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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朝鮮戰爭爆發原因的一些史實陳述(二)(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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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君
安津
riquelme
louis nieh
YST

一)三八線和朝鮮南北政權的出現

    朝鮮在1910年就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二次大戰期間,1943/12 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開羅會議,發表開羅宣言,聲明:中美英三國打敗日本之後,在恰當的時候使朝鮮獲得自由和獨立。
    1945/2 雅爾塔會議期間,羅斯福單獨會晤斯大林,達成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雅爾塔協定(蘇聯提出的條件是:承認外蒙現狀、蘇在中國東北權益、庫頁島南部和千島群島交蘇)。當時,斯大林並未提及朝鮮問題。倒是羅斯福主動談到,如何實施開羅宣言有關朝鮮的條款。羅斯福提出:戰後由美、蘇、中三國對朝鮮實行20-30年的聯合託管。對此,斯大林回答說:“託管期愈短愈好”。1945/4 羅斯福死後,接任總統的杜魯門派霍普金斯去蘇聯……,曾經談到朝鮮問題。斯大林表示:蘇聯同意四國對朝鮮實行一段時間託管的政策。
    1945/7-8 波茨坦會議期間,蘇聯曾提到過朝鮮問題,但會議沒有進行討論,只是重申開羅宣言關於在恰當時候使朝鮮獨立的規定。由於蘇聯馬上要出兵對日作戰,在軍事上需要劃一條蘇、美軍隊作戰範圍的分界線。當時,美軍正集中力量準備對日本本土的作戰,沒有考慮派地面部隊登陸朝鮮。而且,美國對日本關東軍的實力估計過高,不認為蘇軍會在短期內進入朝鮮半島,所以波茨坦會議只劃了一條蘇美之間的海、空軍作戰分界線--大體上是從中國的長春(北緯43.9度)→朝鮮的津城(今稱金策,北緯40.8度)→日本的北海道北端(北緯45.5度)。
    但形勢發展很塊。蘇聯對日宣戰和美國丟下兩個原子彈,關東軍迅速崩潰,蘇軍進逼朝鮮北部,日本投降在即,而這時美軍地面部隊尚在離朝鮮1000公里外的沖繩島。…於是8月10日深夜,美國國務院與陸、海軍部的協調委員會連夜開會,想出一個有關朝鮮地區受降的分界線(要盡可能推向北面而又能為蘇聯接受)。由於日本1945/2在準備本土決戰時,曾調整軍隊指揮系統,以北緯38度為界把在朝鮮的日軍,北部的劃入關東軍指揮系統,南部的劃入大本營指揮系統。2因此美國就借此提出以三八線為界,劃分蘇美兩軍進佔和受降範圍。這一提議經杜魯門批准後,於8月15日正式向蘇聯提出,蘇聯表示接受。這時日本已宣佈投降。
    (三八線以北,人口約1200萬,面積12.2萬平方公里,多山區,礦產資源比較豐富,工業比南部發達,但氣候嚴寒。三八線以南,人口約1800萬,面積9.8萬平方公里,氣候溫和,雨量充足,農業發達。)
