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前言

我聽到瞿秋白的大名和讀他《多餘的話》至少是40多年前的事。除了「歷史的誤會」一詞外，其他的文字已沒有印象。而張歷君先生在他大作的「使他最終『脫離』了無產階級的隊伍。」這句話中，只在「脫離」一詞上加了引號，使我誤以為全句是張先生的評論(張歷君 2008)。

這兩天我抽空重讀了幾遍《多餘的話》一文(瞿秋白 2008)，才發現「我的脫離隊伍。 ... 」和「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伍， ... 」這兩句話是瞿秋白的「自白」。所以，我也許應該收回對張先生的質疑(胡卜凱 2008)。這一點我將在以下第3節略做討論。

但看了張先生的大作後，重讀此文，我不禁有談談瞿秋白《多餘的話》的衝動。因為，雖然我完全沒有瞿秋白的斐然文采和轟轟烈烈的生命，但是：

「我本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後還是『文人積習未除』的。」

這段文字似乎也是我自己的寫照。同是天涯半吊子，或許，我應該替瞿秋白說幾句公道話。

1.     史觀       

什麼是歷史？歷史是：

人類的活動；和/或對這個人類活動的記錄和詮釋。

瞿秋白是一位「歷史」人物。談瞿秋白自然要談到中國近代史和中國共產黨黨史；談歷史自然要進行「詮釋」；詮釋歷史的人自然有各自的「史觀」。因此，我就從「史觀」談起。

1.1   唯心史觀

克羅采說過類似：

「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這句話。

據說，他的意思是：

雖然歷史是過去的事件，但寫歷史、讀歷史、詮釋歷史、和評論歷史的人，卻都是用著(各自在)當下的思考模式。

仿照克羅采的語法，我可以「俏皮」的說：

「所有的『史觀』都是『唯心』史觀。」

我的意思是：

我們每個人都用自己的世界觀、政治觀、社會觀、和價值觀等等來了解以及詮釋歷史。

我用「俏皮」一詞是因為：

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唯物主義」者。對我來說：

「心」 = 「意識」 = 「每個人在各自經歷的社會建構過程下，所形成的(獨門)『大腦神經連接網路』。」

也就是說，在我的思考模式或文字脈絡中，「『心』即是『物』」。

1.2   唯物史觀

我既然是一個「唯物主義」者，我也「大致」接受唯物史觀。

我所謂的「唯物史觀」指：

每一個歷史事件的發生都有造成它發生的一些(物質)因素、(自然或人際互動)機制、起始條件、以及周邊條件等等。大部分的人類活動都在這些「外在現實」的限制下進行；大部分人類活動也都有行動者各自在這些現實限制下所選定的目的；目的和達到此目的之各種(可能)活動間，有不同程度的效率和/或效能關係。因此，歷史通常可以根據「效益理性」的思考方式來解釋，例如推論行動者的動機和決策過程。

但我認為「唯物史觀」只能用在詮釋「『大』歷史」或「『總體』歷史」的層次；而且在使用「唯物史觀」時，我們應該時時提醒自己，不要落入「機械論」和「經濟決定論」的思考框框。

1.3   混沌史觀

「混沌」一詞在此不是雜亂、毫無頭緒、或毫無章法的意思。它指「混沌理論」這個術語中的「混沌」。

「混沌史觀」說的是：

人類的活動受到種種因素、機制、起始條件、周邊條件等等的制約和影響。現實環境、每個人的活動、以及其他人的活動三者之間，是相互制約和影響的動態關係。我們可以用「因緣和合」的概念來了解歷史發展。根據「混沌理論」，一個微乎其微的變化或差異，可能造成往後巨大以及無法用科學理論或電腦模擬預測的後果。因此，大歷史或總體歷史的發展並無「鐵律」或「真理」可言。所謂歷史發展的「鐵律」或「真理」，頂多只是各人的「臆測」。

在個人層次，影響個別生活發展的變數太多，這些變數往往不在個人掌控之下，如自己情緒的波動、價值觀的建立，或他人的情緒、決定、及行動。因此，個人史，如自傳或傳記，通常也就不能完全以「效益理性」的思考方式來解釋。

