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天則觀點"，07/24/18

包括整個官僚集團在內，當下全體國民對於國家發展方向和個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擔憂日甚，已然引發全民範圍一定程度的恐慌。蓋因近年來的立國之道，突破了下列底線原則，倒行逆施，而這曾是“文革”後執政黨收拾合法性，並為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證明為最具正當性的政治路線，也是全體公民和平共處最低限度的社會政治共識，本不該動搖，千萬不能搖撼。

一、四條底線

那麼，是哪四項底線原則呢？

第一，維持基本治安，明確國家願景。結束連年“運動”，中止“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以包括連番“嚴打”在內的強力整肅，阻止社會失範，維護社會治安，同時盡力實現社會和解，大致提供了一般民眾生聚作息的基本秩序條件，是四十年裡現有政體的底線合法性，也是歷經劫難後的億萬國民擁護“改革開放”的原因所在。雖說從治安到公正，自就業而尊嚴，公共產品的內涵缺一不可，而且時移世易，訴求必然逐次提升，但在高端產品闕如之際好歹有底線保障，對於歷經動亂和苦難的百姓而言，總是好事。畢竟，升斗小民，日常起居的美好願景不過是安寧生活，期期於溫飽小康，而以世道安靖為前提。雖說此種治安格局及其後來發展出來的“維穩”路徑，反過來滋生出新的問題，暴露出政治統治正當性不足這一致命病灶，但就其提供基本治安而言，卻是成功的，也是合意的。

不寧唯是，三十多年裡，尤其是1992年春夏之後，執政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謂“專心致志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堅持二十年不變，則官民互動之下，幾個回合下來，一般國民認為不管誰上誰下，他唱罷你登場，反正發展經濟、專心國家建設這一條蔚為基本國策不會改變。有此預期兜底，遂仿佛多所安心，接受既有政體安排，你當你的官，我過我的小日子，而合作共謀出此刻這一社會治安格局。換言之，不是這個夢那個夢，而是發展經濟社會，專注于國家建設，別搞運動，安寧生計，凡此底線原則，築就了展示並通達國家道義願景的起點，也是百姓接受統治的前提。

第二，有限尊重私有產權，容忍國民財富追求。從廢除私有制，聲言私產為萬惡之源，到有限保護私有產權，容忍億萬人民對於財富增長的追求，並且訴諸立憲，所謂“私產入憲”，釋放了發家致富的普遍人欲，給予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性志向以正面政治迎應。在此情形下，不僅國家經濟實力空前增長，並以此支撐了科教文衛與國防武備，特別是龐大的黨政費用，而且，一般國民亦多獲益，生活水準多所提升。此為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法制緣由，同時說明了既有政制合法性之獲得全民容忍的經濟原因。畢竟，動什麼，別動大家的錢袋子，是硬道理。其實，此為一切正常人類社會的通則，近世產權理念與人性觀念為此特加張本，“改革開放”以“撥亂反正”皈依普世大道，實為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第三，有限容忍市民生活自由。幾十年裡，公民社會不見成長，稍有冒頭即遭整治，嚴重阻滯了國民政治心智發育與公民人格養成。政治社會更是不見蹤影，導致中華國族的政治成熟捉襟見肘。但是，倫理社會基本恢復，經濟社會與市民社會確乎多所發育。市民自由而非公民自由，尤在市場經濟較為發達省份，早成生活事實。所謂市民生活及其市民自由，指的是私性領域的有限生活權利，著重於吃喝拉撒卿卿我我，特別是對於自家生活方式無涉政治的自我支配，至少是髮型服飾無需看官家臉色行事。大家搓澡搓腳，旅遊宴饗婚外戀，小資麻麻，這世道才有煙火氣。較諸毛氏極權政治下千篇一律的鐵桶生活，連褲襠都管得死死的，此刻國民暫棄公民身份追求，而滿足于市民幸福，回歸普通人的日常本色，既無可厚非，更是大家之能容忍刻下政體的原因所在。就此而言，警力以抓嫖為柄，實施定向人身控制，造成普遍不安全感，雖於一案一事得計，可喪失的卻是普遍的市民預期，反而得不償失。至於北京市以整治市容為據，而將好端端便民商鋪酒肆一律封拆，彰顯的是“光榮政治”對於市民社會的為所欲為，一種權力的美學惡趣。——就是香港、倫敦與巴黎，超大規模國際大都會，不還都容忍並規劃街市交易嘛。至於市場經濟之下，笑貧不笑娼與娛/愚樂至死，忸怩作態、無德無識無恥卻大富大貴，亦為普通眾生的市民生存，遵循的是商品邏輯，講述了一個不得不為了市民常態生聚而付出文明腐朽代價的現代喜劇與後現代鬧劇。

