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有記憶開始，父親差不多一天到晚都在書房裏，不是看書就是寫作，很少和我們子女交談。家中的親子活動，大概不外乎一年到陽明山一次或兩次，到碧潭坐幾次大船。印象最深刻的，則是我們戲稱「精神訓話」的聚會。小學畢業以前，每三個月左右父親把全家人叫在一起。他通常聊些家鄉逸事、個人經歷、和耕讀傳家的道理等等。他也總會講到帝國主義帶給中國的屈辱和苦難。或許這是我在美國住了 26年，沒有變成「高等華人」的原因。堂兄和大姐相繼到台中讀大學和出國以後，這種「教會」形式的團聚，就在不知不覺中停止了。

初中畢業以前，我們先後住在青潭和景美半山，暑假下午，雷陣雨後空氣清新，父親偶而會帶我散步爬山。聊家常的時候少，談大道理的時候多。我當時一知半解，只能唯唯諾諾。後來多讀了幾本書，再回想他的教誨，才漸漸體會到儒家的道理。

初中畢業那年，我僥倖得以直升，不必參加聯考。父親先給了我三本書：《蒙田散文選》、《愛默生散文選》、和梭羅的《華登湖畔》。看完後，他帶我到立法院圖書館，要我自己選幾本書。我還記得的三本是：《沉思錄》、《過去與現在》、和《西洋哲學史話》。我就在這幾本書的陪伴下，度過那年暑假。回想起來，它們都塑造了我日後讀書的興趣和為人處世的方式。這是父親對我的間接影響。他的身教，我則不敢一日或忘。

祖父康民公過世後，父親在景美舊居蓋了一座靈骨塔，暫時收藏祖父的骨灰。 1997年以前，父親身體還能爬上100級的梯階。春節前後，他一定帶著我和犬子紹康前往祭拜。之後他老人家已不能登高，但每到過年，他總叮囑我務必帶著紹康去掃墓。逢年過節，祭祀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也是一定要行的禮儀。中國文化慎終追遠的傳統，我想就是這樣傳承下來的。

父親書架上堆滿當代西方主要思想家的著作，以及西方哲學、史學、思想史、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文學批評等著作；讓我相當意外的是，他也閱讀電腦、基因科學、高能物理、和數學理論等領域的書籍。他對西方文化的了解，不在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了解之下。但從談話中，我可以感受到他對中國歷史文化，尤其對儒家孔孟之道，有深厚的感情、尊重、和堅持。

我第一次覺得父親很了不起，是小學或初中時代。那段期間，他應邀到各個國軍基地演講「反共抗俄」。許多官兵趁機向他反應，軍人待遇過低，赤貧如洗，難以維生。他知道後非常難過，在立法院提出質詢外，也透過管道上陳，建議中央立即改善國軍待遇。我當時雖然只有十二、三歲，也約略知道什麼叫「犯顏直諫」以及可能帶來的後果。

「出版法」送到立法院後，父親和成舍我 、費希平兩位 先生大聲疾呼，極力反對，使我領會到董仲舒「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意義。我也從此開始把父親當「典型」看待。雷震案發生，成伯伯 、費 伯伯 、 和父親再度仗義執言，力爭國家司法體制的完整，也讓我看到曾子「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 後來在美麗島事件、高雄事件、和鄉土文學事件中，父親也都一以貫之的挺身而出，捍衛人權、法治、和言論自由。

在當下這個「尊嚴」可以買賣的時代，潔身自愛、「有所不為」當然值得尊敬。不過，面對人民生活艱困，財團併購或掏空國家，社會大眾也許更期待知識分子展現「有所為」的抱負和勇氣吧。

父親出生於民國前一年，他的一生，幾乎是一部中華民國的歷史。他親身經驗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凌；國內統治階層從軍閥、國民黨、到行憲後各執政黨的腐敗；軍閥及國共內戰對民眾的荼毒；買辦知識份子的無恥；以及一般無助老百姓的妻離子散和家破人亡。

我想這是在歷代大儒中，他何以特別推崇王守仁、徐光啟、顧炎武、黃宗羲、和鄭觀應等人。一方面因為他們的時代及社會情境和我們的相近，一方面更因為他們都身懷「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氣魄，秉持著學術救國的理念，面對橫逆，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力圖挽狂瀾於既倒。父親所交往的上一代知識份子，我有幸親炙的，如雷震、鄭學稼、嚴靈峰、成舍我、徐復觀、沈雲龍、成惕軒、陶百川、魯實先、徐高阮、江應龍等伯伯、叔叔，除了好學不倦、誨人不厭外，都是或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或有「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風骨的人。

我想他們這種以 品格和學術做磐石 ， 自由和公義做原則的人 ，才能「有守有為」，才有資格和份量稱為「清流」；也才足以做我們的楷模。

後記 ︰ 大約一個月以前 ，收到 《文訊》 雜誌社邱怡瑄小姐來信 ，希望 我寫一篇短文追憶先父。我對於父親的確 覺得「仰之彌高」， 很高興有機會借 《文訊》一角 和大家分享我的心情和感想。

轉載自 -- 《文訊》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