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對內不可批溫家寶，對外不可發動第二次抗美援朝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班子，剩下不到兩年的任期了。只求平安交班，平安下車，不會有大的作為了。輿論空前收緊也是怕出事，保平安。順著中央的思路，我對錦濤同志有兩點諫言：對內不可批溫家寶，對外不可發動第二次抗美援朝。

有了溫家寶，才有胡溫新政。汶川地震以後，溫家寶深得民心。取消農業稅，遏止國進民退的勢頭，在財政支出上較大幅度地向民生傾斜，是胡溫新政的三大亮點。去年8月以來，溫家寶七談政治體制改革，胡錦濤沒有給以支持，這是很大的失著。但千萬不要和權貴集團聯手整溫家寶。最近，一個中宣部副部長，敢說溫家寶是“麻煩製造者”，這是個整人的信號。整溫家寶，作為一把手的胡錦濤，你不是後臺也是後臺。民眾會把你當做權貴資產階級的代表，逼出一個挺溫反胡的高潮來。現在，金融危機日深，穩定物價，改善民生，必須要有一個能掌控局面的總理，你才能平安著陸。毛澤東晚年整周恩來，黨心民心都離開了他，逼出個“四五運動”來，差一點翻車不得善終。這個教訓要記取。

現在中國和周邊國家關係全面緊張，和美國也嚴重對立，是由於兩韓平安艦糾紛引起的，後來朝鮮又向韓國延坪島開炮，打死了和平居民。國際社會認為中國無原則偏袒北韓。奧巴馬總統就來了電話，說你們中國是否管得住北韓，如果管不住，你胡錦濤主席就不要來訪問了。我們趕緊表示：管得住，管得住。果然，去年12月中旬南韓把軍艦開到黃海敏感的海域，朝著延坪島方向打了一百多發炮彈，朝鮮說不值得搭理，沒有還擊。這才有今年1月胡主席高規格出訪美國。胡主席是帶著400多億美元的採購團去的，這個見面禮不薄。在最高級別的國宴上，中國鋼琴家朗朗演奏了《我的祖國》，就是郭蘭英唱的那首“一條大河波浪寬”，那是抗美援朝的經典影片《英雄兒女》主題歌。演奏完了，胡主席和朗朗擁抱，表示嘉許。美國人顧全大局，不露聲色，沒提抗議，沒把桌子掀翻，保全了我們的面子。回來我們還津津樂道，好像外交上取得了多大勝利似的。搞這些小動作能成大事嗎！真不知道智囊團是怎麼設計的，出這麼個餿點子。美國人至今氣憤難平。那四百多億的友好費就算白花了。

在兩韓問題上，我勸中央別再介入了，越陷越深。最近看到消息，我們往朝鮮派部隊了。準備在朝鮮發生內亂時，為金氏父子保駕護航。我不知道錦濤同志根據什麼說朝鮮政治上正確。起碼金氏父子有五大錯誤：

第一個大錯誤是金日成殺了以金枓奉為首的延安派；

第二個大錯誤是他殺了為他打天下的方虎山和一大批從中國回去的鮮族將領和軍官。朝戰前夕，毛澤東答應金日成的要求，決定從解放軍中抽調朝鮮人及朝鮮族官兵組成的156、164、166三個師另兩個朝鮮團，編入朝鮮人民軍。當年先後共為北朝鮮提供兵力約6.9萬人，占朝鮮戰爭前朝鮮人民軍總數的一半，成為人民軍的主力。方虎山原來是四野166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入朝後，出任人民軍第6師師長、第5軍團軍團長，是南下作戰的主力部隊。因作戰有功，方虎山兩次被授予一級國旗勳章。1959年被殺害。

第三個大錯誤1966年砸了志願軍烈士陵園，連毛岸英烈士的墓碑也被砸了。第四個大錯誤是2009年8月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訪朝時，金正日表示：“朝鮮

之所以退出六方會談，旨在擺脫北京的羈絆而已，並非針對美國。希望直接與美國會談，雙方建立對話關係；一旦美國改變對朝鮮的政策，平壤將隨時調整外交政策。如果美國對朝鮮施以援手，朝鮮將成為對抗中國的最堅強堡壘。”金正日的副手則說：“我們的核導彈打不到美國，卻可以往西邊打，我們在西邊的國土也需要保護。”西邊就是中國東北地區。[1]

