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 3-3

體檢結果表明，鍾光偉患有二期矽肺，肺功能嚴重受損。他拿著這份體檢報告向政府申請工傷鑑定，這是另一段艱難旅程：賠笑臉、說好話，在希望和絕望 之間無休止地往返。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而他賺到的那點可憐的錢幾乎耗盡，只能吃最廉價的止痛片來緩解疼痛，開始是一顆一顆地吃，後來是一把一把地吃。在7個月的艱難周折之後，他被鑑定為傷殘三級，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然後他開始申請工傷賠償，他填了表格，複印了證件，辦齊了全部申請的文件，大聲咳嗽著來到南郊區勞動局，與以往的繁瑣拖沓不同，這一次，勞動局的表現異常簡潔，他們直截了當地告訴他：不予受理。因為他工作的那家煤礦 已經在幾個月之前關閉了。

然後是再一次起訴，一切艱難再次上演，幾個月後，法院判他勝訴，應獲賠償49萬餘元。他又等了四個月，沒有得到一分錢，於是只能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在鍾光偉的故事中，我已經說過多次「艱難旅程」，但請相信，這一次比以往所有的都要艱難。在大國崛起時代，執行是無比艱難的事，即使是最有經驗的律師也會因為聽見這兩個字而昏死過去，更何況是身份卑微、衣著寒酸、奄奄一息的鍾光偉。他和妻子一次次往返於住處和法院之間，一次又一次地絕望。他們跪在地上，流淚懇求，然而你們知道，法院都是講法律的，所以法官會向他提出許多合法的要求：要求他把煤礦主帶至法院，要求他提供可以存放 大型礦山設備的倉庫……他們一定明白，這些要求對鍾光偉而言簡直就是易如反掌。

此時鐘光偉已經身無分文，還欠了一身的債，他生活在煤海之中，卻買不起一塊取暖的煤，在中國北方零下二十度的寒夜裡，他們一家五口縮在一條薄薄的毯子下，其中還有一個兩歲的孩子。鍾光偉徹夜咳嗽，有時還會暈厥。他和妻子都想過自殺，他12歲的女兒準備去賣血，在最艱難的時刻，善良誠樸的鍾光偉甚至想炸毀這個苦難煎熬的世界。

事情在幾個月後有了轉機，一些善良的人向他伸出援手，媒體也開始廣泛報導鍾光偉的遭遇，然後，2010年10月28日，法院召集鍾光偉和他的債務人，開始了一次艱苦的談判。大國崛起時代的法律有軟硬兩種版本，對吳產娣、錢明奇和徐武來說，法律是硬的、不可商量的，但對鍾光偉來說，法律就是軟的、可以討價還價的。煤礦主不肯支付全額賠償，法官從中調解，鍾光偉就只能一次次降價，從49萬到48萬，到47萬，到35萬，最終27萬成交。法律是鍾光偉最後的信仰，但最後，法律給他打了個五五折。

2010年11月29日上午8點，鍾光偉被推進南京胸科醫院的手術室。醫生從他的左肺中洗出了15瓶渾水，右肺更多，21瓶。醫生說，這只能減緩 他的病情，卻不可能根治。

在大國崛起時代，像鍾光偉這樣的塵肺農民工有千千萬萬，他們絕大多數都不像鍾光偉這麼幸運，沒有媒體和社會的關注，他們幾乎無法維護自己的權利，他們默默地工作，在病痛中默默地掙扎，然後默默地死去。

鍾光偉還活著，他身高173公分，體重52公斤。他洗了肺，還了債，買了一所舊房子，用健康換來的錢已經所剩無幾。他的病不可能治癒，也沒人會給他報銷醫療費，因為他是個農民工。對他來說，「未來」是個奢侈的詞，他沒有太多計劃，只想養些豬、養些羊，讓家人吃飽穿暖，自己儘可能地活下去。 他現在學會了使用網絡，兩年中，他在網上發佈了超過4000條信息，全是在關心那些不幸的人，他說：我自己也曾遭遇不幸，知道痛苦是甚麼滋味，我沒有能力給他們太多幫助，但至少可以讓他們感覺一點溫暖。

