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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曉芒教授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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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卜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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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官先生
胡卜凱

我所了解的鄧曉芒教授:代開欄文

由於前一陣子瓊瑤女士仙去,承渝兄在另一論壇上介紹了兩段分析金庸和瓊瑤作品所引起「文化現象」的視頻(1)

之後,祖庶兄介紹了鄧曉芒教授的《武俠小說與常識》;接著,承渝兄發表了他的讀後感。在大致瀏覽《武俠小說與常識》後,我的第一反應跟承渝兄相近;說白點,有些匪夷所思。但我一向敬佩祖庶兄的學養,想來他對鄧教授的推崇不會沒有根據。由於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鄧教授大名,便上網搜尋了一下他的相關訊息。

《維基百科》上的介紹雖然簡短,但列有鄧教授對新儒家的批判。我對新儒家沒有研究,但也不是毫無所知(該欄開欄文第2.2)。讀了鄧教授這一段「批判」,雖然我還是不知道他是否當得上「奇人」之稱,但看得出他有那麼兩、三把刷子。為了慎重起見,我又隨機選了一篇他的《論康德哲學對儒家倫理的救贖 》;但沒想到此文近一萬字,遠遠超出我目前的閱讀能力。不過,讀了該文「摘要」後,我確信鄧教授的確功力頗高,不是蓋的。

為了表示我沒有偷懶,我又選了一篇鄧教授的《關於的思考 》;幸好它只有2,800字左右。讀過之後,我總算大致掌握到鄧教授的「思路」。由於他是科班哲學家,我只是個胡亂讀書的雜家,在細節上我的看法和他的略有不同。但整體來說,我相信他接受西方「文化」中某些他認為具有「正能量」的面向。例如:「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這一點跟我倒是所見略同。鄧教授並沒有使用這兩個詞彙,原因就大家心照不宣。

問題來了:《武俠小說與常識》到底在說些什麼?有了上面對鄧教授的認識,重新仔細讀過該文之後,我不禁莞爾一笑,「原來如彼!」,了然於心

我相信,這篇文章是「借題發揮」或俗話「指著和尚罵禿驢」的範例;也可以說,它靈活運用李德哈特的「迂迴戰略」。我認為:該文標題中的「武俠小說」是顆我常常說的「羊頭(該欄2024/11/11);全文約4,400字,但下面這兩段不到1/10的部份才是鄧教授在該文要表達的主旨。

「清政府的倒臺使中國不再存在拒斥西學的人為障礙,大批知識人放眼世界,留學東洋或西洋,才發現我們原來五千年來一直生活在愚昧和幻想之中。這時才有可能形成對現代生活的常識:國家的事要大家協商著辦 -- 這就是民主;做任何事要根據客觀規律來做 -- 這就是科學。

但這兩句看起來毫無新意的大白話,在中國實行起來竟是如此之艱難。國人以前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什麼為民作主民意即天意,什麼實事求是參驗質測,但那些都是說著好聽的,說說而已。五四以來我們把這就當成民主和科學的意思,最激進的那批人則把民主發展成了民主集中制,繼而把科學落實成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但中國人始終沒有真正脫離對怪力亂神的興趣和對迷信的需要。民主集中制演變成了半個世紀的造神運動,而科學技術即使成了第一生產力,也還是變相的奇技淫巧,沒有多少人對其中的科學原理真正感興趣。然而,20 世紀70 年代以後,造神已經失敗,科技更是硬碰硬的勾當,真正能夠滿足中國人的想像力的,就只有武俠小說了。」

如果鄧教授不這樣包裝或夾帶他的言論;例如,他把該文標題改成《論民主和科學》,刪掉另外9/10的文字並代之以正經八百,更為切題的論述;說不定他早在許章潤教授之前就「被嫖娼」或「被性侵」了。當然,此處我可能有過度解讀之嫌或之誤;在這裏跟大家分享拙見,請指教。

說到這裏,我不禁想到:許多生活在極權社會之外地區卻批評美國/台灣”也沒有「言論自由」的人,犯了一個「人在福中不知福」的毛病。這些人也誤以為:「言論自由」是個「非有即無」的二分性概念;這是某種認知偏執或認知障礙。實際上,自由、人權、或民主,跟快樂、幸福、或財富一樣,是個能夠「測量」,也就能夠「比較」的程度性概念。

鄧教授有一個部落格;從目錄看來,幾乎都是學術性文章。由以上可知,我非常敬佩鄧教授的學問和「人格」(2)。故開此欄,介紹他的著述與風骨。

附註:

1. 
它們是:越過百年記憶,金庸做對了什麽,以及瓊瑤時代會持續到22世紀
2. 
「人格」一詞在此兼指其心理學倫理學兩個領域之義。

本文於 修改第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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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卜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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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中國基督徒應如何看待孔子與孔子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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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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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官先生

回應《中國基督徒應如何看待孔子與孔子學說》

亓官先生

    孔子是中國儒家學派的創始者,在周朝春秋那個諸子百家爭鳴、眾說紛紜的年代,曾經擁有不少追隨者,可惜始終未受到掌權者的信任和重用,不能以現實政績來實踐儒家的政治理論。

但是儒家思想透過他的弘揚,成為中華文化的基調,影響東亞文化圈兩千餘年,孔氏後代一直受當權者的禮重,孔氏家族的族譜也成為中國族譜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例。從孔子誕生至今2570年,他的後世子孫遍於海內外,據大陸有關部門統計,現有400多萬人,在曲阜定居的有11萬人。

    孔子去世三星百年後,漢武帝採納儒者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言,於是儒家獨占此後兩千年的言論市場。而孔夫子身後的『素王」榮寵,來自儒家學者的聖化孔子,且受到歷代帝王肯定,使孔子終於走上人格神的最高地位。

孔子學說的威力

    歷來中國人對漢武帝尊孔印象最深刻其實漢高帝劉邦已經開始尊孔劉邦一統天下之後,當上了皇帝,碰上很大的困擾,朝廷之上,國有功的功臣武將,個個囂張跋扈,喜歡佩劍上朝,心情

不好開口就罵,有時喝醉上朝,拔劍亂舞,完全不顧君臣倫常,

劉邦把心事向儒士叔孫通吐露 叔孫通說主公可以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我有辦法,就為劉邦設計一套朝儀,規矩就出來了,從此君臣之間,應對進退彬彬有禮,出現一番新氣象

    劉邦本來是流氓氣極重的皇帝,一向瞧不起文弱的儒生,曾經取下身邊儒生的頭冠在裡面小便,以示輕蔑之意,叔孫通的禮儀規範,解了劉邦心頭大患,從此不再輕視儒生,甚至開始尊孔,

有一次赴泰山祭拜還專程去曲阜,親自以太牢之禮祭孔子,且封孔子第九世孫孔腾為奉祀君,主持祭拜孔子之,從此開啟漢朝尊孔風氣

 

大起大落的待遇


    自漢武帝接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言以後,兩千多年來,歷代帝王對孔子的追封追諡不斷提高,元文宗至順三年(西元1332)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明世宗嘉靖八年(西元1529)封為「至聖先師」。清世祖更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各地紛建孔廟。從2004年開始,中國政府動用國家資源,祭孔大典一年比一年隆重鋪張!尊孔更迅速走向國際化。截至200912月,中國已在全球87個國家,建立了共583所“孔子學院”,還計畫到2012年要增至1,000所。
 

    中國人雖然對孔子的仁與禮極度尊崇,但有時又為孔學造成中國的文弱習氣極端不滿!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不用說。“五四運動”的知識份子認為儒學作為傳統文化的主流,要對中國的貧窮、落後、積弱負責,高喊“打倒孔家店”,孔子成了替罪的羔羊。“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舊”使山東曲阜的孔廟、孔林、孔墓遭到徹底的破壞;其後的“批林批孔”與 “批孔揚秦”,全國中、小學生都被灌輸孔子學說是落伍的“反動言論”,反孔的狂潮巨浪滔天!

     孔子昨天才被狠狠打倒,但今天又被高舉膜拜,同一個政權,對同一個人物,態度是何其的反覆無常!
 

孔子的成就與缺失


     洪予健牧師在中國基督徒應如何看孔子的演講會上,

首先指出孔子的品德、修養、智慧、才能均傑出無比。他謙恭自省,敬天重人,安貧樂道。他誨人不倦,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他執著使命,周遊列國,奔走呼號,宏揚仁義。他克己復禮,知其不可而為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孔子無權、無勢、無財,但他的品德學問感人至深,也深得弟子的景仰愛戴。
 

    洪予健牧師分析,無論孔子的品德學問怎樣冠絕群倫,但他仍是人,有人的限制。我們也看見他學說有偏差的地方。(箴九:10)例如他認為“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有歧視婦女之嫌。他說的“敬鬼神而遠之”,反映他對超自然的存在採取存而不論、迴避逃避的態度。孔子既是亞當的後裔,他當然有與生俱來的罪性,也需要耶穌基督寶血的拯救。(羅五:12)孔子求天道,但上帝的特殊啟示沒有臨到他,他不可能認識上帝,也不可能知天道。弟子問他生與死的大問題時,他只答:“未知生,焉知死?”沒有正面回應。孔子沒有向屬靈層面上作突破超越的追求,他追求的是人道,是向下針對人倫、器物層面的研究。
 

    洪牧師指出不認識上帝就不可能真正認識人。孔子的倫理教導因此失去重要的根基。他雖然看見人性的敗壞,但仍相信人本自足。他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可見孔子相信人有能力自我完善,達致“仁”的境界。這和使徒保羅的看法相反,保羅說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能不能行出來由不得我,因為我只是被罪性綑綁的凡人,沒有神指引做不了好事。

    孔子雖然關心國事,但不知如何制衡監督掌權者的權力,讓民眾免受苛政之苦。他最大的理想是倚靠聖君明主以德治天下,使天下歸仁。結果反被專制者利用,幫助他們的統治,成為他們的幫兇。因為沒有上帝,專制者以為自己就是上帝。任意妄為,殘民以逞!孔子卻侈言“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當代基督徒的使命


    洪牧師在總結時強調作為當代的基督徒,我們有不可推卸的福音與文化使命。既要在上帝話語的指引下,擺正孔子及其學說與我們所信福音真理的關係;又要正確分辨儒學在中華文化所起的正、反作用。
     
我們為上帝的普遍恩典對華夏民族的眷顧,在兩千五百年前興起孔子這位奠定中華文明道德的偉大先賢而感恩。孔子的儒學展現了人在上帝的普遍啟示下,對仁愛公義、倫理秩序的自覺。(羅二:14-15)其率性修道的人文精神,有助於使中華文明,能較早擺脫泛神主義偶像崇拜的低級迷信。 

    作為基督徒,洪牧師反對將孔子封為“至聖先師”,對他頂禮膜拜;反對動用國家資源大搞尊孔祭孔,將孔子偶像化;我們也反對不分青紅皂白地將中國一切的不幸,都歸咎孔子。我們要反省國人因奉孔子為偶像所帶來的民族自大。從明、清到“五四運動”,儒學成了抵擋福音來華的主力。“五四運動”雖然推翻了儒學在中國道統的偶像地位,卻為馬列主義日後的長驅直進作了準備。文革中對孔子的批鬥,顯明了沒有基督真理的指引,結果只能是越走越黑暗、越荒謬! 

