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1日是美國留學生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50周年。源俊兄要我發表一些感想，這是我的榮幸。我的感想分成「源起」、「回顧」、和「展望」三部分。在「崢嶸歲月」單元我發表了「回顧」。「源起」和「展望」兩部分則收錄在這次《大會手冊》的相關章節。

保釣運動的產生和發展，可以從歷史、政治、或社會心理這些不同層面來討論。以下我用傳記文學的體裁，談一些小故事來點綴、點綴這個大故事。

一個現象或事件的發生，往往有種種因素，個人的、普遍性的、偶然性的、和必然性的等等。下面就從這四點來看看保釣運動的源起。

1.     背景因素

1.1   個人

大二還是大三的時候，向劉容生(清華大學教授、《新希望》月刊創辦人)借過好些屠格涅夫的小說。看了幾本之後，忽然有一天發現，自己是這些小說裏的主人翁(不敢自稱英雄)。也就是說，胡卜凱原來是個有理想但是沒有種的東西。從那時起，就常常把孔夫子「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這句話放在心上，沒有也不敢把「回歸」、「統一」這些口號掛在嘴邊。

對我影響很大的另外一本書是麥克斯 Ÿ 安東耐諾斯的《沉思錄》。我看這本書的時候，剛剛初中畢業，沒什麼見識，可塑性還蠻大的。幾乎當時就養成我現在八風不動的性格。一直到今天，我還是一個(政治上的)「現實主義」者。一些抽象的概念，譬如說「主權」啦、「新中原」啦等等，對我來講，都非常的遙遠，像夢一樣的遙遠。

父親是個有點清譽的立委。記得從小家裏就有人來論政、申冤、告狀等等。所以，對於國民黨(也許應該說「蔣家政權」)的貪污、腐敗、無能，比一般同學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1.2   普遍性

我是1966年大學畢業的。當時電視才傳進台灣沒幾年，唸大四或大三的女學生，絕大多數還沒有擦口紅、畫眼睛的習慣。白先勇、於梨華(還有瓊瑤)的小說很受歡迎，「白色恐怖」並不是小說情節。

第二年到美國，當時對留學生衝擊很大的幾件事是: 美國的民權運動、嬉皮文化、反越戰運動；中國文化大革命、中國發射人造衛星、以及美國各大學圖書館中陳少校寫的《金陵春夢》等等。

我不是在寫論文，下面一些以偏概全、自由心證的觀察應該不傷大雅：

看了《金陵春夢》以後，有些一直很乖乖牌的留學生，產生了一種被國民黨(也許應該說「蔣家政權」)沾污過的鬱卒感或齷齪感。當然，大多數的留學生還是乖乖牌。

親身經歷過美國的校園示威以後，有些一直很乖乖牌的留學生，即使沒產生「有為者亦若是」的心情，躍躍欲試的念頭總是有的。不過，大多數的留學生還是乖乖牌。

有些從來不關心政治的留學生，還有些從來就想嘗嘗政治禁果的留學生，在新大陸發現了舊大陸，「回歸」、「認同」是時髦的口頭譂。但是，大多數的留學生在揮之不去的白色恐怖陰影下，還是寧可做個乖乖牌。

大多數的留學生，都熱愛著自己破落的國家，看到美國的富強，自然產生了一種「見賢思齊」的志向。《科學月刊》和「大風社」比保釣運動大兩、三歲，它們是留學生游子情下出生的好兄弟。

1.3   偶然性

建國中學的學生大多數比較內向(至少30年前是這樣的)，我在建中唸了六年。郭譽先是師大附中的學生，不但能說會道，而且廣交天下英雄、英雌。我雖然是個沒有種的東西，但碰巧住得離他很近，承他不棄，折節下交。進台大以後，他先後帶我參加《台大青年》和《大學論壇》，我跟著他在台大認識了一些三山五嶽的好漢。

2.     團結就是力量

以下只談和保釣運動直接有關而我也參與的留學生組織。

2.1   大風社

「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 《大風歌》

大風社1968年在美國成立。第一任社長是徐篤。「大風」創立的宗旨我已經忘了，應該是勵學、團結、報國之類。  

大風社成立經過我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譽先做了不少穿針引線的工作。到費城一年左右後，譽先介紹我認識在新澤西州的徐篤和李德怡。當時在柏克萊的張系國據說也是經過譽先介紹而認識徐篤。大風社在加大柏克萊分校、加大洛城分校(陳磊)、史丹佛(周坤)，紐約雪城(袁傳符)、密州安阿柏(胡家縉，系國的《昨日之怒》中有一段他的故事)、密州東蘭欣(譽先)、馬利蘭大學(李雅明)、賓州匹茲堡，普林斯頓(德怡在那兒唸航空工程)，和其它幾個校園都有分社。除了出版《大風》季刊外，大風社各地分社輪流出版通訊月刊(或雙月刊)。各分社每個月舉辦一、兩次讀書會的活動。

