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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用學者 杜正勝 -- 胡承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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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承渝
杜正勝豈止現在才成為御用學者！在蔣家時代，他在中國古代史研究方面，就是御用學者的腳色，只是現在統治者換了，御用學者的主子也換了。
西周及春秋時代是什麼社會？也就是問當時的生產者——農人，是什麼身分？通常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是農奴的封建社會，以范文瀾為代表（見《中國通史簡編》緒言），另一種認為是奴隸社會，以郭沫若為代表（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我個人於傾向於范文瀾的說法。
不論農奴的封建社會，還是奴隸社會，都是馬克思提到的人類社會演變的過程。為了反共，向蔣家邀功，杜正勝說上述兩種說法都不對，馬克思的理論不能用於中國。如果當時的農人既不是農奴，又不是奴隸，那是什麼？就該是自由人了。但是史料太充分了，連杜正勝也不能不承認當時的農人「不能自己保有糧食」，他們「耕為莊園主而耕，役為莊園主而役，收成歸領主，食糧由領主供給。」（杜正勝著《周代城邦》）總不能說他們是自由人吧？於是他用《孟子》裏「無君子莫治野人」的「野人」，說他們是「野人」。
某些學者用「國人」和「野人」來分別當時城市和鄉村的居民，「國人」在古籍上常見，「野人」在《左傳》上好像只出現過兩次，不一定是當時常用的稱呼。但這只是分別他們居住的地方，並不能用來證明他們是不是農奴。因為不管用什麼稱呼，生產關係還在那裏，怎麼能說他們既不是農奴，也不是奴隸？杜正勝只好不提生產關係，而提氏族關係。他說「野人非農奴，因為農奴沒有城邦時代農莊聚落的氏族組織及遺習。」所以西周及春秋時代的農民和中古歐洲的農奴不一樣。這種不以生產關係，而以血緣來定社會性質的論點，是杜正勝無法自圓其說而想出來的遁辭。宗親的結構，一直是中國社會裏的重要因素，即使在現在的台灣選舉中，仍然有其影響力。照杜正勝的理論，台灣現在應該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因為仍有「氏族組織及遺習」。
即使當時的農民保有「氏族組織及遺習」，並不表示他們與歐洲的封建社會有根本的分別。恩格斯在討論歐洲封建社會時指出﹕「以馬爾克公社的形式保存下來一部分真正氏族制度，並把它帶到封建國家裏去。」（見《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杜正勝是不是也要說歐洲封建社會的農民是「野人」而不是農奴？
如果杜正勝主張當時的農人不是農奴，就應該從生產關係上去反駁范文瀾的論點。如果他要說他們和馬克思所提的歐洲農奴不同，就要拿他們和恩格斯書裏的社會比較。不知道是他沒看過范文瀾及恩格斯的著作，還是沒有證據去反駁，對這些重點完全略而不提。
我多次指出，很多民進黨領袖雖然反蔣，但思想上卻保留了蔣家反共、右傾的一面。他們的理論大師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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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用學者杜正勝》 討論 4 -- pin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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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insky
馬非黃所說的我一半同意，杜正勝的確從九零年代有政治立場的改變。諸公盡可以把這個改變詮釋成「投機」，不過要提醒一點，在九零年代的政治意識改變是大規模的現象，也有人把這現象歸諸於操縱族群，不過我認為操縱族群這個觀念太注重政治面，而忽略了社會實質面.
關於胡大叔提的幾個假設，我可以很肯定說杜正勝是1、2。但為什麼他說不出一套論述架構呢? 因為杜正勝在抽象概念的建構能力顯然不足，甚至他刻意迴避用這樣的語言。他就連一篇在討論新社會史的研究方法與課題與對象曾經表明，歷史學家不善於哲學討論之類的。另外黃應貴也在他的文章指出杜正勝「全史」的概念不清。而杜正勝從很早開始就閱讀法國年鑑學派，恰好年鑑學派也是不主張使用太多哲學語言與態度的，所以這會導致他無法建構出一套完全跟馬克思主義回應到的歷史觀。
這本書我很多地方都忘了，並且手邊沒有書，不過就「國人」的議題，胡承渝先生的理解待會還可以做個回答。
關於民進黨理論大師，胡大叔您還是全部搞錯了，民進黨如果現在有所謂的「新文化論述」，才是比較接近杜主張的想法。
胡承渝先生雖然重新定義御用學者的範圍，但我認為這樣定義還是不妥的，就如胡卜凱大叔一直傳達的概念，語言的精確才能讓思想正確。我以為只是意識型態相近，不足以用來說明一種政治控制學術的權力垂直關係。而我可以肯定他對中國文化的看法跟以前仍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政治認同的改變。
胡承渝先生想不到有其他理由為何杜正勝採用「野人」一詞。我可以告訴胡先生，這是基於歷史學者本身的意識型態。目前的歷史學位了一方面採取人類學的概念「用當地人的想法思考」，另一方面他們傾向使用實際存在的歷史辭彙來表達，因此他選擇了「野人」這個可以見諸於史書的詞來表現其歷史複雜性。而不用「奴隸」或「農奴」套在上面。這個態度您也可以從周代城邦的前言找到，有關於他捨棄了「自耕農」一詞的討論。
當然古典時代的民主跟現代的民主差很遠，但不可否認的，這些都是民主。不要拿中國的例子，您能說希臘時代的民主不是民主嗎? 照您的觀念是可以的，因為在一個所謂的希臘民主，居然還有奴隸，居然女人沒辦法參與，若把這種民主看做是民主，那麼我們將不知道什麼是「自由」，什麼是「平等」但話說回來，看歷史制度時，不是說要把歷史的東西拿來做一種絕對模範，而是一種思考的素材。如果我們看到「國人」在那個時代能夠有這樣的政治權力，回到兩蔣的專制時代，不也是可以對當前的鉗制做一些反省嗎?