    洪牧師呼籲中國基督徒,切莫把自己關在教會的四道牆內,要借著《聖經》的真理,在文化價值上表明自己的立場。我們更要認清這絕非是中、西文化之爭,乃是上帝的普世真理,在更新中國文化過程中屬靈的爭戰。
 

回應

    身為亓官氏家族後代我可以為洪予健牧師詳細補充說明,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這句話,產生的心理背景,孔子雖然是聖人,卻遭遇了如同每一位凡夫俗子一樣的婚姻挫敗,這句話其實是孔子的肺腑之言,不宜簡單解釋為歧視婦女

 

亓官氏與孔子

  看過周潤發主演的《孔子》後,也許很多人會誤以為孔子和他的妻子是琴瑟和諧的一對模範夫婦。其實那只不過是電影的虛構情節而已。

  在孔聖人留下的言論中,除了一句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可能是老先生對老婆有感而發的議論外,就沒有任何關於孔夫人的隻字片語。曲阜縣志記載,孔子十九歲時娶宋國的亓官氏之女為妻,一年後生下兒子孔鯉。在嫁給孔子多年後,亓官氏先於孔子去世。

  這寥寥數語幾乎就是關於孔子妻子亓官氏的所有描述。而亓官氏是個怎樣的人,她和孔子的關係怎樣,都沒有留下記錄。

根據禮記、檀弓上》記載的內容,有人推論出「孔子出妻說」,也就是「孔子離婚」說。

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伯魚,即孔子的兒子孔鯉,在喪期後還哭死去的母親,孔子聽到了就很不高興地說:太過分了。可見孔子對離婚的前妻確實是充滿嫌惡。

 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有相似記載。

另外,禮記、檀弓上》還記載了一段話,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漢儒鄭玄為我們保留的珍貴資料看出, 孔子的孫子子思最過分,甚至不讓兒子子上去為出母守喪,理由是:既然她已經被休了,就不是我的老婆了,當然也不是子上的母親了。冷漠無情溢於言表。子思所繼承的儒家所提倡的孝道竟是具有男女之別的。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他對前妻充滿怨恨,但是中國男女不平權的肇始因素在此已可說是呼之欲出 

鄭玄在註疏中解釋道

子上,孔子曾孫, 子思伋之子 ,名白, 其母出,--------------伋音急 子思名也 孔子之孫。」

謂孔子也令子喪出母乎?子思曰﹕然﹔然猶是也,言是喪出母也﹔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猶哭,是喪出母也。」

 顯然,禮記、檀弓上》透露了一項孔家的私密消息,就是孔子、孔鯉、孔伋三代皆休妻!孔鯉之妻甚至還改嫁至衛國某戶人家。

依鄭玄註云「禮為出母期,父卒為父,後者不服耳。」

 可見當時兒子還能為已成「出妻」的母親服喪一年。但從子思以後其子「子上」已不再為已成「出妻」的母親服喪,可見孔子休妻是一件事實。 

   不過漢成帝博士孔衍所作孔子家語序言記載孔氏三世出妻時,卻把第一位出妻者推給孔子的父親叔梁紇,想為聖人隱藏一個天大的祕密,如果沒有這件事孔衍為何要造自己的祖先叔梁紇的謠言 ?

 孔子為何休妻

  孔子為何休妻,有一種說法是因為妻子多口舌

孔子家語提到古人休妻有七大理由:

孔子家語》的所謂「七出」之說:

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不順父母,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也;淫僻,為其亂族也;嫉妒,為其亂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多口舌,為其離親也;竊盜,為其反義也。

孔子顯然是利用了其中的一條。而孔子是何時休妻,則並無記載。

    休妻過程,正史隻字未提,休妻的後果,卻是孔子被趕出家門,兒子也歸女方,隻身在外雲遊十四年不能回家,留下「周遊列國」的美談,

直到亓官氏去世後次年,孔子方回返魯國,彼時孔子已是六十九歲的垂垂老者。此婦力能逼走聖人,孔夫人個性之剛烈可見一斑,也難怪老先生要說出千古名言的抱怨之詞,讓後人猜疑不已。

孔夫人個性為何如此強烈,在婚姻生活中咄咄逼人,毫不謙讓,

原來亓官氏是殷商後代,繼承了殷商母系社會,女性主導一切的強勢風格,給孔子帶來極大壓力,終至走上休妻一途。

亓孔不聯姻

記得那年,我正就讀高中。先父已退休在家,有一天,他為我解說論語,忽然提到:「你知道孔子是亓家的什麼人嗎?應該是亓家的姑爺。」

當時先父轉述先祖父交代的話:「孔夫子休妻是亓家的奇恥

大辱,你將來千萬勿與孔家結親這家人頭難剃。」

「亓孔不聯姻」這是亓官氏後代流傳兩千五百年的祖訓,

從沒有中斷過。

不過,先父是心量寬大的智者,雖然轉述祖先的交代,卻笑著強調﹕「這些小恩小怨,你不必計較,我不會反對你交往孔家女兒。」

 

 請問貴姓?

 

 身為亓官家族的後代,最困擾的是學校老師、初識的朋友常認不得自己的「姓」,且無端被改成「元」、「方」、「丌」、「兀」、「卡」、「卞」、「六」、「赤」,「亦」......,真是啼笑皆非!甚至有人一口咬定:「你是胡人吧?或是蒙古人?滿州人?

明明是孔子夫人亓官氏家族的姓氏,為什麼卻成了一般人不認識的罕見姓氏?

 

亓官氏之起源 

據先父傳承自家族的說法,亓官氏是殷商朝時掌理祭典的

官吏,後來即以官職為姓,且本是複姓,「亓」字在古代本與「其」字通用,「亓」字上的一橫代表祭品,「其」字上的甘字則代表鍋鼎之形。

    亓官氏家族累世為殷代官宦之家,因此是忠於紂王的一族。記得我們年幼時,先父教訓我們要知恩圖報,他常說的口頭禪之一就是:「吃紂王、喝紂王、還駡紂王無道。」以反諷忘恩負義之人。

在周武王滅殷之後,亓官氏家族就隨著紂王庶兄微子啓,全部被遷居到宋國(在今河南省),亓官氏故鄉即在河南夏邑縣。孔子的祖先也是宋人,所以孔子自稱殷商後代,後來孔子家族遷居山東省曲阜縣。亓氏家族也遷居今之山東萊蕪,即魯國都城曲阜附近,亦聚居眾多亓官氏後代,甚至今天的山東省,沿著高速公路,尚可看到「亓官莊」的路標。

孔子曾回到老家河南夏邑十年,學習夏朝禮儀,而傳授其

夏禮的,即是掌禮的亓官氏家族。

因為習禮之親與同鄉之誼而與亓官氏之女結婚,必然是當時

的美事一樁。  然而,漢代以後,由於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子地位日益崇高,聖化為中華文化的象徵人物。

由於「為聖者諱」的觀念,和孔子離婚的亓官氏,似乎成為憑空消失的人物。甚至「亓」字成為中國姓氏中的罕見字,有些《百家姓》版本雖在複姓中記載「亓官、司寇」,卻寫成「丌官」。照理說,宋代追封亓官氏為「鄆國夫人」,宋代版本的《百家姓》應當很清楚孔子夫人是誰,列入《百家姓》也是當然之事。

但是為何在正史、學術界、一般民間,大家都絕口不提孔子

夫人,彷彿罹患了集體失憶症。顯然,這和「孔子休妻」說有關。

 

亓官複姓為何改為單姓「亓」?

 

今天的中國姓氏中,並不存在「亓官」家族,只能看到

「亓」姓家族。這要溯自歷史上的改姓運動。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是中國古代第一位少數民族鮮卑族入主中原的帝王,且是一個尊孔的皇帝,曾親自去魯地祭孔,見於《魏書、禮志》記載,「太平真君十一年(西元450年)世祖南征,過岱宗,祀以太牢,至魯,以太牢祀孔子。」

北魏孝文帝元宏是繼北魏太武帝拓跋燾之後,第二位到魯地

祭祀孔子的少數民族君主。元宏原名拓跋宏,是拓跋燾之孫,因為祖母蕭太后教導之下對漢文化極推崇,即位後因一心漢化而改姓元,尤其不喜北朝之複姓,掀起北朝改漢姓的運動,一時之間,拓跋、慕容、令狐、長孫、尉遲全被改為漢姓。

據筆者推測在此風潮下,漢人原來複姓的家族,如亓官、司寇兩家,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也就拆成亓、官、司、寇四家,但有些遷居南朝的家族還保留複姓,如歐陽與上官。

這個改單姓的運動,合理的解釋了為何在唐代以後,所有的

典籍記載,只有亓氏,而亓官氏這個殷商以來的古老家族彷彿就憑空消失掉,以現在流行的說法,「好像從人間蒸發了」。

不過,在亓家流傳的茶餘飯後的說法是,亓家素有

「兄弟不合」的傳統,某次兄弟激烈爭吵後,兄取上字,弟取下字,從此永遠分家,所以成為亓、官兩家。筆者以為此說不足為憑,不過在專制皇帝統治之下,若因政治因素,如叛亂罪要誅九族,兄弟不合分家,也算本能自保、延續後代的手段之一,實屬無可厚非。 也許「兄弟不合」的傳統,在政治全面介入中國人的生活之後,已經是歷史的必然,而非偶發事件,此說或許亦反映出部份的事實。

 

現存有關亓官氏的史料

 

令人納悶的是,有關亓官氏的史料,正史上沒有任何可考據的資料,如司馬遷的《史記》,隻字未提。

於是,有人據《禮記、檀弓上》記載:

「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推論出「孔子出妻說」,也就是「孔子離婚」說。

然而,若依《孔子家語》所謂「七出」之說:

「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孔夫人可能並未犯及任何一項,卻被休回家,因此兩千五百年來的亓官家後代,依然忿忿不平,有一派即以「他們是聖人之家,我們高攀不上」,

而拒絕談論此事。甚而有一派拒絕承認「亓氏家族」和孔子夫人

有任何關係。      也許,回顧孔子的家庭生活,可解開謎底!

