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的淺見：

可以有兩個韓國，為何不能有兩個中國？有聽過南韓人喊著要改國號、換國父、改歷史嗎？有南韓人認為「說自己是韓國人」就是「親共」、「叛國」嗎？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向來是兩個獨立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更何況，誰才是傳承中華文化、保存正體文字的「正統」政權？

將「中國」之名讓予「中華人民共和國」，灌輸人民「中國即中共，自稱中國人即是親共」的觀念，難道是認可共產政權才是正統的中國，而否認吾國的正統性？

南宋偏安江左，南宋人有因此不承認自己的文化傳統了嗎？閩南人到台灣，閩南人有因此放棄閩南語和閩南文化嗎？政治情勢可以變易，文化和傳統不可滅！若真要「去中國化」，難道要禁止人民使用閩南語（來自福建）？

沒有國父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哪有現在的民主體制？沒有蔣公領導對日抗戰，哪有現在的自主平等？沒有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的辛苦建設，現在能不虞匱乏地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嗎？

踏著先人鮮血替台灣開墾的民主道路、享受著先人苦難換來的安樂生活，卻沒有一點感激嗎？

今日不是共產黨要亡中華民國，而是中華民國內有一批人要亡中華民國！如此是否已構成了內亂之罪？

王莽改國號「新」，這不是「正名」，而是以「正名」之名，行「篡奪」之實。若政權屬正當，何須更改國號。

國民黨執政時縱有許多過失，至少在教育方面作得很好，主事者都是學養深厚、品德高尚的正人君子，絕無誤人子弟、禍國殃民的情事。

《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人聞令下則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衛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黔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

語譯：「丞相我李斯冒死進言：古時候天下散亂，沒有辦法統一。因此列國都各行其是，談話間都極言舊時的傳統，而否定現在的法制；假託空洞的言論，來混亂事實的真相。人們各據所學，來批評皇上所建立的。現在皇上兼併了天下，制度、規矩都有了一定的標準。而各種學說於是齊聚批判法度教則的規定，民眾聽到法令就各自用自己的見解去議論；在家時心裡不以為然，出門時聚在巷子內討論；炫耀自己領受的學問來沽名釣譽，發表不同的看法以顯示自己的高明，帶領群眾誹謗政府。這樣的情形若不禁止，則皇上的威勢受挫，人民集結成黨，要禁止才好。臣下建議令史官們，不是我們秦朝所修的史書，全部燒掉。若不是擔任博士的職務，國內敢藏詩書諸子百家學說者，全都拿給守衛燒掉。敢群聚談論詩書的人，殺頭示眾。拿古代的制度來質疑現況的人，和親族一起殺掉。負責的人員知情卻未舉發的，就和犯人同罪。命令發布後，三十日內不燒的，就降職去服勞役修邊城。不必燒的，只有醫藥、占卜、種樹的書。假使有想學法令的，就去向政府官員學習。」

吳怡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國哲學發展史》（三民書局出版，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第四版）中第２７０頁寫道：「其實，思想上的論是非，學派上的辯同異，這是學術發展的正常現象。也正由於各哲學家能互相批評，才顯得思想風氣的自由。李斯如果是站在學術的立場，批評各家思想；或站在政治家的立場，提出一套統一各家思想的正確方法，也是無可非議的。但他卻不如此，而是藉政治上的殘酷手段來壓迫思想家、來阻止學術的發展。至於因李斯的建議，燒掉多少詩書、活埋了多少的儒生，這猶是小事；最重要的是政治上公開的壓迫學術，為後世君主殘殺知識份子，開了一個不可原諒的先例。秦朝在政治上的統一，對學術思想來說，卻是一個悲劇。它結束了各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先秦思想，而走進了極度板滯，而貧乏的中古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