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衛方：以司法啟動改革 惠而不費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cx/article_2012072964674.html

2012-07-29 15:26

　　當王立軍事件發生，薄熙來黯然下課之時，當重慶司法界開始反思“打黑”的合法性之時，他們或許想起了一個曾經大聲疾呼的人，他就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在2011年重慶為李莊案在司法界造勢之時，賀衛方發表致重慶司法界的一封公開信，提出對“打黑”的強烈質疑，賀衛方說，重慶“打黑已經危及法治社會的基本準則。作為一個法律學者尤其是一直參與司法改革的學者，我覺得，公開地把自己的一些困惑和批評意見發表出來已經成為一個緊迫的義務”。擲地有聲，至今迴響。

　　實際上，在學術研究之外，賀衛方傾注了大量心血向民眾傳播法治理念，這一點與美國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佈雷耶相似，在他們看來，法院判決只有政府和民眾尊重它時，才能真正發揮作用。通過著書立說、巡迴演講等方式，賀衛方表達了對司法改革的建議。

　　司法改革惠而不費

　　相比於理論界大聲疾呼改革從頂層設計開始，賀衛方認為司法改革是一個惠而不費的辦法。賀衛方說，“政治不過是權威和權利的分配問題，我們服從哪種權力，哪種權力能夠對社會關係的塑造更有力量，這就是政治，如果人民越來越覺得需要依靠真正的司法，只要有公正的法院，其他的權力都不重要，有糾紛就到法院去，這樣，就會走上一個良好的道路。如果我們通過法官素質的提高，財政人事制度的變革，司法和行政的分離，以此最後達到司法權力的不斷提升，公正程度的不斷提高。這樣，通過解決司法的問題，最終實現政治體制的改革”。

　　理想很豐滿，但現實很骨感。賀衛方也承認，“現在看來，這條路越來越窄”。在他看來，司法獨立性是問題的核心，如果司法不獨立，就無法提升司法的公正。但是在中國目前的體制下，行政干預司法、上級法院“指導”下級法院審判現象嚴重，司法獨立無從談起，即使在司法結構中設計的公安、檢察和法院分立的體系，也越來越多的被聯合“專案組”的辦案模式所毀壞。

　　對於很多影響巨大的大案要案，最後在民意的影響下最終改判，雖然結果迎合了民意，但是賀衛方認為，“整個社會的公正程度並沒有提升，司法的公信力沒有提高”，而法學界也有人覺得還是求助於人治狀態，比如要有一個好的領導，而賀衛方認為這將導致司法的地位每況愈下，司法機關獨立性無從談起。

　　司法專業主義

　　在強調司法獨立性之外，賀衛方一貫主張司法專業主義，他說中國有兩千年專制史，沒有良好的司法傳統，但是從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司法界共識的主流意見就是司法要追求專業主義。所謂司法專業主義，首先，行使這個權力的人應該具有良好的專業訓練，具有精湛的法律思維和法律分析能力，以及運用法律回應社會需求的能力。其次就是保證法院和法官的獨立性。

　　在美國，各級法官判決案件都要在判決書上條理清晰地寫明判決理由，並且要可供公眾查詢，賀衛方說，這就是司法專業主義體現的一個側面，法官作為專業的司法人員，應該將自己的意見通過判決書來向社會表達，而不是媒體，賀衛方反對法官在媒體上就案件高談闊論。

　　同時，作為法律共同體的重要一極，賀衛方認為律師至關重要。因為只有律師才能判斷法官的專業程度，以及司法是否公正。中國制定的法律越來越趨向於專業化，汗牛充棟的法律對於普通民眾來講顯得隔膜，很難明白其中的含義，需要靠律師來保障公民的權利。賀衛方說，像英國律師的職業協會，是非常獨立的組織，不受國家干預，17—18世紀，英國律師就壟斷了法官的入口，法官必須是在律師行業裏聲譽卓著的人，這意味著民間力量進入到國家權力中間，國家的一部分權力被專業的知識和邏輯改造，當一個社會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獨立力量，國家就不可能為所欲為。

　　在寫給重慶司法界的公開信中，賀衛方為律師李莊大聲疾呼，在他看來，律師職業特性決定了他們必須要跟公權抗爭，把民眾對政府的不滿納入到理性軌道獲得合理解決。民眾請律師打官司，最明顯的標誌意義就是他們對國家還是尊重的。賀衛方說，“我一直呼籲官方改變對律師的偏見。”回眸歷史，賀衛方表示，法國歷史的教訓就是打壓律師，結果把丹東、羅伯斯庇爾這些律師逼成了大革命時代的領袖。

　　不論是啟動司法改革，還是要抵達真正的司法專業主義，中國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賀衛方說，“我經常被批評過於理想主義，有人覺得只能根據國情來設計改革路線圖，而我覺得改革就是要改變國情。”

来源: 东方财富网 | 来源日期：2012-07-27 | 责任编辑：凌绝岭

不是要澆冷水 中國在《一黨專政》這個高層建構不變情形下
賀教授的司改理想 恐怕還是犯了<知易行難>的毛病       ----ray35 

中國十問——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十個問題 2-2

4、道德危機問題

中國的道德系統近乎崩潰，從執政黨內部到社會各個領域，物欲橫流，寡廉鮮恥，腐化墮落，炫富逐臭，以醜為美，謊言連篇，無視操守，出賣氣節，不重誠信，不擇手段，毫無底線，各種反道德反文明行為，比比皆是，社會幾無淨土，公共場域混亂不堪，文化精神領域普遍淪陷，中國傳承數千年的人倫道德世界遭致前所未有的破壞。這意味著，中國在缺失了制度約束和法律約束的情況下，進一步失去了道德約束。一個缺失制度、法律和道德約束的國家，會有前途嗎？

中國整體性的道德潰敗何以會發生？中國道德危機的根源何在？我看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觀察。首先，執政黨傳統的道德資源幾乎完全流失，以革命理想、紅色動員、雷鋒精神、集體主義、大公無私、艱苦奮鬥、寡欲樸素為內容的革命化道德主義，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發展進程中，已完全失去了凝聚人心整合思想的效力，這些年來執政黨反復提倡諸如“五講四美三熱愛”、“八榮八恥”、精神文明建設、學雷鋒、發揚主旋律、唱紅等各種活動，幾乎毫無實際效果。在新的時期，執政黨陷於傳統意識形態，不能因應市場化和世俗化的潮流提出新的理想化道德尺度，無法引領中國的道德重建。其次，執政黨自身不能以道德正己，沒有垂範社會，無法有效約束各級官員的行為，大量的腐敗現象既是觸犯法律，也是道德淪喪，執政黨的道德狀態要大大低於社會一般的道德水準，國家和社會道德危機的總根源其實是在執政黨內部，是其制度性弊端的必然後果。第三，中國傳統的道德系統被紅色的革命化道德徹底摧毀，原來維繫社會正常人倫關係和秩序的道德資源，在權力和市場的雙重侵蝕下已難以為繼，與憲政制度和公民社會相適應的倫理道德建設又在現實中被一再阻止。舊的道德被打碎，新的道德又無從建立，社會處在道德的真空狀態。在此情況下，道德重建何以可能？

5、資訊傳播問題

互聯網時代，資訊傳播成了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更確切地說，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能夠設想中國的所有電腦全都死機後會是一個什麼後果？對於言說——資訊傳播的最初方式——的重要性，中國古人高度重視，謂之“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毛也說過，要讓人說話嘛。但是，現在看起來很不正常的是，人們不能自由地言說，不能自由地傳播資訊。言說，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最大的政治，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在執政黨的資訊傳播上，公開主張是“說真話”，可見有過謊言連篇的時候，有過真相和謠言糾纏難分的時候。人民對各級政府的態度，主要取決於對政府言行的判斷，當政府的發言人一再閃爍其辭時，政府的公信力實際上是在自我消解。一個責任政府，前提就是資訊透明和資訊公開。和政府不說真話相配合的另一面，是限制社會的資訊傳播，憲法規定的公民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被以各種方式限制著。問題是，在互聯網時代，傳統的言論限制方式還能繼續有效嗎？

