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兄於2016年11月22日病逝北京，享年80歳（1937-2016）。他是在2006年6月赴北京參加多項文學研討會，並受邀作數場學術演講，同時順便做健康檢查和相關醫療。但不料於同年9月間因突發中風昏迷入院，在醫院方面的積極槍救下，病情獲得控制狀況趨於穩定，不幸的是，他雖然恢復意識神智，卻失去了語言與行動能力，從此無異被拘禁在病床上，也被封鎖在自己的軀體裡。北京的醫師們評估後也一致要求，病人除妻子親人外不宜接見訪客，避免情緒波動影響病情。也因此，台灣的與海外的許多關心他的朋友，在映真兄入院之後，幾乎得不到他的「近況如何」消息，這種因缺乏訊息而升高的掛念，延續了將近10年。前些年台灣甚至還傳出他已故去的錯誤消息。相信，映真兄應是在他強烈的生命意志支撐下，熬過他人生最後階段的北京10年。

筆者個人跟映真兄的結識，最初是在他服完做為政治思想異端的7年囚禁刑期後，隨即投入鄕土文學論戰的時候。眾所周知，當年負責島內文化／新聞審檢查禁業務，由王昇掌管的政工系統，是所謂戒嚴體制白色恐怖的重要構成部分。他們衰弱的心智杯弓蛇影的把台灣社會的新生事物--鄕土文學的作品、理論和作家，附會／羅織成為中共對台統戰隂謀服務的敵人，發起有組織的媒體圍剿，渲染出離奇的恐怖氣氛，佐以調查局人員的騒擾動作，粗暴的散佈「要抓人」的風聲，給被點過名的作家，造成沉重的惶惶不安，有的人甚至陷入十分痛苦與懼怕的憂鬱情緒中。

對這個情況注意與關懷的胡秋原先生，在聼了王曉波兄對他的簡報後，把我叫去，命令我蒐集主要的鄕土文學作家的出版作品，他要瞭解。這些著作，胡先生也交給鄭學稼、徐復觀等先生閲讀。不久，在胡公館也是《中華雜誌》社址，胡先生、鄭先生和幾位同仁，比較嚴肅的作了討論。有3項決定：1，胡先生在《中華》親撰文學理論長文，批駁／教育那批反鄉土文學的作家；2，鄭先生去見王昇，勸誡他不宜搞文字獄，並強調鄕土作家的作品跟北京對台統戰無涉，且文筆與思想內涵要遠優於那批國民黨御用的打手作家，實為國民黨的在台成就，不要逼反；3，命令我和王曉波邀約主要幾位鄉土文學作家一聚，以瞭解問題消彌驚恐伸張正義。

在那家聚會的咖啡店的晚上，我第一次見到映真兄與他新婚的年輕美麗夫人陳麗娜嫂。而這段風波，在當年國民黨若干實權大員尚知尊重其學問道德的正直愛國前輩的出手搭救下，歸於階段性的平息。簡單的說，就是停止抹紅扣帽子，也沒有人被抓。不過情治單位從未解除對某些主要的作家的監視與情蒐。

之後，胡秋原先生邀請陳映真兄加入《中華》編輯委員會。他開始供稿並出席每個月舉行的編輯會議，也在胡公館跟同仁們一起會餐，享用胡師母一大桌的成都風味廚藝。在胡先生的羽翼與教誨下，同仁們都明白，站在秉持與捍衛中國民族主義／國家利益立場的「反獨」工作，在中國（台灣）它的核心其實是「反帝」。這不止是思想理論的，更是歷史與現實的問題。我們直面這個問題，真相會使人省悟清醒，但是它的複雜、墮落、私慾、邪惡的黑暗裡層，也一併會顯露出來。我們自知其實是被這個問題籠罩束縛住的，必須用心靈奮勇掙扎抵抗，來保衛自己在精神或人格上的自由，也就是做為一個中國人的尊嚴。在台灣，走在這條道路上，是孤寂蒼涼的。

我以為，陳映真兄跟我個人在《中華》的多年因緣，是建立在這樣的共同意義上的。

我永遠記得，有一次我主持雜誌計劃刊出的專題座談，受邀與會的都是編輯同仁，就在我婚後的新居擧辦。陳映真坐在他夫人駕駛的小摩托車後座，抱著一枚大西瓜來開會。那個景象十分突兀。因為映真兄與麗娜嫂身材都算高大，相形下，49cc摩托車歞得特小，再加上個大西瓜，的確是超載了，似乎象徴著陳映真式的沉重，但他總是以溫暖的笑容面對人們。

1988年1月蔣經國猝逝，整個國民黨的黨政軍經特文糸統，幾乎隨即全盤被美國的代理人直接／間接接掌運作，台灣正式走上「去中國化-實質台獨」的發展路線。也就是說，國民黨「轉型」成為一個跟原來的自己切割的主導力量，在美國的設計主導下，負責推動台灣的「本土化／民主化」，其目的在徹底的建構一個「非中國化／中國敵國化」的「台灣國」。它的終極形態是一把美國掌握的鋒利匕首，功能是擺在中國的身旁，執行切割或重傷中國的任務。「中國統一聯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與憂慮下創建的。

