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不但没有把内战抗战历史用事实陈述到令大多数人认同，而且在诸如钓鱼岛争议，达赖喇嘛，以及香港政改的议题上等，不是针对焦点薄弱，就是有理说不清，这样缺乏说服力的舆论体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陆长久缺乏舆论公信力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以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缺乏言论自由之下的多元不同观点的表达辩论，比如香港占中，其实大陆是完全有底气揭露批判泛民所谓的真普选，可是，大陆各路人马各个都不允许发言，环球时报偶尔发表一些评论，被港媒广泛转载在香港引发辩论，当出现有北京不乐见某些意见例如特首梁振英表示不认同环时社评的某个观点，北京官方立即宣布社评不代表政府的立场云云，随后环时闭嘴相当长一段时间改由人民日报海外版几乎每日一篇针对占中的八股文，丝毫得不到港媒的重视和转载，说了等于白说。现在占中早已收摊，但是围绕政改的话语权，仍然是泛民那些站不住脚的论点占据道德制高点，唉，明明有理有据却有理说不清，这就是命令大陆社会全部闭嘴，只准人民日报一家之言而导致的被动挨打。

第二，中共的说理思维往往不是事实摆在第一位，然后用事实去说明中共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而是反过来，把党的路线政策的正确放在第一位，然后选择一些事实同时忽略或故意掩盖另一些事实来印证自己的正确。

言归正卷，关于国共内战对日抗战，近年面对台湾蓝军此起彼伏的质疑和抗议声音，中共完全可以用深入的史实逐一回应台湾蓝营方面的反弹，但中共认为目前的对台策略的主轴是反台独推动和平统一，抗战历史应当淡化国共分歧，着重强调彼此曾有过的联手合作共抗外侮才能体现两岸一家亲才会有利于和平统一，所以，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对岸舆论，一再强调官方不会和台湾辩论内战抗战史实， 这就是中共把和平统一的政策放在第一位，不愿用事实全面辩论内战抗战反击台湾方面诸多不实指控的深层原因。殊不知，蓝营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万恶的共匪窃国”的心魔不除，台湾的统派力量就难以壮大，什么时候，中共可以改变目前的立场，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可以事实为第一位，做错了坦诚认错，包括两岸和平统一在内中国梦一定比现在顺畅得太多。

老蒋平生最大失败在于无法正确了解中共，把自己失去大陆一味归罪于中共窃国，给中共编造了很多大帽子和罪名。其实无论内战还是抗战，中共都处于的上升期，犯错较少做了很多当时属于正确的大事，而同时期的国民党则不断犯大错以致最后崩盘败退台湾岛。中共建政后，犯下了大跃进文革等大错，实际上助长了老蒋关于万恶共匪的指控。

然而，中共在1949年后犯的错误，并不能印证老蒋对老共建政前的极端指控是正确的。由于一直以来中共文宣的古板陈旧，更由于现阶段为了和平统一的统战需要中共不愿意开展历史辩论，所以也就有相当部分的人仍然相信老蒋所言的抗战时国民党打的，中共不抗日只顾壮大自己…

总而言之，中共舆论陈旧八股早已是一个沉疴顽疾，不反思弊端从根本上改革是无济于事的，将会成为中国崛起的绊脚石无法胜任中国梦的历史重任。

剛剛查了一下，抗戰勝利后蔣先生授抗戰勝利勛章共98枚，共軍朱德，彭德懷和葉劍英各得一枚，張靈甫沒有。青天白日勛章至1949年共授192人，張靈甫也沒有。值得注意的是抗戰勝利勛章是授給抗戰有功的中國軍人，在蔣先生的眼裡，顯然張將軍不夠這個分量這已經說明了一切，但他抗戰有功是不爭的事實（張靈甫得的是比青天白日勛章低一級的寶鼎勛章）。一碼歸一碼今日我們緬懷張將軍的抗日功績，但也不必把他拔得那麼高，如此把眾多九泉下的抗日英雄們（尤其是王耀武將軍）又置於何地？抗日戰爭究竟是7、80年前的事了，我們該正視的是，如今的兩岸政府在保衛國土上是否能捐棄成見停止內耗，共同以中華民族大義為重，一味計較過去的得失是一種loser的心態，以我的觀察國民黨這方做的比較差，也許被他們一貫瞧不起的泥腿子，居然能在21世紀以一種新的面貌出現，並且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相對于他們現在可能連台灣這最後的三分地都守不住，心中五味雜陳也未可知。

希望國民黨當局不要老是以受害者自居，一個百年的革命政黨居然變得如此沒有出息，想地下的孫中山和兩位蔣先生也不是很樂見的吧！

李宗仁比张灵甫官阶高得多，但果粉不吹李宗仁，因为李宗仁投共了；王耀武比张灵甫战功大得多，但果粉不吹王耀武，因为王耀武投共了；张自忠比张灵甫壮烈得多，但果粉不吹张自忠，因为张自忠不反共；孙立人名气比张灵甫大得多，但果粉不吹孙立人，因为孙立人被蒋公兔死狗烹了——吹捧张灵甫只因他反共。

