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中華民國氣象學會會刊 第48期 2007年3月21日12-18頁)

1970年代以前，海峽兩岸嚴重敵對。到1980年代雙方關係開始漸漸解凍，學術交流走在最前面。許多科學界，像物理、化學等，通常是先在國際學術會議上接觸認識，然後開始在海外舉辦雙方參加的科學研討會。但政府之間還是絕對排斥，更沒有如海基會/海協會的機構在運作。那時在台灣的公務員想都不敢想像和大陸任何人有任何接觸，不管是公開還是私下。因為氣象活動，包括氣象學會，都和政府官方機構--氣象局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氣象交流合作雖然對民生比其他科學更有直接實質的意義，反而是當時唯一無法交流 的學術領域。1987年底，北京中科院大氣物理所的陶詩言、丁一匯兩位教授訪問香港天文台(當時叫做「香港皇家天文台」)，他們認為氣象對兩岸三地都很重要，向香港的朋友表達希望兩岸氣象學家能在香港交流的意願。但港英政府的立場，一貫對兩岸之間的任何事務都非常忌諱，避之惟恐不及。幸好當時英國政府為了準備香港回歸中國，破天荒的任用了第一個華人台長岑柏先生。1988年初我訪問香港，岑柏台長和高級科學主任林超英知道我正在參與中央氣象局氣象現代化建設的規劃，就告訴了我陶、丁兩位的建議。

這個訊息帶回台灣，在當時保守的環境及政治掛帥下引起不少震盪。很多人積極贊成但也有人猶疑或反對。首先力表支持的是台大大氣系主任蔡清彥教授。由於當時台灣政府的立場，氣象局吳宗堯局長雖然私下樂觀其成，但表面只能保持緘默。(1979年蔣經國宣佈對大陸的政府立場「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後因為科學界難免會在國際會議上與大陸參與者碰見，國科會主管國際合作的副主委王紀五就將「不接觸」:延伸為另一個妙不可言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握手，不迴避。)

比較猶豫的一些大學教授及氣象局同仁們表示，如果名義是兩岸氣象研討會，他們會有被戴紅帽子的顧慮。為了釋解這些顧慮，我和蔡教授商量也許在美的華人學者可以想辦法由美國氣象學會（AMS）出面組織代表團。回美國之後，我聯絡了在NASA任職的劉家銘博士，一起去見AMS的理事長Richard Hallgren博士。他是前任美國國家氣象局長，因中美雙方氣象合作協定，和大陸的國家氣象局(後改名「中國氣象局」)局長鄒競蒙先生很熟。見面時他表示非常贊成支持，但是因為這個想法相當特殊，他需要一個晚上來思考。第二天，從官僚體系出身的Hallgren博士果然擔心風險不明，而作了AMS暫不參與的保守安全的選擇。

之後，我想到請美國大學大氣研究組織（UCAR）的總裁 Richard Anthes 博士出面。他一聽完立刻答應，當場授權我代表UCAR參加推動和籌辦的工作，並指定UCAR國際合作組長Karen Sawyer女士負責協助相關事宜。Anthes博士的熱心幫助解決了台灣氣象界參加的顧慮，但卻造成了大陸方面的問題。對大陸而言，「一個中國」的根本原則絕對不能妥協。當時的看法是，如果美國參加，三方面的會議便成了國際會議，有「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 」的疑慮，這是大陸絕對不可能接受的。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我先後在美國及北京參加中美大氣合作會議時和鄒競蒙局長溝通，爭取到他同意UCAR出面有助於克服台灣氣象同仁參加的困難。當時各方達成的君子協定是：研討會由來自台灣、大陸、香港及北美洲四個地區的若干氣象學家用個人名義組成籌備委員會發動，由岑柏先生邀請到香港開會。大家同心協力為海峽兩岸的氣象界著想，誠意合作，避免政治問題。會議名稱是「東亞及西太平洋氣象、氣候研討會」。因為此地區大部分科學家使用中文，故會議以中文為主，英文為輔，可是論文集用英文。第一次籌委會于1988年11月在香港天文台召開，有台灣、大陸各四位，香港三位，北美兩位出席。兩天會議中詳細討論、推敲、決定許多細節，例如：

* 主辦單位是完全以個人名義組成的籌備委員會。(香港天文台只是地主。)