柏克萊分社的社員最多，可說是猛將如雲。系國之外有劉大任、郭松棻、唐文標、傅運籌和李渝等幾位女中豪傑，都是大名鼎鼎的才子、才女。普林斯頓這兒，除了我們三個以外，有徐、李兩位的夫人，一位很早就從台灣來的沈平(物理系)和勞思光先生的公子(或姪子)勞延炳，也是物理系的。徐篤話不多，有澄清天下之志。他是大風社的創社人，社名是他取的。他的英文名字叫 Adolf。由這兩個名字可見他與眾不同之處。德怡溫文儒雅，頗有君子之風。沈平是組織與行動的高手，在他的領導下，普大的中國同學會在 1970 (1969?) 的暑期舉辦了一個為期三天，約有兩百人參加的「國是座談會」。大風社也借這個機會來了個大會師，許多社友都是在神交一年多以後才碰面。

2.2   《科學月刊》

林孝信在大三(大二?)時創辦了我們物理系的系刊 -- 《時空》。出國後他就積極推動《科學月刊》的籌備工作。在他的號召下，1970 時大概只要有 50 個留學生的地方，就有《科學月刊》的聯絡員(費城的聯絡員是同班同學周一心，我敬陪末座，跑跑腿)。孝信這種苦幹、實幹、硬幹，數十年如一日的作風， 我和所有的朋友都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在芝加哥大學同學的協助下，出版《工作通報》來聯繫、協調遍佈全美各大學的《科學月刊》聯絡員。

2.3   華人刊物協進會

華人刊物協進會是在普大的國是座談會結束時成立的。它的目的是促成幾個留學生雜誌的合作。《大風季刊》的徐、李，《聯合雜誌》的張先生，《歐洲雜誌》的白先生，另外還有一份雜誌的代表，記不起來了；沈平以發起人的身份出席。《科學月刊》沒有參加，記憶中，孝信同意我以非正式的身份代表《科學月刊》聽聽意見(因為我也以大風社社員的身份列席)。大家開了幾次會，氣氛很好，但是一直談不出具體的合作方案。

2.4   紐約市香港同學會

我和香港同學會沒有來往，因此無法介紹。據我所聽到的，有幾位香港留學生在一次舞會上談到釣魚台的問題，大家氣憤之餘，已經有個臨時團體，準備採取一些行動。

3.     保衛釣魚台

3.1   開始

1968年聯合國「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在東海和黃海進行地質勘測。報告中預測釣魚台海域蘊藏大量石油。1970年美國國務院宣布：決定將琉球群島及釣魚台列嶼移交日本。這兩件事引起許多關心國事的人注意。《中國時報》記者宇業熒、姚琢奇、劉永寧、蔡篤勝等人在9月2日登上釣魚台列嶼，升起中華民國國旗。4日該報第三版全版報導。

大多數留學生是從《中央日報海外版》看到這些關於釣魚台的訊息。《中華雜誌》1970年9月號和10月號分別有兩篇討論釣魚台的文章，一篇是10月號的社論。我在《中央日報海外版》也看到台大同學吳利(化學系)和王唯工(物理系)等的投書。當時艮我住同一棟樓的(天普大學)同學，在茶餘飯後、K書做習題以外，總免不了借題發揮，糗糗國民黨。但我嚴肅的把釣魚台當做一個「議題」來看，是在收到1970年11月號《中華雜誌》以後。

這期《中華雜誌》刊登了曉波兄和王順兩位很誠懇，很沉痛的文章 -- 《保衛釣魚台！》。文章以五四運動口號：「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做為引言；這兩句話在50年後仍然鞭策著我和許許多多的年輕人。

11月21日我帶了最近三期的《中華雜誌》和相關的《中央日報海外版》，和張先明先生一起到普林斯頓參加大風社11月份的聚會。不到十分鐘，大家都同意：我們要採取一些「行動」。做些什麼呢?幾個從台灣來的，一方面顧慮比較多，一方面還沒有領悟到「媒體導向」的抗爭模式；我們的建議不外乎一人一信、聯名上書之類。記得沈平當時把我們給好好的奚落了一頓。他說：「要搞就要大搞；要大搞就要上報，上電視；要上報上電視就要示威遊行！」。他還半開玩笑的說：「三個人在路上走，沒人會理你，三個人舉著牌子在路上走，只要三分鐘，電視台記者就來了。」。所謂「唯恐天下不亂」該是電視新聞主管心態的最佳寫照。

