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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觀後:壓迫者與媒體吹捧的社會正義 -- Chi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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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卜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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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卜凱

《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觀後:壓迫者與媒體吹捧的社會正義

Chicken - 10/08/2008

在偶然的機會下,發現義大利劇作家達利歐弗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劇作,有好幾種版本,倒真覺得挺有趣,便一點一點看完了四種不同版本。

導演孟京輝曾指導舞台劇《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講述了二戰後的義大利,員警以製造爆炸案為名逮捕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刑訊逼供並致其死亡,於是找來一個瘋子為他的死圓謊,結果卻讓員警自己全繞了進去,寫照當權者的醜態百出、原形畢露。

表演工作坊的賴聲川導演翻譯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劇本,在1995年由金士傑導演些微改編了劇本,演出《意外死亡(非常意外!)》,以喜劇的方式,傳達了權力者在政治社會的荒誕...

看著孟京輝指導的版本,衝突主要通過以局長為首的員警和一個瘋子展開,人物的塑造基本都是符號化的。員警在劇中完全以市儈形象出現,他們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逮捕了無政府主義者,刑訊逼死了他,足見其兇殘的本質;當他們找來瘋子排戲圓謊時,其醜態暴露無疑,既要掩蓋事實真相,又要樹立員警「有人情味」的形象,於是一會對瘋子威逼辱駡、一會又假裝文明執法、一會還找來女警安撫瘋子,將義大利員警的虛偽殘暴充分表現了出來。

然而說到底員警也並非始作俑者,黃紀蘇和孟京輝都對達利歐弗的原作做了相當大的改動,然而三者在其中一個情節上都是一致的,就是瘋子扮成法官說要撤員警的職以平息民憤時,三個員警都絕望地大喊自己會身敗名裂、再也找不到工作,並道出自己實際上是為了「他們」而成為暴力機器,這裏的「他們」所指的無疑就是統治者,因此員警雖然殘忍、偽善、毫無道德廉恥,但面對像法官這樣掌握生殺大權的高層統治者,也不過是小巫見大巫,所以他們的作用只是充當鎮壓人民的工具,既是壓迫者也是受害者。

在達利歐弗的原著中,除了當權者虛偽殘暴之外,他還著重強調了一種等級制:員警怕警長、警長怕局長、局長怕法官,在這種等級下,員警們的阿諛、諂媚、趨炎附勢得到了更充分的體現,從而更好地突出了他們的奴性。

改編後的劇本雖不像原作這麼尖銳,但也沒有忽略這一點。當認識到自己作為工具即將被丟棄之後,員警們發出了絕望和無奈的呼喊,他們本身也是普通人,不管是鎮壓人民還是被政府奴役也都是身不由己,這些人固然可恨,但也不能不看到他們的可憐。因為人性被壓抑在了奴性當中,這些人才變得暴虐,整個社會才變得黑暗。

瘋子在劇中是一個被壓迫者,迫於警察局長的壓力才答應排戲來掩蓋事實。在排戲過程中,他的瘋言瘋語卻能時不時地反映出社會現實,比如他要求「導演中心制」和呼喊「我要站著做人」的時候,看上去只是調侃,實際上正是隱喻反對強權、呼喚自由;在最後,他激昂地大吼「都是他們」,也明顯是在譴責當權者和為富不仁的人。

達利歐弗所塑造的瘋子與改編版中有所不同,在他的原作中,瘋子並不瘋,而是一個潛入警局進行調查的人民,他扮成要員把員警們耍得團團轉,從與他們的交談中層層深入地拆穿對方的謊言,瞭解到案件的真相,最後全身而退,並宣佈將把這一事實公諸於眾。原作中的瘋子得到了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在最後一刻,他拿出了自己改裝的炸彈來威脅員警,並告訴眾人他已錄下了談話過程將會公之於眾,這些毫無前兆的結果顯得有些牽強,其原因就在於達利歐弗太希望達到這樣的效果,對自己的政治理想期盼得過於殷切了,因此瘋子在他的劇中成了一個理想的人民形象,既戲耍了員警,也通過正當手段達到了目的。