* 兩個贊助單位是UCAR(經費補助)及世界科技出版公司(捐助出版費用)。

* 參加名單由四個地區的籌委會委員提出，由岑柏先生及我以籌委會主席及副主席名義共同邀請參加者以個人身份到香港開會。

* 所有來自兩岸政府單位如氣象局、海洋局的參加者，不列所屬單位，只用街道地址。(如中央氣象局的同仁寫臺北市公園路64號，大陸國家氣象局的同仁寫北京市白石橋路46號。）

* 初步估計台灣、大陸參加者各20餘人，香港10餘人，連同世界其他地區共約80人。

* 研討會訂在1989年7月6至8日召開，……等等。

之後台灣方面由蔡清彥教授全力推動，吳局長幕後支持。大陸方面因為幅員廣大、氣象單位多，鄒局長找來他得力的幹部，中國氣象學會秘書長彭光宜先生居中聯絡協調，在他們內部多次開會，選拔出各單位的學者專家。我及幾位朋友則聯絡、邀請兩岸三地以外的學者，除了美國之外，還有來自加拿大、新加坡等地的學者、專家。眼看一切籌備進行相當順利，大家都等著這歷史性的氣象研討會即將到來。

1989年春天，原本氣氛平和的天安門廣場聚集許多學生群眾，到4月後情勢變得越來越緊張。那時鄒競蒙局長獲選世界氣象組織（WMO）主席，人在日內瓦。我因為有些擔心，記得曾打電話給丁一匯教授。他對我說不用擔心，而且香港的會議已經是高層同意的，應該沒有問題。但到了六月四日，天安門爆發流血衝突事件，局勢明顯改觀。因為消息混亂、正式聯絡管道斷絕，情況混淆不明。消息傳來，中共政府宣佈暫停所有對外交流活動。我仍設法和少數家中有電話的大陸學者直接通話，包括中國科學院葉篤正教授、國家海洋局海洋預報中心巢紀平教授，及氣象局若干單位的領導等等。當時的訊息是：政府單位因直接受黨的統一指揮無法派人參加會議，但學術單位也許可以參加。後來聯絡越來越難，6月中旬葉篤正先生告訴我以後不能再打電話給他了。而原來以為至少南京大學、中山大學學者可以來港與會的希望也越來越渺茫了。次日，報載中國主管科技的副總理演講宣告，科學方面的海外交流將繼續。我就打電話給當時在北京代理主管氣象局的副局長章基嘉先生。他告訴我說香港會議性質特殊，不包括在那篇講話的內容之內。我隨後兩次打電話到WMO去找鄒競蒙局長，但他都說他現人不在北京，不清楚情況，一切只能由章副局長決定。過後我又再打電話給章先生。記得大約是加州半夜三點，電話打到天光將亮，那時國際長途電話費很貴，打了數百美金。他表示國內局勢動亂，必須嚴格服從中央指示，其他後果相對都不重要；我則反覆說明：研討會根本不涉及大陸內部政治問題，希望能以那位副總理有關對外科技交流的講話為準。結果雙方各自堅持己見，談得很不愉快。  

當時美國也有幾位華人學者因為抗議天安門事件而主張取消會議的召開。我則希望說服他們，這個會議是大陸氣象學者朋友們一致企盼參加的活動，不是黨政主管當局要開的會。取消的主張豈不與中共保守派不約而同?我覺得我們的眼光應該放長放遠，取消開會對促進大陸改革開放和兩岸交流都無助益，只是讓兩岸氣象同仁們失望。後來大部份旅美學者都同意了我的意見。

大約6月20日左右，大陸方面正式知會UCAR聯絡人Karen Sawyer女士會議暫停舉行。我在無可奈何之下，數度再打電話到WMO找鄒局長都聯絡不上。四天後，我按原定計劃要到台灣。在舊金山機場碰到飛機延誤，有好幾個小時無事可做。於是我再設法打電話到日內瓦。WMO的人告訴我鄒局長去了西班牙開會。我最後飛機登機前一小時在西班牙的旅館裡找到他。我說：「好不容易才安排出來的第一次兩岸氣象交流，若就這樣取消，雙方關係不但不進，反而將倒退十年。」鄒先生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我認為你的話有道理。這樣吧，讓我想想看有什麼辦法，但是我人不在北京，恐怕也出不了力。」