德怡比較老成持重，還在思前想後。徐篤和我(50年前的我)都有幾分草莽氣，立刻站到沈平一邊。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下，德怡也只好跟著上了賊船。他和李大嫂在以後半年的運動中，出錢出力，任勞任怨，比我和徐篤都更賣力。

當時的行動方針大概是這樣的：

1)  為了爭取大多數的人，從寫信、開座談會做起，先喚起各地留學生對這件事的關切。

2)  得到多數人的共識和支持以後，再討論遊行示威的對象、地點等。

3)  不刺激台灣政府，也讓在白色恐怖陰影下成長的留學生們沒有後顧之憂。

接著是分派聯絡的工作:

a)  沈平提到上面關於香港同學會的事，聯絡的工作就交給他。保釣運動一開始能有當時的聲勢，沈平和香港同學會出的力最大。

b)  徐篤既是大風社的龍頭老大，在社內登高一呼，非他莫屬。

c)   《科學月刊》的通訊網是大家告訴大家最好的媒介。聯絡孝信的工作就交給了我。保釣運動以後能在美國風起雲湧，沒有孝信的支持和《科學月刊》的通訊網，是不可能的事。

d)  聯絡紐約學界和工作人士，就由德怡轉請《歐洲雜誌》的白先生和《聯合雜誌》的張先生負責。釣運領袖李我焱先生可能是經過白先生聯絡上的(待查證)。

e)  每個人再盡量通知其他的親朋好友和有志之士。當時還沒有「認養」這個名詞，我記得大家除了選定自己有親友就讀的學校外，還有每個人至少要寫10封信的約定。

3.2   展開

1)          費城

回到費城以後，我就通知了賓州大學的朋友，在王正方、梁淑堅、賈廷詩幾位的聯絡下，成立了費城「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陽明醫學院有一位張教授也是成員之一，抱歉忘了他的大名；我大姐胡采禾也經常來開會)。基本上保釣委員會是「合議制」。費城做事的是正方和淑堅。在他們的籌劃下，很快就召開了一次「費城保釣大會」。正方在會上演說，我還記得他借一位老婆婆的經歷來敘述日兵的殘暴，講的聲淚俱下，全場動容。我那時要不是還有點斯多葛派的底子，一定也會跟著大多數的女生一齊哭將起來。後來他代表費城釣運在聯合國廣場前的保釣大會上發表這篇精采的演說。

2)     紐約

我不清楚紐約市的釣運。據我所知，香港留學生非常激動，他們立刻就要有所行動，雖然和原定的兩步驟計劃有出入，但箭在弦上，我們也就全力配合。我去紐約參加過兩、三次遊行示威籌備會議，見到從華府遠道而來的李雅明。香港留學生非常能以大局為重，台灣留學生代表要求「不刺激台灣政府」的原則，他們雖不以為然，也體諒我們的難處而同意。「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就因此被擱置了。他們的組織能力很強，糾察隊，口號，標語牌，示威路淺線和流程的規劃等等，辦得有條有理。  

當時的國民黨可以說是個吹彈得破的東西，要想不刺激台灣政府，實在是一件很難的事。我相信他們當時的心態是認為：如果你看到蔣中正不喊「總統萬歲」，一定心存叛逆。另一方面，要想刺激當時的台灣政府，也實在是一件很難的事。「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一頂「紅帽子」就可以封殺幾千人的愛國心。八風不能動的功力，比今天的政府還要深厚。丘滄海先生的：「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真是道盡了保釣學子當年悲憤的心聲。「造反有理」！「造反有理」！信哉斯言！信哉斯言！

3)     串連

當時有大風社的地方，除了柏克萊按兵不動之外，一定有保釣活動。在東部的朋友都很詫異，我雖然已經26歲，仍然少不更事，很想鼓動三寸不爛之舌，說服他們歸隊。1970年12月，我到加州看我二姐。特別去拜訪了劉大任先生。他請我吃螃蟹、喝啤酒，談了一個多小時。我說的每一個應該參加的理由，他都同意， 但他就是不肯說：「好，咱們幹！」我是越談越迷糊。又談了快一個小時，我現在不記得是他告訴我：「我們不承認國民政府」(也許他用的是下一句話)。還是我酒醉飯飽之餘，忽然開了竅，問道：「你們是不是不肯奉中華民國政府的正朔?」(也許我用的是上一句話)。總之，我離開他以前，有一個這樣的「了解」。熟悉這段歷史的人都知道，柏克萊的朋友後來不但參加了釣運，而且參加得轟轟烈烈。