 孔子的家庭生活

孔子二十歲喜得一子,當時魯昭公送一條鯉魚祝賀,是非常珍貴的禮物,因此孔子將兒子命名為孔鯉。孔鯉早年師從父親,但在孔子帶領弟子們周遊列國的十幾年中,他卻在家奉養母親亓官氏。據《曲阜縣志》載,魯哀公曾以幣召他出仕,他因看到世道無常,而婉言謝絕。另外,孔子還有一個女兒,孔子將她嫁給了弟子公冶長。孔子六十九歲時孔鯉死了(約五十歲),給孔子留下了一個孫子,叫孔伋,字子思。

可見孔子是兒女雙全的。但孔子與兒女的關係如何?今天我們只留下了一個「過庭之訓」的成語,簡稱「庭訓」,即「父親的教誨」,典故出自《論語季氏篇》第十六。可看出孔子重公棄私對兒子似乎也不願意表達親密的親子關係。但也為後代兩千多年的父親,樹立了「嚴父」的典範。

 

再從《論語鄉黨篇》第八節記載孔子的飲食哲學: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鄉黨篇第九節記載   「席不正不坐」,

充分反映出孔子的居家生活嚴謹、守禮欠缺情趣。若從妻子的角度來看,真是一個難以侍候的人。從「魚餒而肉敗,不食。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反映出孔子重視飲食衛生安全。但在那個沒有冰箱的時代,這樣嚴謹的日常生活細節要求,若遇上個性大而化之的另一半,是否反成了夫妻失和的導火線?

 

孔子具有男尊女卑的思想

論語陽貨篇第十七之二十五節: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顯然這是一句出自個人生活經驗的名言,雖然女權主義者看了不滿,但和孔子的婚姻經驗應有密切關係。尤其「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恐怕道盡了許多男性的心聲!

 

《孔子家語》六本第十五: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

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

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人,

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

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繈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

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

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此段記載中,孔子並未反駁榮啟期之說,反有點頭稱許之意!

  

孔子離魯是關鍵事件

 

齊、魯兩國的夾谷會盟,由於孔子有先見之明,讓魯定公作好武力上的準備,在會盟過程中他更是隨機應變,靠著自己的智勇才能使魯國後發制人,占盡上風。而原本以為勝券在握,一心要勝魯國一籌的齊國君臣不料自嘗敗果,怏怏回國。之後,孔子在魯國政事中力除弊端、欲圖正本清源的果決而富實效的做法,使魯國政局漸漸顯出步入正軌的氣象。這些消息傳到齊景公和晏嬰等大臣的耳中,使他們很是不安,因為在這些人看來,魯國國政和國家實力由弱轉強,對齊國將是一種潛在的威脅。

經過再三籌謀,齊國君臣在對魯關係上又有了新的「舉措」。這次他們是設法從內部進行破壞。齊國大臣瞭解到魯定公和季桓子都好聲色犬馬之樂,建議齊君投其所好,主動採取措施拉攏魯君和季孫氏,使他們耽於玩樂而疏於國政。

魯定公十三年(西元前497年)春天,齊國從國內挑選出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送到魯國,一起送來的還有30輛華麗的馬車,每輛車配備4匹披著彩服的駿馬。當女樂和馬車送到曲阜的南郊,季桓子便迫不及待地親往觀看。接著,魯定公和季桓子兩人一道沈湎於歌舞淫樂之中,再也無心料理朝政。

由於季桓子把持著魯國權柄,自從墮三都事件之後,孔子就遭到故意的冷落。這時,孔子雖然仍居大司寇之職,一向勤謹於政事的他,在魯國卻已處於欲罷不忍、欲進不能的境地,無從插手

魯國政事。

對眼前魯國這種萎靡腐化的政治面貌,孔子並不是沒有怨言。他的心中有時也想到一些賢者在這種汙濁社會所採取的姿態。他對弟子說:「有些賢者逃避社會而隱居,次一等的擇地而處,再次一等的避免不好的臉色,再次一等的迴避惡言惡語。」

然而,孔子並不準備仿效這幾類賢者的做法。對執掌魯國政權的季桓子,他還懷有一種幻想,希望自己仍能有機會參與政事,實現「克己復禮」的夢想。但是,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從季氏和魯君方面沒有顯現任何允許孔子參政的跡象。

弟子子路看到這種情況,對孔子說:「夫子可以行矣!」孔門中其他一些弟子也紛紛勸夫子乾脆離開魯國。孔子認為還應該再等一等,因為魯國即將舉行郊祭,他想看一看季桓子和魯定公對自己的具體態度如何,再作決定。郊祭時要用烤肉祭天,郊祭完畢,按照禮節,執政者應把祭天的肉分發給大夫們。孔子的意思是,如果郊祭的肉到時能發給自己,說明國君還承認自己的大夫身分,那麼當然還應當繼續留在魯國。

但是事與願違,他沒有領到自己份內所應有的祭肉。這意味著在魯定公和季桓子眼裏已沒有這位姓孔名丘的大臣。本來,季桓子在墮三都進展到一半時便開始疏遠孔子,郊祭時又如此行事,究其用意,大體是讓孔子知趣而退。在萬般無奈之中,孔子痛下退出魯國政壇的決心。

孔子向魯定公辭去職務,帶著眾多弟子匆匆離開魯國。

據記載,捨不得離開父母之邦的孔子在臨出魯境之時曾喟嘆道:「遲遲吾行也,去父母之邦也!」在臨離開魯境前,孔子一行曾在魯都南郊的屯邑略作停留。魯國的一位名字叫己的樂師趕來為孔子送行。孔子非常感動,對樂師說自己想唱一曲。孔子唱道: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遊哉,維以卒歲!」

這一年是魯定公十三年(西元前497年),孔子55歲。

孔子開始長達14年的周遊列國的漫長歷程。他只為了一個目標:尋找一個能賞識自己,而且值得自己輔佐的明君,他希望能發揮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十一孔夫子休妻事件蠡測

 

如前所述,孔子重公棄私,即使對兒子也不願意表達親密的親子關係,所以他不是個衝動或會有強烈情緒反應的人,為何會走上休妻的結果 ?

據筆者個人考據,孔子辭去大司寇職,打算週遊列國,該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我們由「婦好」墓出土,可看出殷商時代是真正男女平權的時代,「婦好」是武丁的王后,也是貨真價實的大將軍,而且常領兵打勝仗,死後備極哀榮。亓官氏身為殷商後代,仍保有男女平權的思想,對孔子離魯,顯然她是反對的,甚而與孔子發生激烈爭吵,使個性平和的孔子也無法忍受,說出「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名言,女子和小人的共通性被孔子歸類呈現如下:「親近,則不尊敬你;遠離,則埋怨不斷」,因此提出休妻之議。

休妻過程,正史隻字未提,休妻的後果,卻是孔子被趕出家門,兒子也歸女方,隻身在外雲遊十四年不能回家,直到亓官氏去世後次年,孔子方回返魯國,彼時孔子已是六十九歲的垂垂老者。此婦力能逼走聖人,孔夫人個性之剛烈可見一斑。

 

十二 民間傳說中的亓官氏 

民間傳說中的亓官氏,則是算盤的發明者。相傳孔子在三十歲左右,能力受到季氏家族的注意。孔子說自己「三十而立」。季氏(季平子)委任孔子作其家臣,作過「委吏」和「乘田」。委吏,是司庫房的小官。乘田是管牲畜的小官。庫房的庫藏點數與統計,曾經困擾孔子,亓官氏見孔子愁眉不展,問出緣由,就向孔子建議以結繩計數,滿十個後,就向上進一節,圓滿快速的統計出庫藏品,為夫君解決了問題,這也是算盤的最原始發明說法。由於孔子在司庫房的工作做得快又好,所以被擢升為管理工役的司空。

在民間傳說中的亓官氏,絕不是花瓶型的婦女,不但是賢內助,更是有主見的女強人。

若從這角度來看,也許上述所言,對亓官氏並不公允,也許亓官氏做了更大的犧牲,為了成就孔子的志業及理想,兩人冷靜思考,協議離婚,她讓孔子恢復單身,無牽無掛的去週遊列國,不必背負「不顧家庭」的惡名,若真相如此,亓官氏的婦德,則更

值得大書特書!

 

十三 亓官氏應恢復該享有的歷史地位 

亓官氏嫁了一位人類歷史上的偉人,但她自己卻成了正史上的隱形人。連帶使亓氏家族也成了中國姓氏中罕見的「怪姓」,

這實在是歷史的弔詭而原因只是她離婚而已。

相較於西方聖哲蘇格拉底之妻,至少流傳下潑婦的行徑記錄,亓官氏的一切,則完全被抹殺!她究竟如何面對離婚?如何一人獨力在家鄉教養子女?如何面對早年喪偶的婆婆、不安於室的媳婦?如何使她的丈夫創出那句「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名言?

歷史給她的只是一片空白!

這該是重視人倫的儒家文化的一大反諷!