还有傅作义、卫立煌、杜聿明，都是类似原因。

所以国民党方面偷梁换柱，把贬低张灵甫和贬低国军将领划等号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大陆很多城市有纪念国军将领。譬如，北京有张自忠路、赵登禹中学等。反观台湾，多少个以中山和中正命名的道路、行政区和大学？

下面这些图是爱考究的人整理的，主题是国军和共军牺牲的将领对比。

例数了国军牺牲的“将衔军官”，大多是团级甚至营级，因为蒋介石常常招安一支杂牌军就送一个将衔。为了拉拢人心或支撑士气，也不时有为小功劳授将衔。

共军本来就少，容不下这么多将军。作为对比，同时还例数了共军牺牲的团级以上干部。数目数倍之多。共军本来就少，容不下这么多将军。

当然了，这样比是为了突出效果，其实是不公平的，因为不见得国军团级以上的就一定个个是将军。

但是还是能够说明一点问题的。

不得不承认对于国共内战还有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是我和市长分歧相当大的范畴。

台湾人特别是蓝营谈及抗战，总是提到国军打了多少场大会战，以及有多少高级将领牺牲，以此否认贬低共军的抗日功劳，这是无法说服台湾岛以外的中国人的（大陆的国粉除外）。

请问，谁规定抗战一定要与日军大会战才是功劳，而敌后游击战却不是？一个农业国的中国和工业化的日本打仗，国军系列的大会战败多胜少，从上海一直败退到重庆；相反，共军在敌后的游击战闹得日本占领军日夜不得安宁，到了抗战最后阶段，美英才发现国军的势力范围几乎龟缩的西南重庆一带，广大的华中华南华北东北等地在第一线与日军对垒的几乎都是共军，为了防止共军接收沦陷区，美英急忙下令日军减缓投降速度，美军出动大量军用运输机急忙把国军运送到全国各地接受日军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当时就说:“中国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夺去”。

由此可见，国共两军在抗战中采用了不同的战略战术，毫无疑问，共军抗日比国军更有效果。 台湾方面坚持用本身伤亡巨大杀敌确有效的大会战的次数，还有本来上百万人马中高阶军官一定比长征后仅剩下几万人的共军的高军衔多这两点，来衡量抗日的功劳，落入一种自说自话的泥潭难以自拔。

抗战期间，当时的中国不能生产最简单的步枪，日本封锁所有的对外港口，由印缅公路运来的外国军援全部配送到国军，老蒋称之为“抗日的生命线”，言下之意，没有这些外援抗日就无法进行了。

可是，共军就丝毫也没有得到这些外援，依照老蒋的理论共军是不能也无法抗日了，可是，毛泽东的敌后游击战到沦陷区发动民众抵抗日本占领者的统治成效非凡，这不叫抗日？匪夷所思。

台湾中研院院士陈永发撰写过国共抗战历史的研究报告，谈到当时的老蒋眼见共军游击战在敌后作用非凡逐步作大，也曾命令国军到沦陷区开展游击战，可是老蒋把游击战看作仅仅是 战术问题，国军不懂如何发动和组织民众，抗战期间在敌后与共军进行的游击战较量几乎全部失败。

陈永发绝对不是亲共分子，报告基本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说话，但是陈的报告最后承认，国民党指责共军不抗日没有证据不能令人信服。有兴趣者可以查看该报告。

本人不认同市长关于中共政权已经稳定应当还原历史的观点，我认为台湾民主化多年后， 抗战和国共内战的历史基本停留在两蒋的反共八股时代，没有随着民主化而向前迈进，这才是今天两岸至今对抗战历史仍然落差巨大的主要原因。 本人还认为如果开展抗战内战历史的公开大辩论，中共的历史论述更能说服人。

本人从不赞同国共打内战，内战的后果被列强介入祸害延续至今对国家民族重伤至巨。但如果查阅历史，打内战的责任国民党大于共产党，市长为内战中共军那些抗战功劳不大将领打败国军 抗战名将鸣冤的逻辑有点问题，抗日是共对外辱， 内战是为其主，莫非生死决战前先要查看对手是否抗日有功?何况抗日的功劳并不是用国民党一家之言的大会战，以及国民党自封的军阶的高低来衡量的。

