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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行多年的僞科學：“米丘林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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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染色體、DNA等等名稱，今天的小孩都知道，可是，在毛時代，僞科學“米丘林學派”橫行，基因染色體理論被當成資本主義學說受到全面批判。

李森科、米丘林學派在蘇聯的崛起

李森科是從一名沽名釣譽的弄虛作假者，變成不惜以政治陷害手段來實現個人野心的投機分子。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蘇聯歷史發生了重大轉折。史達林掀起剝奪農民的“全盤集體化”、“消滅富農階級”高潮，給全國的糧食生産造成難以恢復的災難性後果，導致糧食大幅度減産，不滿情緒蔓延。
1929年，史達林爲了鎮壓異己提出“組織社會主義全線進攻”，領會到史達林的意圖，李森科開始大肆炒作米丘林的“無性雜交”，於是，在米丘林死後，出現了“米丘林學派”。李森科無恥地以米丘林的繼承人自居，在所謂“遺傳學理論”和“複合辯證法”的基礎上編造了一套說法，完全否認了基因的存在，認爲遺傳是生物的一種普遍內在特性，不需要由染色體中的基因來決定，人類可以用改變環境的作法按預定方向改變生物的特性。李森科乘全國鎮壓知識份子之際，憑自己是“農民”出身、狐假虎威欺行霸市的流氓習氣和投機取巧、欺名盜世的“研究方法”使得他與史達林一拍即合，得到了史達林全面的政治支援。這樣，蘇聯似乎除了米丘林和李森科，就沒有任何遺傳學和遺傳學家了；李森科儼然成了米丘林的直接繼承人，“米丘林學派”大師。基因、染色體學說被扣上了“孟什維克化唯心主義學派”、 “資產階級僞科學”的等帽子，研究機構被解散，相關科學家被停職甚至被流放，甚至作爲“外國帝國主義間諜”加以殘酷迫害。其中，瓦維洛夫於1943年1月26日，被折磨得死於薩拉托夫監獄。蘇聯的遺傳學也奄奄一息！儘管在學術上一無所長，但善於鑽營、見風使舵而又熟知政治動向的李森科仍然踩著蘇聯遺傳科學的廢墟扶遙直上。李森科先後得到蘇聯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院長、8次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和9次列寧勳章的獲得者、3次史達林獎金，特羅菲姆·鄧尼索維奇·李森科儼然蘇聯科學界的紅色教父，以他爲首的“米丘林學派”及其獲得性遺傳理論、蛋白質遺傳理論成爲不可觸犯的神聖的遺傳學教義。

米丘林學說橫行中國

毛時代，文字獄在科學界也遍地開花，用行政手段強制推行一種學說、禁止不同學說發表、搞一言堂的情況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以至於發展到“寧要社會主義的毒草，不要資本主義的鮮花”。不管什麽都要被貼上“封建”、“資本主義”、“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之類的階級標簽，例如說什麽“巴甫洛夫的學說是社會主義的”、“米丘林的學說是社會主義的”、“孟德爾一摩爾根的遺傳學是資本主義的”之類。本文說一說在遺傳學領域橫行的僞科學：社會主義的米丘林學說。

1955年，在蘇聯，米丘林學說的代表人物李森科已開始淪爲落水狗，“米丘林生物科學”被蘇聯學術界窮追猛打。雖然李森科在他的祖國成了落水狗，但在中國卻是大紅大紫，大受崇拜。中國二十世紀中期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李森科學派，搞一言堂，完全禁止經典遺傳學派、基因、染色體學說的教學和研究，而且還對堅持經典遺傳學派、基因、染色體學說的學者以“右派”、“反動學術權威等”名義進行人身迫害。

1955年年10月28日，中國科學院、中華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聯合舉辦了“偉大的自然改造者伊·弗·米丘林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會”。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爲紀念會致了開幕詞。在開幕詞中，郭沫若一方面高度評價“米丘林生物科學”的政治哲學意義，一方面充分肯定用“米丘林生物科學”改造中國學術界的努力“在許多方面已經獲得了不少重要的成就”。中國科學院生物學地學部副主任童第周做專題報告。報告題爲《創造性地研究和運用米丘林學說爲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童第周說“但是在生物學界中也還有一些人堅持孟德爾一摩爾根主義，對米丘林學說採取盲目反對的態度。個別的人，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完全忽視米丘林學說，在他的生物學著作中只字不提米丘林，又不以科學家的態度來進行學術爭論，利用蘇聯一些生物學家在物種問題上對李森科持有不同的學術見解，來貶低米丘林學說的意義。歪曲蘇聯共產黨對科學事業的正確的政策，說什麽李森科關於物種的新見解在初發表的時候，由於政治力量的支援而風行一時，但不久就引起了學術界批評，大部分否定了李森科的論點云云。十分明顯，這種論調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我國的生物學工作者必須對此有十分深刻的認識，不致被引入迷途。” 童第周警告學術界，“抱有上述錯誤思想的，只是科學隊伍中極個別的人。但是這種思想的錯誤性質是極其嚴重的。這種思想如果任其傳播就會嚴重地阻礙我們學習和研究米丘林學說，使我們的科學事業和革命事業遭受損害。因此，我們在這裏仍要提請大家注意加以批評。”

從此，摩爾根染色體—基因理論、核物質（特別是染色體）成爲“禁忌”，避而不談，或者在談到遺傳性的物質基礎的時候，卻有把細胞內部結構一視同仁、主次不分的傾向，甚至有時把一些染色體中科學界公認的現象，如減數分裂與世代交替的關係，都抛開不提。之前那些摩爾根學派的學者都成爲圍剿物件，有的甚至失去工作權力，知名度愈大的摩爾根派學者，受磨難愈多。

