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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 ---- 張寶貴
2025/03/01 21:37　瀏覽176｜回應0｜推薦1

胡卜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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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推薦人 (1)

胡卜凱
研究建國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方法問題 -- 張寶貴

內容提要：

文藝功利性、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文藝真實性，是研究建國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三個重要問題。評說它們需堅持回到事實、站穩立場、放開視閾的方法。之後會發現，主張文藝的社會功利性是出於中國特定現實的需要，和文藝自律性並不矛盾；《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最根本的意義不在於其理論本身，而在於它代表著從前蘇聯到中國自己的立場轉移；過去把作者思想的正確和文藝的真實性相提並論，也不盡是消極，裡面也有打破主客體截然對立的積極意義。

關 鍵 詞：

研究方法  文藝功利性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文藝真實性

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特別是其建國前的那段歷史，方法問題很重要。但從已有的研究來看，學界在這方面的工作尚不盡如人意，還不能真正回到歷史事實，充分估計到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依據所在；沒有考慮到在引入這種理論的時候，立場問題是多麼重要；也沒有拓寬足夠的視野，全面估量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潛在價值。這三方面問題在評價文藝功利性、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以及文藝真實性時體現尤為明顯。所以本文由此入手，藉以說明回到事實、站穩立場、放開視閾的重要性。

一

建國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有個突出的地方，它很講求功利性。現在有人責怪這一點，認為這種追求傷害了文藝自身發展的規律，作品空洞淺薄，缺乏審美的品格。不能說這種指責沒有道理。在我們的歷史上，特別是在現代時期，的確存在著那樣的創作，那樣的作品，其政治鼓動性遠遠高於藝術性，這是事實，沒有人能否認。但是不是就此得出結論說，把功利性而非藝術性擺在第一位，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偏失呢？我看不能，至少不能簡單地這樣說。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最初在中國可以向幾個方向發展，它可以像法國的自然主義、英國的浪漫主義、俄國的現實主義一樣單純作為文藝思潮進入中國，在思潮博弈中贏取尊重；也可以像事實上發生的那樣，和中國的社會實踐緊密聯繫在一起。不能說第一個方向是發展，第二個方向就不是。這就像瑪律庫塞的文化批判理論，在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青年中間取的是它的社會革命意義，在今天的中國，關注的卻是其學理價值，兩種取向都是瑪律庫塞理論的應有之義。所以關鍵的問題在於，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為什麼沒在第一個方向上走下去，而是選擇了第二條路。

突出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中功利性的成分，是其中國化進程中自覺乃至必然的選擇，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和現實依據，不能說是“錯誤”或者偏失。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之所以進入中國，是因為中國選擇了這個主義的社會革命學說，之後才選擇了它的文藝理論。此即次生性，這種次生性決定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對社會革命任務的依從。[1]清楚了這一點，恐怕也只有清楚這一點才會理解，為什麼當初鄧中夏、李求實、蔡和森、惲代英等早一批革命者看待文藝時，只求“激發國民的精神”，而“不必問他有什麼文學上的價值”[2]。說惲代英們不懂文藝顯然有失公允，他們在文藝問題上近乎一致的判斷只能說明，在反帝反封建革命大潮的濤湧中，排在首位的，除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的功利性之外，不可能有第二種選擇。

肯定有人會說，我們並不反對文藝的社會功利性，只是這種功利性的發揮不應離開藝術自身的方式，要以藝術自身的方式介入現實、改造社會。這樣理解當然沒錯。事實上，早在1928年回應後期創造社的一篇文章中，魯迅也表述過同樣的意思。他說：“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於口號，標語，佈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3]三年後，“自由人”胡秋原在批評瞿秋白時甚至首次引用了馬克思批評拉薩爾的那段話，勸責文學家要做“革命的春燕”，不要做“革命的鸚鵡”[4]。問題是，這種說法的正確性是建基於理論的原則，而且是文藝理論的原則之上。還原到社會，不只有理論，還有現實；不只有文藝，還有政治，還有經濟、軍事、民族等等問題；美學原則重要，並不代表別的原則不重要。

理論產生於實踐，決定于現實，是現實的需要決定了孰輕孰重，主次取捨。中國現代時期的現實是，國外列強虎視眈眈，先有軍閥混戰，後有亡國危難，在那種情勢下，政治的重要性擺在首位非但無可厚非，還十分正確。於是政治問題對其他所有問題的統攝性就變得順理成章。這時候，文藝如果能按自身的規律發揮社會功用成為“春燕”自然最為理想。問題是，文藝受自身的規律所限，非但不能定量，更不能定時，可現實的急務很多時候偏又等不得十年磨一劍的精品。二者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在必須要一方遷就另一方的情況下，“犧牲”的只能是文藝一方。在這個問題上，不得不欽佩魯迅那種現實而冷峻的眼光，在前述那篇文章中他講道：“社會停滯著，文藝絕不能獨自飛躍，若在這停滯的社會裡居然滋長了，那倒是為這社會所容，已經離開革命，其結果，不過多賣幾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掙得揭載稿子的機會罷了。……我是不相信文藝的扭轉乾坤的力量的，當倘有人在別方面應用他，我以為也可以，譬如‘宣傳’就是。”[5]

“文學革命家”能估量到現實的總體走勢，意識到文藝在政治強勢面前的必然去勢，轉而讓文藝服務於政治使命，這本身沒問題。問題是他們沒有弄明白，文藝發揮社會功用，畢竟要採用文藝自身的形式，這是前提。讓人清楚了這個前提，哪怕在實踐上做得不夠，別人也能理解。可事實上，他們卻把“當一個留聲機器”作為“文藝青年們的最好的信條”[6]，把文藝直接當槍來使，胡秋原等“自由人”自然不會同意。反觀後者，他們卻太過執拗於文藝的自律性，看不到在“社會停滯”時期，文藝不可能總那麼自律，這當然是書生氣。因此，只有回到事實才能明白，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帶著功利性的目的來到中國，中國的特殊現實決定了它只能把功利性放在文藝的首位。在這種情況下，文藝在自律性方面有所失守，非但可以理解，而且也有其必然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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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寶貴，1966年生，文學博士，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上海200433)。

原文出處：社會科學輯刊

期刊代號：J1；分類名稱：文藝理論；複印期號：2010 年 08 期

［中圖分類號］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6198(2010)03－0220－05

編者後記：

我在網上搜尋和家父相關資訊時，無意間看到這篇文章。我轉登它的原因是：

1)  此文提及家父。
2)  我對《齊訶德大人的追求》一文裏的某些觀點有不同看法(作者：Simon Leys)，也打算略表拙見。這一部分的討論和此文主題相關，可以參照。

此文在原網站分七頁刊出，先轉登第一部分。

本文於 2025/03/09 14:53 修改第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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