第五個大錯誤是父傳子，家天下，如今已是第三代。馬克思主義那一條寫了搞封建世襲家天下還“一貫正確”。

朝鮮問題到了自己解決的前夜。金正日偏癱，金正雲正在動手殺高級幹部，為自己掌權掃清障礙。一旦發生內亂，韓國當然不會放過這個統一的機會。中國要出兵幫助金正雲，美國就要出兵幫助李明博，最後演變成為中美之戰。我們一定不要被拉下水，一定要避免在朝鮮第二次跟美國作戰。青年將領激昂慷慨可以理解，為將者必須是鷹派，國家有事不能當縮頭烏龜。但統帥部不能被將領的請纓所左右，決策要冷靜。誰也負不起這個歷史責任。

六、馬克思主義碩果僅存的遺產就是民主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最偉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腦勞動的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煌。這一成就使蘇聯模式的科學社會主義黯然失色。這是促成蘇聯和東歐國家“和平演變”的根本原因。

社會民主黨人用團結資產階級發展先進生產力的辦法，實現了差別日益縮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沒有農村和農民了。據2003年9月一位旅行者隨機採訪的資料，在法國小城波爾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約1500歐元（歐元與人民幣的比價為1:10），在郊區和鄉間工作的人（原來的農民）月收入為1000至1200歐元，白領階層月薪為1800至2000歐元，醫生、律師、教授收入更高些，有的月薪達8000歐元，大企業的股東、上層管理人員、葡萄莊園主的收入則遠遠高於這個水準。隨著知識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產業隊伍的構成也在改變，主要表現在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階層急劇縮小，以腦力勞動為主的白領階層迅速擴大。21世紀初，德國藍領工人只占工薪階層的百分之六。被《共產黨宣言》當作革命主力軍與資產階級對峙的工人階級變成少數了，這少數人的生活水準也超過了羅馬尼亞總統。這裡有一個故事：羅馬尼亞總統伊利埃斯庫2003年8月訪華時接受《環球》雜誌專訪，談到羅馬尼亞與西歐的差距時講了一個“痛苦的事實”：“在羅馬尼亞當總統不如在德國當失業者，因為一個德國失業者每月的救濟金是2300馬克，羅馬尼亞總統每月的工資是1250馬克。” 德國能給失業工人發放高於羅馬尼亞總統工資的救濟金，是因為沒有按《共產黨宣言》的辦法消滅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促進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為工人階級在失業的情況下也能過上體面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工人階級解放的新的含義和新的道路。

三大差別的縮小，不是寄託在資本主義的徹底滅亡上，而是寄託在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上。                             

我們一直有一個自以為是的偏見：說是消滅私有制，剝奪資產階級的財產，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事實又如何呢？從1957年到1978年，我國在消滅了私有制以後的二十年間，全民所有制企業由於制度性的經營不善，連年虧損，職工工資非但沒有提高，反而下降5.7%。職工的年平均工資從1957年的582元下降到1978年的549元。[1] 日本是被我們視為“制度落後”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剝奪資產階級，保留了私有制。從1955年到1973年，日本三十人以上的企業職工工資提高了將近三倍，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九倍。結果，剩餘價值率從1955年的314%提高到1970年的443%，是一個勞資雙贏的結局。[2] 所以，目前的工人貧困化的問題，不能折騰回去，用消滅私有制的辦法解決，要用政府二次分配和工人持股的辦法解決。

我們這個國家政權，說是代表絕大多是人民的利益，實際上情況發生了變化。前些日子，我跟兩報一刊辯論過這個問題。一位在中國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國官員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麼大約500 個特權家庭的問題。這500個家庭，加上他們的兒孫、親友及身邊工作人員，構成了約5000人的核心體系。他們之間還存在著普遍的通婚聯姻關係。他們壟斷權力，形成利益集團，竭力維護現狀，並製造了“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謊言。[3]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4]

現在我們應該正視，我們的經濟改革，從單純經濟觀點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談付出了過多的環境、資源和勞力的沉重代價），但從政治上看，是失敗了。要承認這個失敗，挽救這個失敗，經濟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這個失敗，將是歷史的大倒退。我們政治上的失敗，主要表現在共產黨由窮人黨向富人黨的蛻變；政權由建國初期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經過了毛澤東獨裁統治，向官僚資產階級政權的蛻變。