說到錢穆，這也不由得要人感嘆，當初蔣介石把他供起來也只是對他做一種政治利用而已。杜正勝的處境也差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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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承渝
我的「御用學者」定義也許比Pinsky 君寬鬆，不一定像陶希聖那樣，由蔣介石直接交待寫作，才稱為御用學者。我認為一位學者屈服於政治統治者的意識形態，並隨著統治者的改變而改變，就可以稱為御用學者。如果杜正勝現在還堅持他以前對中國文化的想法，或是在蔣家戒嚴時代就主張他現在的同心圓說法，雖然我不同意他的意見，可能會懷疑他在某些時段有意配合統治者的主張，但除非有證據指明他故意遵從政府，我不會加以御用學者的稱呼。
我也不是僅因為他反對馬克思的歷史發展理論，而稱他為御用學者。很多人認為中國從戰國到民國這一長段的社會，不能稱為「封建社會」，不在馬克思所敘述的歷史發展範圍之內。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認真討論的議題，因為這段時期的主要生產者是自耕農及佃農，而非農奴，與歐洲的封建社會確實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把西周、春秋時代「耕為莊園主而耕，役為莊園主而役，收成歸領主，食糧由領主供給」的農人說是既不是農奴，又不是奴隸，只是因為當時社會有遺留的氏族關係，只是因為中國古書上曾稱他們為「野人」；除了他屈從當時統治者的意識形態外，我想不出其他理由。
我不知道杜正勝說他的書用中國以前的「民主」來批評國民黨的專制，是什麼時候說的？出書的時候，還是台灣政治多元化之後？君不見許多當年為二蔣辯護的學者及政客，現在都變成了擁護民主的人士？
照我的經驗，大部分主張中國以前就實行「民主」的人士，實際上是在為專制辯護，反對西方的民主。錢穆和南懷瑾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們為對抗西方的民主，說民主在中國「古已有之」，甚至比西方的民主還好，所以不應該提倡西方的民主。如果西周、春秋時的「國人」能偶爾發些牢騷，幾百年間有幾次把不依傳統行事的君主或貴族趕走，就叫做「民主」，我不知道什麼是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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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正勝和「中華文化」 馬飛黃
關於杜正勝是不是民進黨「理論大師」的問題，我今天剛好在三民書局看到杜的名為「新史學…」的素書，其中有一篇關於「素書樓」的紀念性文字，其中明白提到，他對「中華文化」的看法，是一九九○年代時才改變的。（在此之前，他還真是錢賓四的「好學生」咧！看官請看該文便知。）換言之，杜四十好幾（或五十好幾）才改變了自己的思想。我亦不了解杜，但由此等處，可猜測此人有相當投機的性格，無怪乎與李登輝臭味相投也。民進黨執政，這些投機份子出來當官，想來真正的民進黨人是非常不爽的。
回應pinsky網友的評論 胡卜凱
"關於杜正勝一文，把「反對馬克思主義」逕自詮釋成「御用學者」，這未免犯了「過度推理」的謬誤。世界上絕大部分的歷史學者反對馬克思主義詮釋，難道他們都為某一特定官方意識型態做服務嗎?"
一個人「反對」馬克思主義詮釋，可能有以下的原因：
1. 反對者的論述架構(或意識型態)和馬克思主義有基本上的不同。
2. 反對者對歷史的認識或了解和馬克思不同。
3. 反對者在為特定的意識型態服務(如過去或現在的法西斯主義或現在的新自由主義等)。
4. 反對者是御用學者。
5. 反對者嫉妒馬克思的名氣。
6. …
如果反對者說不出一套論述架構(或意識型態)，或對歷史的認識或了解和馬克思相近，則1或2的或然率降低。在這個情況下，反對者是3、4、5、或6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如果有某些旁證，我認為認定反對者是其中之一是「合理的懷疑」而未必是「過度推理」。我要説是：
要論述杜正勝先生是否「御用學者」，比較嚴謹或有說服力的方式，也許是檢驗杜先生的著作。
其次，胡承渝先生的文章中，有89%的文字在討論杜先生的《周代城邦》及相關議題。我想pinsky網友以「逕自」兩字來描述胡先生的批判，至少給我迴避主題的印象。如果pinsky網友對「理性公正」或「獨立於政治之外」這些超高標準有所執著，我很誠懇的邀請他針對胡先生的論述，提出概念或理論面向的批判。
"另外拿《周代城邦》來說明所謂的御用學者，更是沒有把這本書讀通。因為這本書的主旨就在藉著古代城邦國家「國人」在政治上的民主地位，來讓人反省當時在台灣的專制體制。這是作者親口說的，以這個意向來看，可以說他是蔣家御用學者嗎?"