1.4   史學方法論

如以上的分析，歷史是人類的「活動」。而人類活動通常有個目的，也就可以循理性來理解。同時，我們可以把歷史看成是許多許多個人「活動」的總和。因此，我們可以把統計學的原理應用到研究或了解「『大』歷史」。在這個觀點下，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或氣象學)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具體的說，我們可以建構一個「理論模擬」來幫助我們了解大歷史(或個人生活)的發展；也可以根據「效益理性」的思考方式，或從關於其他人際活動研究所得到的「經驗法則」，來解釋大歷史的發展，以及預測大歷史發展的方向和趨勢。

當然，歷史也必須使用嚴謹的「詮釋」方法。

2.     《多餘的話》的歷史脈絡

我沒有能力考證《多餘的話》是否瞿秋白的「真筆」；或如果它是瞿秋白的「真筆」，國民黨的宣傳或情治官員是否竄改過這篇文章。以下兩節在「《多餘的話》是瞿秋白真筆。」這個假設下，討論其背景、內容、和他這樣寫的動機。

2.1   歷史的誤會

從唯物史觀和混沌史觀來看，一個歷史事件未必一定在它呈現的特定時-空和既有形式發生；但是，如果這些因素、機制、起始條件、以及周邊條件等等存在，則類似的事件遲早會在該事件發生的地區或鄰近地區發生。

對個人來說，他/或她的際遇可能是偶然的，巧合的，甚至不一定會碰上的。但歷史事件則無所謂「誤會」或「偶然」可言。推翻秦朝的第一個起義者不一定是陳勝和吳廣；發生的地點也不一定在大澤鄉。但秦朝遲早會被「推翻」這個「歷史事件」是必然發生的。

因此，把歷史事件當成「歷史的誤會」或「歷史的偶然」，是一個沒有掌握到現實和歷史發展本質的「誤會」或「誤解」。瞿秋白當然了解這個道理。

我們就拿瞿秋白做例子來說明以上的觀點。他說：

「 ... 這時就開始『歷史的誤會』了：事情是這樣的 -- 五四運動一開始，我就當了俄文專修的總代表之一。當時的一些同學裏，誰也不願意幹， ...」

「 ... 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獨秀雖然仍舊被選，但是對於黨的領導已經不大行了。武漢的國共分裂之後，獨秀就退出中央。那時候，沒有別人主持，就輪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 ...」

「 ... 一九二八年六月間共產黨開第六次大會的時候，... 當時形格勢禁，舊幹部中又沒有別人，新幹部起來領導的形勢還沒有成熟，我只得仍舊擔著這個名義。可是，事實上『六大』之後，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者是李立三和向忠發等等。 ...」(瞿秋白 2008)

這三段話中的「誰也不願意幹」，「沒有別人主持，就輪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以及「舊幹部中又沒有別人，新幹部起來領導的形勢還沒有成熟，」等等都是瞿秋白有意自謙、自抑、或「不敢為天下先」的說法。當然也包含我下面在第3節討論的重點。

我可以說，沒有「五四運動」，就沒有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瞿秋白。但「五四運動」不是歷史的「誤會」或「偶然」；瞿秋白成為「俄文專修的總代表之一」也不是歷史的「誤會」或「偶然」。前者就像辛亥革命一樣，(類似事件)遲早會在中國發生；後者則是瞿秋白個人的思想、才氣、能力、參加活動而來的人氣或聲望等等所造成的結果。

我不知道中國共產黨目前有沒有承認自己早期其實是共產國際(= 蘇聯)的「養子」。用今天的話來說，瞿秋白是以「空降部隊」的身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在瞿秋白的情況︰

「領袖」 = 「棋子」 = 「傀儡」 = 「代理人」。

而「棋子」、「傀儡」、「代理人」、或「空降部隊」都是某(些)人算計和設計的結果，它們可能出自「錯誤判斷」，但絕對不是「誤會」或「偶然」。(我認為)瞿秋白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是共產國際全球戰略的一部份(單世聯

2007，楊奎松 2005)。

以上所說的瞿秋白個人特質如思想、才氣、能力、和人氣或聲望等等是他被選擇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次要因素。而他和共產國際主事者所建立的關係(交情)以及他毫無基層實力(相較於毛澤東、向忠發)，當然也在共產國際決策者欽定他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其他考慮之中。