（五）

我要講的故事還有很多，如果時間足夠，我還會給你講葉海燕的故事。葉生於1975年，是一位堅定的女性權益維護者。她關心愛滋病人，多次幫助他們維權，因此歷經挫折。她長期致力於維護性工作者的權利，為了瞭解她們的處境，她曾深入「十元一次」的廉價妓院。她的壓力來自於兩方面：官方的和民間的，我們的政府不喜歡她，我們那些滿懷道德感的同胞也不怎麼喜歡她。就在10天之前，幾個不名身份的人闖進了她的工作室，他們砸毀了許多傢俱， 卻並沒有讓葉海燕屈服。在未來的日子裡，她將繼續關心女性權益：那些吸毒品的婦女、那些在身處監牢的婦女，那些被侮辱、被侵害、在種種暴力下痛苦 悲傷的婦女……她活得並不容易，卻有著遠大的理想，她想做中國第一任民選的婦聯主席，如果有可能，她還想做中國的第一任女總統。

我還想講梁樹新的故事。梁是一名36歲的企業白領，共產黨員。他受激於錢明奇之死，報名參選他所在社區的人大代表，他通過了一道又一道繁瑣的程序，填寫了一張又一張麻煩的表格，他印製了競選海報，滿懷熱情地對選民們講自己的目標和方向。按照中國法律，這不僅是合法的、可以做的事情，而且是應該做的事情，但他還是遇到了重重的障礙，有人電話阻止，有人當面勸說，還有人在暗中收集他的資料，遠赴他的家鄉做各種調查。2011年9月8 日，在廣州麗江花園的人大代表選舉現場，他把兩位候選人的名字劃掉，在選票的空白處寫下自己的名字，然後投進票箱。他獲得了許多選民的支持，但最後還給敗給了那些陰險的設計和可恥的伎倆。下一次選舉將在2016年，梁樹新說，如果那時可以正常地參選，他願意再次為中國的民主進程貢獻力量。

還有蕭瀚的故事。到2012年5月29日，蕭瀚這個名字已經被註銷過131次。蕭是一位43歲的學者，任教於中國政法大學，他長期關注時事，時常發表評論。在大國崛起時代，時評可以分為兩種，一種讚美政府，一種批評政府，蕭瀚的文章中，有相當一部份都屬於後者。這些文章給他帶來了許多麻煩，他曾因「不明原因」被學校停課，也曾短暫地失去自由，被不明身份的人綁架了8個小時。2009年11月，蕭瀚註冊開通了他的第一個微博賬號， 談論法律、時事和言論自由，很快這個賬號被註銷，然後他註冊了「蕭瀚微博二世」，二世被註銷之後，他註冊了三世，三世又被註銷，他就註冊四世…… 在我離開中國的那一天，他的賬號是「蕭瀚微博132世」。事實上，在中國的互聯網中，轉世者決非蕭瀚一人，而是成千上萬，他們被稱為「轉世黨」， 其中有一位黨員已經轉世359次。

在大約30個月的時間裏，蕭瀚共計發佈了超過百萬字的言論，其中有一些廣為人知，比如「惡猜公權、善待私權」。在某個意義上，他已經死過131 次，但依然不會放棄死亡。這是鐵牆與頭顱的戰爭，雖然取勝無望，但他依然堅持著一次次把頭顱撞向鐵鑄的高牆。蕭瀚說：在沒有自由的時候，自由就是 一切。

