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鄂蘭這個概念用來形容台灣的政治生態恐怕有點誇張。

首先，這個概念的中譯並不適合。「邪惡」和「平庸」不能合用；兩者合用是所謂的oxymoron。正確或「信、達」的中譯是：「平常人的邪惡行為」。黃先生所舉台灣的例子中，我認為和「邪惡」相去甚遠。一般老百姓不能用「平庸的群眾」來形容，她/他們畢竟沒有「做」任何不堪的事。黃先生所討論的現象我想以「沉默大眾」來形容比較適合。

90 – 95%以上的人活著只有兩個目的：活下去和活得更舒服。此所以有「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明訓或敏銳觀察。西方人亦復如此

First they came for the socialists,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 Because I was not a social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 Because 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 Because I was not a Jew.

Then they came for me -- and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for me. (版本之一)

總之，我認為以5 – 10%的理想或道德標準來要求其餘人，不但陳義過高，也不合理。

西方和阿拉伯社會中，關切公共事務和願意「為天下先」的人數比中國(或東方)社會多，有幾個原因：

1.    西方社會有「殉教」和「烈士」的傳統，「聞風而起」的「文化」比較強。

2.    西方社會(我不熟悉阿拉伯社會)比較多元，王室(政府)之外，有貴族、教會、和商家等等。知識分子「賣身」或混口飯吃的市場比較大。

3.    西方社會人口較少，登高一呼後，響應者相對的百分比比較高。「登高一呼」的誘因也相對提升。

4.    西方社會人口較少，換「自己」做做看的機會比較高。「挺身而出」的誘因也相對提升。

此之謂「殺頭生意有人做，賠本生意沒人做。」

我想目前「喚醒民眾」成功的機會不大；以下是幾個務實的做法：

a.    中生代的人要組織一些明確但有固定目標的組織宣揚理念。

b.    「教育」是政府延續和鞏固統治權的工具。馬英九將來在歷史上最大的敗筆之一，會是沒有將(政治性)「教改」扭轉。因此，上述組織的主要活動場合應該是中學和大學。

c.     其次才是網路和社會群眾工作。或許因為經費沒有著落。這些「進步」組織的活動頻率甚為不足。目前可以趁疫情多辦一些視訊論壇。

最後，當務之急，是希望、祈禱、呼籲、和督促：在已經號稱為「後工業社會」的台灣(和對岸)，一些「知識分子」或曾子稱為「士」的人，稍微有點格調或志氣，不要打著「政治正確」的旗幟，卻幹些舔掌權者屁股或吹喇叭的勾當。

我現在年邁，思緒難以集中，行文難以符合我自己「言之成理，言而有據」標準。當然更沒有「起而行」的能力。由於我仍然對政治和倫理學有興趣，所以略表拙見。敬請指教。

後記：

朋友寄來黃玄超先生的大作 海納百川》平庸的邪惡正肆虐台灣。我了解黃先生的苦心孤詣。略表淺見，敲敲邊鼓，希望引起一些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