在高幹子弟中出了2932個億萬富翁，平均每人財產6.7億元人民幣，這不能不影響到我們政權的性質。前國家副主席的兒子曾偉，在澳大利亞的悉尼買了一幢豪宅，花了2.5億人民幣，轟動世界。一般來說，300萬美元以下的算是一般豪宅；300-500萬的算是中等豪宅；1000萬左右的算是高檔豪宅；2000萬以上的應該是豪華莊園了，自家配有養馬場、小型跑馬場和高爾夫球場。1998年蔣宋美齡生前以280萬美元賣掉了紐約長島蝗蟲穀豪宅，據行家估算現在應該價值1000萬美元，折合人民幣約7000萬元。曾偉的豪宅價值是蔣宋美齡紐約別墅價值的3.5倍。我黨曾經義憤填膺地號召和領導人民打倒國民黨的四大家族，如今我黨領導人的家族，在經濟地位上取代了四大家族的位置，在巧取豪奪的財富數量上遠遠超過了他們，還硬說是人民在當家作主，這樣的瞞和騙能夠長久嗎？

共產黨要想保住政權，保持執政地位，就要繼續代表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就要有決心、有勇氣進行一場自我革命，用改革的手段，用黨內鬥爭的手段，用和平轉型的手段，解決權貴資產階級的問題。

七、“唱讀講傳”會不會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

現在權貴資產階級確實就在共產黨內。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搞早了，現在搞正是時機。所以毛澤東的幽靈回來了。我認為這件事情有積極意義。對權貴資產階級是個震撼。我在陽光衛視談政治體制改革，曾提出用高額累進稅的辦法，在民主法制軌道上解決他們的問題。稅率是80%。你貪污受賄和其它非法收入一個億，交出8000萬來。給你留2000萬，你還是個富翁，免去一切處分。你不接受這個辦法，就等著沒收全部非法財產，戴高帽子遊街，進秦城監獄吧。

薄熙來在重慶搞“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的活動，簡稱“唱讀講傳”，是否真要回到毛澤東時代，真要搞文化大革命？我的回答是，完全不是。真要發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不會是薄熙來他們領導。他們是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把毛澤東當作鍾馗了。想借毛澤東這個大旗，增加他們接班的合法性，想把毛澤東當門神，保護他們的財產。但他們進錯了廟，請錯了神。毛在世時，對劉少奇、薄一波等不放心，先把他們打倒，關起來，如今，毛的徒子徒孫、文革的遺老遺少會擁戴劉、薄等人的兒子接班嗎？這可是世仇。文革這把火一點起來，先燒高幹子弟，因為當年被打入地獄的造反派們知道，是誰斷了他們的前程，把他們打入地獄的。至於把老毛當門神爺用，更是想入非非。老造反派們，“四人幫”的戰友們，現在缺的就是一面合法的能打得出去的旗幟，合法的“紅衛兵”、“戰鬥隊”的組織形式，你把這兩件“法器”發給他們，拿來對付誰就由不得你了。第一批被抄家的可能還是原來的高幹子弟，現在的高幹們。老實講，我們這些“員外”不怕文化大革命。一個單元，幾件電器，你怕什麼呀。你老為國家擔憂，他們認為你怕，老拿這個嚇唬你。你就讓他們試試。真要發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很可能又是薄熙來第一個出來滅火。毛澤東主義共產黨要推舉薄熙來當總書記，說重慶是延安，去年要到重慶開第十一次黨代大會，三十多人打前站，去搞籌備工作，到了重慶就被薄熙來抓起來了。“唱讀講傳”，是小玩鬧，嘩眾取寵，不要當真，也成不了氣候。

國家的最終出路和前途可能是民主社會主義。現在內外壓力還不夠，當權的人覺得還能維持下去，一旦出現突尼斯、埃及那樣的形勢，就把民主社會主義旗幟打出來了，答應政治體制改革，開放報禁黨禁，實行民主憲政。現在最關鍵的是火候和時機的選擇，當局是能拖一年是一年，寧晚勿早。拖一年，官僚資產階級就是幾千億、上萬億的收入。他有這個算計，所以就儘量拖著。但晚了，就是丟江山的問題了，就由不得共產黨了。一旦民眾起來，你執政黨就不再是推動改革的力量，成了革命的阻力和革命的物件了。像突尼斯總統本-阿裡，群眾一起來，什麼改革條件都答應了，但群眾不幹了，這時候的條件是叫你走人。所以，我老是提醒當局，寧早勿晚，不要因小失大。