如果我們看看中共黨史，就知道張國燾、毛澤東從「一大」起就是代表和/或中央委員；李大釗、項英、譚平山等從「三大」起就屬於「領導班子」。此外，「舊幹部中又沒有別人，新幹部起來領導的形勢還沒有成熟。」這一段話，和接著的「... 事實上『六大』之後，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者是李立三和向忠發等等。 ...」是不相容的。

以瞿秋白的聰明，即使他在當「領袖」時被虛榮沖昏了頭腦，在監獄中難道他還會不恍然大悟上面所分析的：

「領袖」 = 「棋子」 = 「傀儡」 = 「代理人」？

因此，「歷史的誤會」只是瞿秋白用的一個煙幕。我相信他了解自己不是一個「造時勢」的「英雄」，但他知道自己是一個「時勢」所造的「英雄」；他也的確是一個「時勢」所造的「英雄」。面對死亡，他自然有他自傲的一面或一刻。例如︰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誤會”，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部分的是研究中國歷史的發端 -- 也不得不由我來開始嘗試。五四以後的五年中間，記得只有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幾個人寫過幾篇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可是都是無關重要的。我回國之後，因為已經在黨內工作，雖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卻不由我不開始這個嘗試：分析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程度，分析中國社會階級分化的性質，階級鬥爭的形勢，階級鬥爭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關係等等。」(瞿秋白 2008 -- 我和馬克思主義)

他拿「誤會」和(下文的)「錯誤」來自我貶抑，其實是一個為了增加《多餘的話》問世機率的策略。

2.2   其他相關情境

網路上有瞿秋白是被出賣的報導(范春森/王其森 2008，李姿 2005)。這種事本來難有確切的「證據」，網路上這些報導也有不相容或不可盡信之處。但它即使不是一個合理的懷疑，至少也是任何當事人都會猜測的方向。以瞿秋白的聰明，在監獄中他一定也會想過下面這個問題︰

我瞿秋白是被俘？還是被出賣？

如果瞿秋白被出賣，多半是「黨中央」層級的決定。只有釐清他所說的「誤會」和考慮到被出賣這個懷疑，我們才有可能了解瞿秋白寫《多餘的話》時的思想和意識狀態；也才有一個推論或分析何以瞿秋白這樣寫《多餘的話》的基礎。

我認為「戲子」和「滑稽劇」的比喻，除了自嘲或自我解嘲的成分外，也不能不說是他深刻的感受。在面對死亡和(可能)被出賣的雙重打擊下，他選擇泰然處之的方式，寫下自己要說的話。我想這是另一種︰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氣概的表現。他在全文前寫下︰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正是暗示或請求︰

不要從字面上來讀這篇《多餘的話》!

其次，我也可以想像，國民黨官員一定曾跟瞿秋白說過︰

如果你肯寫個悔過書或透露一些重大情報，上級可能從寬發落。

或類似這樣的話(范春森/王其森 2008)。

以瞿秋白的聰明，他不太可能相信「從寬發落」的鬼話；即使相信，以他的身體狀況和文章內容來看，他並不會，也並沒有認真考慮這個可能。但是，這類對話給了他將計就計，寫這篇文章的動機。以文字而言，《多餘的話》也的確可以被「詮釋」或硬柪成一篇悔過書。

第三，我們也需要考證寫下《瞿秋白訪問記》一文，署名李克長的人是什麼背景和有什麼動機(王鵬 2006)。

1936年的國民黨軍官，大概不會有「人權」或「新聞自由」的概念。像瞿秋白這種地位和身分的人，我不相信下層官員敢或有權限讓他見一位「記者」。署名李克長者，大概負著勸降、策反、和/或刺探軍情的任務(范春森/王其森 2008)。這個可能雖然和《多餘的話》的真偽或內容沒有直接關係，但它是何以《多餘的話》能夠問世的一個線索。

最後，瞿秋白在1935年六月遇難，而且據報導是從容就義(楊正輝/張玲 2007)。「中統」在同年八、九月就刊登了這篇文章的一部份(王鵬 2006)。「中統」內部可能有中共的同路人或同情者。否則，做這個決定的人不無是個白痴之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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