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鈞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筆者今（2009）年五月二、三日參加新竹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舉辦的「一九七○年代保釣運動文獻編印與解讀國際論壇」（以下簡稱「清大保釣論壇」）。這是近年來老保釣們最大型的一次聚首，筆者有幸參加此次論壇，心情相當澎湃激動。作為一個長期觀察釣運的學生，參加這場清大保釣論壇，有些想法想與諸前輩分享與請教，又拜讀《海峽評論》前（222）期刊出邱立本、姜宇晨與胡祖庶三位先生的大作，更有些心得不吐不快。

    五月二日晚間主辦單位播放了張釗維先生製作的紀錄片「狂飆的年代─向右走，向左走」，當片中畫面帶到劉源俊、林孝信分鏡輪流合唱「釣魚台戰歌」時，在場的老保釣們也跟著大聲合唱，讓在場的年輕學子似乎感染了當年釣運的熱情與激昂，這是兩天議程中令人動容的時刻。 

一、整理編印保釣史料的重要性

    「釣魚台戰歌」曲調並非相當激昂，但歌詞與意境相當有力，感染力極強。它除了是七○年代保釣運動的共同記憶外，一九九六保釣運動再起之時，釣魚台戰歌又重新感動了年輕一代，由鐘鎮濤、巫啟賢等數位藝人再次錄唱本歌，並發行CD。保釣歌曲並不僅此一首，但唯這首歌能串起數代保釣愛國志士的心，無奈的是，這首歌的作者標示為「威大學生」，應該有更多的史料來找出原作者，並根據老保釣的回憶建構這首歌傳唱的原動力，重新賦予這首歌的地位與新生命。此乃保釣運動史料重要性溫柔與感性的面向。

    筆者曾向一位當下「著名」「主流」的台灣史學者請益，他認為今日保釣運動的史料與老保釣的各種回憶文章，其目的都是在「爭取歷史的主導與詮釋權」，事實上這位學者是拐著彎批評保釣並不具重要性。除了保釣運動的實際參與者及研究保釣的人士外，很多人至今仍將保釣運動視為「政府支持下的愛國運動」，其中不乏許多知識分子與學者，前總統陳水扁甚至誣指「當年的保釣運動根本就是國民黨策劃的」，「保護釣魚台運動是政府發動，是教官帶著學生去的」，這番昧著歷史良心的談話，使王曉波教授於《海峽評論》第205期為文〈請勿「白賊」保釣史〉發出正義的反駁。

    暫時放下當年海外保釣的統獨或左右之爭，保釣運動的重要性與精神，經過時間的淬煉已經證明，保釣運動團結了全世界的中國人，對於外國勢力的入侵絕不讓步。筆者作為一位七年級（八○後）的大學生，在面對台灣歷史發展的脈絡時，不免感到有其斷裂點，即歷史認識的無法連續。日據時代以來，台灣人追求正義的民主、政治、社會運動，一直延續至光復初期，但經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大掃蕩後，六○年代可說是「噤聲」的十年，而七○年代中後期有鄉土文學論戰、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八○是黨外衝撞體制的高潮，而後又有野百合學運，台灣民主發展史似乎在六○年代至七○年代前期形成一片空白。在自我學習的過程中，筆者發現海內外的保釣運動填補了這一塊空白，尤其當時台大的保釣運動，更引發往後台大校園內部一連串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甚至率先喊出全面改選中央民代，因此保釣運動在台灣人民反抗史與民主政治發展史上，都應該要有一個重要的地位。

    近年來流行為歷史翻案，但保釣運動的重要性至今尚未被重視，亦尚未被「正名」。八○年代黨外運動起飛時，本土意識隨之高漲，由於保釣運動具有「統運」與「團結中國人」的色彩，因此刻意被忽略，造成歷史上的空白。試問，保釣運動在當下年輕人記憶中的空白，難道不是這些所謂的「主流」台灣史學者爭取他們所謂的「歷史的主導與詮釋權」導致的結果嗎？保釣的前輩費心留下的這些回憶與史料，確有它們的地位與重要性，由他們來爭取「歷史的主導與詮釋權」亦當之無愧。

