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 大家都發一張讓自己過目難忘的圖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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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泳說：常遇到一些朋友，問我最近有什麼好文章，我總是這樣回答：好文章都在網上。

一般說來，凡是批評的聲音，最後證明總是對的。

中國新聞史的歷史告訴我們：沒有被查封過的報紙不是好報紙！

過去學美國歷史，曾記住林肯說過的一句話："讓民眾瞭解事實，國家定會安然無恙。"

宣傳 這個東西有時候是很厲害的，謊言重複千遍就是真理，這可說是對宣傳的最好解釋。

這一百年間，誰最愛這個國家？誰最關心這個國家？誰最能替老百姓說話？誰比較最能不計自己一時的利害得失而為國家的命運著想？我想了想，還是知識份子。
對知識份子的態度是一個時代政治寬容的主要標誌，在這方面，大陸這五十年實在是乏善可陳。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作家不是自由寫作的群體，而是權力控制下的宣傳力量。
對於多數知識份子來說，對於新時代的政治要求，沒有表現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們後來悲劇命運的開始。

不信任知識份子，可以說是新時代的基本特點。中國在五十年代順利走上蘇聯道路，就是因為聽不進知識份子的意見。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政府應該聽聽不同的聲音。一個政府犯錯誤是難免的，而我們的歷史是，一個政府從來都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聖人之舉，這是很可怕的。

現代政治是不記仇的，尤其不記異己的仇。政治是有成敗的，成的不一定都是好人，敗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壞人，政治的成敗和人格的高下不是對等的關係。

新政權讓許多大學教授去參加了土地改革，這可以說是後來發生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的前奏。許多大學教授不是在思想改造運動之後才與新政權妥協的，而是在土地改革時就開始放棄自己的獨立性。當時參加了土改的知名大學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孫毓棠、李廣田、蕭乾、胡世華、賀麟、鄭林莊、朱光潛、吳景超，都寫過文章來檢討自己的過去。

對工農群眾的簡單認同，是1949年以後對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的一個基本邏輯，這個邏輯的前提就是工農比知識份子強，其實這是非常荒唐的。

思想改造運動是四九年以後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一次規模較大的政治運動，由於運動的主要物件是知識份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對知識份子的第一次清理，為隨後到來的1952年的院系調整做了思想上的準備，從此以後，知識份子就開始變得謹小慎微了。這次思想改造運動到1952年基本結束，它帶給知識份子心靈上的傷害是很重的。

從個人命運來說，黃萬里的人生是個悲劇。因為對一個科學家來說，他一生最有價值的思考沒有得到國家的認可。不過對悲劇英雄來說，他們存在的意義是超越他們職業本身意義的，像吳祖光、馬寅初和梁思成他們一樣，他們的專業成就早晚會被超越，但他們的精神可以成為永恆的財富。

1949年以後，中國的歷史卻很令人深思。北京市政建設中，歷史證明梁思成是對的，但老北京還是消失了。三門峽水庫，黃萬里是對的，但三門峽水庫還是建起來了。馬寅初提出要計劃生育，但中國的人口還是激增了。

中國歷史的吊詭處在於：對者出局。這已成為基本的潛規則。因為專業聲望的建立過程中國家有決定作用，所以黃萬里不可能成為兩院院士，不可能居於他所在專業領域的重要地位。

作為一個水利科學家，黃萬里專業聲望的最後建立要依靠巨型水利工程的失敗來證明，這是多麼大的悲劇！但這樣的悲劇在黃萬里一生中，還上演了不止一次。

一九四九年的時代轉換，在中國歷史是空前的。因為以往的改朝換代，對整個社會的日常生活影響並不是突變的，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文化傳統一般可以延續，而這一次的時代變革卻把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文化傳統全部改變了。馬寅初是新政權建立後的北大校長，而他的一個學術觀點卻受到了政府的批判，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到了他這裏已經淹淹一息，獨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絕響。

一般說來，凡是批評的聲音，最後證明總是對的。

葉企孫和饒毓泰是中國早期物理學發展中的兩個奠基人。他們同是留美的博士，後來主要從事物理學的教學工作，中國多數物理學家均出自他們門下。1948年他們倆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組的院士，這是當時科學家的最高榮譽。到了“文革”，饒毓泰自殺，葉企孫重病纏身，淒然離世。葉企孫由於捲入一樁重大冤案中，很長時間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監獄。葉企孫晚年十分淒慘。“當時不少人在海澱中關村一帶見到了這種情景：葉企孫弓著背，穿著破棉鞋，躑躅街頭，有時在一家店鋪買兩個小蘋果，過走邊啃，碰到熟知的學生便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葉企孫、饒毓泰後來都獲平反，但他們的死留給人們的印象是強烈的，一個連物理學家都容不下的環境，到底在哪里發生了問題？

李宗恩先生是一個科學家，一九四七年他出掌著名的北京協和醫學院，成為這所一向由美國人主管的醫學院的首任中國院長，他也是一九四八年老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胡適和傅斯年曾動員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學者去臺灣，很多人拒絕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國內辦醫學教育。李宗恩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奇怪的是年過花甲的老人竟被發配到了雲南昆明，沒過了幾年，一九六二年就死在了那裏。想想這些知識份子的遭遇，真讓人有說不出的悲憤。像他們那樣的人才，在中國現代歷史上，是積了多少年的精華才出現的，然而一個新時代就那樣輕易把他們葬送了。

胡先驌是中國生物學的創始人，享有世界聲譽的植物學家。1949年以後，胡先驌沒有走，而是留下來繼續他的生物學研究，那年他五十五歲，還是一個科學家最好的年齡。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時，在自然科學家中，胡先驌是極少幾個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沒有成為學部委員的。就是因為他堅持自己獨立的科學思想，在一個新時代裏，他最終很難和他所處的時代達成平衡，他是中國生物學界少有的享有世界聲譽的科學家，但在一個一切以政治為首要標準的時代裏，科學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驌就因為反對李森科的非科學理論，而最終沒有成為學部委員。胡先驌的落選，不是他個人的恥辱，而是這種體制的恥辱。胡先驌於1972年去世，終年七十五歲。他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極大的折磨，他由原來所住的一所約三百平米的住宅，被迫遷到了一所僅有十平方米的斗室中，平生所藏的圖書、資料和尚未發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盡。一代科學宗師，就在這樣的處境中離開了人世。