人類社會已進入男女兩性平權的民主時代,隱諱孔子休妻之事在傳統社會是可以理解的現象,因為自漢代以後,孔夫子被尊為聖人,所有不光彩的、不正確的事情,就被正史刻意忽視,這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徵。我們雖不敢苟同,卻可以理解。

但是孔家絕口不提此事,則頗顯得事有蹊蹺,今日的孔府導遊,提及此事,只以「男尊女卑」的說法一語帶過,民間傳說也僅提及孔夫人「個性兇悍、與孔鯉妻不合」,只以婆媳糾紛

草草解釋。

為長者諱、為親者諱,是中國儒家文化的一大特徵。

孔子在評論一件父子偷牛的案件中,曾經說:「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這是孔子所接受的人之常情,但是

真相就永遠被遮蓋。

孔夫子週遊列國十四年皆未回家,未盡照顧家庭之責,

也是事實,因此筆者認為孔子出妻之後,雖在情理上有所虧欠,使亓家祖訓「亓孔不聯姻」歷時達二千五百年之久,但在法理上,既已出妻,則無照顧家庭之義務,如此才可放膽出外周遊列國,而無任何牽掛之心,否則棄妻子兒女十餘年於不顧,也非儒者能向後代交代的典範。筆者以為:二千五百年來,為何無人就此點批評孔子,推斷正是因為大家也都默認孔夫子休妻事件的事實。

 十四 孔夫子休妻事件真相的科學意義

筆者認為,我們應正確看待孔夫子休妻事件真相的科學意義。

科學精神的要義,是西洋哲學所發展出來一種追求真理

的精神,追求真理的過程,則是首先要揭開萬事萬物的本質與真相,由發現事實進而尋找真理,因此西哲亞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被權勢壓迫、為親情不忍、被金錢買通、甚至被黑道特務

脅迫,而容許對歷史事件上下其手,弄虛作假,刻意掩蓋歷史真相的作風,是違反科學精神的錯誤心態,也是後來中國不如西方進步、發展的根本原因。

西元第四世紀基督教的聖人,聖奧古斯汀作懺悔錄把自己年少輕狂時代的惡跡劣行記錄下來,向上帝認罪希望上帝重新接納懺悔後的自己,認為人要成為基督徒,回到上帝身邊,基督教文化的發展從此有一種內省力量,時時鞭策著歐洲人,這是科學精神的沃土,也是東西方文化高下之別的分水嶺

    孔夫子為後人留下的不朽學說,可謂家喻戶曉,而他的真實人生事跡卻鮮為人知,亓官氏在他生命中扮演的角色究竟如何?該是值得挖掘的真相。其實承認人性的軟弱部份,並不會動搖聖人崇高的地位,反而更欽佩孔子由凡入聖的偉大
        
所以身為亓官氏後代,並不能否認孔夫子的偉大及對中華文化的貢獻,但他身旁那位曾為他生兒育女的女子,究竟面對了怎樣的人生命運?我們更希望能還原真相!也許,因此可為中國儒家文化的病癥,找到診治的良方 !

 十五孫中山補正孔子學說的侷限性

     孔子學說在封建王朝時代被尊崇兩千年歷代帝王無不讚許,因為孔子學說立論的基礎就是家天下與私天下,難怪歷代帝王皆引孔子為知己,推崇禮治與德治的精神。

     現在走上民主法治的時代孔子學說在解釋上,就顯出其侷限性民主法治時代的特徵是公天下,孫中山接受基督教思想後

給中國人提出最重要的指引就是博愛天下為公」,他曾經

補充說明「博愛之謂仁」,孫中山身為革命者,對中國傳統道德

不但不予厭棄,反而認為應該加強傳統四維八德的教育,但是重新

加入時代的精神,例如忠於皇帝要改為忠於國家忠於職守,信守諾言要加入西方信守契約的精神,禮治的精神要擴充為法治的精神,孫中山在世時為人題字,最愛「博愛天下為公」兩項,寫了不下上百次,表示其畢生努力的目標,就是勸中國人放棄家族政治私天下的落伍思想。仁本與禮治的精神,用於私人修養仍有可貴之處,但是「博愛民主法治」是中國人欠缺的新道德

    孫中山先生曾經為某校題字「有道德始成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這個道德並非個人修身的道德而是孫中山由基督教文化引入的新道德,就是公天下的新道德,從此國家成為公器而非私有中國基督徒對此應該心神感應心領神會,一體奉行,讓基督教文化與政治觀,洗去中國歷史上的陳腐,迎接中西文化融合後的壯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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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能不能救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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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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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官先生

儒家能不能救中國 ?

    我在優迪園說明儒教為何救不了中國後引起一些回響

有一位不願登入的先生說不是儒家救不了中國而是你個人接不接受儒家的思想!

    這位先生把儒教和儒家混為一談顯然是一種誤解

儒家能不能救中國 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值得用更大篇幅來說明 !

    春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輩出,實際上,在中國先秦時期是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時代。

    雖然身為偉大的思想家與教育家,孔老夫子一心發揚的儒家學說並沒有取得特殊的地位,不得不周遊列國,尋找識貨的君主。

    而到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及西漢初年,倒是老子的道家學說成為王官之學,創造了給人民休養生息的文景之治。直至漢武帝時期,這種狀況才發生巨大轉變,這時距孔子去世已有 300 多年。 西漢儒家大師董仲舒奏「天人三策」而被漢武帝破格重用,後來漢武帝劉徹採納董仲舒「天人感應三綱五常」學說而正式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考試領導學術,此後儒家主導兩千年的言論市場,這也被後代史學家稱道為漢武帝「文治」方面的主要功績。

    儒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當時是知識分子的一種身分認同,

有特別的儒服與儒冠,產生極大的自尊心,孔子的弟子子路

在被叛軍殺害前,還說讓我把帽子戴正,帽帶繫好,然後從容

赴死,儒生的行為如果皆向子路看齊,君王們肯定大受感動。

     然而儒家傳授的儒學當作一種學說只是對待人接物應對進退的分析看法沒有強制力,等到宋明理學發達起來,儒學已經對常民百姓的生活和一舉一動都產生強制力,這時儒學就稱得上是教了。這就是我對儒學和教之間分野的一種看法

   樂奀君在博愛慎行之博客的博客,對傳統儒家思想深入剖析:

   他說傳統儒家思想強調仁、義、禮、樂。仁者愛人,就是說要敬父母愛子女;義者宜也,就是在其位謀其政,盡其社會責任,比如農民就應該好好種地,子女就應該孝敬父母,臣子就應該忠君愛國,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說的就是這種君臣之義,父子之義;禮是祭祀和禮儀,用來規定和明確封建社會秩序;樂和禮息息相關,也是用來傳播教化和規範等級的。儒家思想的目標是要創建並且維護一種等級嚴明的封建社會秩序,並且其中也給儒生(稱為士)提供了一條上進通道,即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但是儒家思想僅僅是宣揚德治,而沒有法治,它僅僅是從道德層面上告訴你作為這個社會的一份子,應該要怎樣做,而沒有說如果你不這樣做,會受到什麼懲罰。重視德治和人治,沒有法治,這是儒家思想很大的缺點。這個缺點遺傳了幾千年,直到今天還有很深的影響。

    第二個主要的缺點應該是儒家思想有固步自封、墨守成規的傳統,這一傳統是從孔子那裡就開始的。孔子法先王,從周禮,他的思想有很濃重的復古傾向。抵制創新思想,這對於一個民族長遠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個主要的缺點是鄙視勞動。孔子本人就說過「君子遠庖廚」,而實際上他也是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知識分子脫離生產、輕慢科技。這也是造成中國古代科學發展極其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

    樂奀君列舉儒學的一些主要的負面思想:

1.「天人感應」,「君權神授」

2.「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等級秩序,主張「尊卑貴賤,不逾行次」,把實行嚴格的等級制,看作是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法寶。

3.「倡導賢人政治,宣揚以德治國」。

4.「學而優則仕」。

5.「三綱五常」為核心的社會倫理。

6.「中庸之道」的基本價值取向。

7.「家國一體」,把國當作家的放大,肯定家天下與私天下的帝王

   傳統。

 

儒家的歧視女性傳統

    孔子原來具有男尊女卑的思想論語陽貨篇第十七之二十五節: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顯然這是一句出自個人生活經驗的名言,雖然女權主義者看了不滿,但和孔子的婚姻經驗應有密切關係。尤其「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恐怕道盡了許多男性的心聲!

 

《孔子家語》六本第十五: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

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

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為貴,

吾既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繈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

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此段記載中,孔子並未反駁榮啟期之說,反有點頭稱許之意!

    根據《禮記、檀弓上》記載的內容,有人推論出「孔子出妻說」,也就是「孔子離婚」說。

「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伯魚,即孔子的兒子孔鯉,在喪期後還哭死去的母親,孔子聽到了就很不高興地說:太過分了。可見孔子對離婚的前妻確實是充滿嫌惡。

 《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有相似記載。

另外,《禮記、檀弓上》還記載了一段話,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漢儒鄭玄為我們保留的珍貴資料看出, 孔子的孫子子思最過分,甚至不讓兒子子上去為出母守喪,理由是:既然她已經被休了,就不是我的老婆了,當然也不是子上的母親了。冷漠無情溢於言表。子思所繼承的儒家所提倡的 孝道” 竟是具有男女之別的。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他對前妻充滿怨恨,但是中國男女不平權的肇始因素,在此已可說是呼之欲出。 

鄭玄在註疏中解釋道

「子上,孔子曾孫, 子思伋之子 ,名白, 其母出,--------------伋音急 子思名也 孔子之孫。」

「謂孔子也令子喪出母乎?子思曰﹕然﹔然猶是也,言是喪出母也﹔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猶哭,是喪出母也。」

 顯然,《禮記、檀弓上》透露了一項孔家的私密消息,就是孔子、孔鯉、孔伋三代皆休妻!孔鯉之妻甚至還改嫁至衛國某戶人家。

依鄭玄註云「禮為出母期,父卒為父,後者不服耳。」

 可見當時兒子還能為已成「出妻」的母親服喪一年。但從子思以後其子「子上」已不再為已成「出妻」的母親服喪,可見孔子休妻是一件事實。

    關於男尊女卑,樂奀君在博愛慎行之博客的博客研析極為深入,他說獨尊儒術的後果是確立儒家男尊女卑的關係,逐漸形成女子「三從四德」、「從一而終」的封建禮教。在西漢劉向撰寫的《列女傳》和東漢初年班昭所著《女戒》二書,對這些戒律都表露無遺。這一時期,雖有西漢宣帝仿傚秦始皇詔賜貞婦順女帛、東漢安帝詔賜貞婦有節義等,但對於女性倫理之中的貞節觀念(如「婦無二適」),並沒有被作為一種國家意識形態加以倡導,女性再嫁乃尋常之事,決不會被視為不符合禮教的規範而嚴加指責或禁止。 至宋朝,由於出了一班儒者,形成理學(又稱為「程朱理學」或「宋明理學」), 改變了中國的學術思想以及風俗制度,也使婦女的貞節觀念在崇古的基礎上愈演愈烈。程朱理學是由北宋神宗時期二程(程顥、程頤兄弟)開始創立,其間經過弟子楊時,再傳羅從彥,三傳李侗的傳承,到南宋初年由儒學大師朱熹集大成。 程朱理學強化「三綱五常」之說,提出「存天理,滅人欲」,視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視為人欲,將封建綱常與宗教的禁慾主義結合在一起,使儒學走向政治哲學化,為封建等級特權的統治提供了更為精細的理論指導,深得統治者的歡心,成為南宋之後的官學。 在女性觀方面,程朱理學提出「男女授受不親」,婦人「當終受於從一」,丈夫有休妻的權利,而「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句為後人唾棄的極端言論即出自程頤之口。