五、列寧繼承和發展了空想社會主義

列寧是超一流的革命家，超一流的理論家，同時還是一個超一流的陰謀家。他野心極其廣大，要當世界革命領袖。他看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可以利用。馬克思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他進一步提出“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的口號。他要把全世界的窮人發動組織起來，奪取政權，打倒和剝奪富人。這件事情歷史上沒人做過，俄國的彼得大帝，法國的拿破崙，德國的威廉皇帝，都是在列強之間爭雄，這在列寧看來是“小兒科”，他要在全世界進行共產主義革命，建立以俄國為中心的世界蘇維埃，把紅旗插遍世界。這就是列寧的世界觀和使命觀。瞭解這一點才能瞭解列寧這個“超人”。後來的史達林、毛澤東，都是繼承列寧的衣缽，要當世界革命領袖。

19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預言：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同時發生。列寧於1911年在《論歐洲聯邦口號》一文中提出："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該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1] 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異端。

普列漢諾夫說：

 “要是我指責他不懂馬克思主義，那就是在撒謊了；要是我說他死守教條，那也錯了。不，列寧不是教條主義者，他精通馬克思主義。但遺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議的執著朝著一個方向(篡改的方向)、一個目標(證明他的錯誤結論是正確的)來‘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使他不滿意的只有一點，那就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尚未成熟時應該等待。”[2]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爭得自己的階級統治地位還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產力卻比過去世世代代總共造成的生產力還要大，還要多。”[3] 資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建立在工業革命的基礎之上的。蒸汽機的發明和運用及鐵路建設為主要內容的技術革命，由紡織業帶頭的新的機器生產，把手工工廠轉變為現代大工業，這是資本主義制度得以確立的物質基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必定要引起生產關係和整個上層建築的變革。資本主義是先有經濟基礎，然後發生資產階級革命，推倒封建統治，建立保護這種經濟基礎的政治制度。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在沒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條件下進行的，先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再運用這個政權去創造經濟基礎。不是經濟基礎有了變革上層建築的要求，是上層建築要找個經濟基礎立足。列寧要用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他手裡有什麼呢？沒有新的技術革命的支撐，沒有新的“文明”，沒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有的僅僅是劫富濟貧的義憤和實現改朝換代的革命暴力，這就註定了共產主義運動在有些國家可以奪取政權，可以實現改朝換代，也可以在改朝換代後做出一些輝煌的業績（如蘇聯參加世界民主陣營，為戰勝德意日法西斯做出重大貢獻），但不可能創造高於資本主義勞動生產率的生產方式，不可能取代資本主義。

根據唯物史觀，“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所能解決的任務。”[4]

社會主義是建立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基礎之上的。建造房屋總是從打地基開始，一層一層地往上蓋的，如果顛倒這個順序，先從屋頂蓋起，一層一層往下蓋，這房子肯定建不成，要塌下來。這就陷入了空想社會主義。革命是有條件的，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要有物質基礎的。當十月革命以前，列寧還堅持唯物史觀的時候，對俄國發展前途的指引是發展資本主義。他說：

 “民粹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說什麼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經過其它道路來跳出或跳過這個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是堅定不移地排斥這類夢囈之談的。……除了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方面替工人階級尋找出路，都是反動的。在俄國這樣的國家裡，工人階級與其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如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因此……消滅一切妨礙資本主義廣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發展的舊制度的殘餘，對工人階級是絕對有利的。”[5]
把政權拿到手，列寧背棄了自己的正確的理論，把社會主義革命簡化為窮人造反，不要物質基礎，一個社會只要有窮人和富人，就能挑起階級矛盾，發動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就是剝奪地主富農和資本家。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曲解，大合了毛澤東的心意。這和毛澤東的農民造反的理論對上口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就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了。挑起階級矛盾可以製造一場革命，但這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是農民革命，是朱元璋、李自成式的革命。這是改朝換代的政治革命，不是改變生產方式的社會革命。

十月革命後、列寧和普列漢諾夫吵翻。兩位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抓住《共產黨宣言》不放，普列漢諾夫抓住《<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不放。當然，普列漢諾夫是正確的，恩格斯逝世前他見過恩格斯，可以說，他是代表恩格斯對十月革命做出評價的。我們今天否定列寧主義，不是因為列寧拿了德皇威廉二世的馬克，不是個道德品質的標準，是因為他的理論確實錯了。僥倖的勝利是不能成為歷史普遍規律的。