安福是江西的一個偏僻小縣，但在本世紀初，不到幾年的時間裏，卻有三位少年，由這裏走進了千里之外的清華園，他們是羅隆基、王造時、彭文應。羅隆基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王造時是威斯康辛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彭文應是威斯康辛大學的政治學碩士。安福三才子，在40年代都達到了他們人生最輝煌的時期，無論是學問，還是社會聲望，他們沒有與舊政權共進退，都滿腔熱情地投入新的環境中。也許是命運的安排，也許是偶然的巧合，1957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羅隆基、彭文應是全國五個未獲平反的右派中的兩位，三個人都在“文革”中淒慘離世，想來真是令人心酸。

董時進是一個始終讓我不能忘懷的知識份子。歷任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教授、主任；國立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交通大學、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等教授。董時進對國民黨政府取締民盟很有看法，他認為這是一個政府的下策，是害多於利的。他說；“因為一般人民對於政府大多恨它腐敗貪污，而認為尚可取的，則是比較上還能給人民一點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團體也還可以存在。人民對於共產黨最害怕的是它的專制，太不給人民自由，黨派根本不能存在。”他認為，自己腐敗但還給人民一點自由的政府，比那種又腐敗還不給人民自由的政府總是要好一些。這個簡單的常識，中國多數知識份子要在經歷了半個世紀以後的悲慘命運中才想清楚。

董時進有一件讓後人肅然起敬的事是：一九五零年，他上書毛澤東，反對土地改革。他的根據是：舊中國農村土地是‘自由買賣’的，租佃關係是一種‘自由契約’，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質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應該進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經營不利”。 “地主是勤勞的，而農民則是懶惰的” “地主土地私有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九四九年以後，在老一代知識份子當中，人們比較熟悉的有骨氣的知識份子是梁漱溟和馬寅初，但與他們比較起來，真正能在大問題上看出輕重的還是董時進。

張東蓀曾做過私立光華大學的文學院院長，在專業領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對一般人來說，這個人就更陌生了，但張在1949年以前，卻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新時代裏，他已是被遺忘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許人也。張的被重新發現，首先是許多學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價值，還有就是他後半生的坎坷命運。1973年，張東蓀離開了這個世界。此前，由於受其連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學部委員、著名物理學家張宗隧，三子社會學家張宗炎，已先後自殺。1949年後張沒有寫什麼東西，作為哲學家的張東蓀在1949年就死了，那時他也不過63歲。

吳恩裕這一代自由知識份子是抗戰以後才學成歸來的，40年代正是大有作為的時候，像他的同輩朋友儲安平、費孝通等人一樣，他們在40歲以後，已經沒有做學問的條件了，想來真是痛心。吳恩裕還做了紅學研究，更多的學者則是什麼都不能幹了。

1949年，顧頡剛57歲。他沒有走，留在上海復旦大學做教授。作為學者，顧頡剛的學術道路與政治的關係並不大，但顧頡剛本人是受胡適、傅斯年、錢玄同等人的影響成長起來的，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獨行的原則。整個50年代，顧頡剛基本沒有什麼好心情。他在日記中說：“到京8年，歷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現在制度下又無法轉職，苦悶已極。”到了“文革”，顧頡剛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歷史所勞動，一直持續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脫，和他同時代的學者比較起來，顧頡剛的後半生基本還在做學術工作，終是幸事。

吳景超的學術道路和他的人生道路都是不平坦的。作為中國第一代的社會學家，他有一個非常好的學術開端，在他從事學術研究的時候，時代為他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但由於時代的突然轉換，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最有學術前景的一門學科卻被人為地禁止了。

1948年10月下旬，胡適對於金元券失策表示非常的關切，曾向翁文灝、蔣介石推薦過吳景超、蔣碩傑和劉大中。劉大中和蔣碩傑後來都到了臺灣，在臺灣的土地改革和稅制改革中，都發揮出了相當大的作用。而留下來的吳景超，不但沒有發揮出他作為一個一流學者的作用，而且他在學術上再也沒有當年的風采了。

據說，臨解放前，蔣介石曾讓人捎信給吳景超先生，希望他能隨國民黨撤到南方，後來胡適還派人送來兩張飛機票，動員他一路同行。但吳景超不但絲毫沒有動搖，而且勸胡適也留下來，不過胡適沒有聽從他的意見。吳景超是一個有過從政經歷的學者，1949年時，他還不到五十歲，他本來想以自己對中國社會的瞭解和深入研究，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做出自己和思考，但時代卻沒有再給他機會。從學者的學術生活觀察，吳景超的主要學術成就完成在1949年以前，他在以後的歲月裏，在學術上沒有什麼收穫。

1949年以後，吳景超本來在學術研究上已消失了以往的銳氣。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下，非常謹慎地說了幾句話，但從此基本上結束了自己的學術生涯。在隨後到來的反右派運動中，吳景超成了鼓吹資產階級社會學理論的一個重要代表。

吳景超一生的學術道路，以他早年在清華和國民政府時期最為順利。1949年以後，他選擇留在大陸，結果使他在學術上沒有再出現曾經有過的輝煌。在吳景超那一代學者中，存在這樣一種現象，就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很快能與新政權達成平衡並真誠地試圖放棄自己早年思想和學術精神的人，反而受到的傷害最重。像吳景超、費孝通、儲安平、羅隆基、潘光旦、曾昭掄、吳晗、錢端升等等，他們都是比較有代表性的自由主義學者，對於新時代的到來充滿幻想，他們在一夜之間似乎就放棄了自己整個人生的信念，最終產生了那麼大的悲劇。1968年5月7日，吳景超因肝癌去世，終年67歲。

翁文灝本來是一個學者，他是一個地質學家，但他也是一個學者從政的典型。他在四十年代末曾做過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也是當時新華社公佈的戰犯之一，位列第十二位。翁文灝先到了臺灣，但後來他又去了法國，1951年1月又由法國轉英國回到了中國。對於回來的翁文灝，新政權從來就沒有信任過。他的兒子中國著名的石油工程師翁心源，在1970年被連續批鬥三天后，不幸落水而死，時年僅五十八歲。因了周恩來的保護，翁文灝在文革當中雖然也受到了一些衝擊，但相對不算嚴重。1971年他在北京去世。終年82歲。

假如胡適真的留下來，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局。其實，這是一件不存在的事，因為胡適是不可能留下來的，如果他留下來，那就不是胡適了。翁文灝的命運是這樣，我們還可以想胡適留下來的結局嗎？胡適那個沒有走的兒子胡思杜是跳樓自殺了，其他我們還說什麼呢？看來還是胡適這個人對歷史有眼光，有判斷力。他不是不愛這個國家，而是他看到了這個國家絕對不會放過像他這樣的人。

