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共高官對一位英國作家說，劉曉波比殺人犯還危險.並說三十年後，中國有新加坡式的民主。道出中共對西方民主的害怕。中國實現民主的關鍵，就是要西方出手。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激起多少人的希望，歡呼聲至今不絕於耳。有的人擬定出中國實現民主轉型的時間表：或大變在即，或兩到三年，或十年左右。甚至有人已經在預言中國未來民選大總統的可能名單。

中共稱劉曉波比殺人犯還危險

英國專欄作家皮特法斯特（Peter Foster）最近談到他與中共某高官的一次對話。這位高官聲稱劉曉波比殺人犯還危險.高官說：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通過一黨治國取得的。到二○四○或二○五○年，中國將實行新加坡式的民主，但肯定不會是西方式的民主。

誰都知道新加坡是什麼國家：政治制度上一黨獨大，所有新聞媒體掌控在李光耀家族手頭.民主徒有虛名。按照中共高官透露給皮特法斯特的秘而不宣的長遠目標，哪怕再過三十年或四十年，中國政治制度的變化，也就多了個略顯好聽的冠詞：新加坡式的。

我記得鄧小平三十年前有句名言：“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再聯想到近來溫家寶的煽情：“要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風雨無阻，至死方休。”但，幾多樓梯響，可見誰下來？在中國，民主就是執政者手頭的紅蘿蔔，民眾不過是頭驢，紅蘿蔔懸吊在驢嘴前，引誘你往前走，永遠吃不到。

中共黨內沒有民主派

有種說法：劉曉波獲獎，加強了中共強硬派的地位，延緩了中國的民主轉型。

可能麼？在中共高層中，從來只有強硬與溫和的區別，何曾有過民主派存活的空間？特別是當前的中共領袖們之間，除了統治手段的差異，沒什麼根本性衝突，他們不會產生任何啟動民主轉型的欲望，因為哪怕邁出微小的一步，都可能變成一份對中共政權的死刑判決書。

且不說多黨制、普選、司法獨立，中共連制定一部新聞法都承受不了。新聞法的核心是廢除審查制，一旦開放互聯網，民營報刊應運而生，中共教科書和宣傳品中的所有謊言，歷史的或現實的，將被徹底戳穿。四九年以前中共的所作所為；從毛澤東掌權後的土改、鎮反，到反右、大饑荒、文革；從一九八九年血洗京城，到一九九八年鎮壓法輪功；西藏、新疆又發生過什麼.真相統統擺在世人面前。中華各族的憤怒，能不像火山一樣噴發？這豈是“折騰”？而是一場世紀大清算！

民主轉型會清算當權者的腐敗

民主轉型危及到的，還不僅僅是政權，而且包括每個當權者的財產，甚至身家性命。自一九七九年中共推行改革開放以來，大小官員們利用權力，已經撈到太多好處。某機構曾提出官員公開財產，立刻遭到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官員反對。目前廳級以上官員的平均財產，已超過普通百姓二百五十年的工資.即使是已退下的人，生活也極盡奢華.據網上流傳的中央老幹局的報告，五千五百三十七名省部級離休官員每人每年公費開支從七十萬元到六百萬元。一百零五名副總理級別離休官員平均每人每年公費開支為六百三十萬元。十二名國家副主席級別離休官員平均每人每年公費開支超過二千萬元。

以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等最吃香的領域為例，其中擔任主要職務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高官子女。據《遠東經濟評論》二○○七年第四期報導，中國內地私人擁有的財產，億元以上的百分之九十是高官子女，共二千九百三十二人，平均每人六點七億元。無數壟斷權力鯨吞財富的利益集團，必定會共同阻止中國走向民主。

這些年中共利用廉價勞力和資源壟斷大發其財，老百姓卻依然貧窮，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土地被強佔，房屋被強拆。貧富懸殊，貪腐猖獗。公檢法系統不斷製造冤假錯案。官民衝突的群體事件迅猛增多，僅二○○九年就達廿三萬起。

劉曉波的獲獎正成為催化劑，儘管中共連篇累牘發表批判文章，氣勢洶洶，卻虛弱到不敢開放評論。偶有開放的網站，如新浪網，八千多條評論，支持的只有一百多條.有些網站搞民意測驗，贊成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的，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甚至在中共操縱的大學生反日遊行中，也出現要求多黨制和新聞自由的標語.

