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台大博士生嚴明）回顧各國的發展歷史會發現各個國家的發展道路並不相同，並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和經驗，英國作為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發展國家，具備了其他國家所沒有的早發優勢，自然地它也形成了自由放任的習慣。

而其他國家在起點上落後，因此要追趕就必須通過國家力量的推動，美國、德國、俄羅斯、日本等國家分別構成了第一、二、三代後發展國家。但不管是標榜自由放任的英國，還是後來的國家，在這些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國家都曾通過提供資金、制定產業政策、實施貿易保護等措施為本國的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和強大動力，從而使得這些國家能夠高速發展。

作為「後後發展國家的」的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其快速發展的成績自然與國家的干預密不可分，臺灣自然遵循此一模式。Peter Evans以所謂「嵌入式自主性」的概念來界定這種發展型國家的治理模式，認為國家通過制定產業政策，建立政商合作關係，以及強烈的發展意願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不過，也有學者對這種觀點做了補充，認為導致東亞國家發展的主要原因是國家與市場的結合，國家作為自主性力量與社會隔離，而不容易受到個別遊說力量的影響，這與英美等國的情況不同。

國家通過與市場力量的制度化合作，收集資訊，加強協調，共同形成有利於國家發展的推動政策。它一方面注重管制性工具和對嚴格成果指標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對被支持的行業和科技具有高度選擇性。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並不是一味地支援各種企業的發展，而是有選擇地對那些能夠取得高績效的企業進行支援，因此使這些企業產生了危機意識和競爭意識，減少了惰性和依賴性。

當然，學術界在分析東亞發展時也常常指出其與文化、運氣甚至美援有關，對此Linda Weiss更強調制度性的因素，認為政府與社會形成「治理式互賴」的合作模式，使得國家在加強對經濟發展的干預或指導的同時，也沒有削弱經濟主體的能力。而隨著經濟主體的日漸強大，國家仍然能夠發揮其強大的影響，而不會受到很大的削弱。

但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這一發展模式也開始受到質疑，東亞模式中所存在的權貴資本主義、裙帶關係等問題為危機的產生埋下了隱患，而過早的實現金融領域的自由化更直接導致了危機的產生。

所幸臺灣因為沒有過分開放金融市場反倒逃過了一截，壞處則是讓臺灣喪失了一次徹底反思與調整的機會，所以我們看到馬政府如今要推動改革，不管是證所稅還是油電定價制度改革，實際上都是困難重重。

與此同時，隨著這些後發展國家逐漸進入工業化時代，並實現了人均收入的大幅增長，特別是這些國家實現民主化，人民的力量大增之後，國家的控制和協調能力並沒有得到提升，反而是在逐漸消解，在民主化過程中，國家與社會原本基於「強國家」所建立的合作關係也很容易被相互衝突所取代。

所謂強烈的發展意願也就成為一種口號，無法轉化為實際行動，上述發展優勢因而也就受到挑戰。在這種情況下，臺灣在發展方向上要如何形成共識，進而在共識基礎上制定政策實現目標就顯得關鍵卻又十分困難。

但是，臺灣如今卻行將自廢武功，政府不能充分地凝聚社會共識，很多企業以及民眾也缺乏危機意識，只希望依賴限制性措施來阻絕或者回避外來競爭，以求得企業的暫時生存與就業的保障，卻忽視了真正的競爭力需要在真正的競爭環境中來取得。

而社會的撕裂則讓不同勢力可以利用企業和民眾的這種逃避來為自己牟取利益，最終傷害的卻是臺灣的發展。進入7月，立法院臨時會即將上演，馬政府實在有必要展現魄力，為臺灣的發展打開一片新的天空。只是，有私心、且能力不足的馬政府是否有這個能力、有這個魄力達到這一目標，實在是令人懷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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