必須清醒地看到，互聯網是人際交往領域最偉大的革命，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際交往和資訊傳播的方式。人際交往從個體到群體，是一個範圍不斷擴大的過程，從個人到家庭到家族到宗族到民族到國家到地區到全球，這是一個人類交往外延不斷擴大的過程。互聯網的出現，人際交往還從實體領域進入到虛擬領域，直接進入了人的心靈和思想，這使得原來控制人類交往的那些傳統手段和方式，比如制度、暴力、自然界限，均都失效，無法阻擋。互聯網的本質是資訊交流，是人的思想和心靈的交流，是民意的表達，這是憲政民主制度的精神條件。人的思想和心靈是比制度更強大的力量，它最終是不可控制的。當資訊不可控制，知識不可控制時，那就意味著無法再繼續實行愚民政策。在一個主要資源無法控制的情況下，社會的資訊傳播制度應該怎麼安排呢？

6、司法獨立問題

近十年來，中國的情況可謂是“發展很迅猛，改革無進展”，尤其是在關鍵領域，改革長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政治體制改革基本上是流於空話，光說不練；司法領域是全面倒退，法治建設舉步維艱，完全沒有落實執政黨在“十六大”上制定的依法治國的大政方針。執政黨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品質，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強對執法活動的監督，推進依法行政，維護司法公正，提高執法水準，確保法律的嚴格實施。維護法制的統一和尊嚴，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門的保護主義。拓展和規範法律服務，積極開展法律援助。加強法制宣傳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質，尤其要增強公職人員的法制觀念和依法辦事能力。黨員和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成為遵守憲法和法律的模範。”現在可以拿司法領域的實際情況和十六大報告的上述觀點逐條對照，有哪一條真正落實了？重慶“打黑”中暴露出來的一系列問題，絕非是重慶的個別現象，其實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貴陽小河區法院至今還在表演公然踐踏法律的鬧劇，其違法行為在眾目睽睽之下居然無法遏制，執政黨從中央到地方居然罔顧這些枉法違法現象，主動或被動地為其背書，這難道就是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應有表現？

毫無疑問，依法治國的核心是司法獨立，司法獨立的實質是法大於一切，任何個人、組織或政黨，都只能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受到法律的約束。離開了司法獨立，法治國家根本不可能真正建立起來。當前司法領域存在的諸多問題，根源就在於沒有司法獨立，缺少合法性的制度安排，政法委統一領導“大三長”，“大三長”統一協調辦案，不是以法律而是以執政黨的意志為最高準則，黨大於法，政大於法；法律不是公正公平的規範，而是淪為執政工具、維穩手段。為維護執政黨的利益，司法部門公然提倡“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唯獨不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律師辯護制度不能有效執行，公民各項權利得不到保障，公權力對公民的各類侵權行為之所以屢屢發生，完全是因為沒有建立法制的統一和尊嚴，放任公權力淩駕於法律之上。司法不獨立，法治國家何以可能建立？

7、公民社會問題

公民社會的培養和壯大，是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必然會形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公民主體意識的覺醒，是公民的自組織化運動，是公民自治的體現。由於涉及到執政黨對任何組織化行為的天然警惕和防範，公民社會建設並沒有被納入到執政黨的制度設計和安排之中；相反，從傳統的意識形態出發，把公民社會視為西方制度的一個方面而加以拒斥，不主張，不研究，不實踐，對民間自發形成的各種非政府組織和公民化社會行動多有限制。這是一種防患於未然的鬥爭思維慣性，是統治而不是治理的概念，以為只有將社會置於分散化或碎片化狀態，才能進行更有效的統治，把社會的無組織化一廂情願地視為執政黨長治久安的基礎。問題是，社會的自組織化或無組織化，究竟哪一種社會狀況更適合中國的長遠發展，更適合人民的利益，也更適合執政黨的治理和轉型？

中國自秦以來，一直是一個權力垂直型安排的社會結構，從中央到郡縣一以貫之，沒有中間社會體，不像歐洲，是一個權力橫向配置的社會結構，在王權之外，還存在著貴族、教會和城市等不同勢力。由於缺少中間層，中央集權的制度安排，體現的是最高統治者對社會底層的直接統治關係，沒有中間過渡層和緩衝層，底層一片散沙，看似超穩定結構，但是一旦陷入動盪，社會無組織的力量會在瞬間形成強大的破壞力，社會變革以革命形式出現，形成革命和專制的週期性震盪。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均來自於這樣的社會結構，是中央集權制度的必然後果。公民社會建設，本質上是擴大社會的中間層，以中產階級為主導力量，通過社會自組織化途徑，構造社會理性和穩定的秩序，形成社會協商對話機制，對上限制公權力的侵權和擴張行為，對下引領社會底層力量從無序進入有序，上下雙向遏制極端性行為，由此奠定憲政民主的社會基礎。執政黨目前面臨的選擇：是主動引領和培養公民社會，形成和公民社會的良性互動，推動中國以改革的方式解決轉型問題？還是繼續實行限制公民社會政策，放任社會的無組織化狀態，進而被迫把全社會逼入到傳統的革命動盪之中？

8、地方自治問題

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在執政黨六十多年的執政歷史中，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毛論十大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位列其中，可見執政黨是高度重視這個問題，曾經實行大區制，這既是為了擴大地方自主權，也是防著諸侯坐大。按毛的想法，這樣的制度安排，是要發揮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實際上，在毛時代，根本不可能提出地方自治的問題，毛是高度警惕所謂地方分離主義，背著這個罪名下臺或去職的地方大員為數不少。到了改革開放階段，地方的自主性在客觀上有了很大提高，國家發展經濟的動力主要是通過地方政府的積極性而得以實現。這幾年，地方湧現出多種發展模式，比如“重慶模式”、“廣東模式”、“浙江模式”、“江蘇模式”，從而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地方各行其是，中央樂觀其成。但是，這些改變僅僅限於經濟領域，涉及事權、財權，最關鍵的人事權仍然集中掌握在中央手裏，作為綜合性的地方自治實驗，尚未破局。由此帶來的問題是：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地區差異極大，地方發展不平衡，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在制度上究竟應當如何安排？

中國在歷史上已經經歷了兩種不同的制度。西周封建制，是橫向的權力配置，實質是權力的多元化，是地方中心主義，最後是六國分裂。秦統一中國，以中央集權制取代封建制，實質是權力的一元化，是大一統主義。劉邦立漢，最初是想實行郡縣封國並舉制度，即把封建和中央集權結合起來，但七國內亂之後，這個制度實驗即宣告失敗。從此之後，中國分分合合，封建已不再具有制度意義，中央集權專制始終居於支配地方，至今依然沒有根本改變。在缺乏憲政的條件下，封建制所代表的地方主義和中央集權制所代表的大一統主義，是不具有歷史的共時性和制度功能的相兼性，所謂“分合治亂”只能在中央集權專制條件下得以解決。憲政民主下的聯邦制，為根本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提供了有效的合理的制度安排。聯邦制不僅適合大國，也適合小國，可以充分滿足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同時能夠滿足不同地區的發展要求，在多元發展中尋求和諧統一。而聯邦制的基礎就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的實質是，在憲政條件下，實行事權、財權和人事權的最大自主性，由地方人民按民主的方式決定地方發展。目前，在執政黨的執政格局中，地方自治尚未提到議事日程，聯邦制被置入幾個“不搞”之列，如此下去，何以整合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何以解決民族矛盾？何以實現中國的長期統一？