問題是，民意再強大，也不足以推動中共走民主轉型之路。中共可以每年九千億元用於公費吃喝和旅行，可以花費四千億元搞面子工程世博會，可以支援北朝鮮八千億元，卻不肯每年拿出一千六百億元讓老百姓享有免費醫療。這樣的執政黨會在乎什麼民意？眼下的中共自信有錢就能擺平一切。它用於維持政權穩定的花費，二○○九年已超過五千億元，跟同年的軍費開支不相上下。它豢養的數百萬軍隊和員警，鎮壓人民的反抗，綽綽有餘.

國內的持不同政見者們也難有大作為。

變革中國需要西方施加壓力

余杰說：我們正等待西方世界來拯救──一語道破了現實：要變革中國這樣的專制制度，外部壓力是關鍵.只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才可能把中共逼到窮途末路。當中共皇儲習近平指責西方對中國政府說三道四時，當中共喉舌發表一篇篇罵文抗議西方干涉內政時，當人權高於主權的口號讓中共氣急敗壞時，在在暴露出中共的最怕。

繼續囚禁劉曉波，難免不使身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中共，處境尷尬，正在像軟禁昂山素姬的緬甸軍政府那樣，陷入孤立。國際上政要互訪，商務洽談，大小會議，要求中共尊重人權的呼聲將不絕於耳。面對世界主流輿論的持續譴責，習慣於無恥的中共當局只有招架之力，雖然，還不至於風雨飄搖.

中共唯一能減輕西方壓力的辦法，也就是錢.它曾依靠購買巨額美國國債，欲影響美國政府的決策。這次和平獎頒獎前夕，中共又開出漁業森林合作開發的巨額訂單，想誘使挪威政府給頒獎委員會施壓，不過這一招失靈了。

已經有不少西方專欄作家談到西方的醒悟：西方一再放棄自己的價值觀而遷就中共，尋求合作而不是施壓，以為經濟發展了，中國就會逐步成為民主國家。然而事與願違，中共的崛起是缺乏良知的權力擴張，不會給世界帶來穩定與和平。一個日益強大的專制政權，必然對整個世界構成威脅.只有推動中國人民爭取自由的運動，世界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也只有促使中共遵守國際準則，接受普世價值，中國才可能實現民主轉型。

任何一場危機的到來，政治的也好，經濟的也好，戰爭的也好，都足以使失道寡助的中共，難以苟延殘喘。經濟上，中國對西方的依賴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一九八九年。一次全面的經濟制裁，西方的損失不過是經濟增長減緩，物價上漲. 而中共將失去統治的財源，政權被推向崩潰。美國最近要求人民幣升值百分之二十，溫家寶警告說：一旦如此，中國社會將大亂.換句話說，中共的性命握在西方的手裏.中共想要世世代代統治下去的夢，註定實現不了，因為時間不在它一邊。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妻子劉霞在見過丈夫一面之後即被軟禁，迄今已有兩個多月。現在，圈中人士都在揣測「下一步」會怎樣？頒獎禮這一關，中共當局硬著頭皮闖過去了。但今時不同往日，不能關起門來做皇帝，要天天出門應酬，搞大國外交。一個劉曉波，不比法輪功，胡錦濤去美國，白宮不敢公開說，私下又如何？中南海高層究竟對關在監獄裡的諾貝爾得主，有何對策？

欲以王軍濤模式誘劉曉波出國

據北京消息人士透露，當局可以選擇的辦法並不多。首先，他們當然不想讓劉曉波再坐十年，給外界天天「說三道四」。減刑釋放，沒有先例，也沒有人敢破例。九八年組黨那批政治犯，大都坐滿刑期才出來。唯一可以參照的辦法是以「保外就醫」名義，送出國外。這似乎是對中共最有利的選擇。