一直未對市長有關《張靈甫》一文置評，確實是因為的確該人是個爭議人物，國共雙方各執一詞。

如果想對張本人和他的戰績進行細究的話，不妨請教軍史專家。中共官方的軍史專家未必敢說真話，好在有很多民間的軍史專家對此也非常關注。

民國革命起於粵軍，如果大家有興趣不妨看看粵軍軍史專家‘連陽標統’的有關文章。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王耀武於74軍的史實遲早被還以公道評價。張靈甫的抗日戰功，也遲早會被正史所記載。

最近一直看到一些貶低張靈甫的文章，看得好笑，此地無銀三百兩，甚至連一點風度都顧不得。中共有哪個將軍能拿出檯面，和張靈甫的戰功和英姿煥發相比？就是拿不出來，才會雞毛蒜是拿他殺妻出來說。毛神有多少個老婆？老婆怎死的？怎不拿出來談談？

與其花那麼多精力詆毀一位棄筆從戎，抗日英雄，為何不花點時間，寫些中共能拿的出檯面的抗日英雄？

此文謬誤甚多，YST提到的很多著名戰役，張靈甫要麼根本沒有參加過，要麼根本不是他指揮的。其中功勞最大的是王耀武將軍，不能因爲他投共就抹殺其功績，把功勞都記在張靈甫頭上。

要說歷史要從74軍說起。74軍從1937年9月組建到1946年3月更番號為整編74師，共經歷了四任軍長（師長），均為風雲一時的人物。他們分別是首任軍長、黃埔一期生俞濟時，二任軍長、黃埔三期生王耀武，三任軍長施中誠，四任軍長（師長）、黃埔四期生張靈甫。

抗戰前，王耀武是51師師長。51師是奉調參戰的主力部隊之一，任務是堅守吳淞口附近以羅店為中心的陣地，阻止日軍從海上登陸，打破其從川沙登陸經羅店直趨嘉定，切斷京滬線的企圖。他率領所部多次擊退日軍的海陸空協同進攻，期間還運用夜戰戰法主動出擊，先後擊斃日軍聯隊隊長竹田和炮兵聯隊隊長莫森，受到總部的通報表揚，上海《申報》、《大公報》等大報都報道了51師的戰績，王耀武一時成為家喻戶曉的抗日英雄。

1938年7月，王耀武率部隨74軍參加江西的萬家嶺會戰，斃傷日軍4000人，74軍一戰成名。戰後，王耀武被蔣介石擢升為74軍副軍長（仍兼51師師長），一年後又升為軍長，成為最早擔任軍長的黃埔三期學生之一。

隨後，王耀武的抗日戰績精彩不斷，74軍也成為全國對日作戰唯一沒有敗績的軍隊。1939年9月，王耀武率74軍參加第一次長沙會戰。他運用反包圍的戰術，成功收複高安城。

1941年春，王耀武率74軍參加了江西上高會戰，與其他中國部隊一道殲滅日軍數千人。為此，74軍贏得了“抗日鐵軍”的稱號，被蔣介石授予飛虎旗。戰後，74軍作為首批五個軍之一換裝蘇式裝備，開始成為五大主力之一。

1942年到1943年，王耀武率74軍先後參加浙贛會戰、鄂西會戰、常德會戰，屢戰皆勝，鮮有敗績。

1944年1月，深受蔣介石賞識的王耀武被升任為24集團軍司令，由施中誠接任74軍軍長（下轄周志道的51師、李琰的57師、蔡仁傑的58師）。但74軍依然歸王耀武節制，與73、79、100軍一道隸屬24集團軍。

1944年12月，蔣介石又破格提升王耀武為第四方面軍總司令，仍然節制、指揮74軍。

再說張靈甫。他是抗戰開始才進入74軍及其前身部隊，直至日本投降前他從未做過74軍軍長，多半時間為團長、旅長和師長。也就是說，74軍的象征與靈魂是其戰績的主要創造者軍長王耀武，而非與下屬師長周志道、李琰、蔡仁傑等人並列的張靈甫。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在南京“模範監獄”輕松坐監，幾乎等同於修身養性的張靈甫被提前釋放。

回到陝西老家與邢鳳英母子團聚，享受天倫之樂，閑居一段時間後，不甘老死林下的張靈甫一度悄悄運作，試圖重回原來熟悉的老部隊——胡宗南已擔任軍長的第一軍。

或許張靈甫殺妻惡名過盛，胡宗南未予接納，他又轉而投奔正准備與58師合編為74軍的51師，被厚道慷慨的師長王耀武“拉了一把”。因暫無合適的實缺，張靈甫只被授以51師師部高參的虛職。

但畢竟返回了離別兩年的軍隊，張靈甫依然很滿意。為表自己“洗心革面”，縮小殺妻帶來的負面影響，他將原名改為“張靈甫”，“鐘麟”則成為不需要常用的字。

令王耀武沒想到的是，他於困窘之際急公好義接納的這位黃埔學弟，後來不僅將他一手創建和抗戰8年心血傾注的74軍毀於一旦，70餘年後還被人為抬高到取代他的位置，成為了74軍的化身。