第四，實行政治任期制。三十多年裡，究其實質，雖說社會多元與政治容忍度明顯增長，但整個政治體制未見任何具有實質進步意義的變革，骨子裡依舊是那一套陳腐而殘忍的敵我鬥爭與專政理念，外加上“吃江山”的貪婪醜態。但因立憲規定了包括國家主席和國務總理在內的政治任期制，以及“人權入憲”，並經2003年以還的十年任期後實現黨內和平禪讓，終於兌現了最多連任兩屆、最長十年這一憲法規定，紙上的憲法規定至此似乎積習而為“憲法慣例”，好像立法與實踐均雙雙塵埃落地，這便總算給予國民以一定政治安全感，也令國際社會覺得中國正在步入現代政治。不妨說，三十多年裡嚷嚷政體改革而政體巋然不動，這是唯一看得見摸得著也拿得出手的政治改革成果。在大家看來，不管你如何，不過就是十年的事。諸位，百姓無辜，小民螻蟻，平時面朝黃土背朝天，分散如沙，為養家糊口而勞生息死，根本無力抵抗任何組織化強權。此刻終於好歹有此“十年任期”，似乎感覺也還算是對於隨時可能爆發的政治任性的一招制約，這便隨遇而安地打理自家油米柴鹽也。

綜上所述，總體來看，以治安為導向的社會控制，在提供治安這一基本公共產品層面，依然有效，但發展至“維穩”體制，局部地區甚至是一種准戒嚴狀態，則尾大不掉，靡費非常，說明體制潛力已然用盡，有待升級換代。特別是此次中美貿易戰爭，將國力的虛弱與制度軟肋暴露無遺，更加強化了不安全感。此前高峰申言，“執政合法性不是一勞永逸的”，對此危機似乎還有所警醒，而近年來對此嚴重缺乏敏感，卻自信膨脹，類如“扶貧運動”這種准運動式政經操作方式再度登場，令國家願景的確定性再度打折。另一方面，對於私有產權的有限保護與一般國民發家致富欲望的有限滿足，不僅促進了經濟增長，而且提升了億萬國民的生活水準，但卻終於遭遇所謂“國進民退”與實際生活中屢屢發生的公權力肆意剝奪私有產權惡性案件的證偽，倒逼出“私權神聖”這一國民訴求，而背後的邏輯不過是“權力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這一公民認知。本來，“分清公私”方能“提供和平”，二者均為古今政治的基本內涵，今日於此必得過關而後安。而最為世詬病並令人膽戰心驚的，便是修憲取消政治任期制，等於一筆勾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一巴掌直要把中國打回那個令人恐懼的毛時代，伴隨著甚囂塵上而又可笑之至的領袖個人崇拜，這才引發出下列全面恐慌。

二、八種擔憂

在此，總括而言，大家的擔憂與恐慌，主要集中在下列八個方面。

第一，產權恐懼。幾十年裡積攢的財富，不管多少，能否保有？既有的生活方式能否持續？法定的產權關係還能獲得立法所宣諭的保障嗎？會不會因為得罪了哪位實權人物（包括村委會主任）就企業破產、家破人亡？凡此種種，最近幾年間，反倒隨著時間推移，而愈發缺乏確定性，遂至上上下下恐慌不已。它首先衝擊的是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已然掘金成功人士，而以大規模富人移民現象作為應對之道。一般中產階級中下層，溫飽有餘，但卻同樣為生老病死進程中隨時可能降臨的任何意外而擔驚受怕，尤其害怕通脹通縮錢不值錢。當然，富人移民的原因複雜，既有追求更高生活品質的，也不乏洗錢趕緊溜的，更有權貴攜款逍遙法外的，但普遍缺乏產權安全感則為通例。官商一體權貴的巧取豪奪是“改革開放”的最大贏家，也是富人移民的主體。官方資訊披露有限，民間傳說嘈嘈切切，加上官媒時不時演奏個“共產黨的終極理想就是消滅私有制”之過門，伴隨著“打土豪分田地”式民粹叫囂，更且加劇了此種不安全感。恐慌之際，高峰居然集體學習《共產黨宣言》，一份曾令世界不得安生的兩位年輕天才的輕狂之作，其予全體國民的負面心理震撼，也只有在此語境下，才能獲得真切解釋。