說寂寞錢端升，或許有些不確切。作為政治學著名學者，錢先生1949年以後在他同時代的人中，遭遇並不是最慘的。他是許多屆的政協委員，還做過北京市政協的副主席。雖然他沒有逃過1957年的厄運，但在同時代朋友中，還算是較為平靜的。說他寂寞，不是指這些俗世的浮名，而是說內心。錢先生後半生幾乎沒有什麼著作，文章也極少，這些或許說明不了什麼，但他內心裝著的寂寞卻在歲月的流逝中越來越滿。錢先生是寂寞的，當年清華出身後來留美的一批政治學者哪個不寂寞呢？羅隆基、王造時、彭文應等等，都在寂寞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和他們比起來，錢先生還算是不寂寞的。

錯批一人多生幾億，這是說馬寅初的。錯批一人，少了名城，這是說梁思成的。
1949年以後，中共對待歷史的方法是這樣兩種：一、從自己固有的意識形態出發，對與自己不利的東西進行批判，二、對曾經存在過的東西視而不見。

也許是國民黨統治時期對言論管制的鬆懈使共產黨警覺，所以1949年以後一切有關新聞、出版和傳播的觀念全都改變了，絕對不許私人染指新聞和出版業，這是一個意識到新聞自由威懾力的政府做出的選擇，這種選擇中包含了對自己政治能力的絕對不自信和對人民大眾的絕對不信任。

1949年以前，多數受過歐美教育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理智上對於國共兩黨都有清醒的評價，今天當我作為研究者重讀他們當時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和評價時，很為他們的理智和清醒所震驚，他們對國共兩黨的評價，從總體看，對國民黨的評價要高於共產黨，我這裏的評價側重于在文化精神上，而不包括他們管理國家的行政方式和最終結果。

自由主義者始終是不能接受共產主義的。張東蓀曾說過：“要我在法西斯與共產主義之間作一選擇，無異於要我在槍斃與死刑之間作一選擇。” 當年浙大外文系主任余昆珊則有言：“共產黨來了，我就自殺。”

楊人楩先生留下來的時候也不是沒有顧慮，他對國民黨是很失望的，四九年之際，不斷有人勸他離開，他都拒絕了，表示絕不做國民黨的官，也決不當白華。他曾問過當時共產黨負責統戰工作的徐冰：“共產黨執政後，我輩小資產階級還有噍類否？”那時人們聽到這樣的問題以為是很幼稚的，據說徐冰聽後就哈哈大笑，“笑”外之意是什麼？大概是笑楊先生這問題太天真了，其實楊先生的這個發問不是天真，而是深刻。四十年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最擔心的事很快就發生了，這時想到當年他們在《觀察》週刊寫文章時的那些預感和判斷一一變成事實，他們是悔之晚唉！

楊人楩認為自由主義無論對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是格格不入的，國民黨及共產黨都是與自由主義者對立的，“共產黨則根本否認自由，其干涉之嚴密更有甚於國民黨。”這與儲安平在《中國的政局》中對國共兩黨的分析評價完全一致。半個多世紀中國歷史的發展證明，在對共產黨的評價上，楊人楩更深刻而有遠見，在和平到來之後，中共並沒有容納異己的雅量，中國近半個多世紀的社會變動，被楊人楩說中了。

儲安平對於共產黨與民主自由之關係的分析最為深刻。他認為：“我不相信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民能獲得思想及言論等基本自由，能實行真正的民主。”儲安平的理由是：凡是在一個講究“統制”，講究“一致”的政黨的統治下，人民是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會有真正的民主的。他質問道：“因為唯有承認人民思想及言論的自由，始能真正實現民主的政治，然則吾人以此事衡量共產黨，則共產黨是否能容許今日生活在共產黨統治區域中的人民有批評共產主義或反對共產黨的自由?假如容許，則何以我們從來沒有看到在共產黨區域中出版的報紙有任何反對共產黨或批評共產黨的言論，或在共產黨區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發表意見的刊物?”“就我個人言，共產黨今日雖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產黨本身固不是一個能夠承認人民有思想言論自由的政黨，同時共產黨所謂的民主，是‘共產黨的民主’，而不是我們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願，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見’的民主”。

施複亮認為只有在內戰徹底停止，和平真正到來以後，才會有真正的民主，“希望國民黨統治區域實現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種空想，要在中共統治區域內實現廣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種奢望。”

吳世昌是知名的紅學家、詞學家。40年代，吳世昌作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顯得特別活躍。他認為：無党無派的人民代表以壓倒的多數參加和談，這些代表必須是自由主義者，今日國民黨的政策雖然聚制了人民許多自由，但我們決不相信共產黨會比國民黨給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思想和言論的自由，除非他黨內起一種革命。1962年，據說是響應周恩來的號召，吳世昌放棄了在英國的優厚待遇，舉家回到祖國，成了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回到祖國4年後，“文革”開始，“吳世昌進‘牛棚’、下幹校、受侮辱、觸靈魂，備受艱辛，他的大女兒因經受不了運動的刺激而致病，至今尚住醫院，二女兒也喪失了攻讀學位的機會。”吳世昌、儲安平那一代知識份子是多麼深刻而又充滿智慧的一群，然而又是多麼天真的一群，他們共同的命運，讓後人困惑，但也促人深省。

一個靠暴力和嚴密組織起家的政黨，對於民主的恐懼，這種恐懼的心理根源在於對自己所施行的一切的絕對不自信，對民主的恐懼是貪權的必然結果。

在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基本判斷上，郭沫若的目光與王芸生比起來，就顯得非常短，非常局限。郭沫若是歷史學家，但他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判斷卻看走了眼。他至少沒有看准當時中國哪一個政黨是有先進性的。

王芸生當時在重慶看到了毛澤東的《沁園春 雪》。毛澤東的這首詞，在當時許多人看來，流露出了很強的帝王思想。這一點當時真正看清楚的人不是很多，王芸生算是一個。當時王芸生把毛澤東的詞曾抄給傅斯年，在抄完以後，王芸生說了這麼一句話：“以見此人滿腦子什麼思想”。現在我們可以確定地說，王芸生當年發表他那篇文章，就是沖毛澤東的帝王思想而來的。王芸生說：中國歷史上打天下，爭正統，嚴格講來，皆是爭統治人民，殺人流血，根本與人民的意思不相干。勝利了的，為秦皇漢高，為唐宗宋祖；失敗了的，為項羽、為王世充竇建德。郭沫若對王芸生這段話的批評是：“言外之意是要讓人自行領會的，率性替王先生說穿吧，今天的毛澤東也在‘爭統治的人民’，假使毛澤東當權說不定更壞，而且還有‘勾結外援’的嫌疑啦。”王芸生不是一般的報人，他對中國現代歷史的看法，經過半個世紀的檢驗，我們可以說他是對的。

