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勵精圖治的陳儀，而是兇狠嚴酷的湯恩伯，大軍在手，民皆畏威，是不是不會有二二八？

蔣介石在3月19號打了個電報給赴台視事的國防部長白崇禧，還把「埔里」寫成了「塔里」，電報如下：「台北白部長：據劉師長電稱，我軍有一營追擊至塔里地方，被匪包圍激戰中云。此應特別注意，對殘匪之肅清切不可孟浪從事，稍有損失以漲匪燄。尤應特別注重軍紀，萬不可拾取民間一草一木。故軍隊補給必充分周到，勿使官兵藉口敗壞紀律。請兄特別注意。如果大軍入山窮追，更應慎重。請轉告劉師長為要。近況如何？盼覆。中正。」

陳明忠是參加埔里之戰的二七部隊突擊隊長，他腹部被彈擦傷，獲賠140萬元。他笑說：「我運氣不好，若兩顆子彈我就做總統了。」

愛台成代罪羔羊

陳明忠在事變初保護了他就讀的台中農學院院長周進三，周是陳儀的妹夫。陳明忠說外省老師比日本老師開明，他對周印象好。事後周帶陳明忠見21師的新聞處長，保陳免於通緝。由此看來，陳明忠這種首犯都可免罪，可見當時的鎮壓並不殘酷。

其實共產黨在事變中作用並不大。日本行法西斯，防赤反共，雖戰後社會主義為風潮，李登輝也加入謝雪紅組織，但其力量仍不太大。事變主因還是皇民仇中的心理造成。可是陳儀為了自辯，報蔣說是共黨煽動，加上確實是有向台灣獨立之發展，蔣才同意軍事鎮壓。

陳儀事後下台，1948年6月再任浙江省主席，但他認為大局已去，勸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與共黨談和平條件，以免上海魚爛，對湯愛之深，責之切。湯陷君、親矛盾，非常煩悶，乃令毛森扣陳於自宅（現今為上海錢幣博物館），再叫毛森去溪口謁蔣，出示陳儀勸降的信，說會效忠總裁，力守上海，但希保全義父，貽養天年，蔣同意。

後1950年蔣在台復職，陳儀被關在基隆要塞，蔣令交陳軍法審判，湯恩伯大驚，求見蔣，蔣避去澎湖，殺陳後始露面。陳死，湯恩伯起家奠，蔣又令湯撤去，湯大受刺激。1954年湯因胃疾，蔣不放他出國就醫，是孫中山的老友山田純三郎為安排日本白團助蔣的事來台，在飯桌上問蔣，蔣才勉強准其赴日就醫，卻死在手術台上。

湯本來要去美國醫，但她要帶新婦錢小姐去，其妻反對，故改到日本。湯死，雷震去基隆接靈，撫棺痛哭。

蔣對湯說守上海，最後個人全身而退很不滿。在其日記中多有記載（即藏胡佛圖書館者），說某某人又來告湯狀等等。蔣經國又誤會湯私運一船金銀財寶去日本，即授意某財政大員貿然問湯，湯暴怒咆哮。那人慌忙退至門邊，穿錯鞋隻，抱頭鼠竄而去。湯因暴怒過度，彎身嘔吐。像這樣大小是非，一再困擾他，也使他腸病不斷增劇，以至不起。雷震與湯善，湯批條子把他的汽車運來台。

毛森來台後與蔣經國有矛盾，後避居洛杉磯，蔣死後才陸續公布他的回憶。

陳儀愛台不得法，結果成代罪羔羊。早年誣陳匪諜，也不談二二八，後被迫談，陳的頭又被用來安撫人心，責任推給他了事，只有李敖為他講公道話。哪知現在全台出草，已不是一個吳鳳的頭可滿足了。

二二八，陳儀一點沒錯，錯的是行仁政，錯在自信太過。他潔身自惕，清廉奉公，在辦公室放一張小床，以便當果腹，處處為台灣著想，結果竟然被誣為「顢頇肥痴」。台灣教科書說陳儀的統治是「窳政」，這個字真是用得妙，即當時並不是暴政、惡政，或誤政，只是不是好政，但說不出來哪裡不對。