9、重大歷史問題

執政黨建國以來運動不斷，在黨內反復進行路線鬥爭，對不同政見者無情打擊，製造了無數冤假錯案；在黨外長期以階級鬥爭為綱，實行無產階級專制，尤其是在文革期間，極左思潮氾濫，無法無天，“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執政黨對於自己犯下的錯誤是有深刻反省和總結的，在上述決議中就認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堅持真理，堅持修正錯誤，是執政黨的優良傳統，但是，受制於執政黨的共同利益、客觀條件、認識水準和意識形態，建國以來的一些重大歷史問題，其實並未根本解決。主要是，對毛的錯誤沒有進行徹底清算，對文革災難的深遠影響缺乏足夠的估計，對八十年代末期發生的政治風波尚未給予公正評價。這些重大歷史問題不從根本上加以解決，民族的精神創傷就無法治癒，人民的思想就無法統一，執政黨的政治信用和道德形象就無從恢復。歷史的欠賬究竟要到哪一天才能徹底還清？

歷史的清算和補償，是威權體制政治轉型過程中繞不過去的一個坎。如何平穩地理性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對執政黨既是巨大挑戰，也是重塑其合法性的重要契機。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之所以從一開始起就深入人心，得到人民的廣泛支持，就是因為這條路線從否定文革開始，和極左路線背道而馳。人心所向，歷史趨勢，都是來自於撥亂反正。現在，又到了這樣一個關鍵時刻，一方面，在改革三十年之後，毛式社會主義大有捲土重來之勢，極左老左勢力在新左的呼應下，公開主張以文革法統取代改革法統，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取代鄧小平理論，試圖全面扭轉改革進程；另一方面，改革停滯不前，人心渙散，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執政黨合法性動搖，政治危機因素日趨積累。在改革不進則退的關口，執政黨要重建社會共識，重新凝聚人心，重新領導改革進程，必須本著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徹底解決重大歷史問題。除此之外，還有別的選擇嗎？

10、普世價值問題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運動，是迄今為止中國最深刻的精神變化，它直接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的社會轉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是由執政黨啟動，由社會各界特別是理論界廣泛參與的社會啟蒙，以科學、民主、自由這些人類文明史上的主流價值為武器，徹底否定文革，清除極左路線，批判各種僵化思想和理論，重新認識和評價人類共用的精神財富，推動中國進入世界文明大道。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在經濟領域能夠取得重大成績，就是因為它遵循了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按市場機制配置資源。這在計劃經濟時代是無法想像的，市場機制、明晰的產權制度、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均被視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被拒之門外。思想解放運動，首先是在發展經濟的理念上有了突破，在種種爭議和阻擾中，市場經濟的合法性逐步從意識形態的限定中被解放出來，現在已經成為改革的法統，無可阻擋。問題是，與市場經濟必然相伴而生的憲政民主制度和自由人權理念，為何還要被我們一再擋在中國門外？我們既然已經享有了引入市場機制的紅利，為何卻要對那些保護市場以促進更公平社會的政治制度安排予以拒絕？

近十年來，政治體制改革停滯，思想領域在不爭論中重陷僵化狀態，不該說的不說，該說的也不說，重拾陳舊的意識形態教條，思想解放幾近絕跡，文革極左理論由此重新氾濫，公然與普世價值為敵，縱容那些背信棄義的獨裁國家，不惜挑戰世界主流正義。在全球化和互聯網時代，大概只有極少數國家，才會公開批判以自由、民主、人權、正義為核心的普世價值，把普世價值還看作是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的工具。中國要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僅僅是在經濟總量上位居世界前列，而且還要在制度、道義和價值上給世界以令人信服的表現，要和世界的主流文明走在一起，要讓每一個中國公民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自豪地說：我來自于民主的、正義的、富強的中國。我們能有這一天嗎？

中國十問 --- 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十個問題   2-1
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2-08-01/58795207-all.html#page1

2012-08-01 22:52:28 榮劍

按理說，經濟發展了，中國強大了，人民理應安居樂業，歌舞昇平，普天同慶，共用改革成果，共赴美好明天。但是，這種景象並未出現，相反，社會上下普遍彌漫著不滿和焦慮，在強大的維穩機制下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各種潛在的和現實的危機顯而易見，社會動盪和動亂的因素正在不斷積聚，執政黨的統治和治理面臨著從未有過的難題與困局。這是何種原因造成的？為什麼在經濟高速增長之後會出現如此之多的問題？難道這就是所謂的人均達到3000美元之後必然會遇到的發展陷阱？這是發展經濟學的一般問題呢？還是中國特有的問題？

李鴻章于清同治11年（1872年）提出，歐洲諸國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可謂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話被人認為是19世紀中國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遠的一句話。現在看來，這個“大變局”在晚清時才剛剛拉開序幕，此後經歷帝制終結、北洋共和、國民政府和共產黨易幟大陸，社會變遷前赴後繼，波瀾壯闊，勢不可擋。而最近的這30年，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領域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才是這個“大變局”的核心歷史情節，百年來人們期待的中國社會變革的高潮正在到來。

作為世界上最後一個龐大帝國的緩慢轉型，中國下一步怎麼走？舉國上下普遍關注，社會各方眾說紛紜，外部世界也在冷眼觀察。在經歷過內憂外患、戰火頻仍、一盤散沙、民不聊生的國家狀態之後，中國共產黨在60多年的時間裏，建立了穩定的統治秩序，形成了統一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建設新的民族國家的物質基礎；特別是通過改革開放，使中國進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利用市場和國家的雙重力量，共同促進了綜合國力的迅猛增長，以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藍圖似乎正在成為現實，坐二望一已是中國的下一個目標。

中國的崛起，並未帶來民族的普遍狂歡，與那些“中國模式”論者和“中國夢”者的樂觀情緒相比，還是有許多具有正常思維和良知的人，並未陶醉在繁榮的表像之中。因為種種跡象表明，中國或許正面臨著晚清社會轉型以來最急邃的變化和最深刻的危機：執政黨的制度腐敗前所未有，社會不公日趨嚴重，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道德全面淪喪，人類文明底線屢被突破，社會大規模衝突的條件日漸成熟。這絕非危言聳聽。在中國社會轉型是繼續以改革形式進行還是重新被納入革命軌道，人們都應冷靜思考，在歷史、理論和現實結合的層面上認真面對中國當前的迫切問題。托克維爾在分析法國大革命的原因時曾精闢指出：“對於一個壞的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法國大革命並非起源於法國最壞的時期，相反，在革命的前夜，路易十六統治的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法國已成為當時歐洲大陸最開明、最自由的國家；但恰恰就是舊制度的繁榮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因為人民的欲望、激情和權利意識已經被舊制度的改革充分激發出來了，當舊制度不能進一步滿足人民要求時，它就必然成為人民革命的對象。中國現在也同樣面臨著這樣的時刻，30年的改革開放帶來的不僅僅是物質財富的解放，而且也是人的精神世界的解放，是人的權利意識的覺醒，是對一個更合理的更公平的社會的不可阻擋的追求。人的權利意識、生活欲望和政治訴求的“魔鬼”已經從潘朵拉匣子裏放出來了，還能再收回去嗎？