陳映真兄在胡秋原先生的敦請下，以一位本省籍知名作家身份出任「統聯」第一任主席。時為1988年4月。我個人因為自己的政治立場是信仰中國民族主義，加以當時又是《中華雜誌》執行主編，而且胡先生多次親口告訴我，兩岸統一是他晚年在台的最後心願與努力目標，要求我付出力量呵䕶其成長成事。想來，胡先生也一定跟多位同仁這般叮囑過，包括映真兄。也因此，我跟映真兄就又成為在「統聯」組織裡的工作夥伴，也近距離的觀察並多少瞭解他在現實政治工作方面的想法與處理能力。草創階段的「統聯」，不可避免的要承受成員意識形態分歧而導致的麻煩；當然也不免有「別具用心」的成員可能是出自故意造成的「內部衝突」。做為台灣第一個民間政治團體，光明正大的主張並致力於兩岸和平統一工作，所受到的各色各樣善意惡意的注意與正面反面評論，都會在聯盟內部的「民主機制」裡反應出來，幸而有陳映真深厚穩重與成熟兼顧領導承擔，「中國統一聯盟」渡過了初生期的各種不測險灘。我在組織內部得到的最大教育是，再好的制度，如果沒有好人維持操作，一定難逃內亂毀敗自取其辱的下場。主其事者的賢愚公私決定成敗。

映真兄在主席任滿後，一直留在執行委員會與大家一同工作，一直到很多年後他健康出問題才退出。我是在映真兄之後，又經謝學賢兄、林書揚兄兩位主席之後，接任主席的。我們一直有經費拮倨人材欠缺的困難，也因此，內部團結是生存發展的關鍵。然而在台灣的現實環境下，反對與破壞兩岸結束分裂走向統一的台灣內外各種勢力，必然不會終止與減低其對這個聯盟的分化侵蝕。「統聯」在稍後期間被邊緣化與薄弱化為一個無力有助兩岸統一進展的空洞團體，而內部也逐漸孳生出於狹隘偏私的莫名紛爭而失和失能。於是，像陳映真這樣具悲憫正直憂國憂民的濃烈文學心靈的人，目睹台灣病態自殘自棄的惡化，以及被寄以厚望且曾經慷慨昂然的聯盟，在外部敵對力量長時間軟／慢的腐蝕過程中，流於衰落渙散短視自囿，怎麽不會感到挫折失望，心灰意冷？這對一個心臟病患，無異是摧殘。

胡秋原先生在倡議與籌建「統聯」時，明白告訴我，他對台灣和國民黨的不再抱希望，所以，「統聯」的成立與他親自破兩岸間的堅𣲙訪問北京，用意乃在籲請中共正視「台獨」與其後台問題之嚴重性，並期許台灣本身産生呼應大陸尋求統一的努力。胡先生在陳水扁「台獨」氣焰薰天的時候逝世；我也覺得，映真兄個人除了更鄙夷不屑台灣的藍、綠當道主流外，他對跟美國「交好互惠」的改革開放後的北京，也是失望和有話想說的。我親自在現場看到北京的中生代涉台幹部與台灣研究人員，於陳映真進行演講時，臉上流露出的駭異不解神情。這何嘗不是「文化溝距（Culture Gap)」？卻發生在陳映真這位產自台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信徒，與今天中共的主榦幹部之間。我這樣認為，陳映真兄內心的失望與痛楚，又比胡秋原先主更複雜難解，那是一種末世感。這樣的人生是極為苦痛耗損的。他因為具有這樣的心靈，能夠認知與理解中國與台灣的真實，也能夠用他超越同時代任何中文作家的文筆，沉鬱哀傷但多情諒解的描述這一歷史階段的台灣人命運與悲劇，但這些仍然不能轉移或輕減他個人在自己人生中因此而背負的痛楚。他是早期西方天主教傳道史中的某一種聖徒(Martyr）典型，他選擇以馬克思與毛澤東的思想理論做為自己解放人類的心願所依據的信仰，但在當代「台灣特色」的時空下，被無情鎖定也荒謬冷血的予以摧折荒廢掉了。

王曉波兄在得知陳映真的噩耗時，在媒體上譴責台灣當局未能「照顧」這位不世出的「本土文豪」，或有暗射是肯定北京的收留與醫䕶照顧了他10年。我倒覺得，映真兄病倒北京是不得已，病太重無法回台也是不得已，北京當局提供跟「中國文協／作協」副主席身份合適的醫療拹助，應該是盡責。台灣人做為中國國民一分子，今天或能受到國家照顧也是大可心安理得的。

跟映真兄已有10年未見面不通音訊，但我時常想念他。他在淡江英專攻讀的大學時代，和我的妻舅光森哥同班同學，也曾借住在我岳家一段時日。我岳母生前曾笑著回憶永善在家中的一些趣事，譬如健忘，每每把潄洗用具遺忘在井上等等；映真兄也曾向我回憶，提到在我岳家（客家人）吃狗肉的往事，懷抱過幼小時代後來我的妻子的麗貞⋯⋯

我拜讀了映真兄可能是他所有的小說與文學／政治經濟理論論文著作，從中獲得巨大的啓發，很有助於個人的長進，他可説是我的兄長也是師長。陳映真的離去，台灣並不知道也不介意這是自己的莫大損失；但對他個人來說，是終於擺脫了台灣給他的一切牽掛、傷害與痛苦，在北京安息，他不會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