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能對她說：「我愛你」

來自網路，10/2026

26歲飛行員殉國前留下訣別信：

「以我這必死之身，怎能對她說我愛你。」

54年後，齊邦媛終於在南京找到他的名字

1999年5月，75歲的齊邦媛來到南京航空烈士公墓。

她原本只是到南京與老同學相聚，偶然得知這裡紀念著許多抗戰時期殉職的空軍飛行員，便獨自搭車前往。

墓園裡，一排排黑色碑石整齊排列。

她沿著碑上的名字一個個找，最後停在其中一塊前面。

上面寫著：

張大飛，上尉，遼寧營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職。

齊邦媛站在碑前很久。

從最後一次見面，到重新看見這個名字，已經過了五十多年。

當年那個穿著軍雨衣，匆匆趕到學校看她的青年，永遠停在26歲。

他原本只是哥哥身邊那個沉默的大男孩

齊邦媛與張大飛的故事，要從她還是個小女孩時說起。

九一八事變後，許多東北學生離開家鄉，流亡關內。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參與創辦國立東北中山中學，收容失去家園的學生。張大飛也是其中之一。他與齊邦媛的哥哥齊振一成為同學，因此經常到齊家走動。

張大飛很早就嚐過戰亂帶來的失去。父親死於戰亂，家人四散，年紀輕輕的他，已經失去了原本熟悉的家。週末到齊家吃飯時，他很少高聲談笑，更多時候只是安靜坐在人群裡，聽大家談東北、談家鄉，也談不知道何時才能結束的流亡生活。

齊邦媛那時年紀還小，卻慢慢記住了這個沉默的「大飛哥」。有一次大家一起爬山，她不小心落在隊伍後面。天色漸暗，身邊的人都不見了，她害怕得哭了起來。最後折返回山上找她的人，就是張大飛。他把自己的外衣披到她身上，陪著她慢慢走下山。

對年幼的齊邦媛而言，大飛哥就是這樣一個人。話不多。可只要他在旁邊，她就覺得安心。

1937年，他選擇飛上天空

1937年，戰火持續擴大，齊家也隨著學校一路向西南遷移。到了漢口，張大飛做出了另一個決定。他報考航空學校，準備成為戰鬥機飛行員。離開以前，他特地趕去探望病中的齊母與齊邦媛，還帶了一個小包。

裡面是一本側邊燙金的《聖經》。扉頁上，他留下祝福，希望這個自己一路看著長大的女孩，將來能有「可愛的前途光明」，永遠生活在快樂之中。那本書，齊邦媛儲存了很多年。

從那以後，一個留在地面讀書，一個飛上天空作戰。

張大飛完成飛行訓練後投入抗戰，後來又赴美接受飛行訓練。返國之後，他加入中美空軍混合部隊，長期在西南與中原地區執行作戰任務。那個年代的飛行員，每一次升空，都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平安回來。可是他與齊邦媛之間的信，始終沒有斷。

她寫學校、寫讀書，也寫流亡生活裡那些瑣碎的小事。他則寫部隊、寫天空，也寫一次次轉場之後難得的平靜。張大飛曾告訴她，那些信，就是自己的家書。他的家早已在戰亂中四散。而齊家曾經給他的溫暖，讓這個長年漂泊的年輕飛行員，至少還有一個地方可以惦記。

重慶那場雨，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

1943年春天，張大飛因部隊換機經過重慶。他特地趕到南開中學找齊邦媛。那時的她，早已不是當年跟在哥哥身後的小女孩。兩人在校園裡走著，天空突然下起大雨。張大飛拉著她躲到屋簷下，又用身上的軍雨衣將她攏到自己胸前。