今天分析二二八的起因，舉出的什麼糧食價格飛漲、菸酒公賣、經濟蕭條等，都是戰後的現象，世界很多地區都如此。台灣因為日據已久，與祖國隔閡，因此有期待的落差，從當初的欣喜到後來的不滿與鄙夷。但當時台灣並沒有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情事。如果大陸人有欺壓台灣人，那台灣人應有「懼」，但是又沒有。

暴動未必有暴政

歷史分析不能以結果論，因為有了「暴動」，就說一定有暴政，是「官逼民反」。檢討是非因果，要把二二八放在戰後世界和中國的大勢來比較，要看陳儀是不是有比中國其他地區的施政更惡劣怠忽的地方，或者他雖然沒做錯，但是「台人新附」，他是不是做得不夠，或太掉以輕心，或者是好心得了壞結果？如果不是勵精圖治的陳儀，而是兇狠嚴酷的湯恩伯，大軍在手，民皆畏威，是不是不會有二二八？是不是對台灣比較好？「不行仁政」是不是必要？

汪彝定二二八時在台灣，事件後陳儀還派他下去看了一圈，後做到經濟部政務次長，他就說，如果台灣再晚收回15年，台灣是日本的。也就是說台灣在皇民化之下，已成了日本之土，這也是美國海、陸兩帥尼米茲和麥克阿瑟爭論要不要打台灣之因。麥主打，但尼米茲認為台灣反抗激烈，美軍會死傷烈，因此主張跳島攻日，台灣才得保全。否則台灣的死傷會比琉球大數倍。（待續）

菸酒專賣是日據時代就有的政策，後來台灣的財源及軍公教薪水也都靠此，那執行取締私菸的公權力行為有何不當？流氓暴民毆打執勤人員，後者自衛開槍，有何錯？

美軍轟炸台灣，炸死了6千人。太平洋戰爭中，台灣人參軍20萬人，戰死5萬人，包括在馬尼拉戰死的李登輝哥哥（照道理，台灣人反美應更甚於反中，因為美國人殺台灣人百倍於外省人）。他們也一樣使用慰安婦，這批前「皇軍」，後來是二二八中的主要武力，那二二八是中國抗戰及二戰的延續，怎可怪陳儀的「施政不當」？

追究責任代不到壞人

再說，如果施政不當？那為何陳儀帶出來的嚴家淦、任顯群、孫運璿、汪彝定及很多官員，在台灣後來皆有不錯的政聲？所謂的「貪官汙吏」，有名有姓找出了哪些？60年前的陳政府比2000年的陳政府要好多了吧？後來的是貪瀆族繁不及備載，駭人聽聞之至。

二二八事件最不可思議的是，只有好人，沒有壞人。說是貪官汙吏，但在哪兒？做了哪些事，嚴重到要「起義」？查緝私煙是執行公務，能謂貪汙？被毆殺的外省人，那個是貪官汙吏？打人殺人的暴徒也不見了，所有被殺處刑的都是好人，都受冤補償。事件中前死的外省人無辜，後死的本省人也無辜，前者無償，後者有。那壞人到哪裡去了？

還有，所謂的「外省人」，都是陳儀帶來的福建幹部，多是福建人，即台灣人的家鄉人，如果有壓迫，那不是自己人在壓迫自己人？後來的暴動鎮壓，不是自己人殺自己人？

3月26日暴亂已平，軍隊已入，還有幾千外省人在基隆等船返福建，他們怕什麼？怕貪官汙吏嗎？翻查當年的報紙，那批福建人談起台灣的可怕，個個咬牙切齒，驚恐莫名。那到底誰是陳水扁所說的「施暴者與加害者」？「受難者與受害者」？

二二八是叛亂，國府的鎮壓和報復是必然的，任何國家，任何地區都如此。美國人占了伊拉克，也說要行仁政，全世界也盯著看，伊拉克人反抗，美軍還不是到處殺人，幾度屠城，至今伊人已死20多萬。也就是因收復台灣還不是異族侵占，故死傷不是太大。