    8月15日蘇軍開始進入北朝鮮,很快佔領了三八線以北(部分越過三八線,佔領了開城和仁川)。但美軍忙於佔領日本本土,無法顧及朝鮮。直到9月8-9日,美軍才開始在釜山和仁川登陸(在開城和仁川的蘇軍同時撤出)。事實上,當時蘇聯和美國都還沒有一個確定的朝鮮政策。蘇聯人主要關心的是不要讓朝鮮變成一個反蘇的前哨,並不重視朝鮮的共產黨人。雖然當時在蘇聯伯力受訓的、以金日成為首的一批朝鮮共產黨人隨同蘇軍進入,但初時蘇聯在北朝鮮各地建立的行政機構,主要還不是共產黨人的政權。11月19日,蘇聯駐軍批准成立朝鮮北部五省聯合行政機構,擔任主席的是在日本統治時期從事反日活動的朝鮮民族主義領袖曹晚植,而不是金日成。後來蘇聯駐軍當局覺得曹晚植不可靠,才在1946/2成立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時,換了年僅34歲的金日成為委員長(這件事當時請示過斯大林,斯大林說:“朝鮮是一個年青的國家,需要年青的領導人”)。
    總的來說,蘇軍佔領下的北朝鮮局勢比較平穩。但南朝鮮則不同。
    當美軍忙於佔領日本而未登陸進駐朝鮮南部時。南朝鮮以共產黨為首的愛國人士,8月17日在漢城成立了一個“建國準備委員會”。南部各地也紛紛建立“人民委員會”。9月6日漢城舉行了有1千多人參加的“朝鮮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成立“朝鮮人民共和國”。但9月8-9日登陸進駐南朝鮮的美軍,對這些機構一律不予承認,而在9月19日成立“美國軍政府”。由於美國人在那裏沒有任何根基,所以大量沿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舊人進行行政管理。當時,美國曾物色了兩個人選,一個是二戰時在我國重慶的“朝鮮臨時政府總統”金九,另一個是旅居美國30多年、已69歲的朝鮮老政客李承晚。這兩個人在南朝鮮當地都沒有基礎。李承晚太過保守固執,美國人並不滿意。但李承晚極端反共,得到麥克阿瑟的支持,而且美國一下子也找不到其他合適的人選,所以就扶植了李承晚。由於這種種原因,南朝鮮局面比較動蕩,1946年多次發生反對“美國軍政府”的風潮,連杜魯門在回憶錄中也承認,“美國軍隊不得不開槍射擊”來鎮壓這些風潮。
    在這段時間,蘇美在朝鮮問題上,仍然是維持著羅斯福與斯大林所達成的“託管”政策,雙方都沒有打算長期佔領朝鮮或分裂朝鮮。1945/12 的蘇、美、英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還達成了一項“託管”協議--規定由駐朝鮮的蘇、美軍隊司令部組成一個“聯合委員會”,在同朝鮮各黨派協商和徵得蘇美英中四國政府同意的條件下,對朝鮮實行5年的託管。但隨著1947年“冷戰”的開始,雙方在政治利益和意識形態上的對立,使這個協議無法貫徹。而在戰後亞洲民族解放運動高漲的形勢下,朝鮮人民強烈要求撤走外國佔領軍實行民族獨立。美蘇兩國則從各自的利益和立場,扶植當地的政治勢力。美國首先單方面終止了兩國駐軍司令部組成的“聯合委員會”,於1948年8月在南部扶植成立以李承晚為總統的大韓民國。蘇聯則對應在9月支持北方成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北朝鮮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就致電蘇美兩國提出撤走在朝鮮的一切外國軍隊。由於當時北朝鮮局勢比較,1946年底已把駐軍從4萬減到1萬人,所以主動宣佈在1949年元旦前撤走全部蘇軍。美國則比較被動。但在蘇聯撤軍的情況下,也不得不宣佈在1949年6月把駐南朝鮮的兩個師撤走。我們過去的傳統說法,強調朝鮮戰爭是美國不甘心被趕出中國大陸,策動李承晚挑起,企圖以朝鮮和台灣為跳板推翻新中國。事實上這種說法是很難成立的。當1949年6月美國從南朝鮮撤軍的時候,南京、上海都已解放,中國大陸的蔣介石政權已土崩瓦解。如果美國要以朝鮮作為跳板對付新中國,那何必從南朝鮮撤軍?