還有劉德山和方洪的故事。劉德山是一位從業40年的法官，同時還是一位法院院長。2010年5月4日，有人電話通知他去一個渡假山莊，他冒雨前往，從此失去了自由。他先是被監視居住，然後被投進看守所，在此期間他備受折磨，受過各種各樣的酷刑。他本是小有權勢的人物，卻依然無法對抗無辜加之的傷害。在酷刑的間歇，辦案人員也會表現出一些善意，他們會推心置腑地勸告劉德山要「調整心態」，因為辦案的方針不是無罪推定，而是有罪推定 ——除非你能證明自己無罪，否則就是有罪。還有人會勸他明辨形勢，「既然你都進來了，總得說點甚麼，給我們個台階下吧？」19個月之後，法院判他無罪，然而失去的已經失去，應得的依然未得。此刻，他正準備提起國家賠償訴訟，不過他自己也清楚，這將是一條無比艱難的道路。

方洪是一位44歲的公務員，2011年4月21日，方洪在互聯網上發佈了一則諷刺薄熙來和王立軍的笑話，共計58個字。因為這58個字，方洪成為全世界稿酬最高的作家，他被勞教了一年，平均每個字值6.3天的自由。在薄熙來出事後，我們當然可以把這一切都推給薄，但這並不能說明方洪何以至此。一個崛起的大國為甚麼會害怕一個笑話？甚麼樣的制度才會把一個僅僅是講了幾句笑話的人投進監牢？為甚麼公民的權利可以被如此輕易地剝奪？卻又如此難以維護？方洪說，集中營的日子讓他明白了許多道理，接下來，他將不遺餘力地對抗這邪惡的勞教制度。

以及更多的人。那些在山野間揮汗如雨的人，那些在礦坑中疲憊掙扎的人，那些卑微的、沉默的、走在艱難道路上的人。幾十年來，正是他們鋪平了道路，蓋起了高樓，是他們扛起了每年8%的增幅，創造了中國的奇蹟，也正是他們，一直建設著、揹負著、也忍受著這大國崛起的時代。

當人們歡呼大國的崛起，也應該看到大國的危機。三十多年來，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了可觀的成就，確實讓許多人擺脫了貧困。而與此同時，人權狀況卻並沒 有太多改善，司法依然不獨立，新聞依然不自由，言論依然被管控、被壓制，大量的人依然生活在苦難之中，這些都已成為大國崛起時代難以承受之重。事實上，這並非大國的第一次崛起，翻開歷史我們就會知道，幾乎每一個王朝都有過繁榮時期，但如果沒有良好的制度作保障，這繁榮將很難維持，隨之而來的就是蕭條、饑荒、戰亂，直至最後的覆亡。沒有太多證據顯示現行制度比歷代王朝政治更加優越，「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依然是難以擺脫的宿命。當物 價飛漲、貪腐橫行、貧富差距日異嚴重、民間的抗議運動如風起雲湧，而維穩已經成為重中之重的第一事業，我們必須知道，這就是末日徵兆，幾千年間， 這樣的事曾一再上演，如果不去改變，接下來就將是千萬人的苦難。

作為中國人，我毫無疑問地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這富強絕不僅僅是政府之富，更意味著公民的平安、幸福和健康；絕不僅僅是物質之富，更是思想、文化 和藝術上的繁榮；除了錢，它還應擁有文明；除了槍，它還應心懷慈悲。當它崛起時，人們應該可以自由地說話，而不是被扼住喉嚨；不幸的人應該得到救濟，而不是被推進深淵；勤勞的人應該得到獎賞，而不是被無休止的盤剝；它的崛起應是13億人共同的福音，而不只是幾個家族的專利；它的崛起應惠及真正的勞動者，而不只是讓官員中飽私囊；它的崛起應該讓權力受到約束、正義得以伸張，而不是讓吳產娣、錢明奇、徐武、鍾光偉以及更多的人身陷苦難。我可以為它的崛起歡呼，卻不能接受它崛起於我的屍骨之上。

──轉自《立方網》

苦難的中國基層人民 ……        ------ray35

慕容雪村：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 3-2

（三）

2011年4月19日凌晨兩點，徐武用木棍和床單絞彎窗上的鐵柵欄，鑽出了武鋼第二醫院精神病科的大樓，外面是一個生滿雜草的院子，時當深夜，警衛已經熟睡，他輕輕推開鐵門，一步步走回闊別已久的正常世界。