    然而,我們也發現兩宋時期女性的地位並不低,堪稱「半邊天」, 當時湧現出了不少優秀的女性人才(如李師師、李清照等)。可以這麼說:產生於兩宋之間的程朱理學當時只是個口號而已,並沒有構成對女性同胞們全面的傷害。因為它在南宋後期才開始為統治階級所接受和推崇,經元到明清正式成為國家的統治思想。 中國古代有著名的《女四書》:《女誡》(東漢女史學家班昭著)、《內訓》(明成祖徐皇后著)、《女論語》(唐朝女學士宋若莘撰著)、《女範節錄》(明末儒學者王相之母劉氏所作),它們可以說是中國封建社會對婦女進行教育所用的教材範本,主要宣揚男尊女卑的封建禮教與道德觀念,歧視和壓迫婦女,流毒很深。《女四書》這一統稱叫法始於明末,成為後來幾乎所有讀書的女孩子的啟蒙讀物。 明清兩代的社會風尚是中國封建社會最污濁、淫靡的歷史時期。一方面,統治階級大肆鼓吹程朱學說,甚至對之進行歪曲,最終引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女性纏足始於南唐後主李煜主政時期,到北宋中葉以後形成「三寸金蓮」的崇拜,至晚清時期,以女子小腳為美的畸形女性審美觀瀰漫於全社會。明清時期對貞節觀念的極端倡導,男子可以任意「休妻」、「出妻」,女子卻只能忍受。同時,女子被「休」、被「出」,被認為是奇恥大辱,改嫁更是「喪失貞節」。尤其進入清朝以後,貞節的含義變得十分褊狹了,似乎成了一種宗教,非但夫死守節成了天理,未嫁夫死,也要盡節,偶為男子調戲也要尋死。總之,女子的生命緊緊維繫在貞節上,稍有變故,就要以死全節。這一來,把對節婦烈女的崇尚推至極點。 而另一方面,統治階級的腐化墮落,市民階層的肆意放浪,色情氾濫,縱慾成風。 惡劣的社會風氣上行下效。士大夫在公開場合大肆談房幃秘事,不以為羞。明清時期的士大夫的色性觀念已不重在對女性顏色、妝飾的觀賞,而是沉溺於肉感快樂的暫時滿足。男女之間的感情交融墮落為注重色情。儒家的重婦德、重貞節的觀念與縱慾主義同時並存;壓迫婦女的傳統觀念與尊重女性的進步思潮形成對立;貞節觀念的加深與中國名妓的層出不窮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對比。最終形成了一種近乎變態的貞節觀,對這一時期的女性同胞們的迫害尤為至深。

    學者劉振琪與林採梅觀察到:

儒家重視的仁義禮智信在現代化社會中已日漸式微,現代化社會一切講求效率、速度,上自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聯繫,下自人與人之間的往來,多是以自我私利為主的談判交涉,從前所謂的「兄弟之邦」、「禮義之邦」已不再提及。傳統文化不分優劣,均遭揚棄,不僅與修身有關的美德被現代人視為八股,甚至連孝順的對象也不再是父母的專利,而成為父母對子女的一切付出。社會越發達,越現代,遭棄養的老年人、毆打父母親、為爭奪遺產而對簿公堂的事件,屢見不鮮。傳統的價值觀在生活日益富裕的年代,更顯得微不足道。在只求結果,不問過程和手段的社會,人心亦漸漸喪失其純真的本善,價值觀亦遭到扭曲,僅能依靠法治來維持社會秩序。

十九世紀的列強以武力進犯他國,擴展其侵略野心,於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壓榨被殖民者。二十世紀以後,又以經濟的優勢,挾帶文化入侵各地,以全球化、地球村之名,實現其影響力,此種文化侵略較之武力更讓人疏於防範,影響力也更為深遠,常令人於潛移默化中受其同化,接受其價值觀。當各種傳播媒體無遠弗屆的施展其威力,也正是各種傳統文化一點一滴的消逝中。面對此全球化的洪流,傳統儒家思想所保有的文化特質亦逐漸被人遺忘。

    在這個東西方皆面臨末世的時代,高舉儒學能得到何等的效果或再深問儒家能救中國嗎 ?

    我認為在私領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人倫觀念是仍值得保存發揚的美德在公領域,天下為公、博愛行仁的公民道德更值得提倡,而家天下與私天下的帝王傳統是不得不放棄了。

 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導致變態的女子貞節觀,這一點在男女平權的時代就完全不及格了

    儒家能救中國嗎 我的回答是 儒家只能救三分之一的中國另外三分之二就要向西洋文化哲學與宗教,誠心謙虛請教,互補欠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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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為何救不了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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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官先生

儒教為何救不中國 ?

    中國面對列強瓜分豆剖的百年屈辱時當時的知識分子曾求助於古今中外的各種主義學說和理論有一派知識分子認為孔子的儒學應該更為提高其地位建議儒教設為國教才能救中國代表的人物就是康有為

    學者吳文璋認為,清朝末年以來,主張儒家是一個宗教的有康有為、陳煥章、張東蓀、嚴復、夏曾右等人,以康有為當做代表人物。   

    康有為認為儒家是以天命為根本,並且是透過神的力量來彰顯,孔子本人即是敬天而服事上帝。他推尊孔子是「教主」。

    陳煥章也主張,中國人所有的宗教的觀念與實際皆建立在儒家學說的基礎上,所以儒家是一種宗教,他把孔廟比擬為教堂。康、陳鼓吹以孔子配天,定孔教為國教,顯示了他們效法基督教的組織的意願。

     另一方面,章太炎、蔡元培、胡適、陳獨秀、吳虞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潮人士,不僅不承認儒家是一種宗教,也不應該定為國教,甚至在1911年到1928年發生了反儒教的運動。

    章太炎不只非議「孔教會」的設立,且說:「孔子於中國,為保民開化之宗,不為教主」,「以宗教,則孔子所棄。」所以那些尊奉孔教者,「適足以玷闕里之堂,污泰山之跡耳。」

    蔡元培認為儒家既無宗教形式,又無宗教的內涵,因此不該成為一種國教。而且「宗教是宗教,孔子是孔子,國家是國家,各有範圍,不能併作一談。」

    胡適並未直接攻擊儒教,但是他卻讚美陳獨秀和吳虞,頌揚此二人為「近年來攻擊孔教最有力的兩位健將」。

    陳獨秀把「孔教」和「專制」視為連體嬰,因此竟然判決儒術孔道與「近世文明社會絕不相容」,也是不承認儒家為宗教。

    吳虞則把「禮制」視為「儒教」的具體化身,批評「禮教吃人」。

    論點反覆的則是梁啟超。

    梁啟超年輕時對康有為的保教論頗為信服,曾一再的為文提倡之,甚至讚美康有為是「孔教之馬丁路德」,但是三十歲以後,思緒轉變,畏恐孔教若定於一尊,則國民之思想將受束縛,遂轉而認為「宗教者,專指信仰而言」,因此「保教非所以尊孔。」梁啟超舉出《論語》中的記載: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以及「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於是他把孔子定位為「哲學家、經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

    蔡元培不但認為儒家不是宗教,就算宗教本身,也已經被時代淘汰了,蔡元培說:

    宗教之為物,在彼歐西各國,已為過去問題。蓋宗教之內容,現皆經學者以科學的研究解決之矣。

   陳獨秀也是認為:

   人類將來真實之信、解、行、證;必以科學為正軌,一切宗教,皆在廢棄之列。

    這些言論使反儒教,甚至反宗教的言論達到了最高潮,對後來的局勢產生極大的影響,共產黨的席捲大陸和文化大革命都是這些思潮激盪下的產物,這在邏輯上有其關聯性。

    被學者吳文璋遺漏的復古派國學大師辜鴻銘篤信凡存在的必是合理的因此主張恢復自古存在的一夫多妻制欣賞女子纏足之美有人問辜鴻銘,為何贊成一夫多妻制辜鴻銘回答,一個茶壺

總是該多配幾個茶杯嘛,有好事者傳言辜鴻銘好小腳,總要握著

如夫人解開的小腳 聞著臭味才能睡好覺,果然是海畔有逐臭之夫。像辜鴻銘這樣的遺老,誠可謂中國儒家文化大男人沙文主義

豬的代表人物中國女子纏足史自北宋元豐開始流行。宋代的纏足是把腳裹得「纖直」但不弓彎。元代的纏足繼續向纖小的方向發展。明代的纏足之風進入興盛時期,並要求足形弓彎,如江蘇泰州明代劉湘夫婦合葬墓出土的花緞鳳首尖足鞋、南昌明代寧靖王朱奠培夫人吳氏墓出土的緞面弓鞋皆長20-23厘米左右,頭向上翹,穿上後顯得足形弓彎清代纏足之風蔓延至社會各階層的女子,還出現了「三寸金蓮」之說,要求腳要小至三寸

     這種病態的審美觀何以能夠延續近700年之久,只在父母

堅持我是為女兒將來嫁個好人家的說詞下,讓千萬計的婦女兒童,在暗夜哭聲裏,忍受纏足的椎心刺骨之痛,有一位柯基生醫師估計由南唐至清朝,被纏足的婦女高達三十億人之眾,可見宋明理學把儒學宗教化後,已失去人類基本的同情心,難怪宋儒會發展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女子貞節觀。民國學者吳虞所批評「禮教吃人」並不過分。

     儒家的世界一直存在說理與實情背反的兩重性,俗話說得

滿口講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這是世俗人對儒家最沉重

的抗議

     儒家的世界如果不願關門潛心自省,誠心改造,真是有心無力,難以把儒學推廣到地球村

為長者諱、為親者諱,是中國儒家文化的一大特徵。

孔子在評論一件父子偷牛的案件中,曾經說:「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這是孔子所接受的人之常情,但是

真相就永遠被遮蓋。

    有弟子問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以德報怨何以報德 報怨以德報德

    經過無數世代之後,孔子的直道而行,和耶教的道而行,其差別就不可以道里計了。

筆者認為,科學精神的要義,是西洋哲學所發展出來一種追求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的過程,則是首先要揭開萬事萬物的本質與真相,由發現事實進而尋找真理,因此西哲亞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被權勢壓迫、為親情不忍、被金錢買通、甚至被黑道特務

