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毛主席是新中国、土共、军队的创建者，不少人看了几本伤痕文学就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了不得的内幕，什么饿死三千万什么文革打砸抢，后面的邓是为了维护主席维护土共才不敢说这些事。
于是他们就跳高三千丈，开始追究主席的责任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原来这些事的元凶另有其人，邓不敢说是另有原因。
你就不能找真凶？比如那位很多中国人都尊敬的中国人民的儿子，反右扩大化是怎么回事？庐山会议上他站在哪个角落里了？处理彭德怀是哪个带头干的（告诉那些SB，主席根本就没参加处理彭的会议）？刘邓工作组在四清期间和文革初期又干了什么事？
给点历史真实让这些落后分子看看：
毛明确指出象北大教授傅鹰那样提出尖锐批评的人不是“右派”，傅鹰后来还升为北大副校长。北大书记陆平就发出傅鹰不是“右派”那北大就没有“右派”了的感叹。结果搞成55万人受冤，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儿子认过错没有？倒是主席后来明确表示，反右扩大化是不对的。
关于主席的谣言是最多的，还有人信，并且拿了当真事似的到处宣传。比方说“说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还很煽情地说什么“说毛泽东鼓吹浮夸风不知一亩地产多少粮食”）。
无非是重复精英们灌输的谎言，别说基本史实不了解，估计连当时相关事件的历史背景都没弄明白，也就图个一时口舌之快罢了。
至于说亩产万斤的发明人是谁，这么多资料不看一下？还要给毛泽东栽赃？
拾人唾余错漏百出，中心思想无非就是错误都是主席的，英明都是刘少奇。
通过断章取义的手法，把主席的话肆意剪裁成高征收其实是主席的错。故意忽略了其他领导人“伟岸”的身影。
我看大家首先应该重温大跃进中，刘少奇和邓小平都犯了什么错误，五风是谁刮起的。颠倒是非黑白三十年，现在还想颠倒下去吗？真以为历史不长眼，当事人死光了就可以瞒天过海，做梦吧。
知不知道什么是刘邓路线？
难怪，三年自然灾害中刘邓当时在做了什么？
浮夸共产风是谁在什么地方刮起来的？主要责任人是什么时候才受到惩罚的？和刘邓之间是什么关系。
刘做过的那些天怒人怨的事我就不说了，他是含冤而死还是罪有应得呢？许多人真的看过历史吗？
其实仔细分析当时的种种，毛泽东是真正要负责任的吗？被人诟病的五风哪一条是他搞的？
我们必须了解，1956年后毛泽东已经不主持国内事务的一线工作。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一线。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国内事务刘邓主持政治局会以就决定了，不请示毛泽东。也就是说，国家计划制定是由一线人制定，一线人决定的，除了毛泽东提出异议。主席退居二线的问题往往被人蓄意地选择性忽略。
刘邓对饿死人事件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国家主席带头刮三风，一个总书记大放卫星搞高估产高征购。把毛的批评教育当耳边风，末了还想把责任推到毛身上。
涉及饿死人的刘邓，饿死人最多的的河南吴芝圃，四川李井泉，无一不在文革被追究。可在文革之后统统平反了。被无数人恨之入骨的李井泉甚至官升至人大副委员长。
搞到很多人就把饿死人当主席的错误了。这个困难时期的帐连主席都不会认的，生前就有人想把这帐赖在他身上，他专门就此说过有人说三年困难时期是我搞的，可我说的他们又不听。
当年刘邓可都是极左积极分子，共产风，浮夸风，黑五类，割资本主义尾巴，四人帮都没左得过他们。
主席从来没信过什么亩产万斤，再栽赃也没用。真实历史是毛泽东纠正浮夸风，抵制刘邓“左”倾错误！在他们面前，主席还以右自居呢。
你有没有看过毛泽东这个时期的一系列讲话，还有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党内通信的原文呢？如果没看过，请你看一看。
毛泽东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 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 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争取今年实现钢铁翻一番为生产1070万吨而奋斗。会间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询问，现在钢铁生产仅400万吨，到年底还有4个月，4个月能生产700万吨钢吗？大家都说能行。毛泽东非常感慨，他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国共产党60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462—463页）。毛泽东还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怎么得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95—103页）
高指标导致的高征收再导致的饥荒问题就如主席退居二线的问题一样，往往被人蓄意地选择性忽略。一说到大饥荒就把责任推公社，一推公社就推食堂，来来去去不外乎什么其实1958年的年景很好，可粮食都烂在地里没人收（大炼钢铁的错），公社食堂海吃一下子就断粮了（公社的错）。
高征收怎么就硬生生地让人忽略了呢？再掰下去就会成了主席高征收，要农民的命。不是没人这样掰过的，甚至还绘声绘色说主席说了，死几个农民算什么，刘少奇大惊失色说这样搞下去不行的哟。
可真实情形是怎样的呢？
搞出高指标饿死人就是总设计师也不得不承认的真正“现实”：
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邓小平:《我的自述》）
1958年，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1958年11月，毛泽东指出：“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毛泽东文集：《记者头脑要冷静》）
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谁是大刮“共产风”、大搞穷过渡、大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人、第一事呢？这就是刘少奇，刘少奇亲手培植的共产主义试点徐水县。谁是大吹大捧徐水经验，放射政治卫星的第一人、第一报呢？这就是宣传口的把关者邓小平，和作为舆论权威的第一报《人民日报》。
把虚报产量美其名曰“放卫星”，为高指标，浮夸风呐喊、唱赞歌最起劲，最富有权威性的是当时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邓小平、彭真，和《人民日报》。