這不是他第一次出逃。2007年3月底，他利用無意中撿到鋸條和8個夜晚的秘密工作，鋸斷了幾根窗欞，逃出了這座戒備森嚴的醫院。但僅僅一個月之 後就被警察抓獲，重又投進這座由水泥、鐵門和鐵柵欄組成的建築，在此後近四年的時間中，他一直被關押在這陰暗堅固的堡壘之中，吃著難以下嚥的食 物，定時服用那些效用不明的藥片，有時還會被電擊和毆打。他曾長期被單獨囚禁，有兩年多沒見過真正的陽光，幾乎見不到家人朋友。但在正式文件中， 他並非罪犯，而是一位病人。

徐武1968年出生，家庭成分是工人，如果中國的政治教材沒說錯，他就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之一。21歲那年，他從技術學校畢業，成了武漢鋼鐵集團 公司的一名職工，按官方報導，徐武不算一名好員工，他曾曠工，也曾違反勞動紀律。但徐武不承認這一說法，他說自己的缺點只是「認真」，在中文中， 這個詞也有執拗、倔強的意思，有時也指過分關注自己的權利。這就是徐武被長期關押在精神病院的原因，不過並不奇怪，在大國崛起時代，在權利被普遍忽視的地方，過分關注自己的權利常常會被認為是一種病。

從2003年到2006年，徐武和武鋼打過十幾場官司，原因是他認為後者剋扣了他的工資。開始還不算太壞，經法院調解，武鋼答應給徐武經濟援助， 但不是因為他們做錯了甚麼，而是因為他們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徐武不肯接受這樣的調解，他說，他固然需要錢，但更需要一個說法，一個有明確輸贏的結果。

徐武的對手是一個超級商業王國。武漢鋼鐵公司是世界第四大鋼鐵企業，在全球五百強中排名第340位，其總部佔地超過21平方公里，有數十萬名員 工、數千億資產，以及數不清的子、分公司，它擁有自己的學校、醫院和警察機構，它的管理者享受政府官員待遇，或者本來就是政府官員。需要一提的是，它還是全國文明單位、全國企業文化建設優秀單位——它的文化是「以人為本，誠信為先」。在大國崛起時代，這樣龐大的「文明單位」可以讓一些人很幸福，也可以讓一些人很不幸福，徐武就屬於後者。自從拒絕了武鋼的人道主義援助，他開始品嚐中國當代生活最辛辣的那一部份，他開始遭受傷害，多次被打至流血住院，多次被侮辱、被囚禁。每次被傷害之後，徐武都試圖反抗，而每次反抗之後，都是更嚴重的傷害，最後，他只能逃離武漢。

2006年12月16日，徐武在北京大學門口被幾個警察逮捕。官方的說法是徐武揚言要在天安門廣場發動爆炸，而且還在他的背包中發現了炸藥配方、 電工刀和用於製造炸藥的材料。但徐武否認這一切，他說自己只是到北京尋求法律援助。

2006年12月31日，武漢街頭一派盛世氣象，市民身著盛裝，笑逐顏開地準備迎接新年。入夜之後，中央電視台將播放一台歡慶的晚會，慶祝這個輝煌的時代，讚美仁慈的政策和政府的恩情。就在那一天，徐武被押進了那棟被鋼筋鐵柵環繞的大樓，開始了長達1571天的治療生涯，那時他的家人都不在場，他換上了藍白相間的病號服，側臥在狹小的床上，就像一隻被火車碾過的盛世斑馬。