　　 這一招，自一九九四年王軍濤來美國開始，被稱為「王軍濤模式」，知名者，已經使用過六次。包括一九九七年魏京生、一九九八年王丹、及其後的劉念春、徐文立、王有才。他們都是刑期未滿，直接從監獄送到機場登機出國。據說，這種「強迫自由」方式，一般沒有遭到拒絕，實質無異於「驅逐出境」。因為中共法律沒有「驅逐出境」這一條，故以「保外就醫」稱之。這種方式的前提不是服刑人同意，卻要美國同意接收。事前經過中美外交的秘密磋商，達成協議，才能實施。顯然，這已是所謂「人權外交」的一部分。中國放人、美國救人，國際上都有面子。

然而，此舉放在劉曉波身上行不通。據瞭解他的人說，劉霞在劉曉波判刑後，也知道丈夫態度很堅決。堅持他沒有罪，他不可能接受任何待罪的出獄安排。可以想見，在獲悉得到諾貝爾獎之後，劉曉波的意志會更加堅定。他知道支持他的人會更多，更有力。他絕不會妥協。

中共當局自然也明白這種情勢。消息透露，北京有關部門成立了一個專門的班子來處理劉曉波案。他們現在採取的對策是下功夫「給劉霞做工作」。劉霞現在住在財政部大院。因為劉霞父親曾任財政部副部長，他讓了一套房子給女兒住。自從劉霞被軟禁在家以來，財政部大院已被嚴格看管，不准任何人會見劉霞，特派一名女公安和劉霞同住，名為照顧，實為貼身監視。任何電訊都被切斷。

動員劉霞父母出面說服劉霞勸曉波

當局的企圖是利用親情的力量來感化曉波。因為二十年前，曉波以六四「黑手」被關押在秦城監獄時，他們就以親情攻勢，使年輕的劉曉波產生很大的內心掙紮，尤其是動員他父親出場「老淚縱橫」地勸他「轉變態度」，說他坐牢，也等於親人陪同坐牢，終於使曉波心防瓦解同意寫「悔罪書」認錯。現在，當局也在復制歷史，他們動員劉霞的父母來說服劉霞，讓劉霞再去說服劉曉波，最後接受王軍濤模式去美國。他們知道劉曉波深愛他的妻子，而且因坐牢一直對劉霞表示愧咎。

　　因此，現在劉曉波的未來，北京知情的朋友圈中擔憂劉霞能不能挺得住？能挺多久？然後是曉波本人能不能挺住？挺多久？這對患難夫妻面對的是一座龐大的國家機器，可以動員整個國家的力量。而柔弱的劉霞又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有人說，這個諾貝爾和平獎的效應是長期的，但整個的壓力又都在他們夫婦身上，未免太殘忍了。最新消息說，劉霞可以每天給她母親打一個電話。她弟弟也獲准去看她。有人也估計，當局可否對劉曉波採取「昂山素姬模式」？如緬甸軍政府那樣，若不同意出國，就以保外就醫名義出獄，正式軟禁劉曉波。

—— 原載: 開放

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January 06, 2011

（廣東）野火

    12月8日，《環球時報》發表七位大陸學者談諾貝爾和平獎。比起官方在和平獎上的其他發言和文章，七學者的言論口氣不那麼蠻橫，多少講出了一些值得分析研究的觀點，值得我們評論。

    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打破了有史以來從未有在籍華人得獎的先例，同時也打破了胡錦濤聲稱決不讓昂山素姬、曼德拉在中國出現的如意算盤。

    諾獎塵埃落定後，中共先是嚴密封鎖，後是軟禁、約談民主人士，現在又授意善於“揣摩聖意”的文人拋出貌似見解獨到的一篇篇文章，以達到混淆視聽的效果。

一

    如在2010年12月8日《環球時報》一群署名“中國學者”的《和平獎折射了西方對中國崛起的集體性焦慮》文章中，煞有介事地說：“這兩年，美國的人權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以此針對中國現在存在的社會矛盾。劉曉波只是這種人權政策的符號而已，這種意識形態層次的東西對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影-響不大。不過，他們要是把那些意識形態的東西與中國現在的社會矛盾攪合在一起，那就非常可怕了。”這裏，首先弄錯了一個人所共知的權屬關係，諾貝爾和平獎評獎委員會根本不是由美國人組成的，而是由5個挪威人組成的。這5個挪威成員又是由挪威議會任命的。而御用“學者”倪峰的這番講話，分明就是要讓讀者產生這5個由挪威議會任命的評獎委員會成員完全是受美國人指使或受美國的政策所左右。其次，文中刻意要把中國的社會矛盾和劉曉波個人的因素捆綁在一起解讀，仿佛劉曉波有超人的組織才能，可以變身為孫悟空那樣的神功，輕而易舉就能把“中國現在的社會矛盾”“攪合”起來。