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又一重要事实！这篇社论是背着毛泽东发表的。在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起了很坏的导向作用。
主席在严厉批评在大跃进中乱刮五风的刘少奇的时候明明说过：
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按：此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笔者注）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笔者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很多人认为彭的万言书针对的是主席，无非是认为搞大跃进的是主席，搞浮夸风的是主席，所以彭批评的一定是主席！可惜，历史告诉我们所说的这些完全不对！
一堆愚民。
那我再婉转地说一次。
一，把庐山会议描写成主席和彭的斗争是完全大错特错的。
二，彭从来没有因为大跃进问责过主席，主席虽然站在刘邓一方，但并不赞成对彭的处理，也没有参与对彭的处理。
三，在文革中主席是再次保护了彭。
7月23日，毛泽东讲了话，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席在23日的讲话有全文的，有时间去好好看看，文盲。彭的万言书针对的人是：刘、邓，关主席屁事。主席在发言中把双方都批评了，然后也作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有会议纪录为证。彭信中没有一句是指向毛泽东的。很多人连彭总信中写的什么都没看，就一口咬定彭总在挑战毛泽东。毛泽东说的什么话他也不会看，就一口咬定毛泽东在批彭总。
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还有什么消极方面吗？有的。有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以大搞瞎指挥，煽动浮夸风，鼓吹“共产风”为特征的刘少奇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使广大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毛泽东在与刘少奇一些人的错误进行斗争中，处境孤立，步履艰难。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所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要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刘少奇一些人）。”
——明白彭为什么要写意见书给主席了吧，明白为什么主席不处理彭了吧。因为这些事根本就不是主席干的，反倒是主席大力纠正的。
刘少奇煽动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铁证堆积如山，看看以下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是不是效果很震撼？
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少奇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刘少奇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其浮夸风之严重是全国之最。前已述及，那里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对刘少奇来说，徐水县是他的掌上明珠。）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谁告诉你主席相信“亩产万斤”的？主席从来没有相信过亩产万斤，相信的是刘少奇和总设计师先生。硬要把此事栽赃到毛泽东身上，可见他们的私德有多“高尚”了。
总设计师先生可是鼓吹亩产万斤的旗手人物。
邓难道就不要政绩吗？李井泉没有为他的政绩作贡献？从客观看，是吹牛要兑现，从主观看，是他要政绩，仅此而已。
59年四川减产李井泉报丰收，虚报了一倍以上，中央才会有调出粮食之举。还不是因为吹牛太多，都饿死人了还不让中央知道，还在上报大好消息，一个比一个更好。
说实话这是以老百姓的鲜血染他的顶子。
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欺瞒中央。同时，李井泉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井泉调出四川。
李井泉七千人大会后没下台是因为邓小平一手遮天保了他。回川以后不是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图谋打击报复。文革中，主席多次批评李井泉，说他是走资派，结果是李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斗得家破人亡。实在是很惨，但四川老百姓却是拍手叫好，说“活该”！至今对他恨之入骨的人多的是。如果没有主席的支持，红卫兵有勇气有胆量去整邓小平支持的李井泉？就算人家手上累累血债又如何？
另外，李井泉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甚至可以说罪行，文革之后居然成为人大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副国级别、死后备极哀荣，死后生平介绍中四川那么大的错提都不提，戴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几顶高帽，那体现了谁的意志呢？
不过这倒可以解释为啥邓死保李政委了，一条线上的蚂蚱，这个盖子一旦揭开就会发现原来他也不干净。
利用当时毛主席以党的主席的身份承担责任检讨错误为借口，把他们对人民的犯罪说成是毛主席的错误。
什么叫黑？这就叫黑。
我很想问问那些选择性失明的人：
你们为什么非要针对主席，却要放过刘邓呢？为什么非要把主席没干过的事栽赃到他身上呢？
官方制造的说法愚弄了多少人，你们不是最厌恶官方的口舌吗？怎么在这件事上就一点不怀疑呢？
不敢承认自己被洗脑了，而且被洗脑得很彻底，所以才选择性失明！拼命地维护那些谎言，因为你们不敢面对你们被欺骗的事实！真是可悲又可怜。
找人算帐要找准对象，由此看来，大部分人仍是被土共所愚弄的“清醒人”。
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胆量有没有勇气把那段历史写出来。幸亏现在没有文字狱了，不然只能将“真事隐”，讲“假语村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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