第二，再次凸顯政治掛帥，拋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基本國策。幾年來，意識形態火藥味愈來愈濃，以爭奪話語權為標識，而實則依仗公權力施行意識形態迫害的陣勢，已然導致知識界的普遍恐慌。置此情形下，自我審查，層層加碼，導致出版業遭受重挫，輿論界鉗口日甚，中國與外部世界勾連之阻力加劇。甚至出現了鼓勵小朋友舉報告發父母這類官方宣傳品，違忤基本倫理，既反傳統又違現代，活脫脫一副極權政治嘴臉，令人不得不想起曾經的野蠻“文革”歲月，實在匪夷所思。影響所及，大學教師連連因言獲罪，因為擔憂黨政宣傳口子找麻煩與課堂上學生特務告密，而戰戰兢兢。更為嚴重的是，地方官僚基於政治擔憂普遍不作為，而中國經濟的成長實在有賴於地方官員基於政績觀而認真幹活的發展觀。那邊廂，“重慶模式”那幫餘孽與高校中曾經的“三種人”連袂一體，今日搖身一變，滾雪球，構成“新極左”，喊打喊殺。

本來，一般國民對於“政治運動”之苦記憶猶新，新生代汲汲于市民生活，已然習慣於常態經濟社會與市民生活，對於人為的“政治掛帥”與毫無邏輯的極權泛政治化傾向，了無興趣，也不關心，硬逼他們，只能徒增反感。實際上，幾十年來，上下一心，這個政治體制還能獲得國民容忍，就在於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心全意謀發展，不再天天運動式“講政治”，停止或者減少干涉私人生活，更不會上演什麼“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這類荒唐鬧劇。終究而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到一定階段，必需轉向以憲政建設為中心，而於政經兩面次第推進建設現代國族，為現代中國接生。但就目下而言，最低限度卻依然應該是固守前者，再謀他圖，豈能背道而馳。

第三，又搞階級鬥爭。前幾年官媒與官方意識形態主管官員屢提階級鬥爭，早已讓大家一陣恐慌。這幾年的施政方向，令人再度懷疑會否重搞史達林—毛韶山氏階級鬥爭那一套。猶有甚者，隨著反腐之第次展開，特別是新建國家監察委及其權力之無限擴大，將全體公教人員悉數劃入，不僅未能提升大家基於法制的安全感，相反，卻不禁令人聯想到克格勃式轄制以及殘酷的黨內鬥爭的可能性，而再度引發重回過往階級鬥爭歲月的陣陣恐慌。因而，對於“鬥，鬥，鬥”這一恐怖政治模式的國民記憶，及其是否重回華夏大地的普遍擔憂，使得政治疏離感日增，和合與祥和氣氛日減。本來，“私產入憲”與“人權入憲”，伴隨著兩任到頂這一黨內禪讓制的施行，有望朝向一個常態國家漸行漸近，意味著不再需要動用“鬥”字訣，可這幾年的做法卻仿佛與此背道而馳，大家自然心驚膽戰。

第四，再度關門鎖國，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鬧僵，卻與朝鮮這類惡政打得火熱。中國的經濟成長與社會進步，是中國文明的自我進步，循沿的是超逾一個半世紀的文明大轉型固有邏輯，也是現代世界體系在中國落地後之發育成長，並非外力所能主導。但在具體操作層面，卻是在重啟“改革開放”而與西方世界關係改善之後，以進步主義為導向，以“與世界接軌”為目標，而搭乘上全球化市場經濟快車實現的。沒有“開放倒逼改革”，就沒有今天的中國經濟、社會和文化。而與朝鮮、委內瑞拉這類失敗國家、極權國家打得火熱，違背民意，忤逆歷史潮流，實在不智。雖說民間調侃，鑒於中國大量官商的子女玉帛均寄存于彼方山水，故而不用擔心兩國交惡，但明暗之間一閃失，倒楣的是這個據說全民所有的國族，而必然落在每個具體的百姓人頭，搖撼的是他們的口糧與衣衫。在此，究其緣由，就在於以政黨理性代替國家理性，而以扭曲的國家理性壓制公民理性，不思進取，一意孤行，早已落後于時代思潮，所以然哉，有以然哉。