    兩岸清華大學努力積極的蒐集與保存保釣史料，再加上老保釣的無私奉獻，終能避免這些珍貴資料最後流落舊書攤或資源回收場。對於保釣運動、兩岸關係、統獨左右、台灣民主發展等各方面的研究，都有相當高的價值。而由兩岸清大共同承擔此項任務，更有其重要意義，即保釣運動不分你我，我們都是中國人。 

二、年輕一代應重新認識保釣運動

    清大保釣論壇兩天的議程中，以筆者的粗估，三十歲以下的參與者，大概僅占一至一成半左右，不過人數少並非重點，至少這些年輕學子願花時間認識過去。不過問題在於，在本土化教育大行其道之下，年輕人對於台灣過去的認識卻仍相當貧乏。

    五月二日的議程，筆者身旁坐了兩位陌生的男同學，當主辦單位介紹葉芸芸女士時，其中一位轉過頭問他同學「葉芸芸」是誰，當他同學輕聲答覆「是葉榮鐘的女兒」後，這位發問者在他的筆記本上寫下了「葉『云云』」。筆者並非偷窺旁人的筆記本，只是他寫字時的大動作，實在難以不引起旁人的注意，他在議事手冊的幾乎每位講者的名字旁，都寫了大大的兩個字「統派」。加上五月三日議程的觀察，筆者發現許多年輕聆聽者一旦聽到講者喊出「我們中國」或「中國人要團結」之類的呼聲，便會投以悄悄的不屑聲，而當聽到講者批評國民黨與馬英九時，這些人又回以熱烈掌聲。

    猶記邵玉銘教授演講，當他提到「台獨已經成為歷史灰燼」時，旁邊的同學輕蔑地說「台獨的種子才剛發芽呢！」休息時間，筆者聽到一群學生正在討論「為何講者都在談統一？」「我今天原來是想來聽台獨的。」筆者以為這些學生，對保釣運動的發展沒有理解，可說是「來錯場子」，難道具有統一色彩的保釣運動，現在無法見容於年輕大學生的耳裡嗎？

    在講演結束的「問與答」時間，一位年輕女子舉手發言，她的開場白是「我們太小了，對於這兩天演講我們不太懂，也不知誰對誰錯，我們不能判斷........」筆者以為她的說法太不負責，對我們來說，放眼未來雖然重要，但若沒有回顧過去，何以放眼未來。

    2002年9月，李登輝前總統首次發表「釣魚台屬於日本」之謬論。去（2008）年發生日本船艦撞擊我國漁船事件，許多親日學者亦發表「釣魚台屬於日本」之讕言。台大PTT與PTT2電子留言板的熱門看板，關於釣魚台的討論，竟集中火力力戰中共介入，還有許多人花費時間精力找尋資料來證明「釣魚台屬於日本」。

    若不能重新認識保釣運動，年輕一代的腦海裡可能忘記了「中國人」這個詞，或者將之視為「外國人」。若不能重新認識釣魚台問題，「釣魚台屬於日本」謊言也可能成真。

三、「釣魚台已經實質淪陷了」

    清大保釣論壇五月三日的議程，邱立本先生發表了「僑生是台灣保釣的先鋒」。他上台第一句話即說「釣魚台已經實質淪陷了」，這實在是一個沉痛但又不得不面對的真相。自1970年美國決定將釣魚台私相授受交與日本，而海外保釣運動開始萌芽之後，政府除了發表幾次「嚴正聲明」外，民間一直才是保釣的主力。