五個月之後，徐武穿著一身破舊骯髒的衣服走進天安門廣場。那是他第一次出逃後的故事。在此前的一個多月，他住在北京的橋洞中，靠撿飲料罐和塑料瓶為生，他曾經向許多政府機構求助，但沒有得到他想要的結果。那天是5月1日，另一個盛大節日，天安門廣場正處於嚴謹有秩序的歡慶之中，來自中國各地的遊客懷著自豪而敬畏的心情走進這個廣場。徐武找了一處稍微空曠的所在，在晴朗的天空下點亮了一支蠟燭。這舉動自有其傳統，早在47年前，四川人何明淵就做過同樣的事，後來他被投進監牢。徐武的待遇好一些，他被投進了一座像是監牢的醫院。

徐武的蠟燭是一個謎語，謎底很難猜到，當他在天安門廣場舉起這支點亮的蠟燭，他想告訴人們：此刻，1200公里外的武漢正處於暗無天日的黑夜之中。

從某個意義上說，徐武是幸運的。他的病友要交錢才能治療，他不需要，他享受的是免費醫療。也許是醫院認為他的病情過於嚴重，所以他們拒絕讓徐武接受探視。他年邁的父母一次次來到這堅固的堡壘前，又一次次失望而歸，從2007年到2011年，他們一共被拒絕了86次。他們向法院起訴，法院不肯受理。他們找醫學專家來鑑定徐武的精神狀況，醫院堅決拒絕。他們和自己的兒子相距只有幾公里，卻如同遠隔陰陽兩界。

2011年4月19日凌晨兩點，徐武逃出精神病院，他跟朋友借了2000元，坐火車來到中國南方的大城市廣州，在一家專業精神病院中做了鑑定，結果未顯示徐武患有精神病，只是「情緒抑鬱，自我評價稍低」。接著徐武向新聞媒體求助，在一家電視台講述過自己的經歷之後，4月27日，就在電視台的院內被七名身穿便衣的男人強行押走，其中六人身份不明，另外一人自稱姓周，但後來查明，他並不姓周，真實真份是武鋼的一名保衛幹部。

徐武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記者們走訪了他的家人和鄰居，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徐武精神正常。徐武曾要求在湖北之外的地方進行精神鑑定，不過最終的鑒定報告還是湖北方面出具的，這份鑑定顯示徐武確實患有偏執性精神障礙，「建議住院治療」。他的父母沒有聽從建議，他們把自己的兒子接回了家。在這份鑑定報告之後，媒體不再關心徐武的消息，正如你們所知，需要報導的事情太多了，他們忙不過來。

回家並不代表自由。照徐武的說法，他依然活在重重障礙之中。2011年8月，他從家中逃出，但很快被監視他的人押回。12月，他再次來到北京，在那裏生活了43天，每天上網求助，大多數時候都在講自己的遭遇，也常常關心別人，但幾乎無人回應，很明顯，他的事情已經「熱」過了，不可能再次熱起來。43天之後，他再次被押回武漢。此刻他正在家中學習法律。關於未來，他有兩個計劃：第一是「忍耐」、「等待命運」；第二個計劃與法律有關， 他已經是法定的精神病人，沒有一家法院肯受理他的訴訟，但他依然對法律滿懷信心。要「學習法律、研究法律、宣傳法律、普及法律」，我問他是否準備考律師，他說他對考試沒有信心，只打算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

徐武44歲，還沒有結婚，他希望能夠早日找到自己的愛情。早在2006年，他曾經遇見過一個喜歡的女人，不過遠遠談不上愛情，「只是聊過幾次天而已」。在漫長的精神病院生涯之後，他已經和那個女人失去了聯繫，徐武說：她肯定已經結婚生孩子了。

（四）

2010年11月29日上午8點，鍾光偉被推進南京胸科醫院的手術室。兩個多小時以後，醫生從他的肺中洗出了15瓶渾水，水中有許多黑色的顆粒和棉絮狀的物質，共計約8000毫升。但這並非全部，因為這次手術只清洗了他的左肺。