第五，對外援助過量，導致國民勒緊褲腰帶。據說中國已成世界最大外援國，動不動“大手筆”劃拉幾十億幾百億。此就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而言，不少地方還處在前現代，實在是不自量力。究其根源，擴張性“光榮政治”邏輯作祟，蔚為主因，而公子哥心態與做法亦且難辭其咎。現有的國家財富，包括那三萬億外儲在內，是四十年裡幾代人血汗累積的，更是遠自洋務運動以還數代中國人奮鬥的善果，怎能隨便亂花。長期高速的經濟增長終有結束之時，則如此慷慨，類如當年無原則“支援亞非拉”，導致億萬國民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甚至於餓殍遍野，在在不能重演。此次中美貿易戰爆發後官媒以“共克時艱”號令，儻論什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立刻遭遇百姓無情嘲諷，“去你媽的，都哪兒對哪兒呀”，正說明人心所向，早已非當年那般忽悠得了的了。

第六，知識份子政策左轉與施行思想改造。雖然早就說知識份子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但一有風吹草動就拿他們當外人，甚至當敵人，已成國朝政治的最佳晴雨錶，也是政制底色的政治表達。教育部一再聲言要加強對教師的思想教育，網傳必須重點防範海歸教師，以及高校中的極少數文革遺左紛紛如打雞血般跳將出來喊打喊殺等等，都令人擔憂所謂的知識份子改造政策再度降臨，特別是伴隨著政策左轉而再次施行思想改造運動，乃至於不排除更為嚴重的態勢。“妄議”大棒揮舞，人人噤若寒蟬，還有什麼言論自由可言。而無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則探索未知、學術精進與思想創發云乎哉。本來，歷經這四十年的積累奮鬥，再好好幹一、兩代人，中華文明有望迎來一個思想學術的全盛高峰。但是，假若此種鉗口政策再延續下去，甚至日益趨緊，則此種可能性無望變成現實性，中華國族終究只是精神侏儒與文明小國。

第七，陷入重度軍備競賽與爆發戰爭，包括新冷戰。短短十年間，整個東亞其實已然陷入軍備競賽，但所幸爆發戰爭的概率依舊尚處可控層面。問題是，不能由此打斷中國的常規發展，就此摧折了尚未最後水落石出的偉大現代轉型。兩年來，在“阻止中國陷入全面內戰”與“保衛改革開放”兩文中，筆者都曾指認中國逐漸於“維穩體制”之上又疊加了“戰備體制”，就在於提示其危險性，防範其負面影響。此刻隨著內政緊繃與外貿糾紛日甚，經濟下滑可能性加劇，則其進程不可控因素增多，防範其不至被迫走向戰爭狀態，不管是熱戰還是冷戰，絕非杞人憂天。坊間輿議提醒中美貿易爭端不應再引向意識形態之爭，更不要進行政治模式之爭，亦為同此憂慮而發，還算靠譜。

第八，改革開放終止與極權政治全面回歸。雖說“改革”一詞已然多少汙名化，畢竟，惡政亦且假爾之名而行之，但在當下中國語境下，置身大轉型尚未完成、有待臨門一腳的現狀，較諸爆炸性革命與極左式的倒退，改革依舊是最為穩妥的路徑。改革空轉，抑或不進則退，早已非只近幾年的事了，實已延綿一屆任期。照此趨勢以往，“改革開放”會否就此終止，極權回歸，亦未可知。此時此刻，全體國民之最大擔憂，莫此為甚。說是極權回歸，就在於胡溫任期，仿佛出現極權向威權過渡趨勢，故而稱為“後極權時代全能型威權政制”。但這兩年反其道而行之，這才引發“極權政治全面回歸”的恐慌。中國近代史上，1894年的甲午戰爭與1937年抗戰爆發，兩度打斷中國的現代進程，致使追求日常政治的努力付諸東流，中國的現代事業因而被迫延宕。今日這一波延綿將近兩個世紀的大轉型已到收尾時段，有待臨門一腳，切切不能再因戰禍而中斷。倘若中斷，下次歷史機遇何時再來，恐伊于胡底矣。