《大公報》的前3位創始人，除張季鸞1941年逝世外，其餘兩位都離開了大陸，留下來的王芸生，成了這一代報人中一個失望的典型。舊時代的知識份子，突然進入新時代，本來是充滿希望的，但他們的不適應，很快就非常明顯。就王芸生本人來說，大革命時期他曾參加過中國共產黨，但後來退黨了，由於他曾編寫過《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曾上廬山為蔣介石講解過中日外交史，特別是當年為《晉南戰事做一呼籲》而和周恩來打過筆仗，這些經歷，可能隱隱約約都在發生著作用，使王芸生產生恐懼感。由於有這種心情，才使他不斷做出自我否定。當時王芸生留下來並且有信心，是因為新時代有承諾，但遺憾的是這個承諾沒有兌現。1957年，儲安平、徐鑄成都成為右派，作為當年的著名報人，王芸生本來也在其中，但據說是毛澤東說了話，王芸生才倖免於難。理由是：“徐鑄成的《文匯報》，儲安平的《光明日報》，兩家‘民辦’報紙已成‘右派’，《大公報》就放他一碼吧。”1957年以後，王芸生是完全失望了，由於反右時傷害了李純青，使他終生愧疚，他說：“極左太厲害了，能把人一生最好的朋友關係破壞掉”。

對於張申府的“呼籲和平”，很多人以為是書生氣十足的議論，因為當時共產黨節節勝利，淮海戰役即將開始，國民黨敗局已定。此時提出和平的要求，正適應了國民黨政權企求喘息的需要。這種評價不僅誤解了張申府，而且也是以黨派利益為起點得出的結論。

他以一個和平主義者發出的人道呼聲，不但今天看來是正確的，就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沒錯。我這種判斷的邏輯前提是，張申府作為一個遠離具體政治活動的大學教授，他不可能從具體的黨派利益出發，他是一個知識份子，他只能憑自己的良知說話，至於他所說出的話在客觀上對參預戰爭的雙方哪面有利，他是不考慮的，他面對的是被戰爭搞得疲憊不堪的人民和喪盡元氣的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難道要一個正直的知識份子也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才是合理的嗎? 我們在分清政治操作者和知識份子的根本區別之後，才能對他們的言行進行具體的評價。如果按照政治操作者的邏輯，張申府不應該“呼籲和平”而應該“呼籲戰爭”，對一個知識份子來說，這怎麼可能呢?

傅雷對毛澤東1957年春天講話的評價是：“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停顧，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他的胸襟寬大，思想自由，和我們舊知識份子沒有分別，加上極靈活的運用辯證法，當然國家大事掌握的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了的人”。然而就是這位令傅雷傾倒的人，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發出了“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的號令，傅雷便在其中。傅雷的困惑在那裏呢?我以為在於他的輕信。傅雷也好，儲安平也好，他們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是以理性、平等、寬容、信任等為基本行為準則的。這種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風度，使他們把講話和行事視為同一。1949年後，在新的環境下所提出的口號、講話、方針，從字面理解，確實不乏誘人之處，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從自己的價值尺度去感受，自然會有親切感。然而實際的事實都與講話存在著絕大的差距，而承諾和失信都是單方面的，中國社會這種典型的文本與實際脫節，在初期有其迷惑人的地方。誰也沒有否定過言論自由，但絕不准有同人報紙刊物；結社自由也在憲法中寫著，但絕不准自由結社。

六十年代前半期，老舍還在寫作。他的死所包含的悲劇因素，比他同時代那些過早倒下的人要多得多。他是一帆風順中，突然面臨災難的，他過去沒有曲折經歷，所以他的承受力是很低的。

在1949年之際，本來可以選擇在外生活，由於對新時代抱有幻想，而留下來的知識份子，對於自己的選擇有一種追悔莫及之感，多數也走上了自殺之路。那些五十年代初期，從美國和歐洲返回中國的留學生、華僑學生當中，自殺的人數也占相當比例。這是個人對自己早年選擇的反悔性複雜感情無法找到歸宿的表現。在老舍自殺的文化因素中，可能也有這樣的成份。

說到吳晗，人們自然會想到他與《海瑞罷官》的聯繫，想到他和“三家村”的命運。看過許多這方面的資料，深為他的悲慘遭遇而痛心。但痛心之餘，我又常常往別處想，他的悲劇命運固然是時代造成的，但同時又是悲劇承受者個人的某些弱點，使悲劇成為這樣，而不是那樣。吳晗不像傅雷，雖然都是讀書人，都曾有過努力放棄過去來適應新環境的追求，但吳晗比傅雷走得遠，傅雷是絕望了，而吳晗是在希望中死去的，這是他更深的悲劇。吳晗在他同時代的朋友中後來是介入政治較深的，也是官做得比較大的，以學者和文人身份做到副市長的，這在吳晗的朋友中幾乎沒有，雖然這並非他的願望，但一進入這樣的環境，也就由不得自己了。他多次給周恩來、彭真寫信，要求回清華執教，但終於未能如願，只好下決心做行政工作。吳晗是一介書生，但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他的獨立性沒有了。吳晗的失誤，在於他太迷信了，太聽話了，他要按別人的意圖寫，把自己的獨立性丟了。作為正直的知識份子，吳晗有過失誤，有過政治迷失，但良心還在。50年代批胡適的時候，多少胡適留在大陸的朋友都寫了文章，而吳晗沒有，這亦難得。吳晗是有才華的明史專家，但由於失去了獨立性（且不論這獨立性是怎樣失去的），最終釀成了悲劇。吳晗是令人尊敬的學者，但我們越是尊敬他，越覺得應從他的悲劇中吸取點什麼。

在五十年代初，像彭柏山這樣的革命知識份子，最後也不能和他的時代達成平衡，因為那時代對於知識份子似乎總是不信任，革命的知識份子尚且如此，其他類型知識份子的命運就更可想而知了。

我常常想，沈從文是屬於另一個時代的，作為小說家的沈從文其實早已死去，不死的是他的小說。常風先生和我提到沈從文常是歎息，對於他不寫小說，常先生口中總是一句話：太可惜，太可惜。現在想來來，常先生的歎息聲中，是對一個天才命運的無奈，更是對一個時代沒有讓一個天才作家繼續寫下去的感慨。

中國的知識份子，就錢鐘書那一代人來說，確實是值得深入研究，他們當中有陳寅恪這樣的，以不合作為最高原則，有顧准這樣敢於反叛的，有儲安平這樣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錢鐘書這樣看透了而“閉門不管天下事”的，正是這些豐富的知識份子選擇，構成了中國當代知識份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織的全部人生。