脅迫,而容許對歷史事件上下其手,弄虛作假,刻意掩蓋歷史真相的作風,是違反科學精神的錯誤心態,也是後來中國不如西方進步、發展的根本原因。

西元第四世紀時基督教的聖人,聖奧古斯汀作懺悔錄把自己年少輕狂時代的惡跡劣行記錄下來,向上帝認罪希望上帝重新接納懺悔後的自己,認為人要成為基督徒,回到上帝身邊,基督教文化的發展從此有一種內省力量,時時鞭策著歐洲人,這是

科學精神的沃土,也是東西方文化高下之別的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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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儒家的儒家 -- 鄧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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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

鄧曉芒,2015-04-23

儒家文化在今天迫切需要進入一個自否定的程式,才能保持自己繼續發展的生命力。我曾經在很多地方表達過這樣的原理:只有批判傳統文化才能真正地弘揚傳統文化,否則只能是敗壞傳統文化。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在今天,就體現在它是否有勇氣、有能力展開一場自我批判。凡是對儒家文化不加批判地一味捍衛和繼承的人,都只能把儒家文化推入絕境。他們以儒家文化的正宗代表自居,卻沒有想到自己的做法適得其反,他們才是儒家文化的埋葬者。

大約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我與儒家學說的交鋒就沒有中斷過,這其中包括在著作和文章中對儒家學說的各個方面、各個層次展開批判,乃至於在學術雜誌上連篇累牘地與儒家學說捍衛者們展開你來我往的反復論戰。而用來批判的參照物,則是西方哲學文化提出的一些普遍原則,以及在西方文化影響下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的中國當代現實生活。縱觀30多年來的國內學術界,在公開進行與傳統文化、主要是與儒家文化的論戰的人中,我恐怕要算是數量最多、連續論戰時間最長、批判最猛烈的了,因此在學者群中似乎已獲得了西化偏激的定評。不過,也有一些眼尖心細的人、包括同行和學生都看出來,並且直接向我說出來,即我本人其實骨子裡奉行的還是儒家的做人原則,這不光是指我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方式,而且是說就在我大力批判儒家思想的時候,我也是本著儒家精神在盡一個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職責。對此,我自己從來都不否認。我曾經公開說過,如果不是秉承傳統中國知識份子以天下為己任的憂國憂民的情懷,作為一個學者我也許會更傾心於對宇宙太空的科學探索。這本來是我兒時曾經有過的志向,它出自於對大自然奧秘的強烈好奇心。

正是由於在青年時代10多年的底層歷練中,命運將我拋入國家政治生活的驚濤駭浪,才使我的思想關注點轉向了國是民瘼,從而在這一點上,與儒家精神結下了不解之緣。我甚至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受儒家思想浸染2000多年的國度,一個現代學者完全擺脫儒家精神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從根本上來說還不止是一個思想影響的問題,而是一個生存方式的問題。儒家思想本身正是在這種幾千年一貫的生存方式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這種情況好壞與否,我在這裡不作價值評價,至少這是一個誰也擺脫不了的客觀事實。

這就留下了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即我到底和儒家是什麼關係?如何定位這種關係?我想從如下幾個方面來展開談一下,這是我從來沒有做過的。

一個原則:自否定

根據我所提出的自否定哲學,真正的自由體現為自否定原則。所謂自否定,就是自己否定自己,走向自己的對立面;但由於它是由自己來完成這一過程的,而不是由於外來因素的強迫,所以它並沒有把自己完全取消,而是改變了自己的形式,提升了自己的層次。將這一原則應用于儒家文化,則可以說,儒家文化在今天迫切需要進入一個自否定的程式,才能保持自己繼續發展的生命力。我曾經在很多地方表達過這樣的原理:只有批判傳統文化才能真正地弘揚傳統文化,否則只能是敗壞傳統文化。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在今天,就體現在它是否有勇氣、有能力展開一場自我批判。凡是對儒家文化不加批判地一味捍衛和繼承的人,都只能把儒家文化推入絕境。他們以儒家文化的正宗代表自居,卻沒有想到自己的做法適得其反,他們才是儒家文化的埋葬者。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承認自己是儒家,也就是一個批判儒家的儒家,或一個具有自我批判意識的儒家。我認為,這一明確的定位是對中國知識份子和儒家關係的一個關鍵性的推進。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似乎沒有一個啟蒙知識份子對自己的反傳統作過如此定位,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打倒孔家店,或者讓自己脫離傳統文化的束縛,迎接西化的洗禮。即使有的人並不認為儒家文化全部不行,必須有所保留、有所選擇,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但他們總體上都自認為已經超出儒家思想的局限,已經完全是立足於世界潮流和新的標準來看待儒家思想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我曾經在《20世紀中國啟蒙的缺陷》一文中談到,不論是五四啟蒙還是1980年代啟蒙,中國的啟蒙思想家都更像是一些謀臣或智囊,……因為他們的目標並不在問題本身,而在於治國平天下的實效。中國的啟蒙者從來都沒有真正超出儒家的樊籬,而是以幾乎天生的儒家的眼睛在對傳統儒家作出挑剔和取捨,乃至加以全盤拋棄,而這種態度仍然是儒家的。

這樣看來,是不是我與五四以來的這些批判儒家的儒家就沒有任何區別了呢?當然不是。根本性的區別在於,他們都是不自覺的,而我是自覺的。例如,魯迅就自認為自己受莊子和韓非的影響很深,但卻否認自己也受到儒家的影響。其他啟蒙思想的追隨者也都急於撇清與儒家的關係。但是,當他們自以為自己是全新的新青年新的女性的時候,他們恰好把自己的儒家化的理解滲透進他們引進的外來文化要素裡面去了。我在《繼承五四,超越五四 -- 新批判主義宣言》中曾指出,五四知識份子所謂個人主義人道主義的衝突”(周作人語),其實並沒有吃透西方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精髓,甚至完全是中國傳統的,體現為道家放縱才情的狂士風度與儒家的博施濟眾的聖人主義的衝突。當然,我指出他們在骨子裡浸透著傳統文化包括儒家思想的基因,並不是表明我自己就能夠一勞永逸地超越這種基因的限制,而是為了形成一種更深層次的自我批判自我反思。我們不能完全脫離儒家的眼光,但我們能夠使這種眼光置於一個更高的層次,超越於它在具體事情方面的各種局限性,並且始終意識到這種儒家眼光仍然是有其邊界的,是需要不斷反思突破的。

因此,另一方面,這種眼光也不同於儒家保守主義的故步自封、自滿自足和自我標榜,而是類似于一種原罪意識,並從這種原罪意識中萌生出一種自我拷問、自我悔改、自我改進的動力。例如,海外新儒家力圖在儒家框架裡面容納進西方現代社會通行的各種價值要素,以這種方式呈現儒家文化的幾乎是無限的包容力。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他們沒有看到儒家文化從骨子裡具有與西方普遍價值結構上的衝突,或者說具有顛倒的結構。也許只有牟宗三先生所提出的儒家文化的自我坎陷說,才意識到這種不可相容的顛倒結構。但可惜的是,牟先生的自我坎陷並不是真正的自我批判,而是在儒家文化價值標準的既定前提下,出於時勢的壓力而制定的一種權宜之計,一種暫時的容忍,因此在道德上具有負面價值,只不過為了最終目的而退讓一步罷了。與此相反,我所說的自我否定則本身具有道德上的正面價值,不是為了更好地恢復舊道德,而是由此建立起一整套新的道德規範。這種新的道德規範把懺悔意識也作為自身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在道德上是可持續發展的,而這是牟先生和其他海外新儒家所不具備的。自我坎陷並不是自我懺悔,而只是實現儒家既定理想的現實手段。當我承認我也是一個儒家的時候,我並不認為這是一件值得自豪和誇耀的事,而是含有一種痛苦的自省,我意識到我所跳不出的這個限制,是我們幾千年的傳統和我們今天的時代所帶給我的,而這種自省則是對這種限制的一種撞擊和突圍。我的儒家自否定的立場表達的是人的自由意志能動性

因此,這種自我超越、自我否定的能動性離開儒家思想的原點,把渾然一體的儒家思想劃分成了兩個層次,從而形成了一種方法論上的立體化結構。這就是我下面要講的雙層視角的結構:抽象繼承法具體批判法的結合。

雙層視角:抽象繼承法和具體批判法的統一

上個世紀50年代,馮友蘭先生提出了對傳統文化的抽象繼承法,引起了一場大討論。論者一般都認為,馮氏抽象繼承法是和毛澤東的批判繼承法唱反調的,是資產階級的抽象人性論。馮友蘭在1980年代回顧這段爭論時說,其實抽象繼承法和批判繼承法並不矛盾,後者是繼承什麼的問題,前者是怎樣繼承的問題。但問題是,馮先生一開始就把這兩個問題弄混了,他從儒家學說中區分出兩種內容,有一種是帶有抽象性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另外一種是有具體所指的。我們可以繼承抽象性質的那一部分,而批判具體的那一部分。但他後來畢竟意識到這兩種方法並不是針對儒家學說中兩個不同部分的,而是對同一個物件採取繼承什麼怎樣繼承的兩種不同態度的問題。

我比較傾向於從後面這種意義上認可馮先生的抽象繼承法,但需要作出更深入的解釋。的確,抽象繼承法不是探討繼承什麼,而是探討怎樣繼承。它不是從儒家經典中尋找哪些概念命題應該抽象繼承,而是在儒家的一系列概念和命題中,撇開它們在當時所意指的具體內容,而重新賦予這些概念和命題以普遍性的含義。這些含義已經超出了儒家倫理所意指的範圍,如果用這些含義來解釋儒家經典,往往會被儒學家斥之為不懂未吃透。例如馮先生講的孔子的學而時習之,是有自身本來固有的含義的;如果用他所重新解釋的那種意思來講(“凡是學習一件事都要反復溫習”),就會被傳統儒家視為曲解,甚至望文生義、外行。所以,抽象繼承法所繼承的命題並不是沒有具體內容的,而是具有今天更帶普遍性的內容,也就是具有普遍價值的內容。普遍價值可以涵蓋儒家價值,儒家價值卻不一定能夠涵蓋普遍價值;但儒家價值裡面可以具有普遍價值的成分,或者可以作普遍價值的理解。只不過儒家倫理通常在這些本來具有普遍價值的原則上,覆蓋上了狹隘具體內容,限制了這些原則的普遍性,有必要通過某種現象學的還原,將這些被遮蔽了的內容還原出來(去蔽)