    清大保釣論壇第二天議程結束後，筆者與老保釣胡卜凱前輩聯繫，希望有機會在隔天這個特別意義的日子（五四運動九十週年），隨同中華保釣協會一同出海保釣。遺憾的是，不久接到胡卜凱前輩的電話，確定無法出海。根據中華保釣協會在五月七日發出的聲明稿，「國安會蘇起秘書長及楊永明諮詢委員曾多次勸阻，海巡署、漁業署等管轄單位以及瑞芳漁會等更出面恐嚇本會所雇全家福號漁船之船長游明川先生。他們甚至以吊銷執照等行政處分為威脅，以致游先生為維護全家生計，不得不取消與本會會員出海的計畫。」「國安會蘇秘書長及楊諮詢委員於四月下旬，先後分別約見本會理事長劉源俊、常務理事林孝信、胡卜凱、執行長黃錫麟等人，以維護台、日關係，區域安全等為由，力勸本會取消此次活動。」^[1][1]

    在了解無法出海的緣由後，確實讓人氣結。中研院院士、老保釣、1971年安娜堡國是大會主席項武忠教授，在清大保釣論壇上，直言馬英九「太糟糕了」。五月五日，項武忠教授也參加了中華保釣協會在總統府前的抗議。而在台灣無法出海保釣之時，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計畫於五月二日搭乘「釣魚台二號」前往釣魚台海域宣誓主權，卻也糟到香港政府禁止出海。無怪乎項武忠教授要批評兩岸政府。

    邱立本先生在清大保釣論壇起草發起「2009保釣共識」，《海峽評論》前（222）期邱立本先生再度呼籲我們必須監督兩岸當局，由兩岸政府出面捍衛釣魚台的領土與領海，畢竟維護領土主權完整是政府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勸阻」此次中華保釣協會出海的國安會楊永明諮詢委員（時為台大政治系副教授），曾在2003年9月27日由東吳大學主辦的「第二屆釣魚台列嶼問題學術研討會」（國際法圓桌討論會）上表示，他主張以韓國解決獨島問題的模式來解決釣魚台問題，方式有三：實際佔領、軍隊佔領、海巡署於釣魚台駐警。^[2][2]時任台北市長與中國國際法學會理事長的馬英九總統， 在這場研討會中發表了「釣魚台問題簡析」專題演講，其間他以參加保釣運動（並曾被列入黑名單）為榮，且感嘆「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3][3]如今馬英九與楊永明均已位高權重，已不再是「孤臣」，竟仍「無力可回天」，保釣之路仍面對著險惡的政治風浪，難以前進。

四、保釣！繼續保釣！

    清大保釣論壇第二天議程，談論到保釣精神如何實踐於社會，諸如楊貴平與滋根基金會、李黎與樹華教育基金會、林孝信與社區大學、王惠珀與醫藥管理等。許多青年在最後的「綜合座談」，呼籲將保釣精神轉入「公共衛生」與「社區營造」等社會力。當年台灣保釣運動，在政治力的壓制下，轉而從事社會運動，例如關心礦災、烏腳病等問題，形成台大學生關心社會議題的傳統（如八○年代台大「自由之愛」學生組成「台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保釣精神在社會力上的發展，應該可以加深加廣，但決不能忘記「保釣」的初衷──「保衛釣魚台」。

    旅德老保釣胡祖庶先生，在參加完清大保釣論壇後，將心得寫成〈保釣的解讀〉，刊於《海峽評論》前（222）期。文中觀察細微，見解精闢。清大保釣論壇中，有位女士發言，主張保護釣魚台的自然資源，筆者對於其結論印象深刻：「不要再保釣了！」胡祖庶前輩在〈保釣的解讀〉一文中贊同這位女士的觀點，筆者不能認同。我們不能忘記當初保釣運動爆發的導火線，乃1968年聯合國在釣魚台海域發現油田，而日本覬覦此資源，故於1970年8月12日片面主張釣魚台主權，於是引發愛國青年學子之不滿。若以保護資源為由，放棄保衛釣魚台，試問待日本竊去釣魚台後，難道不會破壞當地自然環境與資源嗎？難道我國人不懂保護當地自然環境與資源之理嗎？況且釣魚台固為我國疆域，殊有不爭之理？ 