錢鐘書對政治的看法非常獨特，這種獨特是在回避政治中得到體現的，在他看來，政治那東西，一旦沾上，就沒有一天安生。然而，儘管錢鐘書這種對政治的態度，使他在1957年沒有落入“右派”的行列中，但1966年的到來，也使這位從不問政治的純粹學者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研究去種菜了。錢鐘書在當代為人廣泛尊敬，除了他在專業上的巨大成就外，錢鐘書是一個真正超然物外的學人，凡是瞭解歷史的人，都很難在任何一個歷史的波動中找出錢鐘書前後不一致的地方，這種人格的力量是非常令人尊敬的。

作為一個有創造性的劇作家，曹禺在40歲前就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他是1910年生，之後，他的創造性就沒有能再發揮出來。就個性而言，曹禺是屬那種謹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藝術家，可他40歲以後趕上了一個不容藝術家氣質的環境。對於曹禺40歲以後的創作，他的朋友吳祖光有過尖銳的批評，意謂他是太聽話了。而黃永玉的批評更是痛心疾首：“你是我的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我不喜歡你解放以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裏，你失去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 晚輩劇作家沙葉新也曾直言批評過曹禺的沒有主見。

馮友蘭一生可說的事非常多，他的經歷在他那代知識份子中可以說是最豐富的。他一生的特點，有人評論說是太接近於權貴。成亦在此，敗亦在此，他過於在意自己在一個時代裏的地位，他有時候是不看時代發生了什麼變化，而硬要讓自己處在中心，如果他能有自覺退於邊緣的意識，他給人們的印象就不是現在這樣。

作為一個知識份子，馮友蘭沒有樹立起自己的獨立性，他一生多變，這個變可以理解為他不斷追求新東西，但對任何成年人來說，多變一是出於自保，一是出於不甘退居邊緣。

馮友蘭對領袖的感情可以理解，但領袖對馮友蘭其實並不是真心敬重，要是真心敬重，文革中馮友蘭也就不會吃那麼多苦了，舊時的領袖倒是真心敬重他，但他卻不念舊好，單就個人之間的友情而言，馮友蘭的那些作法也有點過頭，甚至是自做多情了。

馮友蘭先生早年是獨立的，這種獨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終馮友蘭又獨立了，儘管這已到了他生命的終點，一個人到了這步天地才“海闊天空我自飛”，讓人覺得多麼沉重。馮先生“文革”中的失誤，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時代的關係。馮先生作為一個讀書人，在那樣的環境下，做一些違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為之。馮先生死後，港臺一些學者已放棄了對他“文革”中表現的苛評，傾向于認為馮先生的一生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季羨林挽馮先生說是大節不虧，晚節善終，當是知人之論.

金岳霖這一代知識份子，本來言論應該是最具獨立性的，但在歷史巨變中，我們沒有看見這種獨立性。金嶽霖晚年，對自己的選擇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話說得很含蓄。1957年，金嶽霖平安無事，不知這是否和他與毛主席吃過4次飯有關，但與金嶽霖主動放棄自己的學術觀點而盡可能迎合時代有關。關於金嶽霖早年的生活，我們現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關於他個人生活的一些趣聞，如他和林微因一家的關係之類。我讀過一些國內出版的關於金嶽霖的書，感到金嶽霖這樣的知識份子是讀書人的楷模，身上有許多優秀的品質，學問好，人又高雅，有中國人的機智（如他有作聯語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從他晚年的談話中，能感到他在做出違心之論時，是有過考慮的，不過他“終究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就個性而言，金嶽霖大概屬於比較軟弱的人。

在四十年代，晚胡適他們那一代的青年學人中，最為老輩學者陳寅恪、趙元任、傅斯年看好的兩個學者，一個是出身燕京的週一良，另一個就是出身清華的楊聯陞。楊聯陞、何柄棣、徐高阮他們，先後去了美國和臺灣，大體上是過著學者的生活。楊聯陞是幸運的，他要是回到北平，命運最好，也不過就是後來的週一良，週一良是回來了，但半個世紀過去了，想到當年同在哈佛讀書的周、楊二人不同的人生命運，我們該做何感想呢？

週一良對自己中年的否定，不僅是對自己人生的反省，更是對一個時代的評價，他晚年多次對陳寅恪的懷念，正寄託著他心中的理想，知識份子如果失去了獨立性，悲劇早晚會降臨，在同時代的知識份子當中，週一良的經歷是最典型的，由盛而衰，本來是學者卻成了政治的犧牲品。

週一良先生的學術興趣本來在魏晉南北朝這一段，但後來周先生幾乎沒有能按自己的興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時代的知識份子中，還算是災難少的（“文革”前），但恰恰是在他這種還算順利的學者身上，讓我們感到一個時代是如何將一個學養極好的學者變得平庸起來的。不平庸，不聽話，就難以生存，想到這些我們也就不能再苛求一個學者了。周先生在“文革”後期和馮友蘭、魏建功、林庚3位老教授成了“梁效”寫作組的顧問。

楊榮國這樣的學者，今日已成為學者的一個教訓。因為他以學術為政治服務來治學術，已完全背離了學術精神。但像他這樣的學者在新環境裏，卻處處如魚得水，在楊樹達、陳寅恪、顧頡剛這些學者不適應的時候，楊榮國這樣的學者正是喜氣洋洋的時候。他當時是湖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

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是由一些根本就不懂經濟的人來設計的，不僅最初具體掌握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高層官員如陳雲、薄一波、李富春等人不瞭解現代經濟，就是當時中共的經濟學家如沈志遠、許滌新、孫冶方、於光遠、薛暮橋等人，對於現代西方經濟的瞭解，也根本無法和那一批留學歐美的社會學家相比。

聶紺弩評價毛：“身敗名裂，家破人亡，眾叛親離，等到一切真相被揭開，他還要遺臭萬年。”

從科學家的角度講，我也以為鄧稼先、朱光亞他們是不幸的，他們倆和楊振寧、李政道都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楊、李在美國研究科學，鄧、朱在中國研究軍火，我們不能說他們的工作沒有價值，但對一個科學家來說，我總以為他們有點遺憾。

王實味到了延安，但延安最終不要他了，因為他有自己的思想，延安不需要這個，有一種思想就夠了。不要個性，不要獨立思考，只要服從即可。所以那些到了延安而還想用自己頭腦思考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就都不適應了。王實味是最典型的，還有高長虹，還有蕭軍。他們都是些不受延安歡迎的人。

