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自由主義

作者：周保松 石劍峰

周保松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他的新書《走進生命的學問》談了很多這些年教書的思考，他上的冷僻的政治哲學課成了中大熱門選修課，而他的宿舍也成了學生、各路學人的會客廳。作為羅爾斯的信徒，周保松認為，在爭取個人自由、維護基本權利、建設法治社會、實踐社會正義等方面，自由主義都是最有力的支持者。

過去四十年，西方政治哲學無法繞開的人物是羅爾斯。

周保松：《正義論》在1971年出版後，大家都說它是當代政治哲學的分水嶺。四十年過去，現在回過頭看，確是如此。這從幾方面可以看到。首先是這書復活了規範政治哲學的傳統，不再像之前邏輯實證主義盛行的年代那樣，大家只做一些語言和概念分析的工作，卻對現實世界發生的種種迫切的社會政治和道德問題，不參與不介入不論爭。但羅爾斯在這本書中，清楚表明，他要論證一組自由主義的根本原則，並以此決定社會基本制度的安排，包括自由和權利，工作機會和社會財富分配等。其次，是其後整個政治哲學的發展，幾乎都在圍繞羅爾斯展開。讓我舉幾個例子。1974年諾齊克出版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是放任自由主義的扛鼎之作，最主要的攻擊對象就是羅爾斯；1982年桑德爾出版《自由主義及正義的限制》，更是全書集中批評羅爾斯，開啟了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之間的一場大辯論；1993年羅爾斯出版《政治自由主義》後，哈貝馬斯和他在《哲學期刊》上進行了一場舉世矚目的對話，焦點是公共理性，並引發許多關於羅爾斯前後期理論轉變的爭論；近年，學界又出了幾本重要的大書，分別是納斯鮑姆的《正義的前沿》、柯亨的《拯救正義與平等》和阿瑪蒂亞•森的《正義的理念》。這幾本書，主題都是正義，焦點仍然在羅爾斯。

當代資本主義的問題是全方位的，不少人認為根源都和自由主義有關，而羅爾斯正是這個思想傳統的集大成者，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各種理論的共同敵人。

周保松：於是，羅爾斯和他的追隨者需要做兩件事。

第一，論證自由主義仍然有足夠理論資源，對今天世界現狀的種種不公作出批判，並指向一個更美好更公正的未來。不錯，自由主義並不主張全盤顛覆既有的政治和經濟秩序，仍然堅持個人權利優先，仍然捍衛立憲民主，甚至仍然主張某種受到約束的市場經濟，但這並不表示它毫無保留地擁護現狀。相反，基於自由主義的道德原則，它對現狀仍會提出許多尖銳批評。借用哈貝馬斯的一個說法，現代性和自由主義，仍然是個“未完成的規劃”，雖有不足，卻絕不過時，而且仍然有足夠的道德吸引力。

第二，積極回應其他理論，包括放任自由主義、效益主義、馬克思主義、社群主義和共和主義等，指出它們對自由主義的批評並不準確或並不成立，同時論證其他理論提出的方案，無論在道德可取性或實踐可行性方面，都及不上自由主義。

在現實困境和其他理論挑戰下，自由主義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這場反思的深度和廣度，正好反映了自由主義的活力。最明顯的例子，是羅爾斯本人。《正義論》出版後，羅爾斯一直在努力回應別人批評，並完善他的理論。結果在二十多年後，寫出了第二本書《政治自由主義》，對早期觀點作出重大修正，聲稱要告別康德式和穆勒式的整全性自由主義傳統，並重新詮釋他的理論為一種政治自由主義。這個轉變，絕對是當代政治哲學的一大事件。轉變的原因是什麼及轉變是否必要，這裏暫且不論。我只是想指出，即使如羅爾斯這樣卓然有成的大家，也仍然在不停反思，努力尋求在自由主義框架中回應現代社會的挑戰。這個反思，一定會持續下去。

在形形色色的挑戰中，什麼是西方自由主義面對的最大威脅？

周保松：我認為是資本主義。或更準確點說，是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導致的巨大的財富和收入不均。這正好說明了，為什麼自《正義論》出版迄今，分配正義一直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核心議題。這並不是說其他議題不重要，而是在自由民主憲政這些大問題上，左、中、右各派早有共識，並已成為公共文化的一部分。

真正引起爭論的，是自由主義應該如何面對資本主義。例如海耶克、弗里德曼、諾齊克等放任（或右派）自由主義者就認為，競爭性的市場經濟以及低稅收低福利的小政府，是自由主義的應有之義，任何以平等和正義之名要求財富再分配的要求，都會違反個人權利和基本自由，因此絕不可取。社會主義者卻批評，自由主義實際上是容許資本家以自由和私有財產權之名剝削工人，漠視市場體系導致的巨大不平等和社會壓迫。要解決這個困境，就必須推翻資本主義。