在當時，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的權威闡釋者。他說的和馬克思恩格斯不一樣了，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一個新的革命和建設的模式確立起來：在亞洲經濟落後的國家，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先奪取政權，把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建立起來，再發展生產力，趕超經濟發達的國家。蘇聯、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都是走的這樣一條發展道路。中共八大有“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提法，大躍進中又有“窮過渡”的指導思想，政治上批判“唯生產力論”等，都是列寧這一理論在中國的反映。

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列寧說：能。列寧主義的基礎就是這個“能”字。過去認為這是他的主要貢獻，現在應該說這是他的主要錯誤。毛澤東學的是列寧，不是馬克思。中國搞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列寧版的。我們說中國要從共產主義誤區中走出來，是要從列寧版的共產主義誤區中走出來。

四、列寧是德皇威廉二世的間諜

下面說說列寧和列寧主義。“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1] 毛澤東這句話，老同志都耳熟能詳。對於十月革命，以前我們充滿了崇敬，把蘇聯看作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榜樣。蘇聯解體後，歷史檔案公開了，今天我們才知道了十月革命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場革命。

十月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列寧在德國威廉皇帝的支持下發動的一場政變。1917年3月（俄曆2月）沙皇就退位了。十月革命不是推翻帝制，而是布爾什維克向二月革命建立的臨時政府武裝“奪權”，向立憲會議奪權，是一場武裝政變。

普列漢諾夫和列寧是亦師亦友的關係，他回憶說：“我把列寧帶進了歐洲著名的、有影響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圈子中，照顧他，全面幫助他，從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來。”

列寧到了歐洲，沒有在第二國際那些著名活動家中找到朋友。他與德國皇帝的情報人員建立了聯繫。列寧走到這一步，是有思想基礎的。他哥哥是個民粹派。民粹派認為：“目標是正確的，手段可以忽略不計”。從涅恰耶夫（民粹派推崇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和恐怖主義者）開始，“革命策略中就允許使用最不道德手段。”[2] 我引用下面這些材料，不是要貶低列寧的人格。不能把列寧當做一個普通間諜看待。他不是一個小特務，而是一個大策略家。誠如普列漢諾夫所說：列寧“為了達到既定目標什麼都幹得出來，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結盟”。[3]

列寧真的和魔鬼結盟了。

2007年底，德國《明鏡週刊》第50期以列寧和德皇威廉二世、德文密檔和十月革命旗幟為刊頭圖，以11頁文字和照片的篇幅刊登了該期的標題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 (Revolutionaers einer Majestaet)， 封面副題則是《被收買的革命》，並附贈有關的錄影光碟。

2007年是俄國十月革命90周年。過去都以為共產主義革命跟馬克思恩格斯兩位革命導師有關係，現在才知道還有第三位重要的德國人物，就是德皇威廉二世。沒有他出錢出槍，擴大革命喉舌《真理報》的發行量，列寧的武裝政變絕無成功的可能。《明鏡週刊》組織了六位元專業作者撰寫這篇文章，披露了歷史的真相，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列寧與德皇陛下的密使聯繫，獲得皇家政府暗中大量資助，成功地製造了十月革命。文章說，列寧想要顛覆沙皇，而威廉二世皇帝則要取得在東線的勝利。解密的檔案證實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合作的規模。德意志帝國接連數年以千萬計的馬克和後勤援助支持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沒有德國的支持，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就無法維持執政最關鍵的第一年（1917至1918），很可能也就沒有蘇聯的出現，沒有共產主義的崛起。柏林用馬克、武器彈藥支持了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奪取了政權。德國外交部直到1917年年底至少給了列寧2600萬德國馬克，相當於今天7500萬歐元。

文章詳盡地描述了一個愛沙尼亞的布爾什維克分子，名字叫赫爾方特Helphand，他是德國情報人員。從解密的檔案來看，是他向德國情報機構介紹列寧，建議給予資助，是他與列寧保持秘密聯繫。《明鏡週刊》發掘了歐洲多國的