再分析事發之因，菸酒專賣是日據時代就有的政策，後來台灣的財源及軍公教薪水也都靠此，那執行取締私菸的公權力行為有何不當？流氓暴民毆打執勤人員，後者自衛開槍，有何錯？如此就要暴動燒殺，陳儀無兵在手，無奈，待國府派兵來台，當然要鎮壓緝兇，追究罪責。

事件發生的2月27日晚上，一群私菸販聚集在台北延平北路的黑美人酒家下面，這個地方是龍蛇雜處之地，流氓見菸販林江邁（她後來女婿還是外省人）與緝私者扭打，就起鬨追打，緝私人員傅學通自衛，在巷中打死陳文溪，他就是黑道份子。事件中黑道及皇民奉公會分子、福建回來的浪人、火燒島放出的人犯、台籍日本兵就是要角，他們殘忍毆殺外省人，連傷患躲入醫院還被拖出來打死。

二二八下午，暴民就去攻打長官公署，現今的行政院所在，在場的陳儀祕書鄭士榕回憶如下：

「不料請願群眾來臨之際，我聽到的不是一般的高呼口號，卻是一片敲鑼打鼓以及叫囂喧譁之聲，完全是殺奔前來的陣勢……。忽聞兩聲槍響，立刻秩序大亂……。衛隊長說：『當請願民眾洶湧來臨之際，一衛兵上前說明長官即將出來接見講話，請大家稍安毋躁。

叫囂之聲方停，突有一壯漢從人群中躍出，搶奪衛兵手上步槍，我怎容武器被奪，掏出胸前備用的另一手槍，向那人足部開槍示警，那人反手還擊。這兩聲槍響，引發了人群中持槍者與其他衛兵的短暫交鋒，致有5人傷亡，群眾中有6人被捕，其餘均棄物散去。因長官嚴令軍警不准開槍，我卻被迫情急違命動武，勢將遭受懲處，故而惶恐不安。』

我在當時未聞機關槍聲。果如外間所傳，衛兵在公署頂層架機關槍向密集的請願人群濫施掃射，傷亡者何止5人。

請願群眾於撤離公署廣場以後，即在全市街頭打殺外省居民，凡穿中裝而不諳台語及日語者，不分男女老幼，俱遭兇毆或殺害。據當天目擊者告我，暴民所持兇器，除日本武士刀及鐵棍外，還有土製的四圍布滿鐵釘尖端的木棍。口稱請願而身懷此等兇器，足見是有備而來，並非臨時起意的突發行動。台北市的街上此時無異是外省居民的人間地獄。」

二二八外省人先遭殃

所以說二二八實在時間有問題，當天是外省人大量被毆殺，應是外省人紀念才對。本省人要紀念應在3月6日，那天在高雄才有死了百來人。

台灣仕紳就成立了「處理委員會」與陳儀談判，現仍活著的林憲說：「『處委會』在中山堂圍著個四腳桌，大家亂成一團，誰凶誰就大聲。」本來是要求懲凶，後來演成廢除長官公署、貿易局、專賣局。32條要求加到42條，要求軍隊繳械、遣返、重立政府、台灣獨立。」（待續）

代表團提示9條件，要求軍隊繳械、集中左營、遣回大陸，還要求交出鳳山軍火庫，那裡的軍火可以裝備6個師團。彭孟緝一看勃然大怒，拍桌，罵：「混蛋！」

處委會中最激烈的是王添燈，蔣渭川也被拖下水，他本是應陳儀之請出來調解，但卻號召海南島回來的日兵集結，帶槍進出長官公署，公親變事主，陳儀極銜之，事後列通緝名單第一名。3月10號警務處長胡福相派人到蔣的三民書店家，拽他出對其頭開槍，手槍卡膛，蔣渭川還呆看警察在修槍，此時有人叫：「你為何不走？」他才穿堂從後門跑，警察追擊，流彈把他女兒打死了。蔣躲在庇護他的省黨部委員李翼中家中，待事情平息，李出來疏通，才撿回一條命。