    其實劉曉波只是一位在中國大陸的所有媒體上都被徹底封殺的知識份子，他如何有機會、有能量“攪合”中國這麼一個大國的社會矛盾呢？如果真能“攪合”的話，其形式上的體現也必是發動大規模的街頭示威抗議活動，而這種街頭運動，正是劉曉波從來都覺得應該避免的激進運動。其實，中共及其專政機構本身才是把劉曉波推上諾獎領獎臺的最大推手。這一點，早在諾獎頒佈之前，也就是劉曉波被抓之前，就已被許多異見人士所預見，所警示過，但中共自恃挪威方面不敢做信心滿滿。此前北京還派出外交部副部長傅瑩親赴挪威與政府高層人士多次下斡旋，甚至向挪威方面暗示了如果頒給國家政權的敵人，中挪關係將受損害的威脅信號。殊不知諾獎評選委員會只是一個獨立於政府的學術機構，政府無權干涉學術機構的自由意志。這一點完全不似中國，所有企事業單位，都不可更改地要受到政府相關部門的指令性政策指引，毫無對抗的餘地。在中國，除外商獨資企業以外，所有的獨立法人單位一般都設有“黨支部書記”或“黨組書記”的最高職位。這就像中國城市管理者的權利結構一樣，“市委書記”是淩駕于市長之上、獨霸一方的“土皇帝”。“土皇帝”之下的任何臣民，都只有惟命是從的份。於是，北京外交部的老爺們按照這種思維邏輯飛去挪威，試圖借當地政府的官帽影響諾獎評委的操作程式，並委派副部長傅瑩親自出馬逼挪威政府官員向評審委員會施壓。結果無功而返。非但如此，反倒刺激起諾獎評委會這樣獨立的學術機構絕不向威脅妥協、絕不願為權勢者背書的自尊感。

二

    另一個叫張勝軍的“學者”，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也該算是劉曉波的校友了。他的奇談怪論邏輯混亂：“在價值觀方面，跨大西洋兩岸的國家是一致的。諾貝爾和平獎是這種一致性的其中一部分。現在的國際形勢雖然不像美蘇當年那樣，但就全世界而言，西方價值觀依然呈包圍中國的態勢。要是說到中國國內現階段的社會矛盾，他們會居高臨下地告訴你，100年前我們就這樣，你們只不過是在經歷我們曾經經歷過的階段。所以，這兩年國外老百姓對中國的看法，就是按照他們構想的邏輯來的，他們依然以為中國會走上他們的道路，但現在中國越走越快時，他們的心情就複雜了。”這裏同樣犯了兩個邏輯錯誤，其一，“西方價值觀包圍中國”與“諾貝爾和平獎”並沒有必然聯繫。去年奧巴馬獲的諾獎，是否也是因為西方價值觀包圍了美國的結果呢？這顯然是謬論。其二，該“學者”自以為是地猜疑，西方看到中國的經濟“越走越快時”，他們的心情就開始嫉妒了。如果說西方在嫉妒你的經濟高速發展，那麼，諾獎頒獎禮上主席的致辭就不會以欣賞的語氣高度讚揚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但西方不願意看到一個在經濟上崛起的大國，同時卻不懂得遵守聯合國人權憲章，排斥文明世界的普世價值觀。

三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余萬里更是把這次諾獎事件形容為西方對中國的“軟進攻”，他認為，劉曉波這事可以說是西方對於中國快速崛起的集體焦慮，過去30年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一方面選擇與西方的合作，持續不斷地融入國際體系；另一方面又保持了與西方不同的體制和模式。這種崛起給西方造成了困惑和兩難選擇，中國並沒有如西方期望的那樣在開放和融入國際體系的過程中發生內部演變，而中國發展和開放形成的經濟相互依賴又使得全面遏制-中國成為不可能。在這種兩難困境下，西方只能利用尚存的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優勢來牽制中國，其策略手法可以稱為“軟進攻”：政府退居幕後，把非政府力量推到與中國對抗的前臺。美國國務卿希拉蕊2009年訪問北京時宣佈“人權不應該成為阻礙兩國合作的因素”，在雙邊政府層面努力維護合作的大局；同時，美國利用一切機會鼓勵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等非政府力量在人權、環保、貿易等問題上向中國發難。從“314”事件到“谷歌”這類公共事件都是一樣。但事實上，這些事件並不是西方遙控才發生的，更不是西方能預謀得了的。