舉例來說,當我以一個儒家知識份子的憂患意識關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各種事件時,我意識到這種關注不是為了給當權者提供政策方略,而是一種啟蒙的手段;這種啟蒙也不是為了實現強國夢,而是為了讓普遍價值深入人心,使中國人的人性在當代人類發展的進程中與其他民族並駕齊驅,而不拖其他民族的後腿。作為中國人,我只能以這種國家和民族的政治話語來逼近這種人類普遍的目標,這本身就是一種令人無法自豪的局限性,它至少看上去是為了自己國家的強盛。美國人為什麼不鼓吹強國?你可能會說他們本來就是老大,不需要鼓吹。但是德國人呢?他們現在不但不鼓吹強國,反而隨時警惕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捲土重來。其他西歐國家也不像我們這樣充滿危機感,似乎國家不強大就會受人欺負。又比如,仁者愛人這一命題,如果要使它具有博愛這一普遍價值的含義,首先就必須使它超越四端的那種情緒化的衝動和愛有差等的世俗等級規範,而立足于每個自由意志的理性邏輯結構。而這一範疇就不再被解釋為以為本(“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而是顛倒過來,它本身成了孝悌所本了。對諸如此類的一些儒家概念範疇和命題進行重新解釋,就是對儒家學說的一種現象學還原,即還原為它們的事情本身。其實,它們當初之所以得到人們的贊同,被認為合乎人的本性並帶有道德的光環,正是因為它們實際上是穿上儒家衣裝的普遍價值,但由於這種衣裝的遮蔽和喧賓奪主,其中的普遍價值反而被認為是對儒家學說的曲解了。而在今天要把這一還原工作進行到底,就必須貫徹具體批判法

所以與上述抽象繼承法相對並且相輔相成的,並不是什麼批判繼承法,而是具體批判法。對儒家學說我們不能具體繼承,而必須抽象繼承;而只有經過具體批判,才有可能做到抽象繼承。具體批判法就是抽象繼承法的另一面,它們是合二而一的。如何具體批判?就是要用抽象普遍的原則來批判具體的內容,揭示出這些具體內容違背了它們所標榜的抽象原則。在這方面,魯迅提供了一個絕佳的例子。魯迅在《狂人日記》中說,這歷史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仁義道德當然是好,魯迅並不是要批仁義道德;但他說字縫裡面滿本寫著的是吃人,這就是具體批判了。所以,魯迅批儒家的著力點,並不是說它所標榜的那些仁義道德本身不好,而是說它打著道德的旗號吃人,實為口是心非、偽善。儒家倫理最大的問題就是偽善。偽善在哪裡?就在於它所說的話抽象地看大都是好話,合乎情理,近乎人情,以至於今天人們說它是以人為本甚至是人本主義”;但實現出來的卻是扼殺人的個性自由。所以就連清代儒者戴震都斥後儒為以理殺人。不過,魯迅也好,戴震也好,他們對儒家的具體批判是夠激烈的,但是抽象繼承方面卻不得要領。就戴震來說,他以人之常情常欲來對抗天理,這仍然是一種具體繼承,因為儒家、包括宋明理學本來就是從人之常情、百姓日用來理解天理的,這種批判只不過是在儒家劃定的具體範圍內部轉圈。就魯迅來說,他已經是用西方個人主義人道主義理論的框架來批判儒家倫理的虛偽性了,但他對這種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理解仍然是不到位的,並未完全超出儒家本身可以具體接受的傳統範圍(儒道合流或互補)。魯迅只在一點上是真正超出了傳統儒家的,那就是滲入骨子裡的懺悔精神和對內心靈魂的陰鬱的自我拷問。但他對此並無自覺,反而覺得這是自己的一大缺點,屬於自己性格上的毛病。他覺得自己的內心太黑暗,甚至害怕自己的那些有毒的思想會危害了年輕人。這是頗為令人遺憾的。

我所主張的抽象繼承法,和前人相比已經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主要是在這些抽象原則裡面融入了西方近代哲學基督教文化所揭示的普遍因素。當然,我們是用漢語來思維和寫作的,在漢語中本身就已經積澱著傳統文化的血脈;而當我們用這些漢字來翻譯西方文化的典籍時,我們也只能用這些飽含著中國傳統文化基因的符號來解讀西方文化最深奧的哲理。然而,這並不會完全阻隔兩大文化的互相理解,只不過需要時間的磨礪,更需要思想者的努力運思。我不敢說自己對西方哲學和文化的運思就完全到位了,但至少,我已從中看出了某種超出儒家文化範圍之外的理論天地和思想資源。但由於我仍然只能採用儒家文化所使用的這些漢字、這些用語和成語、這些命題來解讀西方文化的經典,所以這種解讀就成了對傳統文化包括儒家文化的一種抽象繼承。基於一般語言文字之上的這種抽象繼承,在某種意義上同時又是與不同文化的溝通,因而本身就具有普遍性。在這種意義上,儒家的一些概念和命題本身就可以表達普遍價值,如良知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然而,如果沒有經過具體批判,即使這些可以用來表達或翻譯普遍價值的概念和命題,也很可能成為魚目混珠的贗品。

與此相應,我所主張的具體批判法也就與以往的具體批判有了本質的不同。這不同就在於:它不單純是摧毀性的,而且也是建設性的。從先秦時代開始,中國思想文化中的不同學派對儒家倫理的具體批判就從未中斷過,最早有道家和法家的批判,後來還有佛家的批判。但這些批判都是摧毀性的,即批判過後並沒有一種新型的道德原理建立起來,而是一片狼藉,還得由儒家道德來收拾殘局。所以弄到後來,中國文化被弄成了一種儒道互補、甚至儒道佛三教合流的局面,在現實中則成了儒內法外、儒表法裡、王霸之道雜之的政治實用主義。從理論上看,儒家思想日益墮落為了一種工具論價值虛無主義(“半部《論語》治天下”)和虛偽的說教,而這反過來又給傳統的具體批判提供了口實。所以,按照傳統的方式對儒家學說進行具體批判是最容易不過的了,誰都可以用現實生活的實例以及道學家們的口是心非對儒家學說大張撻伐,以天性的來對抗教條的。我的具體批判法則不同,它是有抽象繼承法作為批判的標準的,而這種標準又是以儒學的抽象命題為仲介,乃至是從西方文化中提煉出來的。為什麼能夠從中提煉出來,正是因為西方近代普遍價值具有超越民族、種族或文化的普遍性。因此,這種批判將一改過去批判的單純否定性和破壞性,而可以希望其對於中國人的傳統國民性有切實的提升。這是對於儒家學說的真正的揚棄,或者說是儒家學說的自我揚棄。

雙重標準:中西文化境域中的不同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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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曾經提出過中西文化比較中的一個戰略性的藍圖,稱之為雙重標準論,即根據所處的文化環境的不同,在中國必須大力批判中國傳統文化,而引入西方現代價值;相反,在西方則有必要積極批判西方傳統文化,而引入東方或中國文化的要素。對此,我至今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所謂雙重標準在邏輯上似乎是不能成立的,但在現實中,這實際上恰好是單一標準的兩種不同體現,這個單一標準就是:任何一種文化都只有建立在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基點上,努力吸收異種文化的要素,才是有生命力的,因此表面上的邏輯矛盾其實恰好是邏輯上貫通的。去年楊效思博士來武漢大學和我對談。他在美國20年了,任教於美國多所院校,在商務印書館出了一本《家哲學》。他說,他就是看不慣美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太自信,而中國人又太瞧不起自己的文化,所以要找一個平衡,要弘揚中國的家哲學。我說,你這本書比較適合於在美國發表,在中國發表反而是製造不平衡:你在美國批西方文化,在中國還批西方文化,這有什麼平衡呢?只有在美國批西方文化,在中國批中國文化,這才是真正的平衡,對兩邊都有好處。所以,根據不同的語境提出不同的文化標準,這才是順理成章的,合乎邏輯的;不看場合而一味地鼓吹(或者貶低)某種文化,看起來好像立場一貫,其實倒是真正的自相矛盾的雙重標準:即認為美國人需要自我批評,中國人則不需要,而要自我表揚。

我唯一覺得需要加以補充的是,這種雙重標準如果並列起來看,其實並不是完全對等的。從歷史未來的發展著眼,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可能成為兩個永遠對峙對等半斤八兩的文化實體,而是有著自身內在發展趨勢的。也就是說,西方文化在今天並不只是代表歐美白人的一種有限的文化,而是承載著普遍價值的一種上位文化;而中國文化則本身不能自外於普遍價值,最終將歸附於目前由西方所代表的普遍價值之下。所以西方文化對自身的批判也好,對東方異民族文化以及非洲、澳洲等部落文化的吸收也好,與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吸收還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在他們那裡,這種吸收只是對自身傳統的一種完善和補充,而在我們這裡,則是一種生死攸關的歷史選擇。換言之,西方固然需要向中國文化學很多東西,但這些東西對於西方文化來說不是根本性的,而是錦上添花式的;中國更有必要向西方學很多東西,這些東西對於中國來說則是革命性、顛覆性的,是為中國文化走出當代困境提供絕對必要的前提的。所以這裡有種不對等性。

這種不對等性,就導致了對中西文化雙方融合的一種基本判斷,就是西方文化吸收異文化必須在自身已經形成的普遍價值的基礎上來進行,這種普遍價值是超越于白人基督教文化的範疇而能夠惠及各種不同文化的,是唯一能夠容納多元文化的一元平臺;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來發展自身固有傳統文化則必須立足于對自身文化的批判,而不能以這一既定文化為不可動搖的基礎,因為它本身不具有容納西方文化的雅量。現代新儒家往往有種錯覺,覺得儒家文化既然博大精深,也就可以在此基礎上成為全球化的一個共同基礎,實現儒家所嚮往的天下一統的理想,甚至用來拯救西方文化的沒落。他們往往舉東亞的儒家文化圈在經濟上騰飛成功的事例來證明,儒家文化完全可以把其他文化納入自身為我所用,作為推動自身文化復興的環節。但他們沒有看到,亞洲四小龍和日本所取得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上的成就,正是在把西方市場經濟倫理原則作為立國之本的前提下,為自身固有文化開闢了自由發展的廣闊空間的結果;沒有這一前提,他們自身的固有文化除了陷入無休止的窩裡鬥外,是沒有辦法健康發展起來的。