三、八項期待

當此之際，針對上述擔憂與恐慌，從內政著眼，無涉經貿（包括大幅度減稅），也不上綱上線到民主法治層面，僅就下列八項而言，具體而有形，允為時務。

第一，杜絕援外撒錢“大手筆”。非必要的無謂援外大撒把，砸錢，最令一般民眾反感寒心。中國尚處發展爬坡時段，無論基礎設施還是民生福利，均難題如山，任重道遠。且不說養老、就業與教育，但就鄉村凋敝而言，就壓力山大，而需公權力多所措意。否則，半個中國仍處前現代，等於現代中國只是個半拉子工程，談何文明復興。近日中阿論壇期間宣佈撥銀兩百億美金，設立所謂阿拉伯國家“重建專項計畫”，並且“探討實施總額為10億元人民幣的項目，支持有關國家維穩能力建設”。可我們知道，海灣國家個個富得流油，何需尚有上億未曾脫貧國民的中國在此充當冤大頭，讓人不禁感慨有司心腸何在，還把自家國民當人待嗎？而且，凡此支出，完全無視既有預決算體制，將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國庫司庫憲法職權撇在一旁，在實質性癱瘓既有官僚科層建制化之際，等於向憲制與法制開戰。

第二，杜絕主場外交中的鋪張浪費。開個平常的會，就使勁折騰，不計成本，勞民傷財，其實既無裡子也無面子。此為“光榮政治”，而非“實利政治”，更非“實力政治”，亦非什麼“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具有熱情好客的優良傳統”，非徒謀虛榮者不為。照此思路，聯合國所在地的紐約峨冠博帶，豈非天天戒嚴不可；全球性組織最多的日內瓦和巴黎，衣香鬢影，還不夜夜都要放煙火。就國家自助體而言，概需以實力立世，而旨在謀取實利，同時不廢道義心腸。兩項既存，三者並立，沾溉國民，榮光不求自來。無此維度，汲汲于光榮政治那一套，當事者出頭露面好像挺風光，而不恤民力，做冤大頭，實則招人鄙夷，也會激發民憤。連舉世嫌棄的隔壁獨夫胖墩來，居然大陣仗迎送，那文圖俱在、傳聞中酒席宴上128萬元一瓶的矮嘴茅臺，說實在的，一下子令億萬國民離心離德。 -- 還中國夢呢，做夢吧！ 

第三，取消退休高幹的權貴特權。國朝體制，高幹生養病死全賴國庫，而享受超國民待遇。原有生活待遇、醫療標準與度假休養諸項，耗費巨量民脂民膏，大家耳聞目睹，而至今不敢公佈，正說明見不得人。此種體制，承繼的是朱姓子民、八旗子弟的奉養傳統，既違忤曾經自詡之革命精神，更不符現代公民立國原則。若說什麼“封建殘餘”，此為典型。國民痛恨不已，可毫無辦法，遂成制度招恨之一大毒瘤。這邊廂普通人民住院難，那邊廂高幹病房巍哉峨兮，隔離于一般病區，讓多少百姓看在眼裡恨在心裡，而每一絲仇恨都可能在某個時刻于心田中成長為驚天雷暴。

第四，取消特供制度。七十多年裡，其實早從延安時期就已開始，無論是在國民饑寒交迫的年代裡，還是此刻億萬百姓為嬰兒奶品、日常食品安全而提心吊膽之際，特供制度供養著這個號稱人民政權的高層權貴，提供著一般人做夢都不敢想像的諸種特權，除開幾個極權政體之外，舉世找不出第二家，可謂豪奢之至，而無恥之尤。社會恒有差等，賢愚貧富實為自然，但那是結果，而非抹煞起點平等的公民理想，更非公然利用國庫供養少數權貴。此制一日不除，“第34號”依舊，中國食品安全就一日沒有保障，兩方同樣無任何真正的安全可言。

第五，實施官員財產陽光法案。有關於此，民間早已呼籲多年，居然毫無動靜，說明其間貓膩最大，最見不得人。現有官員升遷程式中對於子女玉帛的說明，只限內部掌握，存見於幹部檔案，而一般國民無從知曉，遂使一切迷霧重重。而無論人力物力，還是技術手段，早已成熟，正為施行此制，並經由全國聯網，用十四億雙眼睛施行有效監督，鋪墊好一切基礎。反腐而腐敗不止，就在於搞成了內部的事，而非基於政治公開原則的法制作業，缺的就是陽光法案這一環。你們若非心虛，那就施行此制，讓一切大白於天下吧！你們要是正心誠意，那就加入大多數國家均在其中的《艾格蒙國際反洗錢組織》吧！何必雲山霧罩，將億萬國民當二百五。

