團主要負責人，在野黨派重要成員幹部及負責人，反對勢力重要幹部及負責人，軍火商等，往往都是監聽的對象。 手段卑鄙，動機骯髒 臺當局不顧“憲法”中關於“保障人民秘密通訊的自由不受非法侵害”的規定，廣設監聽機構，大肆對內進行非法監聽，主要目的有三： 一是收集“黑材料”，積存整肅異己的炮彈。抓內部重要人物的把柄，必要時拋出，讓其身敗名裂，主動下臺。譬如，軍方政戰系統及最高安全單位對軍事將領的掌控有一套極為特務化的應對模式。該模式是將每一位可能掌握實權的將領列檔（稱為安全檔案），裏面記載或收集的資料都不是很光彩的事，而都是這些將領不太能拿到臺面上的東西。有些檔案資料可能永遠不會被拿出來，但這些資料還是會一直保存著。但萬一被拿出來的話，就是有人想要趕你走。如前“陸軍總司令”黃幸強在位時被捅出“五貪三腐案”、前“參謀總長”劉和謙在位時被人公佈“記大過”的兵籍表等案例，這些都是將領“黑資料”的一部分，至於“監聽黑資料”通常都是擺在最後時刻，如該將領抗退或違反命令等情況下，最惡毒的監聽資料就會擺在陽光下。 二是掌握政敵行動，奪取戰略先機。在去年“大選”期間，島內政壇就爆出陳水扁動用情報單位大肆監聽泛藍高層去向的新聞。據說連戰一週打幾次高爾夫、宋楚瑜一星期打幾次牌、下鄉會見了哪個樁腳、說了什麼話，陳水扁都一清二楚。連宋競選總部下一步會採用什麼競選策略，往往是泛藍重要幹部尚未知曉，泛綠高層就已經秘密探聽到。有了這些，民進黨和陳水扁當局就可以好整以暇，以逸待勞，在於泛藍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三是威懾島內民眾，鞏固統治基礎。試想，“軍情局”電訊技術室每天監聽了全台灣80%以上的電話通話內容，並對32%的電話及電腦語音及傳真內容進行錄音、儲存，島內百姓誰還有隱私可言，誰還敢在電話、傳真等通訊工具傳播、散佈任何對當局不利的觀點？電視、報紙、網路、出版等大眾傳媒已被當局控制，現在連小眾傳播渠道也被卡斷，老百姓個個噤若寒蟬，人人自危，自然沒有人敢於公開挑戰當局了。（趙會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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