    事實上,戰後美蘇的冷戰對抗,從歐洲來說是從1947年起開始的。由於歐洲是美蘇的戰略重點,所以也可以說,從全球戰略來看,美蘇冷戰是從1947年開始的。但在遠東的美蘇冷戰對抗是比較後才開始的。美國從1947年起就在歐洲推行“遏制政策”,而美國的“亞洲遏制政策”則是在1950年初才提出和確定的。1948/6-1949/5 美蘇之間在歐洲發生了“冷戰對抗”的第一個高潮--柏林危機。而這個時候,在遠東,美蘇不僅從朝鮮撤走軍隊,而且雙方在對華的政策關係上也未發生直接對抗。從揭示朝鮮戰爭的歷史背景來說,我們除了要了解三八線和朝鮮南北政權出現的背景,還必須了解這段期間的中、美、蘇關係。
(二)戰後初年中、美、蘇關係變化的影響

    1945-1949年的中、美、蘇關係,情況和變化都比較複雜。由於這方面的有些問題,我們過去是不講的、或是講得很少的。而這種情況和變化,對於我們了解朝鮮戰爭來說十分重要。因此下面根據近年來披露的事實,作一個簡要的敘述。
    先從二戰末期羅斯福的對華政策談起。羅斯福制定的戰後對華政,主要是扶植蔣介石政府,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作為美國控制亞洲的支柱。羅斯福同斯大林簽訂雅爾塔協定,在中國東北和蒙古問題上滿足斯大, 日本投降後,美國一方面幫助縮在峨嵋山上的蔣介石搶佔沿海地區,另一方面策劃國共談判,企圖支持蔣介石用政治手段來控制中國。美國認為,關鍵是搞掉中共的軍隊,只要這一問題解決,其他問題都可迎刃而解。1945/12 杜魯門派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兩黨爭端,一方面要求中共交出武裝,讓蔣介石統一指揮;另一方面要求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實行政治民主化。但是,專制獨裁是蔣介石的命根子,他決不放棄;而毛澤東也決不會交出軍隊。結果,1946/6 蔣介石挑起全面內戰。1947/1 馬歇爾宣佈“調停”失敗,從此美國就公開支持蔣介石打內戰。
    至於蘇聯,當時同中國的國、共兩方面的關係都比較微妙。蘇聯同中國共產黨具有相同的意識形態。它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中國共產黨也有長期的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援助關係。但雖然如此,蘇聯的對華政策,首先考慮的還是其國家利益。二戰末期,斯大林對華政策的主要目標可以說有兩個。一個是要在遠東保持一個對蘇友好的中國,至少是中立的,這樣蘇聯的東部就有一個安全保障的中間地帶。斯大林並不十分相信中國共產黨。我們知道,毛澤東歷來對於共產國際就不是俯首馴服的。所以斯大林曾經說,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真正的“愛國者”(即“民族主義者”)。而且,斯大林並不認為中共在戰後能夠很快取得全國政權,所以他把“保持對蘇友好、至少是中立”的中國這一目標,放在蔣介石政府身上。蘇聯的另一個目標是在遠東控制一個不凍港的出海口(中長鐵路和大連、旅順港,也就是原來沙俄在中國東北的權益)。通過簽訂雅爾塔協定,蘇聯從美國方面獲得了這種保證,並由美國從中施壓,在1945/8 同蔣介石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條約》,
取得了這些權益。可以說,雅爾塔協定和同蔣介石簽訂的條約,使斯大林在對華政策上的兩個主要目標都得到了保障。所以戰後初年,斯大林支持蔣介石政府,壓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勸說中共“交槍做官”,支持馬歇爾的來華調處……,實質上是配合了美國的對華政策。毛澤東在1956年的《論十大關係》中,曾經講到這一點:“斯大林……在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
   
    在這裏,還要說說有關1949年初米高揚到西柏坡的問題。這個問題存在不同說法。主要是米高揚到西柏坡,究竟是否轉達過斯大林勸阻中共過江的意見。(現在還沒有看到檔案)。米高揚的兒子在整理髮表米高揚的回憶錄時,說沒轉達過。但根據劉曉1986年出版的回憶錄《出使蘇聯八年》,談到他1955年1月赴蘇上任前夕,周恩來同他談到米高揚1949年到西柏坡時轉達了斯大林勸阻解放軍過江的口信。80年代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裏的一篇文章,也提到1984年11月楊尚昆接見他時談到此事。還有,毛澤東1957年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毛澤東說:“直到1949年,我們眼看就要過長江的時候,還有人阻止,說千萬不能過長江,過了,就會引起美國出兵,中國就可能出現南北朝。……我們沒有聽他們的。我們過了長江,美國並沒有出兵,中國也沒有出現南北朝。如果我們聽了他的話,中國倒真可能出現南北朝”。(1979年1月2日《人民日報》)……這裏所說的“他”和“他們”,指的就是斯大林和蘇聯,那是無疑的。(交不交槍?過不過江?出不出兵?)。