欲借外力介入起事

陳儀處死前關在基隆要塞的「旭丘賓館」，蔣渭川想去羞辱之，蔣經國要警總配合，管事的處長反對才做罷。

3月3日王添燈拿了800人簽名的請願書，請美國領事館交給馬歇爾：「要改革台灣政治最快的途徑，是將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切斷台灣與大陸政治、經濟的聯繫，直到台灣獨立（until Formosa become independent）。」這文件存美國檔案局，但副領事George Kerr在《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一書中，卻把這段竄改，刪去「獨立」字樣，改成「台灣人民就要變成窮光蛋了」。

1948年10月26日美駐台總領事克藍茲向大使司徒雷登寫的＜台灣政情＞報告中就說（刊《自立晚報》民國81年2月25日）：「台籍人士受環境所限，不得不在思考上流於感情用事。

民意輿論則完全與政治極端隔絕。糧食局長這個高階職位歷來都是由一群既無效率又無能力的台籍人士出任，但政府卻不敢撤換他們。

省政府所屬的4個局之上，多由大陸籍人士出任行政長官。這些省級以上的行政長官一般而言多半頗具能力與正直性格，和我們國內一些人口較少的州政府比起來，他們的治績還不算太差。這些行政長官都曾嘗試說服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台籍人士出任政府中相當重要的位置。這些提議多半被台籍人士視為大材小用，而予以斷然拒絕。

換句話說，他們希望能當行政長官或省長，否則一切免談。

不管過去大陸人犯下多少錯誤（事實上他們也的確罪孽深重），造成目前這種政治僵局，顯然台灣人要負起這個責任。」

二二八史料在開放後，台獨學者做了大量竄改，把對台獨暴民不利的資料全加上「聽說」2字，如「聽說涂光明帶著兩把槍」，原來的口述資料是沒「聽說」2字。

共產黨人吳克泰，即介紹李登輝入黨者，還要去竹東山中救張學良。看守張的特務隊司機去竹東買米，就遭暴民毆打。竹東鎮公所的20多個福建人也被打，東西被燒。後來買不到米，特務隊就只有吃蕃薯。特務隊本來要衝出來，東西都裝上了車，後來還是決定等一下，隊附熊仲青說當時他們火器精良，若民眾有阻攔，噠噠噠，快慢機一掃，幾百人都死掉了。

彭孟緝因高雄平亂有功，在台灣軍界扶搖直上，但在台獨當權後，他即被誣為「高雄屠夫」。他死後，生平行狀中有「鎮壓暴徒涂光明」字樣，涂子世文是高雄長老會牧師，就告彭子蔭剛誹謗並求償。彭子把當年二二八參與人的回憶，說「涂為人悍悍的」、「帶著兩把槍」等文字呈庭，證明說涂為暴徒，不只是官方意見，彭子終得勝訴。

高雄動亂最嚴重，到處搶毆，軍隊都退到高雄要塞司令部的壽山，殿後的兵有3名被殺。只剩下一醫院還有40名兵，也不敢出。當時暴民已搶下警察局的300隻槍，子彈5萬發，準備火燒壽山。3月6號9點高雄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台獨彭明敏之父）率眾上山與彭談判。

涂光明帶了范、曾2人也在其中。眾人圍坐一桌，彭在中間，市長議長坐兩邊，涂坐對面。高雄煉油廠副廠長胡新南壁觀。代表團提示9條件，要求軍隊繳械、集中左營、遣回大陸，還要求交出鳳山軍火庫，那裡的軍火可以裝備6個師團。彭孟緝一看勃然大怒，拍桌，罵：「混蛋！」涂就拔槍欲射，被彭部拿下。彭即在下午兩點派兵下山平亂。

機槍卡彈少添冤魂

彭部連長陳錦春口述記載，他到高雄市政府，見屋頂上都是民眾，他叫民眾散去，突然屋頂機槍掃射，士兵死傷多人，陳乃反擊，攻入市政府。但據一高雄市議員郭某的口述，又說那機槍是拼湊的。

中研院院士歷史學者黃彰健對此做了詳細比對，寫了《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聯經出版）。他說兩種不同的口述，相信誰呢？經查檔案，彭有向陳儀電報，說當日俘獲重機槍一挺，步槍13支，士兵死傷15人。故陳連長的口述才是正確的。彭孟緝在事後的演講中，也提及幸好重機槍後卡膛，否則士兵會死更多。（待續）