中國第一個摩爾根嫡傳弟子李汝祺指出，“米丘林學派”的論戰手法從來都不光彩：“那就是把別人說的一段話，減前去後，斷章取義，孤立起來，和固定起來，作爲批判的根據，由此就得出結論，它是唯心的，它是形而上學的。我認爲這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批判是不能服人的，這種邏輯只能引向教條，對促進科學的發展是沒有好處的。”按自己的論戰需要任意曲解對方觀點，然後無限上綱，一棍子打死。這是李森科及其“米丘林學派”最大的論戰特色。
某些中國的李森科們與其說是一個學術團體，不如說他們是一些政治投機分子，他們以科學的名義，運用政治手段，排斥異己，完全超出了學術爭鳴的範疇，已經粗暴地踐踏了人類的尊嚴和科學的準則。在現行的體制下，預防李森科之流小人得勢，根本沒有靈丹妙藥，因爲此類人物自有其生存土壤，唯一的希望是在上位者有識人之明。

1957年11月《農業科學通訊》上發表了題爲《粉碎右派陰謀，堅決學習蘇聯先進農業科學經驗》的檄文。1957年11月的《中國農報》上發表了題爲《堅定不移地學習蘇聯先進農業科學》的反右派文章。反右和“米丘林學說”、“摩爾根學說”就這樣扯到一起，學術爭論又和政治問題挂了鈎。各地掀起討伐“孟德爾—摩爾根主義”的新高潮，聲勢十分驚人：湖南農學院黨委組織120名教師和510名學生對該校遺傳學教授裴新澍進行重點批判，貼了兩萬多張大字報；湖南醫學院黨委強迫遺傳學家盧惠霖在500多名學生面前承認自己的學術觀點是“資產階級學術觀點”；遼寧大學生物系黨政負責人專門組織“紅旗戰鬥隊”圍剿“孟德爾—摩爾根主義”，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相信摩爾根就是拒絕世界觀的改造，就是不要毛澤東思想作指導。”曾在美國從事草履蟲的卡巴粒研究並曾在青島會議上慷慨陳辭抨擊李森科的武漢大學教授趙保國，更是在“拔白旗”運動中被整得精神失常。

走向滅亡

隨著毛時代的結束，一方面“米丘林生物科學”在中國已經沒有了三四十年代蘇聯那種特殊的政治生態，不能不走向沒落；一方面因爲時間偉大——科學的發展愈來愈證實了“米丘林生物科學”的虛妄。這種情況下，中國“米丘林學派”別無選擇，只能分崩離析。
最後的瘋狂：1979年5月，四川大學生物系植物遺傳組還根據全國高等學校理科生物類教材會議精神，編寫了《米丘林遺傳學基本原理》並交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談家禎就對建國後三十年的中國遺傳學評論說：“由於受李森科的影響，三十年來我國在遺傳學研究方面基本上沒有什麽大的成就，很多時間被白白耽誤了，沒有做工作。最近幾年做了些工作，但主要也是跟在別人後面跑，更多的還是在補課。”

1984年，中國召開了孟德爾逝世一百周年紀念大會，和1965年蘇聯當局舉行的孟德爾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一樣，這一舉動，也是爲了完全扭轉錯誤方向，“把過去多年被歪曲了的孟德爾的形象糾正過來”（談家禎語），爲孟德爾公開平反，在這次海內外矚目的會議上，談家禎以中國遺傳學會理事長的身份作了主題發言。他嚴詞譴責了李森科及其“米丘林學派”。他說：
三十年代後期，在蘇聯出現了一個打著學術幌子的僞遺傳學派，那就是李森科學派。他們禁止研究和發展真正的遺傳科學，指控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在政治上是反動的，在哲學上是唯心的，在方法論上是形而上學的。並且對蘇聯許多正直的卓越的遺傳學家進行了殘酷的迫害。……致使本來很有傳統的、很發達的蘇聯遺傳科學停滯了許多年。我國在解放初期，由於盲目地學習蘇聯，李森科的“學說”也曾一度支配過我國的遺傳學教育和科學研究工作，以致嚴重地阻礙了我國遺傳學的發展並貽害非淺。
　　這次會議成了中國遺傳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從此，毛時代橫行的“米丘林生物科學”在中國再沒有一席之地，中國與“米丘林生物科學”永別了。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則在中國全面登陸，大放異彩——根據摩爾根基因學說發展起來的“生物工程”，已在我國開花結果。1997年元月報載，我國科學家洪國藩和他領導的中國科學院國家基因研究中心，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構建了水稻基因組物理圖。
關於自然科學姓社姓資的論戰，隨著毛時代的結束，李森科及其“米丘林生物科學”的完全退出歷史舞臺而在中國永遠地終結了。更重要的收穫則在人文領域、自然科學沒有國界，自然科學沒有階級性，李森科問題給後人的這些深刻的教益，在今天已經爲中國學術界所公認。雖然在人文領域、自然科學沒有國界，自然科學沒有階級性，在今天已經爲中國學術界所公認。但是，在目前反對普世價值的過程中，“姓社姓資”再次成了當代李森科、米丘林們的法寶。 20世紀的中國的李森科們的罪行沒有得到清算，這才是餘孽們今天還在倡狂的原因所在，不成功或成功後再失敗了，無需付出成本，而成功了可以像蘇聯的李森科一樣獲得巨大的利益。如此一本萬利而又毫無風險，這才是文革餘孽、封建餘孽、中國的李森科餘孽們瘋狂招魂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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