    這裏要分析一下,斯大林為什麼要勸阻解放軍過江呢?除了我們上面已經提到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當時儘管蘇聯在歐洲堅決同美國搞對抗(甚至不惜軍事對抗),但在亞洲卻盡量避免同美國對抗(尤其是要避免軍事對抗)。中國長江流域以南的沿海地區,是西方國家的傳統勢力範圍。在斯大林看來,中共打過長江,美國是很可能直接出兵干涉的。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從作為國際共運的頭頭這個角度,或者是從同美國進行冷戰的角度,蘇聯拋棄不管都是不行的。而如果蘇聯插手管,又會同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對抗,這又是斯大林當時極力避免的。對此,我們還可以從下列事實得到證明。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決戰關鍵時刻的1948年9、10、11月,毛澤東三次提出要求訪蘇同斯大林會晤,斯大林都不同意(第三次拒絕後派了米高揚到西柏坡)。事實上關於蘇聯對過江問題的建議,在蘇聯檔案裏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在平津戰役勝利後,毛澤東原來的想法是要直接過江,但是蘇聯方面認為,應該給南京談判的機會,當然最好能讓南京方面不同意談判的協議,則破壞和平的責任就不是中共所負擔了,同時這樣美國方面也難以插手。
    到1949年春夏,中國人民解放軍已解放了中國大陸的絕大部分地區,斯大林才同意由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於1949年7月訪蘇。劉少奇訪蘇時,曾向斯大林提出,請蘇聯派空軍和潛艇支援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斯大林當即回絕。他解釋說:“如果蘇聯在軍事上支持攻打台灣,將意味著同美國發生軍事衝突,並為發動新的世界大戰造成口實”。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1949年12月訪蘇時,同斯大林見面的第一天,就再次提請蘇聯供應軍艦、飛機和駕駛員幫助解放台灣。斯大林也沒有答應,並且勸毛澤東不要急於進攻台灣。這也是擔心在亞洲同美國發生軍事對抗……其實,蘇聯在歐洲同美國對抗,在亞洲避免同美國對抗,兩者不僅不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極力維護蘇聯在雅爾塔格局的利益。    我們上面談了1947年以後蘇聯對華政策的變化。而在這段時間裏,美國的對華政策也出現變化。隨著中國解放戰爭形勢的發展和美蘇冷戰的開展,美國統治集團內部圍繞對華政策問題,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尤其經過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整之後,美國的對華政策面臨一種兩難的局面:如果不進一步支持蔣介石,蔣政權就會垮臺;而如果進一步支持蔣介石,就要直接捲入中國內戰。當時,包括麥克阿瑟、杜勒斯等人的反共強硬派,認為如果共產主義在中國勝利,對美國和“自由世界”將是更大的威脅,強調應該實行“歐亞並重”的戰略,全力支持蔣介石(甚至不惜直接軍事介入)。但主要掌權的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等一派,堅持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認為美國在亞洲只能採取有限的援蔣方針。他們擔心,如果美國全面介入中國內戰,不僅會削弱在歐洲同蘇聯對抗,而且會陷入中國這個汪洋大海的無底洞,這是美國人民絕不會接受的。此外,對於蔣介石政權的腐敗無能,美國當局也越來越不滿意和失去信心。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1949/1 制定的第34號文件,提出了一旦蔣介石政權垮臺,美國如何在遠東保持有利的戰略均勢這樣的問題。34號文件提出,一個是把羅斯福所確定的扶植蔣介石中國的亞洲政策,調整為扶植日本;另一個是把對華政策從“盡力阻止中共在中國勝利”,調整為“盡力阻止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