3月8日，經過軍法審判，涂光明等3人招供無誤，執行槍決。其他扣在要塞的代表團人自窗外視，見他們被插上斬條，拉上卡車，3人都已癱軟。

當時暴民占據3處：市政府、火車站、高雄中學。士兵入城也是先向天開槍，遇襲才鎮暴。3月7日清點，在市府俘虜100人，火車站300人，暴民死傷約百餘人。

台獨史官的曲筆都說彭孟緝大肆屠殺，拒絕人民和平9條件，但對9條件內容就隻字不提。

後做中油董事長的胡新南，現已90多歲，在「增補小組」的口述訪問中本有氣無力，但被問到涂是否槍擊，老人突然有精神，還做了個腋下掏槍的動作。

子虛烏有屠殺殆盡

事變時中油廠被戴日本頭巾的自衛隊接管，這批人後來辯說他們是應廠長要求組織來保廠，其實檔案中說這批人根本是暴亂分子。胡新南事後還是把這批人保了出來，也不追究了，就如田中的陳肇家一樣（見傳記文學96年2月號）。很多台灣人事件中都是騎牆者，名為保護實為看守，打殺制止，但若暴亂成功，這批被保的外省人仍會逐出境，有如當年歐洲反猶一樣。

3月8日，經過軍法審判，涂光明等3人招供無誤，執行槍決。其他扣在要塞的代表團人自窗外視，見他們被插上斬條，拉上卡車，3人都已癱軟。有人問為何要吹號，經人告之那是中國殺人規矩。涂的那把槍，據說彭孟緝後來一直保存著。

黃彰健評說：「彭孟緝在處理高雄事件是沒有犯什麼錯誤的。」彭孟緝的軍隊是在士兵被槍殺後開始反擊，並非一開始就對高雄市政府、火車站、高雄第一中學的民眾掃射。

當年馬英九市長辦的致哀會上，仍有家屬罵說蔣介石是希特勒，殺了2萬台人。其實後來發給死亡者補償，總共認領的也不過是800人。其認定極寬，只要有鄰居做證，就可成立。像澎湖沒暴動死傷，也有人領償。家屬每人可領600萬台幣。而外省人也死傷了800人，但這批人係單身來台，死了家裡也不知道。而且外省人皆被視為政府人員，不屬人民，故不能領補償。

還有說是「台灣菁英屠殺殆盡」？更是鬼扯。當時警總檔案軍法槍決的都有名冊，「處理委員會」中被殺的包括林茂生、王添燈等一共20人，其中還有2個外省人，2個日本人爵內金成，志其陰三朗。其他幾百名死者都是各地的暴徒民軍，去占領學校、工廠、警局、電台者。

不錯，徐錫麟安慶舉事，辛亥武昌及後來各種「起義」（台獨版教科書已稱為『起事』）都是如此，成王敗寇，但從中華民國角度來看，二二八就是叛亂，除非台獨建國，另建一套主權邏輯。

而且，徐錫麟及七十二烈士皆高喊殺賊覆滿，沒有人像二二八死者都說是冤枉無辜的。

民國94年二二八那天，《聯合報》有份投書：＜父親，雖受害不怪罪他人＞。作者樂台說：「民國35年過完春節，我祖父在廣東家鄉因社會動盪、經濟蕭條，在親房牽線下，帶著18、19歲的兒子，也就是我的父親來台謀生，由於沒有專長，只好到台中鄉下當燒炭工人。民國36年3月間，我祖父及父親挑著火炭到台中市交貨，被穿著日本軍服、手拿日式木刀的一群年輕人攔下問話。

因我們是客家人，而（廣東長樂腔）客家話與台中地區的又有些不一樣，對方是講閩南話的，雙方雞同鴨講，沒幾句，對方就有人大叫：「伊是阿山仔，給伊死！」瞬間木棍、磚塊齊下，我祖父倒在血泊中，父親則因在後面且年輕閃得快，僅左腳受點傷，驚慌之餘拚命逃開，等脫離險境，再回去找祖父，但怎麼找都沒有音訊。」