第六，“個人崇拜”亟需趕緊刹車。改革開放四十年，沒想到神州大地再度興起領袖個人崇拜。黨媒造神無以復加，儼然一副前現代極權國家的景象。而領袖像重現神州，高高掛起，仿佛神靈，平添詭異。再者，官員講話，本為秘書手筆，不過等因奉此，居然彙編刊行，精裝亮相，全球免費贈送，徒耗紙張，令人噴飯。此間不僅需要反思為何當事人如此弱智而好名，更需要檢討為何曾經遭遇此種戕害的偌大國家，包括她的芸芸“理論家”“研究者”，居然對此毫無抵抗力，卻不乏舔癰吸疽之徒。而億萬人猶如虛無，竟然容忍其大行其道，奈何不了那幾個馬屁精大員，正說明所謂啟蒙是一個未竟事業，需要每一代人在公共事務上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方能如履如臨而砥礪前行。而且，它更加說明中國尚未完全進入現代世俗理性的常態國家境界，而有待接續奮鬥矣。

第七，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年初修憲，取消政治任期，令世界輿論譁然，讓國人膽戰心驚，頓生“改革四十年，一覺回從前”的憂慮。此間作業，等於憑空製造一個“超級元首”，無所制衡，令人不禁浮想聯翩而頓生恐懼。因此，今明兩年的適當時機，如秋季召開人大特別會議或者明年三月全國人大例會，通過再度修憲，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以保衛改革開放、防範重回文革極權政治。《憲法》既立，無論是何種品質的憲法，本不宜改來改去，無奈這是大轉型時段過渡政體下的一部臨時憲法，只好頻繁修訂。但願轉型落地之前，這是最後一次修憲。

第八，平反“六四”。今明兩年，適值“改開”四十周年、“五四”百年”與“六四”三十周年，一連串所謂敏感節點紛遝。而中美貿易戰的後果，亦將延時第次顯現，增加了所謂的不確定性。在此，既有的“維穩”思路是“以治安對付政治”，疊加上“用政制鉗制政治”，而非“以政治迎應政治”這一常態政治之道。當年給“四五”平反，從此每年四月五號不再成為敏感節點，就在於“以政治迎應政治”，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結果各得其所，皆大歡喜。因此，值此迎來“六四”爆發三十周年之際，當局於今明兩年適當時刻公開為其平反，不僅表明“以政治迎應政治”的誠意與智慧，而且，從此每年六月四號無需再如臨大敵，為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掃清障礙，既裨益于民心舒暢，更有助於收拾政治合法性。

以上諸項，均為現代政治的一般常識，也是刻下國人的普遍訴求。此番“冒著殺頭的危險說出人所共知的道理”，就在於舉世滔滔，若無此說法，就無此立法，從而吾儕百姓沒個活法，其奈也何，嗚呼哀哉！

四、過渡時段

兩年多來的世界進入政治調整小週期，無需驚恐，遠未到分曉時分，更須也唯有穩健推行內政改革，健全國族身心，方能應對過關，維持包括中國在內的這艘世界大船持續揚帆于和平與發展的常態政治航道。衝突與戰爭是人類這個殘忍物種的常態，但是身處歷史機遇關頭而推延或者避免其發生，則為政治的天命所在，更是對於肉食者政治智慧與德性的大考，而人類恰恰就是政治的動物，政治為世間最高智慧。就刻下情形而言，縱便事態已如今日，也還未能根本偏轉“和平與發展”這一大勢。而這就是歷史機遇，就是所謂的“機遇期”，唯智者方能攫獲，而不至於東懟西懟，將一手好牌打成爛牌也。