五、保釣運動研究，台大責無旁貸

    近年關於保釣運動之研究，以東吳大學最為積極。老保釣劉源俊教授擔任東吳大學校長之時，於1997年舉辦「第一屆釣魚台列嶼問題學術研討會」，會後出版《釣魚台列嶼之法律地位論文集》；又於2003年舉辦「第二屆釣魚台列嶼問題學術研討會」，會後出版《釣魚台列嶼之歷史發展與法律地位論文集》。

    在保釣運動史料的收藏方面，則必須歸功於兩岸的清華大學圖書館，不辭辛勞保存珍貴記錄，並開始口述歷史之訪談。而大陸的台灣同學會，基於搶救保釣運動史料的急迫性，於保釣運動卅週年編輯《春雷聲聲》文獻選輯；又於保釣運動卅五週年編輯《春雷之後》文獻選輯三大冊，二書均由台灣人間出版社出版。許多老保釣亦著手寫作保釣運動的回憶，例如胡卜凱先生於2002年曾作〈保衛釣魚台〉回憶文章，^[4][4]王曉波教授出版《尚未完成的歷史》（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鄭鴻生先生亦出版《青春之歌》（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間研究保釣運動更方興未艾，令人矚目的便是大陸主修石油地質的學生姜宇晨獨力寫作卅萬餘字的〈春雷怒吼釣魚島──1970年代中國留美學生保釣運動述評〉。

    當年海外保釣運動的參與者，多為台灣大學的畢業生。1971年4月12日，台大香港德明校友會貼出了第一張保釣海報，開響了台大保釣運動的第一槍；隔日，台大大學論壇社在今哲學系館（時為農經系館）掛上大幅標語「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隨後台灣各大學響應了保釣運動。而台大校園內的保釣運動之後轉換為學生民主抗爭，並爆發1974年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台灣大學可說是台灣保釣運動重要的基地，也是由保釣運動開啟的社會政治運動的重要發源地。雖然哲學系事件已經正式列入台大校史，但台灣大學對於保釣運動的研究與史料收藏卻是漫不經心，未曾舉辦大型的研討會，亦未積極收藏保存相關史料，令人搖頭。明（2010）年就是保釣運動四十週年，筆者呼籲台灣大學重視自己與保釣運動之間的重要關聯，並積極籌備相關的研討會、展覽、紀念等活動，努力爭取「歷史的主導與詮釋權」。 

結語

    《春雷聲聲》的主編龔忠武先生，在清大保釣論壇上表示，目前已開始進行《春雷聲聲》的修訂，將要出版《春雷聲聲新編》，令人相當期待。而《春雷之後》僅收錄一九七八年之前的文獻，希望記錄保釣運動餘波（1978～今）的《春雷回響》能早日整理完成，並出版公諸於世。清華大學長期、持續地蒐集保釣運動史料，更是令人為之振奮，對保釣運動的研究者來說，定是一大福音。

    筆者必須強調對於過去的歷史，我們不應說我們太小、我們不懂、我們不能判斷，對年輕人而言，如何放眼未來，前提是要「回顧過去」。保釣運動有政治面與社會面，作為一個年輕人，不只要繼續其社會面，更不要畏懼其政治面。老保釣是典範，但不應只是典範。我們要繼續的也不只是保釣的精神，更要繼續保釣的行動力，這樣才是完整新一代的保釣。釣魚台不必爭論屬於兩岸的哪一邊，因為釣魚台是中國人民的。 

附：〈二○○九保釣共識〉

我們不能做懷舊的巨人、當下與未來的侏儒。保釣不是形容詞，而是動詞。

我們強烈要求，在保釣三十九年後，兩岸政府當局必須立刻行動起來，確保釣魚台水域不被日本軍事控制，確保中國人有權利登上釣魚島。保釣不能只靠老百姓，而是要靠兩岸的公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