前行政院參事徐新生也投書：「當84年《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將通過之際，我接到一位楊姓友人從美國來電，託我打聽兩件事，一是如何辦理補償，一是前政務委員張豐緒的父親在哪裡？因為二二八時她父親在台南任職，被暴民打成重傷，不久去世。而當時張父是醫生，曾為他治療，若有需要可作證。

我打聽結果，張父已去世，楊姓友人的父親情況也不能獲補償，因該條例所稱的受難者，係指遭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者。換言之，她父親是被人民所傷，所以不能獲得補償，當時打傷他父親的人，若被警察逮捕受刑，反而可受補償。」

事變街頭人人自危

浙江人吳維建，1946年來讀台灣大學農工系，碰到事變，躲在學校幾天，後與樓姓同學冒險騎腳踏車，去基隆探望困在那的樓姊。當時國軍已在登陸，他騎回台北，經汐止，馬路上坐有3百人，路阻。

原來是一個軍事運輸單位，事變時有幾個兵在街上被殺死，但暴民不敢衝入部隊，部隊也不敢出擊，因人少槍少，後借到一挺日式氣冷重機槍，乃出營搜捕凶手，逐屋趕聚，許多人尿褲子，但沒人指認，故僵在那。這時基隆來了三輛軍用卡車，解了圍，上面載著登陸的國軍（即21師）。（待續）

陳儀一切作為是為了國家，從他在孫傳芳部隊到效忠蔣介石，懷抱理想治台，到最後為免生靈塗炭而主和平，都是合著愛國這條主軸的。

一軍官先下令士兵繳槍，問明情況，就向居民道歉，放他們回家，還把吳維建及腳踏車載到台北八德路。

所以說二二八殺了2萬人實為虛構。台灣當時人口不到600萬人，若殺掉2萬人，5、6個城市中至少一城殺5000人，這非小數目。當時的公開槍決也就那麼多，有組織的抵抗也只有二七部隊，全台灣並無激烈的戰鬥，因此死的人應不致過千。若沒什麼戰鬥還死2萬人，那必然有行刑隊，隨意濫捕濫殺，若有，又是由誰指認判定呢？難道是逐戶搜殺？暴民難道不會躲起來？

無錯無功乾脆不談

審閱公布的槍決名單，很多仕紳都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是涉及國民黨黨、團的鬥爭，半山和台灣本地人的鬥爭，與什麼民主人權無關，那時候也不能談這些。

以前國府威權統治時不談二二八並沒錯，不是二二八鎮壓不對，而是她退到台灣，總不能說殺你暴民活該？無錯可認，無功可耀，不談最好。

後台獨當政，是非顛倒，二二八竟成了起義抗暴，但中華民國的招牌仍掛著，把二二八當開國紀念日尚不到時候，因此先當國定假日，慢慢再去中國化，待台獨建國成功，當然這800人全入忠烈祠，那些原來抗日剿匪的中國烈士全作廢。

現在很多人強調本省外省互相扶持的溫馨故事，此出發點是求族群和諧，但此實有避談史觀是非之嫌，也不符學術求真之義。即外來政權若皆是貪官汙吏或共犯，民反有理，打殺應該，為何保護？若事件是如台獨所稱的起義抗暴，革命建國，那保護外省人的本省人不成了叛國反革命？殺人的暴徒可以平反補償，那保護外省人的義民豈不更應嘉獎補償？怎麼沒見《二二八阻止加害獎勵條例》出現？

國民黨也附和說「官逼民反」，那貪官汙吏在大陸上比台灣豈不多得多？最後通貨膨脹，民生凋敝也比台灣可怕太多。民反有理，那是不是應肯定領導民反的中國共產黨？那國府為何不在大陸等待解放，還繼續逃台壓制民反，還把民財黃金全劫到台灣來呢？

不能只對二二八道歉，就不對共產黨懺悔吧？大陸也一直紀念「二二八起義」，因為當年國共鬥爭，二二八也被視為推倒國民黨統治的先聲。而當時社會主義好，李登輝也宣稱他是台共，二二八中也有些左派共產黨人，謝雪紅領導的二七部隊是其一，後來還有分化台灣人與國民黨的統戰考慮。但陳儀又因主和平，被蔣介石所殺，成了正面人物，對其多所推崇，結果形成了好人做壞事的歷史矛盾。而且二二八現在明顯成了台獨的同義字，再談紀念二二八變成了矛盾尷尬。