2001年，一個美國華裔律師章家敦在美國預言“中國即將崩潰”，一時引來轟動，應者附和之聲如潮而來。當這個說法流傳到中國國內時，朝野上下對此都不以為然。這倒並不是什麼意識形態的障礙阻止人們承認一個即將成為現實的預言，而是因為這個號稱在中國生活了十餘年的作者，近距離觀察到的那些足以導致中國體制崩潰的因素，其實在中國並未構成一系列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比如，他著重談到中國銀行體系因巨額壞賬實際已瀕臨破產，這個結論顯然沒有估計到中國國有銀行依賴于國家信用而存在的巨大優勢。就是在近十年裏，中國的幾大國有銀行通過公開的資本市場，迅速修復了其治理結構中的問題，累計掙到的利潤差不多佔據了整個國有企業利潤總額的一半以上。中國的銀行已經成了全世界最掙錢的銀行，資產品質之優離破產豈止十萬八千里？章家敦在他的書中還斷言，中國一旦加入WTO，關稅將大幅度降低，貿易逆差成為必然，經濟下滑近在眼前。除此之外，政府無力支付的退休金和銀行系統的壞帳，總額為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47%。他把中國加入世貿看作是毛澤東曾經說過的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它將決定 “中國現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只能維持5年”，“中國經濟開始崩潰，時間會在2008年舉辦奧運會之前”。

現在回過頭來再看章家敦的書，並不是要看他的笑話，而是想表達這樣一個看法：預測中國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誰都不要輕易斷言，他掌握到了破解中國秘密的鑰匙。中國的複雜性和不可預測性，在世界史上前所未有，中國制度的獨特性和有效性，在其歷史進程中的每一個重要關口，都一再重現。章家敦發出預言的第二年，即2002年，中國進入到了一個新的執政時期，“胡溫新政”在人們的期待、懷疑和觀望中啟動中國這艘大船駛入全球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迄今正好十年。這十年，有人說是中國的“黃金十年”，事實或許可以無可辯駁地支援這個說法。就是在這十年裏，中國經濟進入迅猛起飛階段，人力資源優勢、市場優勢和各種後發優勢在國家主導的社會（市場）發展模式的整合下，得到最大限度的釋放，國家和市場兩個巨輪共同推動中國進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創造了震驚於世的經濟奇跡。按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的話說，這不是中國的“崛起”，而是它自西元960年以來長期經濟表現中的一次偉大“復興”，是它與史俱來的強大和繁榮的又一次體現。對於中國經濟迅速增長和經濟總量迅速膨脹的事實，不管站在何種立場加以評價，都不能輕易否認。中國近代以來衰退和衰弱的歷史，人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帶著這樣的記憶來看待中國當前的發展，不能不為中國的“崛起”或“復興”而深感鼓舞。

按理說，經濟發展了，中國強大了，人民理應安居樂業，歌舞昇平，普天同慶，共用改革成果，共赴美好明天。但是，這種景象並未出現，相反，社會上下普遍彌漫著不滿和焦慮，在強大的維穩機制下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各種潛在的和現實的危機顯而易見，社會動盪和動亂的因素正在不斷積聚，執政黨的統治和治理面臨著從未有過的難題與困局。這是何種原因造成的？為什麼在經濟高速增長之後會出現如此之多的問題？難道這就是所謂的人均達到3000美元之後必然會遇到的發展陷阱？這是發展經濟學的一般問題呢？還是中國特有的問題？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就流傳著這樣的說法：“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這表明，每當改革取得一個重要進展或取得一個重要成果時，人民對改革的要求會進一步提高，進而對社會發展設置一個更高的標準。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以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為突破口，進而引領城市改革，在短時間裏即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和資源的短缺問題，人民有肉吃了，取消了票據，市場初步繁榮，改革的第一個紅利暫態兌現，全民共用。這和文革時民不聊生、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社會狀態相比，已是一個重大進步，執政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由此獲得人民支持，深入人心。但是，隨著經濟改革進入所有制領域和價格領域，不僅黨內分歧湧現，而且激發出社會對改革的更高要求，“罵娘”聲開始高漲，執政黨內部所謂“保守派”囿于傳統意識形態的種種做法，尤其是不主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行為，遭致尖銳批評。這些批評主要來自於知識界，但集中地表達了社會各界對現有制度弊端的不滿和對改革的廣泛要求，他們期待執政黨同時進行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的核心任務是鄧小平在1981年所主張的“黨和國家制度”的改革，具體體現在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依法治國，實行民主。可見，民間的批評和呼聲，在當時執政黨的最高層，是有合法性和正當性的，並不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完全符合執政黨和社會的共同利益。一個看起來朝野上下都有共識的事情，在執政黨“十三大”上卻淺嘗輒止，受制於黨內路線之爭和理念之爭，無法有效展開，引來洶湧物議，最後是黨內鬥爭和知識界的不滿糾纏在一起，釀成一場巨大風波，讓八十年代的改革進程戛然而止，進而不得不重新設置中國自九十年代以來的改革路徑。

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以一己之力再次啟動中國改革進程，同時規定了改革的具體路徑：終止意識形態爭論（不爭論），堅決制止左的思想對改革的干擾（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確立市場經濟的合法性，全面轉向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同時中止政治體制改革，以發展為首要目標（發展是硬道理），在發展中解決問題。鄧的這個改革綱領在其後的二十年間，得到了基本的貫徹和執行。從黨內來看，八十年代的改革路線之爭進而演化為權力之爭的情況已不復再現，所謂“改革派”和“保守派”同時退出歷史舞臺，黨政最高層次的分工大致明確，各守其職，各行其是，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從社會上來看，來自知識界的反對聲音已基本銷聲匿跡，社會各階層踴躍投入到市場化和世俗化的大潮之中，盡享消費主義帶來的快感和滿足，還來不及或無意發現權力在無所制約的情況下和資本聯姻所產生的新問題。近二十年來的中國改革，大致就是在這樣的思想、政治和社會背景下展開的。

馬克思對於新舊社會制度的更替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在他看來，“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這個話同樣可以用來認識中國現有的制度安排。不可否認，鄧所規定的改革路徑，即國家主導的市場化改革模式，在近二十年裏極其有效，它依靠高度集中、高度壟斷的國家權力，清肅一切外在的制約力量，全面迎入市場化機制，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來自“政府”和“市場”雙重動力。張五常在總結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年的經驗時，提出了一個縣際區域競爭概念，以此試圖為制度經濟學的市場化原理補充一個特殊的中國“案例”。對於這個張自認為可以傳世的說法，我的看法是並不新鮮，應屬常識。實際上，縣際區域競爭的動力主要就是來自於公權力，來自于政府調控資源和配置資源的巨大能力，這恰恰是中國傳統中央集權制度安排的主要功能，也是西方市場制度所沒有的比較優勢。麥迪森所看到的中國自西元960年以來的長期經濟表現，其實還可以上溯到漢武大帝時期，那時的國家動員能力和調控能力已經達到西方不能望其項背的程度。到了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中國龐大的國家機器依然充當著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者，在其操控之下，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還能有效發揮出來，它的巨大制度優勢還遠未耗竭。

或許正是基於制度的有效性，制度的合法性問題被長期掩蓋起來，甚至在一部分“中國模式”論者看來，中國制度的有效性反過來可以證明中國制度的合法性，高度集中和壟斷的權力配置體系豈有改革必要，而是要繼續加強和鞏固。因此，在經濟“黃金十年”的映襯下，中國在政治和思想領域可謂是“停滯的十年”，政治體制改革毫無進展，甚至處於倒退。“十三大”時即已形成的黨內有限民主，比如黨內差額選舉制度，幾近廢止。八十年代時有發生的省長被選掉的現象，在現時已不復再現。人大制度倡言幾個不搞，大會期間都是一片頌詞，充斥雷人提案。在思想領域，由不爭論導致不創新、不說真話、不越雷池一步，理論毫無突破，到處都是陳辭濫調。“和諧”、“維穩”成為主基調，也成為政治保守和控制的代名詞。