換言之,當代新儒家只有以西方普遍價值為基礎,作為多元中的一元,才能獲得自身健康發展的土壤,而反過來,如果以儒家文化為基礎來引進西方的東西,最終只能是對西方普遍價值的閹割。這也是我主張在西方可以弘揚儒家文化的學理依據,因為西方具有弘揚任何異文化的價值基礎,具有寬容精神多元並存的共識,而中國目前還沒有。中國人要真正弘揚儒家文化,只有等到普遍價值在中國紮下根來以後,而在目前對儒家文化的批判,也正是為了能夠讓普遍價值在中國成為共識,從而為弘揚儒家文化提供條件。

至於以儒家學說去拯救西方文化,這種想法太誇張了,無異於癡人說夢。儒家學者至今拒絕普遍價值,說那是西方來的,也正說明了他們的狹隘眼光,以這種眼光,與人家相處尚且不易,如何能夠拯救人家?儒家在今天想要獲得西方人的好感,也要學會謙虛一點,表現一點古之儒者的溫良恭儉讓的風範,自覺地作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才能得到人家的尊敬。

正是由於儒家文化沒有把個人自由放在第一位,所以它在意識形態上註定是只能獨尊,而不能容納多元,它用自己的意識形態所促成的也只能是專制君主絕對皇權。儒家學說在今天雖然想借西方多元論而謀得一席之地,但其隱秘的目標仍然是天下定於一尊,並且篤信一山不能容二虎霸權主義。孔子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這也正是今天中國儒家知識份子之國家想像夢的最原始的表達。當然,由於世界局勢的限制,儒家知識份子更加強調要和平崛起,但實際上這可以理解為一種韜晦之計。中國儒家知識份子的皇權意識根深蒂固,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在沒有做成老大、實現一匡天下之前,是死不甘心的。像今天歐盟那樣的契約聯盟,對於儒家知識份子是不可想像的,他們寧可對於任何國際結盟行為都用陰謀論來解釋。所以我提出的雙重標準論對於他們來說也是不可接受的,他們只能理解為要麼儒家價值一統天下,要麼是西方價值統治天下,兩者勢不兩立。這就是我斷言儒家如果不能進行現代價值的創造性轉化,就註定不能在今天得到健康發展的原因。

總之,我與儒家思想的關係可以從這三個方面來定位:從主觀安身立命來看,我是一個自否定的儒家,一個批判儒家的儒家;從對儒家思想的態度來看,我主張抽象繼承法和具體批判法的統一;從儒家思想與當今世界的關係來看,我持中國和西方的雙重標準論。


本文責編:frank
發信站:愛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欄目: 學術 > 哲學 > 中國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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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本文轉自《探索與爭鳴》2015年第4期,轉載請注明原始出處,並遵守該處的版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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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人”的思考2024-03-23

鄧曉芒2024-03-23   

 “
人生人格人性,這是我關於的思考的三個主題,也是我自己在成人的旅途中三個重要的驛站。

首先是人生

什麼是人生?通常認為,人自從一生下地,便開始了他的人生。一般意義上當然也可以這樣說。但在我所體會的意義上,真正的人生是從一個人脫離家庭的庇護走上社會的時候才開始的。當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而不只是家庭的一分子,當人意識到他的處境同其他沒有任何兩樣,他必須靠自己的雙手和頭腦為自己爭得在社會上立足成人的資格,這時候,他的人生就開始了。而在此之前,他的家庭生活、學生生活都只不過是在為他踏入人生作準備而已。

四十多年前,我初次踏上了人生的旅途,那年我十六歲。當火車啟動,載著我們一大批知青駛向那千里之外的都龐嶺山區時,我與同車廂的知青擺開楚河漢界,開始了虛擬世界中瘋狂的撕殺。我們在下棋、觀棋中消磨著旅途的無聊,有時歌聲響起來,激動起一陣狂熱的遐想,鐵路邊驚飛的大群麻雀消散在天際,有女同學在偷偷地啜泣。我那時年輕氣盛而單純,義無反顧,正好與當時充斥於社會的革命豪情迭加在一起,應和著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的歌聲的節奏。直到多年以後,我才把自己奔向人生的決絕從這種虛假的豪情上剝離開來,而這是很多老知青至今還未能做到的。回想起來,當時的那種決絕正是一個青年在面對自己人生的前途時極可寶貴而又極為正常的冒險精神,那裡面充滿著好奇、幻想和迷惘,略微有點感傷,但更多地是一種生命力的強烈衝動,它給我帶來一種走出家庭撲向社會的類似英雄主義的自豪感,和一種迎接生活的嚴峻挑戰時的激動。

在農村,我接觸到了中國社會的底層,並且自己就生活在他們之中,成為了他們中的一員。但我並不能、也並不心甘情願地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因為我是知青。甚至於,我有意讓自己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就是為了最終不讓自己僅僅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我在漫長的10年知青生涯中,有三年是自己轉回到老家,主動放棄知青的身份處境,而和遠房親戚、農村青年打成一片的時光。我想看看他們的人生,並用他們的眼光來更深刻地體驗自己的人生。我對他們既有友誼和敬佩,也有憐憫和悲哀,有時還有憤怒。我深深體會到魯迅所說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我決不能走他們所走過和必將重走的人生老路。但當時我沒有辦法把自己和他們區別開來,我知道,很可能我也將和所有的農民一樣,在農村娶妻生子,僅僅為了養家糊口而操勞一世。我唯一能夠和他們不同的就是我有思想。我開始領悟到,真正的人生就是反思的人生,沒有對人生的思考,人的一生和動物也就沒有什麼區別,人就白活了一生。我在很久以後讀到蘇格拉底的名言:沒有思考過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感到深獲我心。

其次是人格

我的獨立思考使我有了我的自我,正如笛卡爾所說的:我思故我在。在孤獨中,我看書,我記日記,我和同學寫很長的信,傾吐著自己偶爾冒出來的思想,並力圖將它們整理成思路。我日益精進,開始有了自己的心路歷程,自己思想的脫胎換骨。那時我在農村,天不管,地不收,沒有人關心我看什麼書,說什麼話,想什麼問題,也沒有任何人可以請教,只有書本。我完全是在自我啟蒙。每天的勞動是掙自己的口糧,同時也是練身體,以及體驗零距離的生活;而每天晚上的讀和寫,則是把這些體驗變成思想,變成靈魂的營養。就這樣,我形成了自己封閉的人格意識,即一個人的精神獨立性,他的物質性生存和肉體生存都是為了一個獨立的精神生活服務的。人之成人的標誌就在於他有一個人格,這個人格是他時時關注、著力打造、小心維護並堅持一生的,是他作為一個人存在的基礎。它給他提供主見、決斷、追求的目標和評價的標準,而不在乎外界的成見和眾人的關注。一個有人格意識的人是一個有個性的人,具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和膽識;一個有人格意識的人是一個有原則的人,他分得清什麼是違背自己人生信條的,什麼是自己應該萬死而不辭的。而他的原則經過反復的獨立思考,是建立在他確信無疑的自由意志之上的,而不是未經思考由別人給自己安排停當的。缺乏獨立的人格意識的人在追溯自己的思想根源時總是喜歡說,我從小就受到誰誰的教育,懂得了什麼什麼道理;與此相反,我則是在反叛這些教育、懷疑這些道理中獲得了自己成人的經驗的,我的原則是我自己建立起來的,或者說,至少是我自己在各種不同的原則中自由選擇出來的。如今網路憤青們缺乏的正是這樣一個過程,他們是思想上的懶漢,從來沒有懷疑過那些天經地義的東西,因而他們很容易成為某種現成勢力的玩物,或者打手。

最後是人性

中國人自古以來把人性歸結為以家庭血緣關係為模式的等級名分(禮),而把一切違背這一等級模式的行為直呼為禽獸。從此以後,中國人便無法懂得把人與自然從根本上區別開來的標準和界線,因為血緣關係仍然不過是一種自然關係。中國人只是在自然關係內部劃分人與獸,因而並不能夠真正把人與獸、人性與獸性劃分開來。我們由此可知,為什麼中國人總是用對待獸的辦法來對待人了。正如魯迅所說的,幾千年來我們是一個吃人的民族,我們不僅在肉體上慣於吃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總是將一切人性化的東西都吞噬無遺、化歸烏有。但我們對這一點並不自知,因為我們自恃有五千年文明,我們可以將一切吃人的痕跡都打掃得乾乾淨淨,裝飾得天衣無縫。惟有當我們在一百年前初次接觸到西方啟蒙思想的時候,我們才驚異於一個聞所未聞的嶄新的視野展示在我們面前,這就是西方人道主義人本主義的視野。人本主義並不取消人的自然性或肉體存在,但它強調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在人的生存中所發揮的主導作用,是人的思想和精神追求對於人生的決定性的意義,是一切人類個體在普遍人格上的一律平等。這種人生境界是只有當人已經具備了一定的人格意識之後,才能夠心領神會的。我在近30年前跨進武漢大學的校門的時候,已經初步具備了這種意識。又加之遇上了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機,大量曾遭封禁的中外文史哲著作的解禁,一波又一波的最新國外思潮在最短時間內被翻譯出版,美學熱、文化熱、尼采熱、薩特熱、弗洛依德熱、海德格爾熱,向我們這一代幸運兒撲面而來,令人目不暇接:這些都提供了對中西人性進行比較的最佳條件。80年代的新啟蒙,以及有關人道主義異化問題的大討論,是中國人性論在理論上的一次巨大飛躍。正是在兩種不同意義上的人性的比較中,我開始意識到人類普世價值是不論哪個民族的人性所自然追尋而不可偷換的目標。所以在我看來,人性的話題就是中西文化比較的話題,它將在整個21世紀成為中國學術界或隱或顯的核心主題。

本書不是專業性很強的學術著作,而是多年來我的一些比較輕鬆的文字的彙編,其中有隨筆,有評論,有序跋,有短文,有論戰,也有幾篇比較長的論文,但都不算艱深。所有這些文字都圍繞著一個的主題,並且展示了我上述有關人生人格人性的一些思考。再過幾天,就登上我人生滿60周歲的一個階梯了,我謹以此書作為我60年來人生之旅的一個紀念,並感謝促成此事的責任編輯陳進先生。


鄧曉芒,200842日,於珞珈山。

來源:《人論三題》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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