馮友蘭、金岳霖、賀麟都是留美的博士，作為同時代3位著名的哲學家，在變動的時代裏，他們的理想和選擇常出現後人難以理解的背反現象。這幾位哲學家的學問人們是公認的，但他們的經歷卻又是曲折的。我想從他們的經歷中感受一個時代是以怎樣的方式和力量，使這一批留美的博士放棄了自己早已形成的價值觀念，他們的轉變有多少是出自真誠，又有多少是出自無奈！在西南聯大校史上，這3位哲學教授不僅留了下來，而且很快和新時代同步，倒是當年幾位治歷史的教授如陳寅恪、錢穆、傅斯年、毛子水、姚從吾等人，保持了清醒的選擇，哲學家和史學家對立的選擇，給我們留下許多啟示。

陳寅恪、胡適和陳垣私誼很好。1949年，胡適和陳寅恪同機離開北平。由於二陳一胡為當時中國史學界的重要人物，他們都在南京政府搶運計畫的名單上。這3個史學大師，從這一年開始分手，各自走了3條不同的道路。胡適先飛美後赴台，陳寅恪客居廣州，辭不赴京。只有陳垣能順應潮流，繼續做輔仁大學的校長，一直做到院系調整以後的北師大。陳垣從此轉變了，以後他每做文章，幾乎都要否定自己的過去，1959年1月，他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史學界對二陳的評價是：陳寅恪重志節而陳垣識時務，因此二人的命運也就截然不同。

陳寅恪先生1949年後的辭不赴京及“著書唯剩頌紅妝”等行為，絕不是一時迂執，而是在固定價值觀念支配下的清醒選擇。

謝泳說：錢鍾書先生很厭惡政治，但並不是不關心政治，是眼見的政治太讓他寒心了。他不是一個有意要做隱士的人，而是現實讓他太失望，到最後他連說一說的興趣都沒有了。沈從文先生在臨終前，家人問他還有什麼要說，他的回答是：“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好說的”。 沈先生是一個弱者，但他臨終的這句話卻是強音。

像錢鍾書先生一樣，王力先生後來也是一個不再多說話的知識份子，他們的沉默，我們可以理解為是對一個可恥時代的控訴，但那樣的屈辱，對知識份子的精神打擊是毀滅性的，長時期的這樣生活，有時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性格。

在同時代的朋友中，費孝通是極少數倖存下來的人之一，作為一種象徵，他能讓今天年輕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識份子的精神風貌和坎坷人生。費先生這一代知識份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強的自由民主觀念。但歲月無情，歷史難測，1957年不僅埋葬了這一代知識份子的肉體，而且將崇高的信念也埋藏進倖存者的內心世界了。費孝通先生晚年已不願多談這些，但從他的散文，或者專業論文中，我們又時時能感受這種信念的強烈。

賈植芳先生曾說過大約是這樣意思的一段話，從創造社、太陽社到左聯直到四九年以後，可以說從來都是窩裏鬥，鬥到最後就是五五年的胡風集團，就是五七年的丁玲、陳企霞和馮雪峰成為右派，就是文革時期周揚那樣的結局。新月社成員也不是沒有矛盾，他們也為一些問題爭吵過，但新月作家就沒有個人恩怨，他們一生都是朋友。

對延安知識份子，要稍加定義：主要指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知識份子，從事自然科學的知識份子，不在此例。延安知識份子的主要來源是當年的左傾教授和左傾青年，在教授中以陳伯達、艾思奇、範文瀾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喬木、於光遠、胡繩為代表。當年投奔延安的知識份子很多，但並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識份子就是“延安知識份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為上都能與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識份子，如果說延安確有新文化，那麼創造這些新文化並為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識份子，才可以視為是“延安知識份子”，有些沒有到過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們看作是延安知識份子，而像王實味、肖軍、高長虹雖然到了延安，但最終無法和延安文化達成平衡，所以也不應當看作是“延安知識份子”。

1949年以後，主要活躍的作家不是以往那些受過正規大學教育的作家，而是從延安和更為廣泛的解放區來的文化水準很低的作家。由於這個時代對於過去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份子不放心，但一時又沒有更多新的知識份子來滿足時代的需要，所以五十年代初期，是一個什麼都可以速成的時期，作家也不例外。

大體上可以說，左翼作家在婚姻的責任感上，一般來說是比較不負責的。在左翼知識份子和左翼革命者的婚姻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他們的婚姻物件常常在同伴中轉移，而同伴之間並不感到難為情，因為他們有更高的理想。左翼作家間婚姻對象的變換，常常並不影響他們之間的友情和他們對革命的熱情，在一個極小的範圍內，他們很快能把失敗的婚姻用更高的革命熱情撫平，雖然彼此的婚姻物件發生了變化，但左翼革命者之間產生情敵的現象一般來說並不嚴重。

蕭軍雖然是左翼作家，但他是真正的左翼，而不是那種見風就轉向的左翼作家。他在延安的時候，就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為此受到過主流政治領袖的批評，最後出走延安，他和那裏達不成平衡。在當年左翼作家中，與魯迅關係好而還有獨立思想的人，一個是胡風，還有一個就是蕭軍，他們才可以看成是魯迅的傳人，可惜到了後來他們的命運都不好。

丁玲不會想到她早年對蕭軍的批判，過不了幾年就落到了自己的頭上，因為她沒有能力對延安的意識形態進行反思，大家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下生活，自以為找到了真理，其實是不但失去了良知而且失去了獨立的人格，最後與早年被自己所批判的物件同歸於盡，甚至結局常常更慘，這不是因果報應的迴圈，而是一種意識形態所內含的必然邏輯。

中國現代文學的成就，早已是世人公認的。四九年以前，中國已經出現了像魯迅、郁達夫、施蜇存、沈從文、巴金、張愛玲、老舍、茅盾、丁玲、錢鐘書、無名氏、路翎等許多優秀的小說家，還有更多優秀的詩人。但這些人的成就，都是四九年以前完成的，他們在四九以後要麼不能再從事文學寫作，像沈從文，要麼雖然還能從事文學寫作，但已完全沒有了自由寫作的心態和自由寫作的精神，最典型的就是老舍。他在四九年以後的很長時間裏，雖然和新時代達成了平衡，但他最終的命運卻是投湖自盡。

早年左翼文人留下來的文學作品，現在評價，不如新月文人的文學作品更有生命力，因為新月文人的寫作精神是自由的，而左翼文人的寫作卻受制於一定的意識形態。在這方面，丁玲是一個典型。她到了延安以後，經過一點曲折，最終為延安文化所化，而成了一個在新時代為延安文化所馴服的作家。她不但自已失去了自由寫作精神，而且還要用那種精神來領導文學，她在五十年代主辦中央文學講習所，以延安文化為基本思想，試圖為新時代造就一代新作家，五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就是這些人的天下。