問題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制度內在的弊端，如同人的身體，在致命疾患的潛伏期間，根本無從發現和感受其痛苦，一旦意識到自己身體出了問題時，或許已到了疾患的晚期。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積聚國家財富和國民財富的同時，其實也在積聚著一系列制度性和社會性的問題。尤其是在近十年裏，原來潛伏在體制深層的矛盾正在不斷地暴露出來，以前可以視而不見或可以暫時擱置的問題，現在已經無法回避。我提出的“中國十問”，並非是我的先見之明，這都是實際存在於中國制度內部，其嚴重性無論怎樣估計都不會過分。許多學者，包括執政黨的一部分高層官員，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路徑，是有深刻的認識。不管左中右，對於中國繼續深化改革，通過改革解決問題，也是有共識的。正是基於這樣的判斷，我不諱淺陋，願意直面問題，諍言國是。

1、人民授權和合法性問題

理性地客觀地說，執政黨目前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核心是合法性危機。何謂“合法性”？政治學者俞可平有一個簡明扼要的解釋，我認為很恰當。他在《財經》雜誌（2012年6月11日）上撰文認為，合法性“指的是社會秩序和權威被自覺認可和服從的性質和狀態。它與法律規範沒有直接的關係，從法律的角度看是合法的東西，並不必然具有合法性。只有那些被一定範圍內的人們內心所體認的權威和秩序，才具有政治學中所說的合法性。”我的理解是，合法性來源於人民的自覺認可和服從，來源於人民的授權，來源於人民的支持。毛澤東早就說過：“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給的。”現在執政黨也是反復強調，權為民所賦。這說明，在原則上、法理上，執政黨是完全承認它的執政合法性來源於人民的認可和同意。問題是，人民以何種方式予以認可和同意呢？

執政黨目前的執政地位，是通過暴力革命方式取得後自然延續下來的，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能夠徹底摧毀國民黨強大的軍事機器，推翻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它得到了人民的支援。在缺乏憲政民主的條件下，戰爭是解決政治合法性的特殊途徑。但是，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之後，政治的合法性就不能再繼續通過暴力的或戰爭的方式加以解決，而只有走憲政民主之路。目前世界上的絕大數國家，都是通過憲政民主制度來解決執政的合法性問題，即使是那些最極端的原教旨主義國家，其世俗政權的合法性依然是來自於人民的自願抉擇。中國的問題在於，從形式上看，執政黨並不缺少人民的授權，人民代表大會每年例行召開，名義上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最高權力，而實際上，人民對於國家公權力的形成、運行、監督和處置並沒有實質性的授權委託關係，執政黨的合法性是依靠傳統的統治手段、意識形態和其他方式得以維繫。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執政黨的統治能否達到善治狀態，能否長治久安，能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願，現在是否應該有結論了？

2、國家權力限制問題

按照馬克思的理想，社會在生產出龐大的國家機器之後，最終是要把國家送入到歷史博物館，與青銅器和紡車陳列在一起。這個理想何時能夠實現，現在還無法預測，但馬克思一生都在強調的限制國家權力、控制國家權力的思想則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實際上，這也是啟蒙時代以來符合人類進步的共識，馬克思的思想敵人，從洛克到孟德斯鳩到密爾，他們都主張，要把國家公權力關進民主和法治的籠子裏，不能把它放出來，讓它為所欲為。經過人類近二百年的政治實踐和不同的政治制度的比較，限制國家權力和控制國家權力的思想已經成為憲政民主制度的主要訴求。但是，這個訴求的現實性對於中國而言看來還為期遙遠，國家權力過大，過於集中，不斷越界侵入社會領域，干預民間生活，非法剝奪私有財產和私人利益，已是當前的主要制度弊端。

中國作為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帝國歷史的超大型國家，國家權力一直超常發展，國家權力觸角深入社會各個角落，國家和社會幾乎完全重疊。鄧小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制定改革路線時，明確要求各級政府不要再去管那些“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這個話已經切入到國家和社會關係的核心，即國家權力是有邊界的，不能越權進入社會領域。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國家權力過大的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是在經濟的高速增長中日趨膨脹，各級政府掌握著巨大權力和資源，熱衷於各種開發計畫，直接決定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由此帶來的後果是，不受約束的權力運行，不僅製造出一系列後患無窮的環境、生態和可持續發展問題，而且成為當前社會政治轉型的最大障礙。在社會日趨自主發展的時代，國家主義的制度安排還能走多遠？

3、如何根治腐敗問題

在一黨執政條件下能否徹底根治腐敗？現在看來已經是一個偽問題了。從改革開放以來，執政黨歷經三代領導人，對於遏制黨內腐敗現象，不可不謂高度重視，幾乎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在各種重要場合反復對社會作出莊嚴承諾，在制度安排上也竭盡全力，採取各種措施，試圖有效制止腐敗的蔓延，徹底根治腐敗現象。但是，事與願違，執政黨的腐敗現象在近三十年裏不僅未見絲毫收斂，反而愈演愈烈，幾成不控之勢，其惡性化的廣度和深度，中國歷代歷朝恐都鮮見。對於執政黨腐敗的嚴重性，社會上不管左中右，都有普遍的共識，可謂同仇敵愾，人神共憤。儘管如此，在執政黨的統計學中，歷來將腐敗分子歸類為一小撮，將他們排除在絕大數優秀者之外，把他們的腐敗行為視為個人行為，無損執政黨的偉大、光榮和正確。這樣的解釋何以讓人信服？

權力何以失控？權力何以腐敗？這在政治學原理上已不是難解的秘密了；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這已是被歷史反復證明了的真理。鄧小平在《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綱領性文獻中也明確認為，現行黨和國家制度的主要弊端是：“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党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党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為此，他還列舉了這種制度弊端的主要表現和危害：“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務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鄧的這個講話，在執政黨容許的範圍內已經講到極致了，對執政黨制度弊端的危害性可謂明察秋毫。以他這樣的地位和權威，把話說的這樣重，理應有所成效，為何三十年過去了，這些已經被充分認識到的問題，依然無法解決？ <待續>

記者來鴻：中國最後會變成什麼樣？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fooc/2012/07/120725_fooc_china.shtml

BBC記者 白麥克  2012年7月26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1:16

過去三十年，中國的騰飛舉世矚目

中國的經濟騰飛並沒有像許多西方人預期的那樣帶來政治上的改革，共產黨仍然牢牢掌握著統治權。BBC記者白麥克一家人在中國常駐七年。臨別時，他反思中國過去三十年的變化和未來三十年的走向。

在中國的最北邊兒，有一個叫黑龍江的省。在黑龍江，有一個地方叫雙河。顧名思義，兩條河九曲迴腸、穿過一望無際的大平原，在這裏匯成一體。

筆直的林蔭路，兩側是麥田、稻田、玉米田。雙河本身沒有什麼好看的，一條主要街道，一排排的平房。但是，雙河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也就是幾十年前，雙河只有一家商店，商店裏的貨少得可憐。現在，這裏有好幾百家商店，賣的東西從高跟鞋到獸用藥，應有盡有。大街上甚至還開著一家教英語的學校。

中國各地，數不清的小城鎮都經歷了這樣的變化。所有在中國呆過一段時間----即便只是呆過很短一段時間---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這種變化。

七年多前，我帶著妻子和小寶寶、推著兩個行李箱剛到中國的時候，是從當時北京機場的候機樓出關。現在，這個候機樓已經被取代了。離開中國出境的時候，我們走出的是一個寬敞、嶄新的候機大樓。