    因此,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戰役前後,出現了很有趣的現象。當蔣介石政府遷都廣州的時候,蘇聯駐華大使和大使館隨著蔣介石政府從南京遷到了廣州;而美國駐華大使和大使館卻留在解放了的南京(美國在瀋陽、北平、天津的領事館也繼續留在當地開館活動)。其實,當時斯大林要蘇聯駐華大使羅申隨同蔣介石政府遷到廣州,同杜魯門要司徒雷登留在解放了的南京,可說是異曲同工,都是一種留有餘地的腳踏兩船行動。所不同的是,杜魯門不怕得罪蔣介石,而在斯大林看來他也不怕得罪毛澤東。所以在這一段時間,中、蘇、美關係是相當複雜和微妙的。在南京和上海解放後,杜魯門政府不僅拒絕了美國反共強硬派,關於“對中共實行貿易制裁”的主張;而且指示留在南京的司徒雷登,尋找機會同中共高層人士接觸。而中國共產黨對此也採取了靈活的態度。據黃華的回憶,1949/4 他受周總理委派從北平到南京做外事工作時,周總理對他講可以同司徒雷登接觸。於是在這一年的5-6間,黃華同司徒雷登進行了多次接觸,發展到司徒雷登有可能到北平同中共最高領導層直接會晤的程度。這件事,是6月8日司徒雷登根據美國國務院的指示,派他的親信秘書首先主動提出的。6月16日,中共決定由當時的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發信邀請司徒雷登訪問燕京大學。6月28日,黃華專程拜訪司徒雷登,對他說接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口信,如果司徒雷登訪問燕京大學,毛和週會歡迎的。司徒雷登得到這個口信後非常激動,他在給美國國務院的電報中說:這是一個“絕無僅有的機會”,“機不可失”。但7月1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突然通知司徒雷登:“最上層(顯然指杜魯門)決定你不宜去北平”。……(對於美國的這個“剎車”,有人說是因為毛澤東在6月30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明確宣佈新中國要“一邊倒”向蘇聯。也有人說是主要思因為杜魯門受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當時杜魯門的民主黨政府,正受到共和黨等右翼政客的猛烈攻擊,指責民主黨政府對華政策不力,“丟掉了中國”,以至杜魯門政府不得不在8月發表一份1000多頁的“白皮書”)。……
    隨後不久,接連發生了三件影響很大的事情。一是蘇聯1949年9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蔣介石從大陸敗逃台灣;三是毛澤東訪蘇和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三件事情對遠東和世界局勢有很大影響。我下面分別講講這三件事情對中、蘇、美關係的影響。
    首先說說新中國建立後的蘇聯對華政策和中國的“一邊倒”政策。
    儘管中蘇之間存在著不少的矛盾和不滿的因素,但在美蘇兩國處於冷戰對峙狀態,世界分裂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形勢下,新中國與蘇聯結盟,對於雙方都是必要的和必然的。
    對於蘇聯來說,當時美國通過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歐洲已經設立了一條“遏制”蘇聯的戰線(並且發生了第一次柏林危機的嚴重對抗)。在遠東,美國通過對日本和菲律賓的控制,也取得了優勢的支配地位。蘇聯在歐洲有它所牢牢控制的東歐集團來同美國對抗,但在遠東卻不同。蘇聯本來是依靠雅爾塔協定和同蔣介石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來得到保障的。現在已經發生了變化。中共掌握全國政權之後,斯大林在對華問題上有三個主要擔心。一個是擔心新中國變成第二個(鐵托)南斯拉伕……。與此有關的第二個擔心是怕中美關係發生變化,新中國(急需資金髮展經濟等)靠向美國……。第三個是擔心新中國不承認蔣介石政府所簽訂的條約,使蘇聯失去所得到的權益。這方面有些非常微妙的歷史事實。如,毛澤東訪蘇期間在一次同斯大林的會談中,當毛澤東講到新中國拒絕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包括蔣介石簽訂的和沙俄時代簽訂的條約,而且表示中國要收回旅順口和東北的鐵路時。斯大林十分惱火,竟然對他身邊的隨員說了這樣一句話:“那個家伙是不是還想把貝加爾湖要回去?”……對於斯大林來說,一旦中美關係發生變化、新中國變成第二個南斯拉伕,蘇聯的東線安全就將失去屏障,完全暴露在美國的威脅下。所以斯大林儘管對毛澤東有種種不滿和不信任,仍然不得不作出一定的調整(包括很難得地作了檢討,說他在指導中國革命時犯了錯誤),爭取同新中國結盟。
    至於新中國,當時同蘇聯結盟就更加是必要的和必然的了。無論是從意識形態的因素,從中國革命幾十年的歷史傳統關係,以及從當時的現實政治角度,都是如此。即使從發展經濟的角度來講,新中國如能從美國和西方獲得經濟援助當然好,但那是毫無把握的事情,能夠現實地指望的還是蘇聯。毛澤東的高明就在於他對局勢和蘇聯的擔心看得一清二楚。在他看來,與其受到蘇聯的猜疑,不如早些讓它放心,以便從蘇聯取得必要的支持與援助。因此,毛澤東在1949/6/30(即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訪蘇前夕)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明確宣佈新中國要“一邊倒”。這很大程度上就是說給斯大林聽的。據伍修權和薄一波的回憶錄,毛澤東當時曾經解釋說:“這樣是主動的倒,免得將來被動的倒”。後來毛澤東訪蘇,為了爭取把同蘇聯結盟關係,通過條約固定下來,作了很多的努力、鬥爭和讓步(這裏就不說了)。中國的“一邊倒”和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對於後來中國的捲入朝鮮戰爭,當然是有很大影響的。但並不能由此而以為中國支持和參與了策劃朝鮮戰爭。
