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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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陳芳明】 2012.08.21 02:25 am

撰寫政論，始於一九八○年代海外時期，迄今已超過卅年。這麼長的時間，穿越戒嚴時期、解嚴時期、總統大選、政黨輪替。個人生命在時代洪流中浮沉，終於從海外回歸到台灣，也從政界過渡到學界。如果說政論文字可以作為時代見證，也是恰如其分。至少在歷史某些重要轉折時刻，都留下最貼近的觀察，也把最真實的價值觀念表達出來。

最近因為拒絕為《時報周刊》寫專欄，竟然也成為新聞。自年少以來，言論自由已經成為生命中的最高信仰；而報紙媒體，更應該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我從未輕易抵制報紙，但是媒體濫用新聞自由，甚至侵害到社會的輿論自由時，我將毫不遲疑站在個人言論自由的基本立場。對於中時集團背後的老闆，無論他是傾中或親中，無論他是賺名或賺利，並不是關鍵問題。當報紙連續兩天以社論針對學者與學生進行圍剿時，就已經違背言論自由的立場。

知識分子反對媒體壟斷，也是一種言論表達。會有這樣的恐懼，完全是民主社會的正常現象。從前在戒嚴時代，台灣已經吃足媒體壟斷的苦頭。如今進入高度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財團卻有計畫地進行媒體的托拉斯策略，表面好像是一種自由發展，實質則已傷害到價值多元的前景。形容它是媒體怪獸，並不為過。代表報紙立場的社論，應該申論它為何要展開如此龐大計畫，而不是反過頭來批判個別的抗議者。以社論來修理學者與學生，不是怪獸是什麼？

這並非是我第一次拒絕為媒體寫專欄，在二○○五年，我曾寫過一篇文字批判日本，卻被報社編輯阻攔下來，理由是他們支持執政者的親日立場。我在這個報紙不能享有言論自由，至少我還可以保留不必附和的自由。離開那份報紙，我獲得更為開闊的天空。否則二○○六年貪腐事件爆發時，我可能失去批判的自由。

自由主義曾經被形容是為資本主義護航，尤其是患有左派幼稚病者，攻擊更是不遺餘力。在民主社會，自由主義精神確是抵禦並抗拒威權壟斷的堡壘。追求言論自由，曾經使我付出很大的代價。藍色與綠色陣營，都曾經把我列為黑名單，只因為我對當權者講出真話。然而，從戒嚴時代到政黨輪替，自由主義引導我走過許多危疑階段。它無關乎左派或右派，言論自由原就是最根本的人權。

以國家安全為藉口，箝制人民的言論，不僅違背資本主義原則，也背叛社會主義精神。若是為了營利或權力而對抗言論自由，就更是等而下之。卅年的政論生涯，當然有不同的價值表達。在海外時期，言論特別犀利，那是精神找不到出口時所顯現的焦慮。進入政黨輪替時期，言論自由獲得揮灑空間，文字已經變得較為收斂。思想與語言的收放，無非是為了更精準表達時代變化的節奏

我從來就不是有潔癖的學者，在學院的圍牆內，仍然禁不住對世事密切觀察並關切。沒有一種學術可以脫離它的時代，我比較相信理論是完全可以實踐。在學術論文中能夠解決問題的原理，當然也可以解決現實的困難。在有生之年，可以親眼見證威權時代的終結，無疑是極為幸運的事。更為幸福的是，還來得及看見民主政治的開花結果。讓言論自由在台灣放手發展吧，讓學術自由也跟著提升。

（作者為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2012/08/21 聯合報】@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