從空中鳥瞰，新的候機樓就像是一條臥龍。

但是，經濟的騰飛也讓中國變得更加複雜、更不統一。這一點，在雙河也能看得到。

「永遠不會忘記」

我和一位中年婦女一起吃飯，她今年50歲，右手的兩根短樁夾著一根煙。短樁，曾經是她的手指。七年前，農場發生事故，她手上四根手指被斬斷。

她說，「那一天，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從那以後，她就不能正常工作了。雖然註冊為殘疾人，但是迄今仍然沒有收到任何賠償。

其他的雙河人有人抱怨退休金太少。最近有人要到北京去上訪，但是他們說，沒有到北京前就被綁架、送回老家。

最近，一位高層的大官兒要來雙河參觀，消息一直保密。當局擔心，憤怒的當地人可能會利用這個機會召集示威。

雙河人這樣的抱怨，在中國其他地方也經常能聽得到。這意味著，過去三十年中國賺取的紅利沒有平均分配。緊張經常爆發。每一年，中國都發生數千起憤怒的人聚在一起表述不滿的「群體」事件。

在中國，沒有變的，是政府。

統治中國的仍然是有特權、愛保密的共產黨領導人；他們仍然認為，壓制是對付民眾不滿的上策。但是，共產黨真該尋找更好的方式、來管理人們期望值的不斷升高以及越來越嚴重的貧富不均。

換句話說，面對正在忘記上一世紀艱難困苦的人民，共產黨需要找到更好的管理方式。

另外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共產黨執政的頭30年間，中國發生過許多次災難性的政治運動，造成數百萬人喪生。

過去三十年，中國致力於重建，讓中國更強大、更富裕。那麼，今後三十年呢？

幾星期前，雜誌主編洪晃（Hong Huang）告訴我，「他們讓我們去掙錢，我們掙了。但是，掙多少算個夠呢？」

http://wscdn.bbc.co.uk/worldservice/assets/images/2012/07/25/120725084816_22.jpg

今後三十年，中國何去何從？

誰也不信誰

未來，是共產黨不願談論的一個問題。這有可能引發一場全國性的辯論，說不定，會讓他們失去權力。

所以，中國繼續在變，沒有人知道最後會變到哪兒。

對於曾經有信仰的人----即使他們信奉的是已經失去信譽的一個政治體制，讓他們除了賺錢什麼都不信，有時候非常困難。

離開中國幾天前，我的自行車鏈子壞了。我出門到路邊一個小攤兒去修車。現在北京人都改開汽車了，修車攤越來越難找。

一位上了年紀的女人已經在車攤兒修車了。她的電動車車胎扎了，朝一邊兒斜靠著。她在給兒子打電話。

修自行車的人告訴她，需要換新輪子。但是，老婦人的兒子告訴她不要換，補一下內胎就行了。兒子說，別換。換個新輪子可能也是假貨，不是正牌。這位老婦人告訴我，「這年月，誰也不信誰。」

這樣說也許有點兒誇張，但是，這種心態在中國很常見。

過去幾年中，中國的領導人取得了令人艷羨的成功，給這個曾經貧困的國家帶來了財富與希望。但是，現在怎麼辦？

告別中國的時候，我仍然沒有搞清楚這個國家在往哪兒走。我也不知道，中國的領導人和老百姓是否搞清楚了這個問題。

讀者反饋

中國和世界各國都有許多弊端有待通過改革解決。中國的政治改革需要解放思想，自己創新探索新的社會模式。第一步可從改革幹部制度和把人民更嚴密地組織起來入手；第二步是改造私有制。（因私有制是貧富分化和社會動亂的根源，並造成資源的大量浪費。這後一點尚未引起足夠重視或尚未被多數人認識到）。但不宜推行西方式民主制，因為弄好了也就是印度或菲律賓，弄不好可能會像阿拉伯一樣分裂為多個國家，那就是中華民族萬劫不複的深淵。吳橋溪Perth

在中國，「黨權」、「政權」、「法權」、「官權」、「民權」、「人權」的關係沒有厘清，是亂套的，變成了黨權最高，於是其它權力都可能被侵犯。只有在理論上搞清楚這些關係，徹底打破「國家和人民都是共產黨的」觀念，才能讓中國走上正軌。這並不是說一定要共產黨下台（但可能被人民趕下台），而是要共產黨認識到解放戰爭時，中國共產黨代表了進步力量，並不能保證它永遠進步和永遠正確（比如反右、大躍進、文革都是錯誤的）。為了防止災難重演，人民應該有權利罷免執政者、執政黨、執政的政府。法律應該高於黨，人民也高於黨。因為人民是永遠存在的，黨卻一定會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未署名

在中國，除了富裕，我們也同樣期待尊嚴和安全感。是的，大部分情況下中國人並沒有感覺不自由，卻強烈的感覺到不被尊重和安全感缺失。民主也許可以帶來這些，但也許也意味著更大的不幸，特別是過渡到民主的過程。你願意經歷利比亞的內戰嗎？你願意成為中國的「敘利亞」自由軍嗎？當你得到一個所謂的民主的時候，國家已經一片廢墟，人的尊嚴依然無法得到維護，安全感更加缺失。對於中國而言，新加坡式的權威政治，或者香港式的法治社會才是中國真正的期待。它們都不夠民主，但是他們都足夠好。未署名

中國就好比在爬珠峰，如果走南坡（西方民主），稍微平緩易走。走北坡（中國式），陡峭無比，一不小心，就將墜入萬劫不複之中。中國現在走的就是北坡，要麼迅速登頂成功，要麼就是一個失手落入萬丈懸崖。 不能說走北坡就是錯的，就是必死之路，因為儘管南坡很多人也走，但是死在南坡上的也不是少數。 問題就在於攀登者的體魄和技巧：政府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現在每走一步都格外小心：維穩，和諧。 退已經是肯定退不下來， 外力也是很難動搖的，除非真的是一場全世界的大風，才能把這個頑強的登山者給吹下來。但是民眾會因此而受益嗎？不論成敗，作為中國，能在歷史舞台上搞得風起雲湧，也是一種驕傲。正所謂「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非洲人看世界, 坦桑尼亞

文中作者說的都是事實。但是有一點他忽略了。那就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和年輕人的創造力。中國是我家，我來愛護她。我十四億同胞，世界第一大民族。一定會痛定思痛，浴火重生。本世紀中葉，中國夢一定會實現。中國人, 中華

建立民主的中國，是不容置疑的，共產黨製造了千瘡百孔的中國，會不時的喚醒國人，你就放心吧！一旦中國成為民主國家，這個國家會更有智慧，很快就會比西方民主社會更出色！王保國, 中國福州

人們常說：這種現狀不可能一直維持。真是這樣嗎？一種制度環境是否能長久要看人們是否認為有更好的出路。中國的皇帝社會幾千年循環說明了這一點，沒人知道還有什麼更好的。有沒有比現在更好的選擇？如何回答它是社會能否進步的關鍵。所以民智的開啟是關鍵！事實會教育人，所以民主是必然的，雖然果實成熟需要時間。xinlaolu

貓王- 鄧小平正是不搞理論的導師, 也所以毛澤東的無法無天至今仍然主導中共了.港人

我希望分家過日子.對這個垃圾國家,垃圾政黨,垃圾民族非常非常失望.我只願承認自己是廣東人.在中國像上面那個"未署名"這類太監太多.什麼叫民主都沒有搞清楚,民主不光是對選民來說的,更多的應該是對執政者的約束,懂嗎?所以沒有民主就以為這執政者的獨裁.還摸石頭過河呢?土共都摸上癮了,不想過河.你居然還懂司法獨立,沒有民主的社會司法會獨立嗎?長期被土共洗腦的混帳.廣東某人