在學術或政治上。我認為「作者親口說的」恐怕不是嚴謹或有任何說服力的「論證」(1)。這無關乎杜先生的誠信度或人格。我認為在學術或政治上：
「拿證據來」是唯一有效或有「正當性」的論述方式(2)。
如果杜先生認為周代或先秦(春秋戰國)的諸侯國家相當於希臘或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的「城邦國家」，我雖然不是史學家，以我對希臘史、周代社會、和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的粗淺了解，我想他是在talking non-sense。如果pinsky網友不同意以上的批評，我願意從概念或理論面來討論這些議題。但我希望pinsky網友對「國人」、「城邦國家」、和「民主地位」做清楚的定義和提出大概的論述規則。不要只用「理性公正」和「獨立於政治之外」之類的言詞來論述或論證。
"至於胡承渝先生的說他是民進黨理論大師，老實講，如果民進黨意識型態真的照著杜的方向來走，它不會還需要提什麼新文化論述。我從認識杜正勝地一天以來，從未聽他提過任何反對中國文化的話語，所有他關於反對中國文化的印象，都是搞不清楚狀況的政治人物加到他頭上的。如果他真的有什麼反對中國的地方，是反對他們的專制政治，關於這點胡承渝先生的該不也會贊成吧?"
政治需要面對現實，此所以紀登斯/布萊爾提出「新中間路線」而兩次擊敗保守黨。這就是中國俗話說的「窮則變，變則通」。杜先生是不是「民進黨理論大師」，我想不由現在是否有「新文化論述」來判定。「新文化論述」頂多只能說明杜先生是位過氣的或基本教義派的「民進黨理論大師」。不足以反證他不是「民進黨理論大師」。我認為：
杜先生是或不是「民進黨理論大師」， 必須從比對過去10 多年來他和民進黨(或民進黨前身)個別的論述決定。
"胡承渝先生，你要理性公正地論人論事，還是跟目前流行的一些粗糙術語與批評保持一些距離，這樣子才能真正找到獨立於政治之外的理性空間。我始終認為要「思考政治，而不是要政治地思考」，希望可以給您做參考。"
我相信pinsky網友自己也希望做到以上的理想。不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我從邏輯和思考的週延度上，提出以上的建議或(我認為)比較嚴謹的方法。也許能對pinsky網友今後「思考政治」時有所幫助。
我也希望pinsky網友能同意以「國人」、「城邦國家」、和「民主地位」為例，樹立「理性公正」和「獨立於政治之外」論述的標竿。
附註：
1. 大家都知道，就學術地位而言，20世紀的No. 1「御用學者」是海德格。他在戰後就自己和納粹黨的關係所做的公開辯護，被認為「極不可靠和為自己開脫」(Krell 1991)。我很好奇：
他是否曾「親口」和門生故舊談過這件事？如果有，內容又是如何？
2. 「有效」：effective(不是一般學者用此中文詞來翻譯的valid)。
「正當」：legitimate；「正當性」：legitimacy。一般學者譯為「合法」和「合法性」。
參考文獻：
Krell, D. F. 1991, "Introduction To The Paperback Edition: Heidegger, Nietzsche, Nasism", 見 Heidegger, M. 1991, Nietzsche, Tr., Stambaugh, J. / Krell, D. F., Capuzzi, F. A., Ed., Krell, D. F., four volumes, Harper and Row, San Fran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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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insky
關於杜正勝一文, 把"反對馬克思主義"逕自詮釋成"御用學者", 這未免犯了"過度推理" 的謬誤. 世界上絕大部分的歷史學者反對馬克思主義詮釋, 難道他們都為某一特定官方意識型態做服務嗎?
另外拿"周代城邦"來說明所謂的御用學者, 更是沒有把這本書讀通. 因為這本書的主旨就在藉著古代承邦國家"國人"在政治上的民主地位, 來讓人反省當時在台灣的專制體制. 這是作者親口說的, 以這個意向來看, 可以說他是蔣家御用學者嗎?
至於您說他是民進黨理論大師, 老實講, 如果民進黨意識型態真的照著杜的方向來走, 它不會還需要提什麼新文化論述. 我從認識杜正勝地一天以來, 從未聽他提過任何反對中國文化的話語, 所有他關於反對中國文化的印象, 都是搞不清楚狀況的政治人物加到他頭上的. 如果他真的有什麼反對中國的地方, 是反對他們的專制政治, 關於這點胡大叔您該不也會贊成吧?
胡大叔, 你要理性公正地論人論事, 還是跟目前流行的一些粗糙術語與批評保持一些距離, 這樣子才能真正找到獨立於政治之外的理性空間. 我始終認為要"思考政治, 而不是要政治地思考", 希望可以給您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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