檔案資料，瑞典、瑞士和英國的安全機關檔案，普魯士員警機關的文獻，德國外交部和俄國檔案中的備忘錄，以及瑞士銀行的流水帳單。還有當時駐節俄國的歐洲外交人員留下的日記和筆錄材料。這些密檔和歷史文獻證據確鑿，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列寧與德國政府之間的真實關係。

 “列寧間諜案”十月革命前曾被揭露，由於證據不足未成立。1917年7月4日，曾與列寧一起在國外工作的社會革命黨人班克拉托夫在媒體上指責列寧與德國“達成某種秘密協定”，並宣稱列寧、加米涅夫、科茲洛夫斯基都是“德國派往俄國的間諜”。臨時政府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打擊列寧。彼得格勒法院引用俄軍準尉伊爾莫列科“自首”後交代的材料。伊爾莫列科宣稱，他是受德軍總參謀部直接指派負責與布爾什維克聯繫的。伊爾莫列科還公開指責列寧是一名德國間諜，他曾奉命與列寧進行過接觸。1917年7月，俄國法院下達了逮捕列寧的命令，列寧逃往芬蘭。由於赫爾方特Helphand沒有出現，列寧知道，彼得格勒法院沒有掌握過硬的人證和物證，推出的證人俄軍準尉伊爾莫列科是假的，就在芬蘭公佈了一系列材料證明伊爾莫列科準尉的證詞沒有任何可信的成分，一向以嚴謹高效著稱的德國總參謀部是不會找一個隨時可能叛變的準尉來與他這樣的人物聯繫的。列寧的自我辯護很有效果，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他是清白的。遵守法制和尊重證據的臨時政府就把列寧放過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在1914年8月1日以德國對俄國正式宣戰而爆發的，並且形成了以德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耳其為一方，俄國、英國、法國為另一方的兩大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世界性戰爭。1914年11月1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33號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了《戰爭和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反戰宣言，在列寧起草的這篇宣言中提出了“變當前的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 並使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失敗的策略口號。[4] 列寧是靠這個重要表態贏得德皇的青睞的，這是他們合作的政治基礎。

在列寧鼓動軍隊反戰，農民要求土地的時候，德國情報機構從各國發回的密電都報告說，列寧正在按計劃進行。布爾什維克奪權列寧上臺以後，立刻與德方和談，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大片土地割讓給德方。按照和約的內容，這些土地是永久割讓的。只是後來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逆轉，德軍在一戰後期全線崩潰，德國成為戰敗國，俄國意外地重新收回了這些土地。

以上事實已為俄國最新出版的官方歷史《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所證實。2006年俄國總統普京提出了為11年級（相當於我們高二、三年級）的學生寫一部歷史教科書的動議。原希望索爾仁尼琴完成這一大業。但索氏年事已高，確定由安德列·鮑裡索維奇·祖波夫組織編寫一本“非蘇聯味”的教科書。普京的秘書蘇爾科夫邀請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宮討論並確立了寫作計畫。《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這部書是由40余名專家共同完成的。出版前，索爾仁尼琴審閱並修改了相當大的一部分書稿。2009年阿斯特（ACT）出版社將其印行。出版後引起轟動，不到一年再版數次。2010年6月17至27日俄國史學者潘佐夫（他參與了編寫工作）到北京做學術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學者李玉貞、陳鐵健等，與他就 《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一書進行了座談，進一步證實了德國《明鏡週刊》公佈的史料已為俄國官方所確認，並寫進了這部新史書中。

《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從根本上否定了十月革命，認為這是一場政變。對於政變前後，列寧是否接受德國的資助，以進行反對沙皇政府的活動這一關鍵問題，該書的回答是肯定的。書中引用德國外交部公佈的檔案詳細敘述德國威廉皇帝的計謀：設法從俄國內部尋找代理人，利用這支別動隊，從俄國內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寧從1915年開始得到德國當局資助在俄國進行革命活動，實際上充當了德國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就主張俄國失敗，堅持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二月革命後，1917年4月3日，列寧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國特種兵幫助順利經德國回到彼得格勒。[5] 

這些材料一披露，就把“偉大的十月革命”和革命導師列寧徹底顛覆了。這就是為什麼俄國人徹底拋棄了列寧和列寧主義，當我們中國人繼續緬懷列寧的時候，他們要把列寧的遺體送到中國來。