在這樣的大論爭中，人們漸漸形成一種定見：

右派自由主義重視自由，左派社會主義重視平等。而夾在中間的自由主義，由於既支持市場同時又贊成相當程度的財富再分配，實際上只是一種不得已的妥協，即為了緩和無產階級的不滿而不得不實行的安撫政策，而不是基於什麼道德理由。

這種妥協，從左派的觀點來看，是反動和保守的，因為它不僅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反為資本主義提供了一種偽正當性，令受壓迫階級以為這樣的制度就是公正的。而從右派的觀點看，這樣的和稀泥，也就等於放棄了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堅持。

所以在您看來，自由主義並不是在自由和平等間作出無原則的妥協？

周保松：羅爾斯和其他自由主義者卻認為，這種對自由主義的理解是錯的。自由主義不是在自由和平等之間作出無原則的妥協，而是同時重視自由和平等，並視兩者為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從而推導出一系列的社會政治制度安排。例如羅爾斯便主張，一個正義的社會，必須滿足他的兩條原則：

（一）每個公民都應平等地享有一系列基本自由，以及

（二）社會及經濟的不平等分配，必須滿足公平的平等機會原則及對最弱勢者最為有利。

在這樣的社會，公民不僅平等地享有自由民主，同時彼此關懷照顧，沒有人會因為先天能力和後天環境的偶然因素影響而受到不公平對待，每個人都能夠從經濟發展中得益。這裏所說的得益，不是指在公民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後，政府就可以繼續容許巨大的貧富差距 -- 這是今天許多國家的情形，而是要求政府必須通過各類稅收（例如累進稅、遺產稅）、社會福利政策（例如教育、醫療、房屋等）、和限制市場的措施（例如反壟斷、公用事業國有化等）等，使得社會日益趨向平等。

如果沿著羅爾斯的思路，對右派自由主義的回應就是：

自由主義也重視自由，而且較右派更重視，因為它在乎的是每個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實質的基本自由，而不只是有錢人的自由，以及過於強調市場自由，卻忽略了市場自由對其他更為根本的自由帶來的負面影響。

而對左派的回應則是：

自由主義也重視平等，而且較左派更合理，因為它要求的並不是簡單的結果平等，而是在致力緩和人與人之間先天和後天的差異後，容許每個自由人能對自己的選擇負責。自由主義的平等，體現在權利平等、機會平等、社會平等和在公平合作中廣泛體現的平等尊重。

羅爾斯所代表的自由主義和中國現實的相關性在哪里？

周保松：因為我經常聽到一個對羅爾斯的批評是，羅爾斯的理論或許很重要，但和中國不相關，我們因此不必理會。但只要我們放下偏見，稍為想想，就會發覺實情遠非如此。

第一，羅爾斯要求的基本自由，包括言論思想和信仰自由、集會結社和參與政治的自由，不正是我們最迫切需要的嗎？

第二，今天中國人最深切體會到的社會不公，其中一定包括嚴重的機會不平等，包括農村和城市小孩在教育機會上的極度不平等，做官的有錢的在工作上享有種種特權，以及由於家庭出身不同而受到的種種不公待遇等，難道不正是羅爾斯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要認真處理的嗎？

第三，今天中國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以及由此導致的愈來愈多的社會不滿，難道不值得我們好好思考羅爾斯的“差異原則”背後體現的共同富裕的理念嗎？

在今天及可見的將來，中國人將面對兩重挑戰，一是政治上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二是資本主義市場對人的剝削和異化。自由主義恰恰在這兩方面，都能提供非常豐富的道德資源，供我們思考如何面對和批判這兩重壓迫。無論是在政治還是經濟改革上，我都不認為右派自由主義和左派，能夠較自由主義提供更好更合理的方案。

既然如此相關，那麼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面對的思想挑戰有哪些？

周保松：像在西方一樣，中國自由主義也飽受其他理論攻擊，成為共同箭靶。在中國，很多人喜歡稱自由主義為右派。我認為這個稱呼十分誤導，因為按一般理解，右派往往是保守、支持建制、贊成社會不平等和擁護小政府大市場的。但從上面討論可見，自由主義恰恰反對這些觀點。而在今天的中國，在爭取個人自由、維護基本權利、建設法治社會、實踐社會正義等方面，自由主義都是最有力的支持者。現實政治如何發展，我們很難預測。但在理念上，我們對中國未來的想像，能夠離開這些觀念和制度嗎？