    每當中國發生了這類吸引國際眼球的災難性事件之時，北京首先不是從統治利益集團的弊病考慮自身體制結構性的原因，而是習慣於把原因一股腦地歸結為外部因素，如“314”事件就不由分說地賴在達賴身上，指責他是幕後操縱的黑手，但又缺乏具有說服力的證據；“64”事件也是如此，發生之後就胡亂指責劉曉波、陳子明等人是黑手。事實上，真實的原因是胡耀邦被非正常的“黨內生活會”上被辭職而突然淒涼去世了，再加上當時社會上官倒橫行、物價飛漲導致的民怨沸騰，加速培植了全民不滿的土壤。

    在中國發生的許多因不滿政府公權力侵害民權的群體性事件中，既有偶然性因素，也有必然性規律。與所謂國外反華敵對勢力的“密謀”、“策劃”幾無因果關聯。那種喜歡把什麼帽子都往國外敵對勢力上猛扣的簡單思維，不是過分高估了國外敵對勢力的能量，就是刻意轉移民眾的注意力。要知道，國外許多仁人志士連回國都成問題，又談何操縱和策劃呢？

四

    再看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甯的一番推論吧，他說：“金融危機的背後是西方的政治體制。政黨政治、議會民主更使社會失去了糾偏能力，它也許意味著一種文明的衰落。現在西方對待新興國家也沒什麼好辦法，弄個什麼‘和平獎’噁心人，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這種延伸根本就是本末倒置。現在誰都知道，此次美國的金融危機從本質上看，是美國低儲蓄、高消費的發展模式問題，從體制機制方面看，則是金融疏於監管，存在管理環節上的嚴重弊端。一言以蔽之，金融危機是結算國的透支消費過剩。而扯不到政黨政治、議會民主這種政治體制上去。在中國，多年來銀行壞賬叢生不絕，金融漏洞觸目驚心的公開內幕，房甯所長怎麼就不敢提“政治體制”的原因了呢？這不是選擇性推理失明嗎？更可笑的是，房寧說，西方的“政黨政治、議會民主更使社會失去了糾偏能力”。試想，如果美國這次對有關政策失去了糾偏能力，美國新一屆奧巴馬政府在金融危機中採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怎麼會在國會獲得通過呢？奧巴馬政府怎麼會在2009年3月宣佈金融危機最危險時期已經過去呢。

    正是因為美國政府的糾偏能力依舊行之有效，奧巴馬政府才逐漸止住了因小布希錯誤的金融政策而引發的次貸危機。

    看到上述“學者”們的拍馬之術，我就想到，御用學者的功能大概就是，只要是統治者中意聽的，我就說，哪怕是胡說八道也一定管用。

    當然諾獎並不會因這些御用學者的一家之言而失去其偉大的價值和意義，不然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在全球140多個國家中，僅有19個國家沒有派代表出席。而且這19個國家中除了少數和中共同樣實行獨裁專制的國家之外，其中好幾個都是在中共的銀彈攻勢和中斷經濟“合作”的威脅之下才退而卻步的。但好在御用學者終願承認，即使不把和平獎頒給劉曉波，也會頒給其他讓中國難堪的人物。那麼，為什麼中國會難堪呢？這不是明擺著中國至今在政治文明上仍然與全世界認同的普世價值格格不入嗎？全世界都為之鼓舞的事，為什麼中國偏偏會不高興？

    還是柴契爾夫人一語中的，中國難以成為超級大國，因為“中國出口的是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一個國家也好，一個企業也好，真正崛起的形象和能力來自其對核心價值觀的恪守。她所指的核心價值觀就是通行於世界的人類價值觀，也即作為一個人的最基本的價值觀——自由、民主、法治和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