到了台北，將事情經過及情況告訴蔡清彥和其他幾位教授，大家都很失望。不料兩天後，Sawyer女士傳來電報：「會議恢復，照原定7月6- 8日在香港如期舉行。」這實在是個出乎意外的驚喜。大陸方面除葉篤正先生由他人宣讀論文摘要外，所有的人都將準時出席報告。

好多位大陸朋友見面就說真是奇蹟，問我是否剛飛到日內瓦見鄒局長又再和他飛到北京?往返奔波是否勞累?……，甚至還有其他更神奇離譜的傳言。後來我才知道鄒局長次日從西班牙飛回內瓦，立刻找了中共駐聯合國(日內瓦)大使，共同急電北京才扳回局勢。也是因為他和中共高層的關係，加上擔任WMO主席的身份，才讓北京當局特別重視他的意見，而讓兩岸氣象交流研討會成為六四事件時破天荒准許的唯一一個大陸科學家參加的海外活動。當時香港許多人對「六四」反應非常劇烈，到處是抗議的紅、白布條。有人說這恐怕也是中共當時反對在香港舉行會議的原因之一，擔心抗議的氣氛影響大陸與會科學家出來後就不回去了。因為會場分設在天文台和香港大學，這兩地間有相當距離，與會者每天來回都要經過許多觸目驚心的抗議布條之下。但整個會議開得相當熱烈順利，大家都很高興。7月8日這歷史性的兩岸第一次氣象會議圓滿閉幕，所有的大陸與會者也都如期返回。

1989年7月初在香港的會議，不但開始了兩岸氣象界全方位的各式交流，更衍生了許多其他的發展。這個「東亞西太平洋氣象氣候會議」在十一年中一共舉行了四次。第二次是1992也在香港舉行，舉行之前也有波濤蕩漾。原來若干年前WMO 有次在歐洲舉行一項研討會，台灣有位氣象同仁投稿，審稿主席是某學者教授，接受了他的論文在會中報告。這位朋友回台後興高采烈地接受了報紙訪問。第二天，報上斗大黑字標題：

「我突破中共封鎖，成功參加聯合國氣象會議。」

從此之後，中共對WMO會議特別注意。那時正好又有一類似狀況，結果論文沒能被大會接受，引起一些人發起抗議。另外，那時兩岸都在加強管控，在雙方與會者名義、地址上斤斤計較。後來各自做了妥協，台灣有的朋友只看到了一邊，遂在報上大加鞭伐，批判不讓中央氣象局的名稱出現是喪權辱國….，等等。所以第一次是大陸方面有力量阻撓以致差點流產，第二次是台灣方面有人抵制而氣氛緊張。有一些參加第一次會議的教授就拒絕參加第二次。但原來對第一次會議持相當保留態度的陳泰然教授這次不但轉為積極支持，而且還號召了比第一次還多的台灣氣象同仁與會。  

第二次研討會時蔡清彥已接任中央氣象局局長，他和鄒局長兩人雖因職務關係，不便成為與會的正式代表，但都各自表示，只要對方來，他就會到會場旁聽。那時雖然「三不政策」已經鬆綁，但情況依然敏感，蔡在會場只能與鄒握手客套，無法公開交談，但已是雙方局長第一次正式見面。而且一位是在延安長大的中共第一代氣象員，一位是第一個在台灣土生土長的氣象局長。之後台灣報紙還做了在港記者專訪鄒局長的報導。會議第二天晚上，UCAR 總裁Anthes博士和我在凱悅飯店和他們兩位局長聚餐，徹談竟夜。由此發展出來的友誼後來影響深遠。氣象方面最有意義的，包括兩岸後來在南海季風實驗時的合作，使得美國NASA和澳大利亞氣象局的「雙都卜勒」雷達計劃：一個設置在東沙島，另一個在大陸海洋實驗船上，共同觀測研究台灣海峽的對流系統。第三屆1996年在中壢中央大學舉行，會前正是台海「飛彈危機」，照理兩岸的緊張遠比前兩次嚴重的多，但前兩次成功的會議使得雙方的氣象交流完全沒受到影響，參加非常踴躍。大陸由中國氣象局馬鶴年副局長率30人的代表團來台，是飛彈危機後來台的第一個官方訪問團。第四屆2000年在杭州舉行，這次台灣代表團由中大劉兆漢校長領隊，謝信良局長和大陸溫克剛局長均正式出席。這樣十一年來從香港破冰，到台灣、大陸輪流做地主，整個研討會系列在歷史上告一段落。隨後而來的是雙方大規模、全方位，經常性、連續性的氣象交流合作，已經很少再聽到有擔心政治問題的事了。