白先生還是不了解中國。中國還遠遠沒有實現自己的目標，所以任重道遠。中國的目標就是復興。如果白先生了解中國的歷史，就會知道中國要的是漢唐盛世。漢唐當時在世界上什麼地位，中國努力的目標就是那個方向。中國人民的財富還遠遠不足，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很多成績，但是，遠遠不夠。前三十年中國致力於強大和富裕，後三十年，也一樣如此。中國共產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也不會動搖，就是建設經濟！為此，一切都可以推舉其次，如果任何問題影響了經濟發展，就會解決那個問題，任何政策，都是以經濟成果為考量！未署名

中國已經位於了一個臨界點。每一次地區性或全國性的事件發生時，人民對政府的第一反應是不信任，不信任官方發佈的消息，不信任官方的做法。政府的公信力已然岌岌可危。在這樣的情況下，怨聲載道的民憤對於政府也只是又要進行的一場壓制。也許政府和黨有很多不足，他們的領導模式還停留在解放初期，甚至解放前期。可是，對於中國人來說，吃飽穿暖的日子比任何一場人權運動都來得經濟實惠。接下來的日子裏，也許唯一能變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自我調節和改革。或許百年之後，中國能「改朝換代」，可是，那也只是百年之後。。。Karen

中國的未來是不確定的，但英國的未來是已經知道的 - 那就是英國在衰落，直到除了英語，什麼都沒有。可以預見30年後，白麥克的孩子將來中國打工。未署名

中國的未來一定是民主的未來。或許有一段時間的混亂。用影帝溫家寶自己的話就是，歷史的進步是誰也阻擋不了的。也就是說，共產黨也不能阻止歷史的進步。等著吧。jade, australia

看樣子和北朝鮮是越來越近了。雖然人民不喜歡，但獨裁者喜歡，權貴們喜歡。君不見講真話的，幾乎都會被「喝咖啡"嗎? 未署名

大家基本沒搞清楚中國往哪兒去。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看到蘇聯解體後，亂成了一鍋粥，經濟幾乎崩潰，政治還是需要"鐵人"，大家不想要這樣的制度。世界上沒有一個人（那些鼓吹民主的人們）能夠解釋，為什麼中國要解決的幾大難題：貪污、貧富差距巨大、有法不依，等問題，在印度和俄羅斯比中國還要嚴重？所以，直接搞多黨制的民主，在中國沒有市場。因為沒有信心。中國人不需要「好聽的民主」，而要「好用的民主」。所以，不需要理論，只要「摸著石頭過河」得來的實踐經驗，這些最管用。最後，立法和司法要獨立，這應該是必然的。任何人，任何黨，任何組織，頭上沒有獨立的法律管著，那不是「無法無天」了？現在共產黨的幹部，很多都這樣。未署名

好的結局,是共產黨自我解體,而壞的結局,是第三次世界大戰.hope, china

【參與】網站介紹了美聯社記者C. Bodeen先生的報導 -- Scandal, economy, unrest mar China's leader change。中文內容是【德國之聲中文網】的翻譯。【參與】網站的這篇介紹有兩個問題：

a.     標題不當

該網站編輯或貼文者在原標題「中國權力交接前的暗潮洶湧」之後，加上第二句「不能帶來政治改革」。這個做法明顯不符合Bodeen先生報導的主旨，而是【參與】網站編輯或貼文者自己的「判斷」或「論斷」。翻譯或使用中文標題時，翻譯者或標題使用者難免加入自己的「詮釋」。但我在其他地方討論過，「詮釋」必須「有所本」。不能與原文意旨衝突。否則，這類「詮釋」輕則是鬼扯，重則是欺騙。

相對而言，我把Bodeen先生報導的標題翻譯為：「十八大面對種種危機」(1)。我認為它和「中國權力交接前的暗潮洶湧」一樣，都比較近於「新聞報導」的風格和「規範」。

b.     翻譯不當

我認為該文標題所加第二句「明顯不是Bodeen先生報導的主旨」這個判斷的根據如下：

1)    Bodeen先生引用張健教授評論的原文是：     

Zhang Jian of Peking University's School of Government said that even if Xi were inclined to make bold social or economic changes, he would need support from other leaders, and the government's recent heavy-handed tactics make clear there is no consensus that reforms are needed.

最後一句話在【德國之聲中文網】的翻譯成為：

「而政府近期的高壓手段明顯表現出當局不認為有改革的必要。」

以我的英文水平，我會把以上這段話的最後一句翻譯成：

「而政府近期的高壓手段明顯表現出當局對是否需要改革並未達成共識。」

以我對consensus這個字的了解，我會認為：

「當局不認為有改革的必要。」與「當局對是否需要改革並未達成共識。」的意思「差很大」。前者所表達的意思或其意圖，如我所說，輕則是鬼扯，重則是欺騙。

2)    根據【德國之聲中文網】的翻譯，Bodeen先生報導的最後一段話引用哈佛大學中國通Tony Saich教授的評論：

「賽奇認為，未來數年內發生的嚴重危機將促使共產黨進行重大改革，或對共產黨的權力控制形成巨大的挑戰。」

這段話和該文標題「中國權力交接前的暗潮洶湧 不能帶來政治改革。」中第二句的「不能帶來政治改革」明顯衝突。

【參與】網站編輯或貼文者這種方式的「介紹」，是在「鬼扯」還是在「欺騙」，各位可自行公論。

附註：

1.        Bodeen先生報導的原文請見：  

https://city.udn.com/2976/4804442?tpno=0&raid=4851097&cate_no=80786#rep4851097

發表時間為07/22/12。

中國權力交接前的暗潮洶湧 不能帶來政治改革

http://www.canyu.org/n54749c11.aspx

2012-07-24 

中國十年一次的政權交接即將在今年秋季展開，表面上似乎平靜無瀾，但其實臺面下暗潮洶湧。中國共產黨正努力遏制棘手事件，掩蓋內部的分歧。

（德國之聲中文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無預警的面臨增長大幅放緩。暴力示威活動頻傳，人民已經厭倦政府的腐敗、強佔土地和政策不公。此外，中國與鄰國和美國的關係因為南海主權爭議日趨緊張。而薄熙來醜聞仍懸而未決。

共產黨對權力的操控並未受到威脅，缺乏開放選舉意味著他們不需要經過選民的認可。但共產黨的合法性正面臨挑戰，無法如過去般強制執行所有政策，年輕一代的中國民眾對政府產生疏遠感，反對聲浪呼籲採用民主制度為替代方案。

改革的聲浪

作為共產黨和人民之間不成文的交換條件，共產黨致力於促成經濟增長，以換取一黨專制。如今這一方案不再奏效，要求改革的壓力可能不斷加劇。

《炎黃春秋》雜誌總編吳思表示："經濟不景氣、對人權的訴求以及政治改革是共產黨重大議題。沒有一個領導知道該怎麼做。"

在被選為繼任者5年後，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將在今年秋天的十八大上接任胡錦濤的職位。分析家們和共產黨內部人士表示，中國是由一個集團共同領導的，許多政治局常委和重要決策人選目前尚未定案。領導陣容和大會討論方針將在今年夏天的各會議上敲定，其中包括北戴河的非正式會議。

共產黨對外團結一致

美國內華達大學里諾校區的政治學家朱江南表示，中國政府不贊成公開的政治活動；共產黨內部對職位和權力的競爭激烈，但對外仍表現出團結一致。

朱江南說："中國政府在十八大前的首要目標是確保沒有任何嚴重的動盪發生。"

薄熙來和妻子谷開來

鋒芒畢露的薄熙來是少數幾個公開角逐高層職位的政治家，據信這便是他垮臺的原因之一。中共重慶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薄熙來被免職，暴露出領導階層的分歧。薄案使已經抱持懷疑態度的公眾更加確信神秘的中國領導階層的貪婪和陰謀。薄熙來被解職後，其妻谷開來則因為涉嫌謀殺一名英國商人遭到調查。