    下面我們再說說,隨著蘇聯爆炸原子彈、新中國的成立和中國“一邊倒”,這三件事對美國亞洲政策的影響。這個影響,可以說集中在1950年初杜魯門政府提出的所謂“亞洲遏制政策”。它主要反映在如下3個文件--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的聲明;1月12日艾奇遜的演講;以及這一年4月經杜魯門批准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   
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發表了一項聲明,宣稱:美國對台灣或其他中國領土都沒有野心;在目前美國不想在台灣取得特別權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不會採取導致捲入中國內戰的方針。當天,艾奇遜奉命會見新聞記者,對杜魯門的聲明作了如下解釋:?美國承認台灣是中國的領土;?美國決不使用其軍事力量介入中國內部的台灣爭執;?美國不會向台灣島上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物資或派遣軍事顧問。杜魯門的這項聲明,被認為是美國實行“棄蔣”和從中國脫身的政策。這裏就產生一個問題,為什麼在半年之後爆發朝鮮戰爭時,美國又突然派第七艦隊到台灣海峽,重新實行“保蔣”和介入中國內戰呢?
    第二件是1月12日艾奇遜在全國記者俱樂部的一次演講,重點說明美國在遠東的防禦範圍。艾奇遜說,美國在遠東的這條呈環形的防禦線,從阿留申群島起至日本,然後經琉球群島延伸到菲律賓。艾奇遜還特別強調,美國在遠東的防禦地區是菲律賓和日本。也就是說朝鮮和台灣都不在其內。西方有些學者認為,正是因為艾奇遜明確宣佈朝鮮不在美國的防禦圈內,蘇聯才會支持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
    最重要的是第三件,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這是這一時期美國對外政策的綱領性文件。我們不準備在全面闡述這個文件,僅從對朝鮮戰爭影響的角度作幾點分析。
    首先,第68號文件的一個大前提,就是強調蘇聯要實行共產主義擴張。由於蘇聯掌握了原子彈,它必然會不惜採用任何軍事手段來實現這種擴張。因此第68號文件認為,任何一場由蘇聯挑起的軍事衝突,都可能是蘇聯全球戰略進攻的先聲。後來一些研究朝鮮戰爭的西方學者說:“…第68號文件關於蘇聯(戰略)目標的錯誤判斷,把(美國人)在對待朝鮮戰爭問題上引入歧途”。
    其次,第68號文件強調蘇聯是美國的主要敵人,並且認為美蘇是兩個掌握原子彈的世界權力中心,它們必然會相互威脅而刺激戰爭的爆發,甚至是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由於強調了戰爭的形勢,美國不僅把其軍事預算大幅度地增加(從130億美元增加到500億美元),而且從美蘇戰爭的角度,去看待和處理一切國際危機與衝突。
    第三,第68號文件把新中國看做是敵人,這就是美國在1950年處拋出的亞洲“遏制政策”。顯然這對朝鮮戰爭有很大影響。但儘管如此,從今天所披露出來的歷史材料看,當時美國和蘇聯都沒有打算、也沒有準備,在遠東(更不用說在朝鮮)實行軍事對抗,以至發動戰爭。那麼朝鮮戰爭到底是如何打起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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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指出一点,根据俄国90年代公布的档案,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谈是在6月27日,毛泽东的声明是在其后。

其次,鉴于金门战役的惨败毛泽东12月访俄向斯大林要求海空军援助攻打台湾时斯大林是拒绝了直接出兵但许诺装备援助。

另外那位曹晚植是由于坚决反对托管引起了斯大林的反感与戒心才让25集团军政治部推荐的金日成取而代之(这位民种族主义者从此人间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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