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難解決的問題是“我當年該不該參加革命?”
中國知識份子歷來就有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我們那一代從漫長艱辛的抗日戰爭中成長起來的青年學生,面對著國家的羸弱、政府的腐敗和人民的苦難,大都具有革新社會、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康樂富強國家的強烈願望,只要有人帶領,就會毅然投身革命。我正好考進了有著民主革命傳統的清華大學,加上我的熱情浪漫的個性,就毫不猶豫地投入了革命洪流。正是這場革命,推翻了專制獨裁貪污腐化的國民黨統治,建立起一個充滿希望的新政權。後來之所以出現了“該不該參加那場建立新中國的革命?”的問題,是因為革命勝利後共產黨不但沒有如它所承諾那樣去執行“新民主主義”、建立“聯合政府”、實現民主自由康樂富強的新中國,卻反而給老百姓帶來了深重苦難!
15年前,我去臺灣探親,目睹了我當年要打倒的國民黨在臺灣實踐三民主義所獲得的豐碩成果;也感受到了我曾參與的那場國共內戰所造成的中華民族的可怕傷痛與裂痕。那時我敬立在臺北中山紀念堂孫中山先生的塑像前,遺憾地想:“中山先生,要是您能多活十幾年,將國共合作維持下去,建立起民族民主聯合政府,領導民眾齊心協力去實行三民主義,就不會出現那場骨肉同胞自相殘殺的暴力革命了,而一個民主自由康樂富強的新中國也早就屹立在地球上了!”。只可惜歷史不能按照我們的願望去改寫。
至於“我該不該參加共產黨?”;“這個黨還值得我信賴麼?”,是困擾我最重、帶給我痛苦最深的兩個問題,我將放在本文最後去訴說。
先說“我當年該不該參加抗美援朝?”;“該不該屈服於敵人當了俘虜?”;“被俘後可不可以去美國、去臺灣?”……
1951年3月,我和戰友們都是滿懷保家衛國的激情並做好了犧牲的準備跨過鴨綠江的。我們那時當然不知道美軍並不打算侵犯中國,更不知道中國是正在為金日成的冒險狂熱與史達林的自私狡詐付出巨大的民族犧牲。但我們至今仍然自豪於參加了那場戰爭,因為它證明了我們是忠貞的愛國者,是堅強的中國軍人。
“你既然是堅強的中國軍人,那為何又束手就擒當了美軍俘虜?”。這才是多年來困擾我和難友們的沉重思想包袱。我從戰俘營回國後被開除黨藉的一條重要罪狀是“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時我確實還剩有一個手榴彈,我因為被身邊一個小宣傳隊員哭喊著阻擋著沒有把手榴彈引爆去與敵人同歸於盡!我一直為自已沒有做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而羞愧,甚至也產生過自殺的念頭,只因見到難友們太需要我這個會英語的大學生跟大家一起去共患難,才促使我重新振作起來。
朝鮮戰爭中兩萬多名志願軍戰俘絕大多數都是在戰事失利陷於敵後因傷殘病餓失去抵抗力而被俘的。我們己經是為國盡力為國受難了!然而,正是 “被俘可恥”、“投降即變節”這種違反人道的封建戰俘觀害苦了我們。它既是促使我們那一萬四千名難友違心地背棄自己的親人故鄉去了臺灣的重要原因,也是當年毛澤東對我們這七千名拚死拚活回歸祖國的難友給予“開除黨藉、軍藉、終身控制使用”這種重罰的根本緣由!毛的封建帝王殘暴本質也由此可見其一斑。
我初中高中的英語教師都是美國老師,考上清華大學後,更是立志要去美國留學。因此,當被俘後我被邀請到美軍第八軍司令部擔任文職翻譯人員並承諾停戰後送我去美國上大學時,我真的心動過。最後被我婉言拒絕了,並非我不想去而是不能去。對我來說,那時的美國就是敵國,我要是去美軍部隊當翻譯就是去當漢奸,這是我的人格我的尊嚴絕對不能接受的!對於當年的這個決定,我至今也未反悔過。我真的慶倖那時年輕的我竟能具有那份堅貞:為捍衛自己的人格尊嚴做到了拒絕誘惑、心甘情願去承受戰俘營的苦難。
我更慶倖自己能跟難友們一起通過兩年多極其艱辛的鬥爭終於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國!儘管回來後受到過極大的委屈與磨難,但我也獲得了只有在祖國才能獲得的珍貴的親情友情愛情,以及近30年來所享有的學習和創作的權利、尊嚴與人身自由。我正是在那遠離祖國的異國孤島上、在戰俘營的黑牢裡才真正懂得了“祖國”意味著什麼!尤其是當我弄明白了我們回國後所受的磨難完全是來自那個獨裁暴君,我對祖國就只剩下愛和擔憂了!
這些年來,我不止一次去臺灣探親,每次去我都要去看望在臺灣的難友,深入瞭解到他們當年所受到的身心折磨與政治陷害、他們到臺灣後所受的歧視和他們對親人故土的痛苦思念。我不再把他們看成是“經不起考驗的懦夫”。我們不能把憤恨和指責放在受到殘酷迫害的難友們身上,真正的罪人是那些制定強迫戰俘放棄回歸祖國權利政策的美國政客和執行這個罪惡政策的美國軍人與他們豢養的走狗。同樣,如果那時有別的會英語的難友答應了去美軍部隊當翻譯,我現在也不會罵他是“漢奸”,因為他可能對那場戰爭的看法跟我不同,甚至他可能有親屬在美國,他應享有選擇其人生道路的權利。
現在來談談“我該不該參加共產黨?”
我在信仰共產主義之前較深地接受過儒家文化、西方文化的薰陶,甚至篤信過基督教義。然而在我1946年到了清華大學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後,一本薄薄的《共產黨宣言》就把我們這些急於推翻舊世界的青年學子給俘虜了!1947年夏天我就加入了共產黨。現在看來正是國民黨的專制腐敗把我推進了共產黨隊伍。1948年夏天,我在冀中解放區住了三個月,看見在那裡政府清明廉潔、人民安居樂業,便堅信“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那時絕對沒想到全國解放後我們共產黨會變得比國民黨更加專制獨裁,更沒想到幾十年後我們共產黨的官員會比國民黨官員更加貪污腐敗!
多少年來,我苦苦地從現實中、從理論上去尋找共產黨為什麼會變質的答案。在我去香港、去臺灣、去泰國、去韓國、去美國時,曾經從不同社會制度與歷史發展的對比中思考過,但幫助我更深入更全面地弄清問題本質的,是改革開放30年來我通過各種管道讀到的許多有價值的書籍、資料和文章,讓我較多地瞭解了國際國內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真相,特別是共產黨主要領袖人物與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
迄今為止我得到的答案是:我當年去參加共產黨沒錯。那時我真誠地想參加革命,而那時共產黨的表現也讓人相信它真是一個要救國救民的革命黨。至於為什麼我們共產黨(以及“老大哥”蘇聯共產黨)一旦成為執政黨之後就立即變成了專制獨裁政黨甚至成為一個無力挽救自身腐敗墮落的政黨?看來是源自十分複雜的歷史原因。這裡既有老祖宗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關於暴力革命、階級專政和消滅私有制的錯誤理論指導;也有列寧史達林建立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錯誤樣板;還有我國兩千年皇權社會的專制主義、奴隸主義與崇尚“忠”“義”之遊民文化的深厚傳統;更有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領袖們在本身素質上那些先天不足的缺陷!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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