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台大博士生嚴明）9月15、16日大陸數十座城市爆發反日遊行活動，掀起了近段時間以來反日活動的高潮，其規模大有趕超1999年反美遊行之勢
但是考慮到此事的背景又會發現其吊詭之處，那就是縱使日本政府展開釣魚臺「國有化」工作，但對中日兩國的東海主權爭議並無嚴重影響，也不會妨礙中國大陸對釣魚臺的主權聲索，這跟1999年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完全是不同的時代背景，也就是說，此刻本沒有強烈的仇日反日社會氛圍，但卻出現同樣規模甚至更大規模的抗議聲浪，其原因不得不讓人困惑。

坊間猜測中日兩國在此刻出現釣魚臺爭議升級的問題，與其各自內政問題需要轉移焦點有關，此說自然有其道理，但是在具體的遊行活動中又可以看到，一些市民的過激行動又絕非政府縱容或者默許所能解釋，畢竟對政府來說，維穩仍然是壓倒一切的重要任務，自然沒有理由允許這類活動的出現影響社會穩定。

因此，一個合理的解釋可能是民間蓄積了大量的不滿情緒，這既包括了對外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包括對內的不滿，而在維穩壓力之下一直沒有宣洩的出口，現在中日兩國矛盾激化，政府需要藉助民間力量來對日本施壓的時候，正好給民間一個發洩的機會。

於是乎，出現了超出政府預料之外的大規模抗議活動。這在各城市不同規模、不同表現形式的抗議活動也看的很清楚，部份城市的遊行示威被嚴格約束在員警的防護圈內，人數少、過程也很平和，顯然是一場十分克制的活動。

而在一些城市，則夾雜了大量社會人士，超出了官方的預先準備，導致活動失控。這顯示部份城市的活動得到大規模宣傳，從而吸引了大量社會人士的自主參與，他們又借此活動表達自己的不滿，或者還有部份人乾脆借此機會行犯罪之實。

其實，每個國家每個社會都有大量的內部、外部問題會引起民眾不滿，因此也就需要民眾發洩不滿的管道，這本是正常的社會現象。但是遊行示威活動又容易帶來社會的動盪和犯罪行為的滋生，這也成為一些國家嚴加管理此類活動的理由，此次反日遊行也表現出類似的特徵。

本來政府希望借此機會展示民間對日本的憤怒，借此向日本施壓，但卻無法有效控制相關活動的有序性，縱使安排大量員警維持秩序，其效果也十分有限。同時很多人也指出，以民族主義訴求為起點的抗議活動，也可能在過程中發展成為反對政府的活動，成為人們借機發洩對政府不滿的管道。這種說法不無道理，這也正是政府最為擔心的問題。

實際上這也是無解的問題，希望民眾能夠有序、文明的參加抗議活動，需要有較高的文明素養和良好的公民文化來支撐，而長期以來缺乏意見表達機會的中國大陸民眾在此方面顯然是十分缺乏的。民眾的文明素質和守法觀念都只能在行動中獲得學習和鍛煉，這絕非簡單的教育和媒體宣傳所能有效實現的。

也就是說，民眾只有獲得更多機會表達意見才能不斷在試錯的過程中反思自身行為、吸取經驗教訓，從而獲得自我素質的提升。此次反日遊行活動的種種表現值得引起當局的重視，並採取積極措施加以改善，否則只會帶來社會的混亂，對民眾素質的提高和公共議題的解決毫無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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