我曾經寫了封信給匹茲堡的一位羅先生，他是美東台獨組織的負責人之一。我邀請他參加釣運；他很客氣的用類似上述的理由拒絕了。「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當時我很詫異：為什麼一些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做起來總是比說起來要困難那麼多？直到2002年李登輝公開宣稱：「釣魚台是日本的。」，我才搞清楚：「台獨者，以為自己是日本人的台灣人也。」

見過大任後，我到史丹佛校園拜訪老同學伍道沅和周堃。正碰上該校中國(台灣)同學會舉辦「保釣座談會」，駐舊金山文化參事(或總領事)也出席。起初氣氛還蠻平和的，後來大家越談越慷慨激昂，有幾位同學開始把這位參事當出氣筒。我當時看到有幾位台灣來的留學生已經在那兒坐立不安，於是出來打了個圓場；說的大概是：「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參事先生代表政府來聽聽我們的意見是個好事，我們不要為難他。而且今天會議的主題應該是我們留學生可以做些什麼，不是這位參事先生可以做些什麼？」。等我經過南加州回到費城以後，德怡(或正方)告訴我：「有人說你在史丹佛當起國民黨的打手。」

除了加州以外，我訪問過其它幾個地區的留學生。大家最常問的問題是：「政府對釣運的態度是什麼」？「參加釣運，護照會不會出問題」？「釣運會不會被利用」？「誰在推動釣運」？我已經不記得當時是怎麼說的，我也沒有什麼好答案。我只記得在華盛頓特區的一次聚會中，我說：「我跟你們一樣是拿中華民國護照，身家清白的留學生。你們看我像不像紅眼睛、綠眉毛的亡命之徒？」

4)     花絮

*   哥倫比亞有一位黃養志先生，他和一些朋友(孫賢鉥等)出錢出力出版《保衛釣魚台專刊》；我還記得是淺藍色的封面。內容從歷史、地理、地質、和國際法等純學術的立場來討論釣魚台這個議題。是一本有深度的文獻，也成了日後各地「保釣論述」的藍本。

*   哈里斯堡的程君復先生常常開兩、三個小時的車來費城開會，每次發言都很慷慨激昂。後來我們雖然鬧得不歡而散，但是我一直記得，他提到國民黨時那付咬牙切齒、恨鐵不成鋼的表情。

*   費城開保釣大會時，有幾位紐約的留學生坐了兩個小時的巴士來參加。他們說他們是來替我們打氣的。他們更想借這個機會，表達留學生在保釣運動上是同心同德、團結一致，絕不孤單。

*   四月十號在華盛頓特區的第二次大遊行，我是費城區的糾察，主要的任務是負責交通安全，所以我有機會在遊行隊伍前後走動。在過十字路口時，不同地區的隊伍常常為了等候車輛而碰在一起。「真沒想到你也會來！」的驚呼與喜悅，此起彼落。

4.     必然的結束 

《柏克萊戰報》一出(我忘了在幾月)，我就知道釣運要結束了。

作為一個政治上的現實主義者，我認為在釣魚台事件上，國民黨的懦弱和(當時)共產黨的冷漠是「正常」行為。我和大任、松棻(及其它「左派」)的不同，在於我比他們「酷」。他們有熱情、有(接近幻想的)理想，他們對國民黨深惡痛絕。我對國民黨只有鄙視。

「保衛釣魚台」是一個手段而不是一個目的。我當初希望借著保衛釣魚台這個愛國運動，讓台灣的留學生走出白色恐怖的陰影，我也同時希望，借著保衛釣魚台這個愛國運動讓台灣的留學生能團結起來，合成一股力量。這個想法，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下，和把國民黨鬥臭鬥倒的目的有衝突。我的想法也就成了幻想。

1971年 4 – 5月之際，為了給費城附近仍然奉中華民國正朔的留學生一個交代，不要讓他們有又被騙上賊船的感覺，同時幫助他們減低申請護照延期時的困擾；我決定發表《退出費城保釣行動委員會聲明》，暫時接束了我和保釣運動的關係。(1995年初稿，2020年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