現在實應給二二八一正確的歷史定位。我認為二二八起因是「一國」的相異為主，「兩制」的相爭為次。即陳儀當年的治台措施並無不當，他也是社會主義者，當時國民黨也有不少的社會主義成分。陳儀一切作為是為了國家，從他在孫傳芳部隊到效忠蔣介石，懷抱理想治台，到最後為免生靈塗炭而主和平，都是合著愛國這條主軸的。

評價陳儀不能政治分割，說他投共是對，治台為非。二二八的暴動主因是中日兩國鬥爭的延續，與中國近代百餘年的積弱招侮有關，因此最後抗戰慘勝，奪回了失土東北、台灣，但卻發生了子不認母的族群鬩牆悲劇。而制度上的鬥爭，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只是其次。

當然，如果台灣光復，由共產黨接收，深入開展群眾工作，如爭取東北民心然，武力鬥爭也不輕怠，那可能沒有二二八；或者國府在大陸統治延續，沒退居台灣或是退居海南島；或中國完全解放，台灣與大陸一國一制，那二二八都不會有今天這種外加的、扭曲的政治意義，它只是個單純的地區性歷史事件，不是個現在還在發展的政治事件。

台獨炒作二二八，請問，「官逼民反」？當初反對國民黨「窳政」的總指揮是共產黨，紀念二二八，為何不升起五星旗？

我看了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林茂生在台灣光復時所寫的詩，很感動：

「一聲和議黯雲收，萬里江山返帝洲；也識天驕誇善戰，那知麟鳳有良籌。痛心漢土三千日，孤憤楚囚五十秋；從此南冠欣脫卻，殘年盡可付閒鷗。」

受難後人各奔統獨

後林茂生卻因參加「二二八處理委員會」，被國府槍決，是十分悲慘，但他的兒子成為台獨，而王曉波的母親被說是匪諜，也被國府槍決，而王曉波仍是統派，這其中的微妙分野，或正是為二二八定位的關鍵所在。

翁文灝的「哭陳公洽」詩這樣寫：「海陸東南治績豐，驚心旦夕棄前功；試看執楫理財士，盡出生前識拔中。」

民國94年陳誠的「石叟書屋」史料捐國史館，陳誠與蔣介石的關係及陳的評價又被人談起，對陳是一片恭維，陳履安說，若是其父治台，不會有二二八。

人皆批評陳儀「剛愎自用」，但此與擇善固執又有何異？陳誠在政治上很緊，個性專斷，也被批評是獨裁，但要做事，不這樣又怎行？

葉明勳比陳儀還要早兩周抵台，兩陳皆是其長官，他講了如下的話：「陳儀一抵台即聲言『我是來做事，不是來做官』，唯以台灣甫脫離日本統治猶未調養生息的特殊社會環境，陳儀在政治決策上放得太鬆，經濟上卻又縮得太緊，若非民生愁苦，豈會爆發二二八事件。」

他又說：「陳儀廉潔律己，卻與民眾隔絕，終鑄歷史悲劇；繼任省主席的魏道明，處於二二八事件後民眾望治與恐懼心理環境，施政無為；陳誠於37年10月來台赴陽明山養病時，已先留心時事，年底奉派省主席，雖臨危受命，但陳誠深諳民謨，採納台籍菁英的建議：『人民第一，民生至上』的大原則，雖僅擔任1年省主席，但對台貢獻至大。」

政經鬆緊有別

葉明勳這些話點出了一些事實，即陳儀並非有岐視壓迫台人，他反是在「政治上放得太鬆。」台灣當時的言論自由皆超出內地甚多，黨特系統也對陳太鬆有不滿，認為危險。此也是事變後鎮壓，陳儀即便是仍愛台人，他對罰酒也說不上話了。此也是陳雖離台而蔣信任如故，危難時還用其做家鄉省主席，也就是認為他在治台上並沒錯。