三、記住恩格斯說的93個字

大家都是中高級幹部，在位的時候學了一輩子馬列，對改革開放的事情，腦子裡也有很多疑問。例如我們是不是背離了馬列主義，是不是搞了修正主義，改革開放這一套到底對不對？因此我想提綱挈領地談談馬列主義這個思想體系，那些東西過時了，那些東西從根本上就錯了。

研究馬克思主義，要研究它的全本，研究它幾十年發展變化的過程，既要研究他們的出發點，也要研究它們得落腳點。從《共產黨宣言》起到《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是宣傳共產主義的。馬克思於1883年去世。到了1886年，恩格斯宣佈放棄共產主義理論。他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附錄中寫下了一段令他的追隨者們目瞪口呆的話：

 “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係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1]

這位偉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反思他和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體系。一切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實踐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輕視或忽略這93個字，沒讀過或沒讀懂這93個字，就是沒弄通馬克思主義。上了西天，沒取到真經。如果在這以前你讀過許多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讀過《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和《哥達綱領批判》這些名篇，你就更要記牢這93個字，因為這93個字把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否定了，把整個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否定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而載入史冊的。說他們晚年放棄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主張改良資本主義制度，和平進入社會主義，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許多人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這是事實，是有歷史文獻可考的事實。

在時間和空間上離馬克思恩格斯最近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有人激烈反對他們這一轉變。1890年3月底，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形成了一個“青年派” [2] ，核心人物有保·恩斯特、保·康善夫麥爾、漢·彌勒、布·維勒等人。 堅持馬克思早年提出的暴力革命的觀點，號召“五一”總罷工，打著“馬克思主義者”的旗號，否認利用合法鬥爭形式的必要性，反對社會民主黨參加議會選舉。恩格斯認為這是“只有中學生水準的政策”。“第一，顯然不懂他們宣稱自己在維護的那個世界觀；第二，對於在每一特定時刻起決定作用的歷史事實一無所知；第三，明顯地表現出德國文學家所特具的無限優越感。”如果照他們的意見辦，黨就會在敵人的“哈哈大笑中毀滅掉。” [3] 1891年10月德國社會民主黨愛爾福特代表大會把“青年派”一部分領導人開除出黨。恩格斯1890年8月27日致拉法格的信中說：

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在搞馬克思主義，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國就很熟悉的那一種馬克思主義，關於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曾經說：“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穫的卻是跳蚤。”[4]

馬克思說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用這種方式表示對自己前期學說的否定。這個前期，恩格斯劃的線是10年前，即1880年以前，這就包括了《共產黨宣言》（1848年）、《法蘭西內戰》（1871年）和《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三大名篇。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從科學社會主義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過程中探討實現社會主義道路的深化。西方社會從血汗資本主義進化到現在的福利資本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成功的標誌。

馬克思主義是個龐大的理論體系。半個世紀的與時俱進，從前期到中期和後期有很大的變化。特別是1883年馬克思逝世以後，恩格斯單獨從事革命和理論活動的12年，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民主社會主義階段。馬克思主義是從《共產黨宣言》開篇到《<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終篇；從暴力革命開篇，在和平改良終篇；從消滅私有制開篇到重建個人所有制終篇。恩格斯的理論遺囑是：

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做的還

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

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引者注：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裡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5]

共產主義（即科學社會主義）如同中國的大同理想一樣，是一種美好的理想，但它只“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千萬不要付諸實踐，它不是治國安民的現實政策，真要這樣辦，一定壞事，一定天下大亂。恩格斯說共產主義不是“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這就是告訴工人政黨不要把共產主義寫進黨章，黨章是要實行的，如果寫上勢必把工人運動引錯了方向。這是歐洲工人運動脫離共產主義，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根據。中共黨章中仍載有“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的條文是不符合恩格斯教導的。明年十八大，我估計會修改這一條。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瞭解，是德國“青年派”的水準，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後來的思想變化，把共產主義理想在六億人口的中國大規模地實踐了一下，結果比恩格斯預料的“更壞”還要壞得多。這個更壞的結果就是餓死了37 558 000人。

據專家統計，1949年中共上臺執政之前2129年中，共發生203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2992萬多人。[6] 而毛澤東三年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3755.8萬，比中國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的全部人口還多764萬人。這不是個別政策失當，是根本理論的錯誤，是根本路線的錯誤。所謂合作化、公社化的理論、路線和道路，是空想社會主義，既不能帶來富裕，又不能帶來平等，是造成大災大難的總根源，應予徹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