1937年8月，王耀武奉命率51師從漢中開赴上海參加淞滬戰役，開始了74軍抗日的第一場血戰。

張靈甫此時遠在武漢，沒有隨王耀武參戰。退一步說，即便張靈甫隨軍到了上海，僅僅是高參虛銜而非實兵指揮，作用和戰績也將極其有限。

戰後的1937年10月，51師所屬的153旅新組建了第305團，王耀武任命張靈甫為團長。張靈甫此前沒有參加過抗日戰事，這一團長之職得來是因為有了王耀武早已內定的實缺，而非所謂“因功”。

隨後，王耀武率51師參加為期6天的南京保衛戰，張靈甫生平第一次接觸日軍。因整個戰役中國軍隊一方部署紊亂，指揮錯誤，最終被迫匆忙撤退，釀成中華民族永久的傷痕——南京大屠殺。

1938年7月，國民黨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指揮74軍等部10萬餘人，在江西德安萬家嶺巧設“口袋陣”，斃傷日軍近萬人，史稱萬家嶺戰役。

這一戰役中，74軍軍長俞濟時奉命負責核心陣地張古山戰場。率51師參加後期戰鬥的王耀武下令各團機關槍集中使用，同時指令張靈甫率部攻打張古山，最終斃敵800餘名。

戰後，著名戲劇家、《義勇軍進行曲》詞作者田漢，編寫了話劇《德安大捷》。或許因為張靈甫的實職是團長，便於樹立基層抗日典範，鼓舞民心士氣，田漢沒有將總指揮薛岳、前敵總指揮吳奇偉、軍長俞濟時和師長王耀武等人的真名寫入其中，唯獨寫上了張靈甫。

張靈甫一時聲名大震，這也是他在抗日戰爭中唯一風光的一次。這年9月，他被提升為51師153旅旅長。

1939年6月王耀武就任74軍軍長，開始創造74軍更為精彩的傳奇。張靈甫依然是旅長，居於三個師長李天霞、餘程萬和廖齡奇之下。

此後數年，王耀武率74軍先後參加第一次長沙會戰、上高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常德會戰、雪峰山戰役，幾乎每戰必勝，為74軍贏得了“抗日鐵軍”稱號。蔣介石不僅曾當面接見王耀武，還贊賞其善於帶兵，有指揮才能。

這些戰役，1941年冬才因廖齡奇被蔣介石處決而接替其職升任為師長的張靈甫，或者僅僅奉王耀武之令沖鋒陷陣，沒有大兵團作戰中的全局部署與戰役指揮之權，或者根本沒有參加。

譬如慘烈的常德會戰便只有74軍57師（師長餘程萬）參加，而張靈甫的58師未能躬逢其盛。

最終殲敵27000餘人的雪峰山戰役，從1945年4月9日開始到6月7日結束，會戰的中國軍隊主力是王耀武為總司令的第四方面軍，下轄74軍（軍長施中誠）、18軍（軍長胡璉）、73軍（軍長韓璿）、100軍（軍長李天霞），其餘還有湯恩伯的27集團軍與王敬久的10集團軍參戰。

而張靈甫1945年2月便以少將副軍長的身份保送重慶陸軍大學甲級將官班第二期學習，直到6月18日畢業才返回湘西正在戰後休整的74軍。

王耀武抗日戰場雖然英武，但成為階下囚後，很快意識到內戰中的錯誤，心甘情願接受中共的改造。

被俘僅僅一個月後，他便接受新華社記者的采訪，暢談在解放區的觀感，對中共的寬大政策表示衷心感謝。

不久，淮海戰役開始，王耀武又與其他12名被俘將領在廣播中向昔日的同僚公開倡議：“徐州方面國民黨軍官兵們、同學們、同胞們，請你們把自己的前途盤算一下，求生存，還是等待死亡？如果要求生存，最好在戰場上起義。”

蔣介石聽到這位昔日愛將呼籲“嘩變”的廣播時，怒火中燒，一腳踢壞了收音機。

國民黨高級戰俘改造期間，王耀武也表現格外積極。他不僅要求降低夥食標准，還主動洗碗擦筷，抹桌端凳，贏得了中共的贊許和認同。

多年後，懷想民國“美好”的人們自然舍棄了王耀武，但他統領74軍獨占鼇頭的抗日戰功又不願拋開。而此時，當年戰場被擊斃、沒有了被俘受改造機會的張靈甫成為道德“完人”，經包裝為“自殺”後，王耀武與74軍的抗戰之功也全被安放到了張靈甫身上。

一尊可與千秋忠義的關羽比肩，完美、悲劇性的“戰神”便在諸多同情中誕生了。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若九泉之下有知，王耀武或許只能無語，張靈甫則不免汗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