至於在「經濟上太緊」，那必是一些經濟統制措施，但當時不是流行社會主義嗎，共產黨不也是以此為號召嗎？後來的三七五減租，不是更緊縮嗎？陳誠也曾說，他的三七五減租，多得自陳儀的規畫。同樣一個政策，陳誠做，得大名，如果陳儀一開始就做，那不是惹得台灣仕紳更不滿，不更是為二二八之因加條罪狀嗎？陳儀若也「打地主，分田地。」二二八起事，佃農會站在「新的外來政權」這一邊？還是仍聽家鄉仕紳地主的呢？二二八死的台人，佃農很少，還多是城市人及仕紳也。

再說深點，北伐時的國共兩黨本來就是以「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為中心政策，但國民黨人很多是仕紳地主階級出身，打入上海後蔣介石又回到他的舊世界，加上共產黨在農村的極左措施，國民黨又來清黨分共。但土地改革的理想在國民黨內並未消失，也知共產黨靠此號召農民勢不可侮，但因為涉及階級利益，依靠那個階級，所以國民黨在大陸不行土改，到台灣才行，因為那是別人的地。

地主不但是別人，還是一個經二二八證明的潛在反動的勢力，則「三七五土改」不但是合社會主義理想，可收攬人心，又可削弱反制的行為，一石多鳥。這在歷朝歷代都有類式的作為和考慮，也不是只有1949年那些時前後。

再說陳誠與蔣辯，陳主張分地農民，蔣則聽閻錫山而有以兵囤田之議。現都說陳誠好，可是如果囤田，100萬大陸兵各分田地，不再聚在眷區中養著等反攻大陸，那如今台灣地主必有很多外省人，外省人也早與台灣農民結合，今天或是社會安定力量，族群分化或可減低。那是陳誠對，還是閻錫山對？若早行改土歸流是不是更好？陳誠是愛台灣人，還是對不起外省人？他若不入境管制，外省人不是來台更多？那外省人為何也說陳誠好？台獨為何不捧陳誠為「建國先行者」？

其實蔣經國的開墾中橫也是種小的改土歸流，但人太少，土太少，把那批榮民改成了山胞，現在土石流一沖，又無棲身之所了。

「土改」是改變經濟秩序、傷害既得利益的大事，陳儀未做，仍起變，陳誠做了，卻受捧。2人執政相差不到2年，「民生愁苦」就變了？其實基本環境未變，變的只是陳誠有兵在手，台灣仕紳在二二八後也壓怕了，故陳誠可推行其「經濟緊縮」。

人皆批評陳儀「剛愎自用」，但此與擇善固執又有何異？陳誠在政治上很緊，個性專斷，也被批評是獨裁，但要做事，不這樣又怎行？說陳誠「人民第一，民生至上。」陳儀就不是嗎？那個官僚不喊這口號，陳儀難道是「老子第一」？

「經濟緊縮」？沒有比蔣經國上海打老虎更嚴厲的了，其作法與共產黨何異？結果敗了，那為何人們仍讚蔣經國？而那些受罪的仕紳，孔令侃、杜月笙等「大企業家」為何被指為國家罪人呢？

難道不會做官

比起36年二二八前的台灣社會狀況，38年大陸的社會狀況更壞，壞到不可想像，買菜要挑一籃鈔票去，通貨膨脹至今為世界紀錄，那台人現說二二八是起義抗暴、民反有理，那是不是更應肯定共產黨在大陸上推翻蔣介石、扳倒3座大山、死了無數的志士的壯烈之舉？那人民英雄紀念碑是不是也應分一塊立在中正紀念堂前？

陳儀如果政治緊縮，經濟隨他便，大軍在手，吃喝享受，管他台灣人，不愛國，只自私，如許多官僚然（不只國民黨，很多黨都一樣，都是愛國的官僚倒楣），他是不是反可安享榮華，被人歌奉？一句話，難道是陳儀不會做官，EQ太差？

民國36年5月4日，陳儀離台前留下這首詩：「事業平生悲劇多，循環歷史究如何，癡心愛國渾忘老，愛到癡心即是魔。」歷史終會給陳儀公正評價。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