鄒競蒙和蔡清彥兩位局長的友誼對兩岸關係的發展，在1997香港回歸大陸前還發生了作用。當時因台灣和香港民航協定是由民間航空公司簽訂，香港代表是英商國泰航空。1997後這個影響台灣經濟命脈的港台航線能否繼續，如何繼續，產生了很大的變數。當時蔡清彥教授調任民航局長，這塊燙山芋就掉到了他的手上。若拖過97香港回歸，問題將更為棘手。當時交通部長劉兆玄指示他可以用各種方法解決問題。那時兩大問題：一個是要如何開展台灣­-澳門的航線來分散風險，但澳門航空是由中國民航控股；一個是國泰航空屢以中共政府幕後的指示作籌碼，但台灣又無從證實其真實程度。於是他請我趁經常赴北京開會及討論研究之便，和當時剛退休任氣象學會理事長和氣象局名譽局長的鄒競蒙先生聯絡請他幫助。鄒先生在局長任內評價兩極，他做事很有魄力，但有人認為他傾向獨斷，對幹部特別嚴格。他父親鄒韜奮抗戰前主編「生活週刊」，為鼓吹抗日救國被捕下獄，是著名知識份子「七君子 」之一。抗戰爆發後七君子被釋放，但後來鄒韜奮所辦「全民抗戰」刊物因左傾而遭停刊，被迫出走流亡香港。後來癌症病重，冒險至上海就醫時逝世。之後鄒競蒙和哥哥鄒家華（後任副總理）一起被周恩來收養為義子。1945 年抗戰勝利，共軍接管美軍撤出後的延安氣象台，鄒競蒙就在14歲加入氣象觀測的行列。他擔任國家氣象局長本是副部(長)級，但又任WMO主席，故獲得正部級的身份。因為他的背景關係，鄒得以介紹我與大陸民航有關人員及主管對台的官員見面，了解對方的意圖及談判過程衍生事務的真假性，希望共同處理好港、澳對臺航權合約的問題。後來這些問題，包括澳門模式也都順利解決。

1989年圓滿處理兩岸第一次的氣象交流會議，對香港氣象界的發展也有積極性的影響。岑柏台長會前一個多月正好在外地度長假，林超英主任及其他天文台同仁高度效率配合應變，是會議成功的一大原因。當時香港沒有氣象學會，香港天文台和台灣打交道，處處受政治現實牽制造成重重困難，為了促成後續及其他的活動，包括舉辦1992年的第二次會議，岑柏台長和林超英主任(現任台長)及香港學界共同發起成立民間組織「香港氣象學會」。如今香港氣象學會已經成長蓬勃，很多方面如專題演講、會員聚餐等活動的出席率，還有學生及業餘人士參加的人數及熱忱，都比台灣猶有過之。

第一次會議前，現任新加坡國家實驗室(Temasek Laboratories)主任的林浩教授介紹我認識了世界科技出版公司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的總裁和主編潘國駒教授。當時世界科技創辦約六、七年，規模有限，但已在物理、化學若干領域初露頭角。這四次會議所有論文集均由潘教授協助出版。後來世界科技急速發展成為國際知名具領導地位的科學出版社 ，包括替瑞典科學院出版諾貝爾獎得主演講論文。潘教授為了拓展在大氣科學的業務，決定和我們WMO國際東亞季風委員會合作，發行東亞氣象書集叢刊。2000年兩岸第四屆在杭州的會議這本論文集，便成為叢刊正式出版的第一卷。後來南京氣象學院旅美校友，出版紀念他們前校長章基嘉而編的論文集，成為叢刊的第三卷。想到我和章先生早在1983年中美季風研討會就在北京認識，1984年到南京代表美國氣象學會出席中國氣象學會60週年致賀詞也是由章先生接待。後來為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各為自己的角色、立場和理念而發生爭辯，不歡而散。我能在他身後略盡綿薄，看見他培養出的這麼多的優秀人才，協助他們出版紀念章先生的文集，也算稍補心中遺憾。

(作者現任美國海軍研究學院氣象系傑出講座教授，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研究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