在中國現當代文化史上，有幾個人的經歷和命運特別耐人尋味，他們是周揚、馮雪峰、胡風、丁玲。他們四人有過合作，但更多的是分歧，最終還是帶著恩怨離開了世界。他們的命運又和兩個偉人有關，一是政治領袖毛澤東，一是文化旗手魯迅。
在關於馮雪峰的研究中，有一個問題在困惑著人們，因為以馮的資歷和與毛的關係，他不應該有那樣的結局，但他一生的坎坷給人們留下的卻是另外一種感覺，研究馮的思想歷程，我首先想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毛澤東為什麼不喜歡馮雪峰？馮後來成為中共與魯迅之間聯繫的主要人物，與他和毛個人的關係有關。1949年後，對馮的安排是中國作協副主席，《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協黨組書記，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以馮的資歷，這種安排似乎不能說是很高。1954年，馮就開始受到批判，顯然，毛對馮是有看法的。對馮的不滿，最初是由李希凡、藍翎評《紅樓夢》的文章引起的，理由是“兩個小人物”給《文藝報》投稿受到冷遇。

五十年代中國文學界的情況是政治批判不斷，從思想改造運動開始，先批判電影《武訓傳》和《清宮秘史》，再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以後又有“批判胡適思想”，直到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到了五七年就是反右運動。這個時期的特點是，過去的自由作家已由中心退到邊緣，延安作家不但進到了中心，而且十分活躍。思想必須改造，自由職業開始變為單位工作，自由寫作所依賴的新聞和出版制度已不存在，報紙雜誌和出版已由私營轉為壟斷，絕對不許個人染指，專制時代在思想和文化上所具有的標誌性特徵，可以說已經完全具備了。

中國文學五十年的道路，最大的破壞來自于對作家自由寫作精神的壓制和打擊，這是一個壞時代，壞時代不說能說絕對產生不了好作品，比如前蘇聯就有索忍尼辛那樣的作家，還有東歐也出現過許多類似的作家，但在這五十年中，中國沒有那樣的作家。中國作家在自由寫作精神的養成和自覺上，不如前蘇聯和東歐的作家，這不是作家的錯，而是制度的錯。就文學成就而言，在這五十年當中，人們沒有什麼特別留戀的文學作品，人們還是懷念過去，懷念三四十年代。“最是文人不自由”，這是陳寅恪一九三零年寫的一句詩，用它概括這五十年來作家的處境，我以為是最恰當的。

現在文學界對於近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評價是不高的，我以為這個判斷不是沒有原因。這五十年我們不但沒有出現大師級的作家，而且把現成的大師級作家一個一個給耽誤了，這是事實判斷，不是價值判斷，因為我們說不出這五十年誰是大師。沒有創作自由，肯定就不會有大師，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如過去。

我們的文學為什麼進步不了，因為作家們在他們寫作的時候，沒有自由的心靈，不是他們不知道該寫什麼，而是他們太知道他們該寫什麼了。

很少有出版社再對十七年的文學作品發生興趣了。那十七年沒有好作品，也就沒有好作家，這話是很傷人的，但也是很沉痛的，不是作家們不好，而是他們沒有趕上寫作的好時候。

胡風事件的起源與林默涵和何其芳有直接關係，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他們的文章刺激了胡風，《文藝報》1953年第2號和第3號上，先後發表了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林默涵《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潮》和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副所長何其芳《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這兩篇文章都是作者根據他們在中宣部召開的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上的發言整理成的，文章可能是奉命的（據林默涵回憶，寫這兩篇文章有周恩來的意思），但文章的作者沒有對被批判的胡風保持起碼的尊重。

毛澤東把胡風和他的朋友稱為“胡風反黨集團”，由此引發了全國展開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這次運動不同於此前發生過的鎮反運動，因為那個運動指向相對明確，而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是一個在運動指向上含糊的政治運動，所以搞得人人自危，因為按中共的邏輯，人人都有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後來的事實也是這樣。這次運動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從中央到地方，普遍成立所謂的“五人小組”，他們的權力不但超越地方一般黨組織，而且超越公檢法組織，造成大量的冤假錯案。

中國知識份子一旦進入權力中心以後，極少有人表現出對弱者的同情，他們基本上承擔的是助紂為虐的工作，在具體執行中，甯左勿右是他們的工作特點。因為這種東西已成為一種文化，深刻地沉澱在從政的官員和知識份子心中，所以他們處在權力中心的時候，都對別人的痛苦麻木不仁。但他們沒有想到，自己一旦被權力拋棄，面臨的是比他們當年所面對的弱者更為悲慘的結局。中宣部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以說明這個問題。羅瑞卿、陸定一（特別是他妻子嚴慰冰的遭遇）、周揚、喬冠華、章漢夫、邵荃麟等人都有這樣的經歷。延安文化裏沒有對政治鬥爭中弱者的同情，因而使所有參預鬥爭的人，沒有最後的勝利者，因為他們的命運都不掌握在自己手裏。

歷史著作的敍事風格，1949年以後有一個大的變化，大體可以稱之為“聯共布黨史的”風格，它的實質就是自說自話，對於歷史事實缺乏起碼的尊重，一切服從意識形態的要求。

從1949年後，我們評價往日歷史有一個荒唐的邏輯，那就是不顧及當時的歷史事實和知識份子對國家對民族的赤誠之心，而一味地以黨派的立場，以是否同一個將要奪取政權的政黨所持的理論一致為基本的判斷尺度，只要有利於奪取政權的，即給予高度評價，反之即斥之為反動、倒退、不現實等等。這種對歷史的態度長時期以來混淆了許多理論問題，也導致了年輕一代對歷史的無知和輕信，如果不是專門研究者有深入閱讀原始材料的耐心和勇氣，許多被誤解了的歷史不知還要被遺忘多少時日。

傅斯年的史學觀，簡單說就是“史學即是史料學”，他認為史學家的責任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

以傅斯年和胡適為代表的中國現代史學中的“史料學派”，本來已為中國現代史學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但因為後來中國史學的發展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一統天下，不但使已有良好訓練的學者不能在學術上再做出更大的學術成就，而且使新一代學者的學術訓練走上了歧途。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第一代的五老（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贊、侯外廬、呂振羽），由於早年的訓練還是受史料學派的影響，所以他們早年的研究還可以說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稍後的吳晗、尹達、吳澤等學者，早年也有很好的學術訓練，但他們後期的學術研究，特別是受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影響以後，他們的學術研究是退步了；到了他們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如華崗、胡華、胡繩、何干之、劉大年、張如心等學者，他們的學術研究工作，現在看來很少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對於傅斯年和史料學派的批判，使四九年以後成長的史學研究者當中很難出現像他們前輩那樣的史學家，因為訓練不足或者說曾經誤入歧途，他們已經回不到傅斯年的路上去了。破壞比建設要容易得多，四九年以年，中國並不是沒有史學方面的青年才俊，但因為意識形態的制約，那些頗具文史才華的青年才俊，都在學術上走過彎路。像李澤厚、李希凡、藍翎、馮天瑜、朱永嘉、戴逸等先生，甚至姚文元、余秋雨，他們本來是有可能成為像他們前輩那樣的學者的