北京不願具名的幾名的外交人員稱，谷開來和王立軍案的審判可能在本月展開。知情人士曾表示，共產黨領導或許會在全國大會前便決定薄熙來的命運，以修補黨內意見分歧的裂痕，但過去數周內，無論是中國政府或是官方媒體都未提及此案。

經濟衰退將造成動盪？

外界相信，中國政府因為忙著處理薄熙來醜聞而分身乏術，以至於今年6月國內生產總額放緩至近3年新低7.6%時，沒有及時做出回應。過去一個半月來，中國已經兩次降息以促進增長，但對於歐洲和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需求的減少，北京束手無策。

經濟衰退可能加劇動盪。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家孫立平發佈的研究顯示，中國去年發生18萬起罷工、抗議和其他大規模示威活動。日前中國西南部城市什邡爆發示威活動，網路上快速轉發警方毆打示威者以及釋放催淚瓦斯的畫面，引起各地民眾的憤怒和不滿。

為了掩蓋十八大前的各種干擾，中國政府收緊了對於政府批評者和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分子的管制。此外，當局也試圖讓中國媒體口徑一致。在上海《東方早報》刊登一篇民營企業應與國有企業享有相同待遇的文章後，兩名高層遭免職。《南方週末》的編輯則被政府宣傳部門的官員取代。一名該報社的前任編輯表示："所有人都感到越來越受壓迫。這個情況已經發生很久了，但是隨著十八大的到來則越發嚴重。"

習近平能否帶來政治改革？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的張健表示，即使習近平有意大刀闊斧的改變社會和經濟局勢，他仍需要其他領導人的支援，而政府近期的高壓手段明顯表現出當局不認為有改革的必要。張健說："我不認為習近平有辦法施行任何重大和有意義的政治改革。"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的張健不認為習近平能帶來重大政治改革

與此同時，經濟衰退的壓力不斷增長。中國人口快速老齡化將降低勞動力總量，使中國的廉價勞工市場的優勢不再，增加政府和勞動人口的社會負擔。

哈佛大學中國問題專家賽奇（Anthony Saich）表示："共產黨周圍的世界正迅速改變。習近平上任後，苟且應付是不可行的。"賽奇認為，未來數年內發生的嚴重危機將促使共產黨進行重大改革，或對共產黨的權力控制形成巨大的挑戰。

來源：美聯社

誰在激化“左右之爭”？

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2-07-19/58787687-all.html#page1

蕭功秦  2012-07-19 22:48:48

如果不能及時進行進一步的深化改革，化解社會矛盾，而是故步自封，一旦改革進入鎖定狀態，矛盾將進一步激化，長此以往，中國有可能在左與右的激進主義——民粹主義的夾攻與衝擊下，陷入嚴重的危機與陷阱。

中國改革已經進行了30年，為什麼10年前已經逐漸邊緣化的左右激進主義思潮，在現實生活中重新出現?

這與中國“強國家-弱社會”的結構特點有關。30多年來，社會自治並沒有隨著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相應成長起來，國家缺乏來自社會的多元整合功能實現善治，“強國家-弱社會”的劣勢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

自鄧小平南方講話後10年，中國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我曾認為，從此以後，以中間派技術官僚為基礎的開明的新權威主義得以從容地推進深入的改革。中國有可能在開明的新權威體制下，通過經濟發展與公民社會重建，逐步實現民主政治的軟著陸。

然而，近年來，中國模式在造成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深刻的社會矛盾，社會大眾、知識份子與學者，對中國前途的焦慮感又開始增加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左右激進主義思潮重新在社會上活躍起來。

左右兩種激進主義決不是知識份子與少數憤青在網路上或茶杯裏的風波，它們都有自己的意識形態話語，通過自己的意識形態理論，對中國當下發展中出現的腐敗、貧富分化、社會不公與官僚主義，做出簡捷明瞭的、通俗大眾化的解釋。

激進左派把所有的一切貧富分化與社會不公的消極現象，均簡單地解釋為“資本主義復辟”，他們認定，只有發動再一次“文革式的大民主”才能解決官僚腐敗問題。右翼激進主義者則把這一切歸因於西式的普選式的多黨民主化沒有到位。他們都以自己的意識形態話語來吸引大眾，形成左與右的民粹主義政治勢力。雖然理論上似是而非，但左右激進主義思潮均可以方便地迎合人們不滿社會現狀的心理，取得話語至高點。相反，體制內的一些理論家卻抱殘守缺，無所作為，失去了對新鮮事物的感知力與創造力，提不出鮮活的、有針對性的、有說服力的解釋。

激進主義的本質，是按某種先驗的“理性原理”，從根本上“改造社會”。更具體地說，政治激進主義是根據人們心目中的一張理想社會藍圖，對社會進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造的主義。這張理想藍圖並非人類集體經驗的產物，而是以人們認定的具有普世性的“終極價值”與理念為基礎。左的平均主義激進主義就是用平均主義的理想藍圖為依據，右的激進主義則是以西方多元民主的理想藍圖為依據，他們都把自己崇奉的價值視為“普世”的，都力圖全面地把現存的“壞社會”，變成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符合他們主觀理想的“好社會”。

左右激進主義者雖然彼此水火不容，但他們都是不同方向上的“建構理性主義者”，他們都相信自己的“理性能力”，可以從先驗的抽象的“第一原理”出發，主觀上設計出一個應然的“好社會”來，並認定這個他們臆想中的“理想社會”是普遍適合於一切文化與所有民族的。他們認為，只要通過鬥爭，剷除一切反對“美好社會”的政治對手，根據良好的社會藍圖，進行施工作業，移入被認為良好的制度，就能直接重建這個“好社會”。

當法國人說“平等、博愛、自由”是建構社會的“第一原理”，這是因為法國的專制主義使人們產生對自由的嚮往，當20世紀初的中國人把平均主義視為“第一原理”，則是基於人們對於社會脫序而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不公的反向運動。這些價值雖然是美好的，但它們充其量只不過是具體時代的具體人們的主觀願望的一種昇華與心理的投射。人們把這種價值以邏輯的方式論證為“第一原則”，從而使之附麗上最高價值的光環。

激進主義在思維方式上還有一個共同特徵，就是“制度決定論”，以為只要建立好的制度，例如激進自由派心目中的議會制或民主程序，或激進左派心目中的“一大二公”，就可以重建新社會。但他們都忽視了制度必須與習俗、傳統、文化與發展水準對接，才能有效運作。失去與本土條件對接的新制度，就如同牛腳上裝上馬蹄，不但徒勞無功，而且破壞原來的社會有機體的正常生命。

當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常常深受挫折並感到不滿與絕望時，總會把與自己現實中的不幸相反的價值、未遂夢想與希望，寄託於某種異邦圖景上，大鍋飯與平均主義，恰恰成為對現實生活中的貧富分化深感焦慮的人們的詩情夢幻的浪漫投射物件，我們把這種人類精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移情與投射心理，稱之為“文化浪漫主義”。只要社會存在著不公正，文化浪漫主義將始終對社會大眾中的絕望者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有時這種吸引力會把人們引向烏托邦，如同燈蛾撲火一樣，激起他們的幻覺與激情。

如果不能及時進行進一步的深化改革，化解社會矛盾，而是故步自封，一旦改革進入鎖定狀態，矛盾將進一步激化，長此以往，中國有可能在左與右的激進主義——民粹主義的夾攻與衝擊下，陷入嚴重的危機與陷阱。

本文作者蕭功秦系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激烈的革命 往往就在主政者的輕忽與延宕政改下 突然爆發

《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大哉斯言!         ----ray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