至於和自由主義對立的，被稱為左派，而左派往往被認為是進步的和批判的。但在政治上，如果有人要求回到改革前或要求維持現狀不變的話，到底在什麼意義上，這些主張是進步及有批判性呢？在資源分配上，左派常自許較自由主義更重視公平和平等。既然如此，他們具體提出來的分配原則是什麼？這些原則在何種意義上，較自由主義更能體現自由和平等，從而更為公平？就我很有限的所見，這些問題仍然未有深入討論。

據說在過去十年，攻擊自由主義最力的，是中國的施特勞斯學派。我曾經在《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中就此做過回應，但我到今天仍然不太瞭解，到底施派對自由主義在哪方面作出了致命批評。例如在規範社會的基本原則上，如果自由主義不好，施派又到底提出了什麼實踐上更可行、道德上更可取的建議？有一個頗為流行的批評，是說因為自由主義過度強調自由選擇，因此會導致價值虛無主義。真的是這樣嗎？當我們努力爭取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時，難道不是因為我們相信思想自由有助發現真理，信仰自由有助找到自己的終極關懷嗎？而真理和終極關懷，難道不恰恰是虛無主義的反面嗎？

容我大膽說一句，至少在理念上，未來會對自由主義真正構成挑戰的，不會是維護既有體制者，不會是文化保守主義者，不會是施特勞斯學派，也不會是國家主義者或民族主義者，因為這些理論要麼設法提出一個整體性的社會政治制度安排，同時這些安排必須能夠有效回應現代政治的一些根本挑戰，例如政治權威的正當性問題，要麼和現代精神有太大張力。

什麼是現代精神？是主體意識和自由意識的覺醒，對個人自主的追求，對平等尊重和平等肯認的渴望等。任何和這些精神不相容的理論，恐怕都難以得到人民的普遍認同。在此意義上，我們遂明白，為什麼自由主義是今天世界最主導的政治思想，因為在眾多理論中，它最能夠在制度上回應現代精神的呼喚。不是因為有了自由主義，我們才有自由意識。而是反過來，自由意識的覺醒，催生了自由主義。同樣地，在今天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已遠遠落後於時代精神。我們有責任急起直追。

我估計，在未來中國，真正對自由主義理念產生最大威脅的，是全球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當然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否則它不會在過去三十年如此根本地改變中國。在歷史的發展中，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也有過種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瓜葛。但如果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是自由和平等，我們將見到，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將和自由主義產生極大張力。它將令國家要實現自由和平等，變得愈來愈難。直到今天，我們仍然陶醉於經濟的高速增長，對於資本主義的巨大破壞力量，也就體會不深。但只要我們讀過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自然會明白他筆下所描述的，恐怕會在我們的社會重新經歷一次，“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

自由主義者在今天的中國可以做些什麼？

周保松：我這裏只拋出幾個問題，供大家參考。

第一個是社會轉型問題。羅爾斯和當代西方自由主義討論的出發點，都已經假設我們活在一個雖然不完美，但基本上已是自由主義的社會。所以，他們的問題，是如何令民主社會變得更加完善公正。我們的問題卻不一樣。我們最迫切面對的，是轉型問題。因此，我們就必須將轉型放到思考的中心，包括轉型的觀念從哪里來，轉型的力量從哪里來，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不公義該如何面對，以及身在其中的個體應該承擔多少義務與責任的問題。我們要告別舊體制，不僅在制度上，也要在文化上語言上行動上情感上。這些都是中國自由主義忽略但卻必須開展的工作。

第二個大問題，是社會正義和環境危機的問題。對中國老百姓來說，他們最關心的，未必是儒家能否和自由主義相通的問題，也未必是哀歎神聖精神在俗世社會喪失的問題，而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困境，例如醫療問題，子女教育問題，失業和退休保障問題，買不買得起房子的問題。這些都是社會分配正義的重要議題，自由主義必須提出自己的方案，並論證這些方案為什麼是合理可取的。與此同時，中國的高速經濟發展，帶來極大的環境危機，也促使我們必須認真反思中國要怎樣的社會和經濟發展。自由主義不可能在這些討論中缺席。

最後，是廣義的異化問題，或者精神危機問題。我想，很多人已明顯感受到，在經濟崛起的同時，中國人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並不是愈來愈豐盛富足，而是愈來愈找不到生命的意義，唯一可以填補的，只有無窮盡的物質欲望的滿足。什麼原因導致這樣的處境，值得我們深思。可以肯定的是，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和整體的社會制度變遷有關。很多人覺得，自由主義由於強調國家中立和自由選擇，因此必須在這些問題上沉默。我不認為是這樣。任何一種政治理論，如果它不能在人類最深層的精神需要上給出它的回應，我認為都是沒有生命力的。

--  原載: 東方早報

http://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5733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May 19,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