胡適這個人了不起，他是一個能在熱情中保持理性的知識份子，一生很少說不負責任的話。

胡適，不僅是中國學術界的代表，還是中國道德的代表。說胡適是那一時代自由主義的領袖，不是一句空話，他確是一個能夠擔當起那個時代重任的人。他在四十年代對時局做出的許多判斷，五十年以後，應該說他是一個富有遠見的人。

胡適這個人的價值，我們今天已經看得比過去清楚了，進入下一個世紀，我們就更需要讀懂胡適了。為什麼呢？因為胡適是一個有世界眼光的人，他差不多在七八十年前就看出了世界的趨勢，這是很不容易的。胡適是一個沒有排斥性的人，他一生中有那麼多朋友，不是偶然的。他有一個看法，就是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而做人卻要在有疑處不疑，這是何等境界！他是一個胸懷非常坦蕩的人，知人論事，常能出以公心，一生說話，多為持平之論。

胡適是中國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文章簡潔明快，是用平常話講大道理的人。他的思想有開放性，他的方法有科學性。他的文章又最平易近人，是那種可以學，也能學的文章。過去語文教材裏不選胡適的文章，最大的損失還不是在文章的做法和文風的變化上，而是我們失去了像胡適那樣想問題、看問題、做學問的方法。

胡適是平和的，但決不是沒有原則，胡適是平常的，但卻是遠大的。胡適自己說過，他一生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赫胥黎讓他學會了懷疑，杜威讓他不相信一切沒有根據的東西。他說過：“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他是一個一生宣導要有健全個人主義的人。他說過：“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胡適總是要讓青年人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

1952年11月，胡適到臺灣講學，當面對蔣介石說：“臺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胡適還寫信勸蔣介石不要連任總統，這些事，都是需要勇氣的。胡適敢勸蔣介石不要連任總統，我還沒聽說過有人勸毛澤東不要連任党主席的。

胡適是一個講道理的人，他最不喜歡唱高調，一生很少說不負責任的話。過去語文教材裏不選胡適的文章，無論是對做文章還是做人，都是大損失。不瞭解胡適，也可以說，就是不瞭解現代中國，所以我們應當讀一點胡適。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我們可以說，凡是早年聽了胡適的話或者誠心要像胡適那樣研究學術的人，多數都在學術上做出了較大的成就。而早年沒有聽胡的話的那些有才華的學者，像吳晗、王瑤、趙儷生等人，到了晚年結帳，他們對學術的貢獻大體上趕不上那些走了胡適的路的那些學者，比如楊聯陞、何柄棣和殷海光。

我們評價歷史人物不能完全以道德為尺度，但也不能不注意一個人的道德。就魯迅和胡適兩個人來說，我要先問一下，假如他們還是兩個生活在我們中間的人的話，我們更願意和哪一個人成為朋友？哪一個人更容易成為我們的朋友？你更願意和哪一個人共事？我想多數人是會選擇胡適的。我們可以說，道不同不相與謀。但就以在同道當中作一個測量的話，我們還是得承認，胡適的朋友要多過魯迅。這只是一個事實的評價，而不是一個價值的判斷，一個人的思想和他的朋友多少並沒有直接關係，但一個人一生總和他的朋友發生衝突，我們也不能就因為一個人的思想了不起，而在道德上也認同了他那樣的做人方式。

紅衛兵文章的文風，有兩個來源，一個是毛澤東，一個就是魯迅，這是一個事實判斷。

為什麼魯迅後來被惡勢力、專制的力量利用呢？為什麼他們不利用胡適呢？國民黨時期當局是排斥魯迅的，胡適有時則在官方的一邊；到了另一個時代，則借魯迅作了這麼多的文章，把這麼多的東西強加給魯迅，利用魯迅愚弄了這麼多人這麼長時間，四九年後，魯迅差不多是他同時代作家中唯一個沒有被禁止的作家，在毛澤東的著作中，魯迅是被提到和正面引述最多的一位現代作家。

我感覺是魯迅的思想裏面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魯迅的語言指向不是太明確，容易被別人利用。如果是進步力量的話，為什麼不利用胡適呢？胡適是容易和官方妥協的人呀。在不容任何異端的時代裏卻完全容納了魯迅，這是非常需要深人研究的。

在中國社會，幾千年來，再窮苦的地方，再沒有文化的人，都保持了對讀書人的敬重。但這個傳統後來被破壞了。從五十年代初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始，到後來的學生批判老師，最後發展到文革時的學生打老師，可以說這個好傳統已被徹底拋棄了，這非常可惜。在一個老師不像老師，學生不像學生的社會裏，預示著很多危險。

當年批判胡風的人，很快都成了中國文學界的主要領導人，而胡風卻還遲遲去不了北京。從精神氣質上說，三十年代從左聯過來的人，最有魯迅風格的應該說是胡風，新時代把魯迅抬到了幾乎是神的地位，但恰恰把在精神上最能保持魯迅風骨的胡風給排斥了。

我小的時候就聽大人說過，右派都是有本事的。那時我還不知道右派是怎麼一回事。後來觀察五十年代的中國歷史，特別是反右這一段，我最大的感受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最好的出局。

中國政府對反右運動的態度，非常耐人尋味。一方面對這個運動基本做了否定評價，但另一方面卻不願意正視歷史事實。這種態度導致許多右派改正重新回到領導崗位的人，對於自己的這段經歷採取有意回避態度，比如朱鎔基、費孝通、王蒙以及一些高校校長，在正式履歷中，一般不提自己的右派經歷。這種現象說明，在中國社會現實中，雖然右派獲得了改正，但右派正統的社會地位並不高。我認為這與兩個事實有關，一是反右運動的具體當事人鄧小平本人，對這一歷史事件並沒有深刻的懺悔，雖然在主觀上承認了這一運動的完全錯誤，但在事實上並沒有徹底改變對原來右派的認識和評價。二是1976年後， 中國政治生活雖然發生了變化，它的重要領導人也多次變更，具體政策時有改變，但基本意識形態並沒有轉換，這一事實決定了他們對待歷史的基本態度，在中共幾任總書記中，真正對反右運動有深刻認識的只有胡耀邦一人。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