鍾光偉生於1973年，只讀過五年書，然後就輟學回家，像他的祖父、父親一樣，在貧瘠的田地中刨土尋食。他有3個孩子，這肯定違反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根據這政策，超生的孩子要繳納罰款才能取得合法的戶籍，這對鍾光偉來說是不堪承受的負擔。在中國近60多年的歷史中，最勤勞、最辛苦、最貧窮的就是鍾光偉這樣的農民，他們是這個國家的二等公民，沒有工資、沒有退休金，年復一年地耕作，換來的也只是勉強的生存。在大國崛起時代，中國政府免除了延續幾千年的租稅，這讓一些農民過上了稍為輕鬆的生活，但對鍾光偉這樣的赤貧者來說，情況並沒有太多好轉。

2006年11月，鍾光偉告別妻子和孩子，在山西大同的一家煤礦找了一份打岩石風鑽的工作。山西省是中國的產煤大省，幾十年來，從這裡輸出的煤炭 達數百億噸，是大國崛起最重要的能源基礎，許多人因此發了大財，山西省也因此成為中國污染最嚴重、勞動事故最多的省份。大量礦工在極為危險和骯髒的井下採掘，他們大多沒有勞動保險，也沒有安全保障，許多人死於不見天日的地底。他們的死亡是大國崛起的一部份。

鍾光偉工作的地方曾是中國的佛教聖地，離著名的雲崗石窟只有4公里。但在大國崛起時代，這裡的人大多都不再崇拜釋迦牟尼，他們更崇拜煤。為了多賺錢，鍾光偉每天都要在巨大的噪音和遮天蔽日的粉塵中工作十幾個小時。四個月之後，他開始感到肺部疼痛，經常咳嗽，但他沒有停止工作，在疼得難以忍受之時他會請醫生給他輸液，然後第二天照常開動風鑽，任粉塵飄在他的臉上，飄進他的肺裡。

2007年春天，鍾光偉的健康已被摧毀，他的體重銳減，咳得越來越厲害，他懷疑自己得了塵肺病，到大同市衛生檢驗檢測中心要求體檢，但被醫生拒絕，理由是：塵肺是職業病，他們需要先確定鍾光偉「有職業」才能給他檢查。

這意味著他要先拿出一份勞動合同，這對鍾光偉來說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因為他只是一位農民工，「農民工」是典型的中國特色詞語，說明他同時具有兩種身份：農民和工人，農民是他不可改變的階級屬性，工人是他實際做著的工作。在大國崛起時代，這樣的人超過一億兩千萬，路是他們修的，樓是他們蓋的，一切繁重的、危險的體力工作都是他們做的，但同時他們也是這個國家最被輕視的一群，常常被當成不安定因素和嫌疑人員，他們有流不完的汗、使不盡的力氣，卻很少有法律意識，大多數都不知道用勞動合同來保護自己。當權利受到侵害，他們只能默默忍受，因為他們拿不出一份勞動合同，而你知道， 中國是個講法律的國家。

鍾光偉回到工作的煤礦，希望礦上能夠給他開個證明，但被拒絕了。在他們眼中，鍾光偉已經成了一個明顯的負擔，他們實在沒理由自尋煩惱。無奈之下， 鍾光偉向大同市南郊區勞動局請求裁定，這是異常艱難的旅程，需要賠無數笑臉，說無數懇求的話，他劇烈地咳嗽著，在這城市的馬路上徒勞無功地蹣跚往返。三個月之後，勞動局的裁定出來了，他們不承認鍾光偉和煤礦的勞動關係，理由是大國崛起時代的典型理由：鍾光偉不認識煤礦主，所以他不曾在煤礦工作。

現在他只能向法院起訴，還是同樣的旅程：賠笑臉、說好話、蹣跚往返，一次又一次。一審之後還有二審，一切再來一次。最後鍾光偉終於拿到了那份判決，法院認定他和煤礦存在事實勞動關係。於是，在長達一年的艱苦卓絕的努力之後，鍾光偉終於贏得了檢查身體的權利。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