至於太平洋沿岸東西兩大國均不期然間先後步入“老紅衛兵執政”狀態，是而且不過是一種短暫的過渡現象，實為每臨歷史危機關頭就會出現的那種一再上演的亂象之再現而已。就此岸言，其毫無歷史感與現代政治意識，更無基於普世文明自覺的道義擔當，昧于時勢大道，卻又深濡文革政治烙印，虛驕之下，允為幹才而用力過猛卻用錯了方向，致使弄權有術，當官有方，而治國無道，豈止折騰，直是倒行逆施。就彼岸看，實為一群依舊生活在列強時代與冷戰政治中的老不死幽靈登臺，雖不乏對於當今世界政治圖景與文明變局的現實判斷，卻同樣缺乏歷史感，短視而貪婪，根本開出了誤診處方，反將早年裙帶資本權貴的重商主義國策與基於唯我獨尊、掠奪成性的帝國主義式傲慢偏見與粗鄙蠻橫，赤裸裸的訛詐，盡興抖露無遺，展示了一個文明衰敗的疲憊帝國狗急跳牆式的晚期症狀。而自大愛國狂適成禍國害人精，所謂愛國賊，中外古今，史不鮮見。同時，它還說明，如同“壞人變老了”一般，人人都是自己早年教育體系的產物，此後無所用心，了無自省，便難以掙脫羈絆。以舊知識應對新事物，卻又自信爆棚，遂剛愎自用。其理念，其政策，如托克維爾所言，不過是“發黴的舊貨”。

此時此刻，就中文世界的一般輿議心態與脈絡來看，基於公民理性的政治自覺已然充沛發育，更不缺昂揚正大的道義立場，但少見基於國家理性意識的文明自覺，特別是未能梳理清楚適用於“國家間政治”的國家理性與適用於“國家政治”的公民理性之二元分際，而混戰一團，指東打西，甚至崇拜起彼岸老紅衛兵來，將自己降格到鐵銹州紅脖子們的水準，套用一句名人名言，可謂“土樣土尿泡”。同時，也是政體感召不足，導致認同缺失或者疲弱，而使國民身份與公民認同兩相悖逆之怪像。畢竟，“大清”與“中華”，雖糾結纏繞，還就真的不是一回事。你們“坐江山”“吃江山”，江山有事了，就讓大家“共克時艱”來“保江山”，這不扯淡嗎！有輿議感慨，一些人說話辦事，仿佛自己不是中國人，而處處倒為對方設計著想，實在是怪而不怪，正為向心力凝聚力這一軟實力不足國族常見的景象矣。再者，撇開究竟何為“中國人”等等認知爭議，置此情形下，可得申言者，兩邊各說各話，越是昂揚正大，越可能將話談死，而無轉圜餘地。凡此再度說明，國族的政治成熟必以其知識精英的心智作育為先導，而心智作育要在精神自由，眾口喧嘩卻又緊扣人生與人心的普世心思，摒拒任何定於一尊的愚妄與傲慢，要求當局不要再鉗口日甚，而把言論自由還給讀書人，從而，在幾代人的接續用功磨礪中，涵養保育中華文明思想母機，護衛其功用，強化其勢能，這才有望清醒觀勢，冷靜應事，而清明用世矣。

目前來看，當局一再重申絕不會因為貿易戰而改變“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也不會動搖在開放交往中發展經濟的既有路線，並決心協力捍衛多邊體制。與此表態相呼應，並有相應開放措施出臺，仿佛尚有定力。其於證明“開放倒逼改革”這一中國式發展路徑依賴的同時，卻又似乎未見任何實質性內政改革，雷聲大雨點小，則不免令人失望，而對其誠意和實效，採取遊移觀望態度。故而，上述八項，允為時務，先做起來再說。

都說你能幹肯幹，這八項你只要幹一件，我們就歡喜。你要是幹三、四件，我們就心服口服。你要是全幹了，則普天同慶。

年初高官曾經宣示今年還要陸續放大招，以回應“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此刻時間過半，寧信其有，且翹首以待矣。

最後，順說一句，陝西省梁家河村四五十戶人家，常駐百十來口，居然在上海設立聯絡處和農副產品展示館，一望可知非淳樸鄉民所能為，毋寧，官商勾結的媚上雙簧，於各懷襟抱中各逞其圖。還有，最高檢開設“12309檢察服務中心”，層峰邀約與此八竿子打不到一塊兒的梁家河村支書共同揭牌，同屬太監姿態，希圖借此創造勾兌機會，拍馬屁不要臉。至於陝西省社科聯的招標項目“梁家河大學問”，以及近年來各類所謂社科項目之造神運動與領袖崇拜，反現代，逆潮流，匪夷所思，恬不知恥，丟人現眼，更不論矣！凡此種種，太作了，太過分了，而過猶不及，只會把我們帶回那個人人觳觫苟存的酷烈人世也！

話說完了，生死由命，而興亡在天矣。

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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