多年以後，齊邦媛仍把那短短幾秒寫進《巨流河》。

隔著厚厚的軍裝與皮帶，她聽見他的心跳。很快，張大飛鬆開了手。

他只說：

「我必須走了。」

校門外還有戰友等著。車子一開，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戰爭裡。

齊邦媛後來寫下：

「今生，我未再見他一面。」

「以我這必死之身，怎麼能對她說我愛你？」

進入武漢大學之後，兩人仍靠書信維持聯繫。隨著年歲增長，張大飛對齊邦媛的感情也逐漸變得明白。可是越是明白，他反而退得越遠。因為他身邊的飛行員，一個接一個沒有回航。他比任何人都知道，自己的明天有多不可靠。

當齊邦媛曾動念想轉學到離他更近的昆明時，張大飛反而勸她不要來。他希望她留在四川，好好念書，把自己的人生走下去。

1945年春天，張大飛已經隱約感覺到，自己可能回不來了。他提前寫了一封信給齊邦媛的哥哥齊振一。信中提到，八年前與自己一同考上航校的幾名同伴，已經一個個離開。幾天前，最後一名好友也沒有歸航。

接著，他第一次把自己多年來對齊邦媛的感情說得如此明白。他說，這份感情自己：

「既拿不起，也未能早日放下。」

又留下那句後來被無數讀者記住的話：

「以我這必死之身，怎麼能對她說『我愛你』呢？」

他託齊振一，如果自己真的死了，希望哥哥能委婉勸邦媛忘掉他。最後留下的願望，只是希望她一生幸福。

1945年5月18日，他沒有再回來

1945年5月18日。張大飛駕機自陝西安康出擊河南信陽。在空戰中，他為掩護友機遭到日機攻擊，最後沒有返航。年僅26歲。距離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只剩不到三個月。

不久之後，齊邦媛收到哥哥寄來的信，也看見了張大飛留下的訣別文字。後來，又有一隻深綠色軍郵袋寄到齊家。開啟之後，裡面全是她過去寫給張大飛的信。從1938年到1944年。一百多封。張大飛每次移防，都把這些信帶在身邊。

最後甚至提前交代地勤人員：如果自己沒有回來，就把這些信完整寄還給她。

抗戰勝利了，他卻只差不到三個月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訊息傳到重慶，街上擠滿了人。有人歡呼，有人流淚，也有人奔跑著告訴身邊的人：

戰爭終於結束了。

可是張大飛沒有等到那一天。那個一直盼著戰爭結束，相信只要撐下去，人生就還能重新開始的年輕人，再也沒有看見戰後的天空。

後來，齊邦媛來到台灣。

她結婚、生子，教了大半輩子的書，也長期投入台灣文學的整理、翻譯與推廣。時間沒有停在1945年。她也真的照著張大飛當年留給她的祝福，一路讀書、工作，把自己的人生繼續走了下去。

只是那一袋信，她沒有忘。那本《聖經》，她也沒有忘。還有重慶校園裡的那場雨。

54年後，她終於又看見他的名字

1999年。齊邦媛終於站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那塊刻著「張大飛」三個字的碑前。五十多年前，他曾希望她忘了自己。五十多年後，她還是找來了。

2005年，81歲的齊邦媛搬進林口長庚養生文化村，開始整理自己一生的記憶。她花了四年時間完成《巨流河》。2009年出版時，她已經85歲。

從東北流亡、抗戰歲月，到後來在台灣落地生活，那些她親眼見過、親身經歷的人與事，都被一頁一頁留下。張大飛只是其中一段。卻也成了許多讀者多年後仍忘不了的一段。

後來曾有人希望把這段往事搬上銀幕，齊邦媛沒有答應。因為對外人而言，這裡有少年相識、有多年書信、有戰火中的離別，也有一封直到死亡逼近才說出口的感情。幾乎具備一部電影所需要的一切。但在齊邦媛記憶裡，張大飛並不是一個等待被浪漫化的男主角。

他是一個少年時便失去家園的人。是一個每飛出去一次，身邊就可能少一名戰友的空軍飛行員。也是一個明明深深牽掛著一個女孩，卻始終希望她走向比自己更安全、更明亮人生的人。

齊邦媛在《巨流河》中形容張大飛的一生，如同一朵曇花。在最黑暗的夜裡開過一次。燦爛、潔淨。然後很快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