相對而言,改編劇裏的瘋子則更像 一個真實的瘋子,一個瘋瘋癲癲的被壓迫者,他在排戲的過程中用幽默的言行來嘲諷權貴、揭露真相,讓當權者們自己主動把醜惡的嘴臉暴露給所有人,這更能達到揭露現實的意圖,使批判的力度更強。

達利歐弗的原著與黃紀蘇以及孟京輝的改編版有著相當大的不同,前者與後二者除了都建立在「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在審訊中意外死亡」這一事實之上以外,其他情節基本都是分離的。原作的情節中並未出現瘋子編戲,而是瘋子直接扮成要員把員警們騙得團團轉,到底無政府主義者是怎麼死的也沒有直接揭示出來,而是通過瘋子和員警們的談話逐漸拆穿謊言,提出作者自己對事實的猜測,並以瘋子向世人宣佈事實為結尾,是一種對揚善懲惡的主觀理想。

黃紀蘇改編版的內容則要更複雜一些,他完整展現了員警暴力害死無政府主義者,之後又千方百計想辦法捏造事實,最後把罪責栽在警長一個人身上的全過程,故事更為完整,員警們為了保全自己忙前忙後的醜態也得以更具體的表現出來。

由於文化的差異,原作雖為喜劇,卻未必能在中國觀眾中引發笑聲,因此黃紀蘇採取了戲中戲的形式,並加入了京罵、演員走下臺等元素來增強互動和喜劇效果。此外,他還設置了兩個局外人來不時地吟唱,起到讓觀眾適時出戲的作用。由於局外人所吟誦的都是有關達利歐弗生平以及社會問題的嚴肅話題,所以能夠很有效地與舞臺表演形成反差,把觀眾從喜劇氛圍中拉出來,引發他們對社會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 黃紀蘇把他的改編版命名為《無政府主義屬意外死亡,左派藝術家屬意中死亡》,在原作批判政府強權專制的基礎上,還加入了對於左派藝術的看法。正如開頭所說的那樣,達利歐弗作為一個嘲諷權威的左派激進分子,居然被權威選為了權威,其原因何在?因為政府要以達利歐弗個人在藝術上的成就來代替他對社會的反 抗,對左派藝術的同化,實際上就是左派藝術的死亡。

孟京輝的舞臺版在黃版的基礎上加入了一些情節,比如一開始的順口溜、惡搞茶館的片斷等等,經他的改動,該劇變得更「俗」,更容易被一般觀眾接受、引起笑聲。

在最後加入的影像剪輯是一個轉捩點,在這以後的十幾分鐘,該劇從喜劇轉為正劇,孟京輝並未按原作或者黃版的結局來處理結尾,無政府主義者的死亡問題並未解決,取而代之的是瘋子那句「都是他們」的呼喊,在這裏,強權壓迫、人民失去自由這一社會問題被正面地、總結性地提了出來,從而更加發人深思。

臺灣的表演工作坊也對此劇進行了改編(名為《意外死亡(非常意外!)》),相對於黃、孟版本,臺灣版更大程度上遵從了原著,並在此基礎上,根據臺灣現實對作品進行了修改。最突出的對比應該是兩者中女記者的形象,在原作中,女記者為一個正義的化身,是代表人民來質問員警、索取真相的,劇中曾提到:這是一個滿是糞便的世界。而女記者的出現,就意味著人民是敢於在這個骯髒的世界中繼續前進的,是對主題的又一昇華。

而臺灣版卻大大諷刺了媒體,嗲裏嗲氣的女記者表現出與警察混得很熟的樣子,動不動就撒嬌調戲,第一印象便讓人不舒服,她追根究底地詢問死亡真相,並不是為了還世人一個公道,而是為了自己的獨家新聞,當上級告訴她無政府主義者的死亡將作為「精神病自殺」處理時,她立即癱了下來,並慌手忙腳地向員警們求助,打算編故事矇騙群眾,理想上期待媒體應是社會的監督者,在劇中的此刻只是腐敗政府的附庸。

應該說,臺灣版與原著所表達的主題是相同的:無政府主義者意外死亡,這件事到底有什麼影響?對政府來說,這個醜聞是鞏固統治的必要,因為醜聞可以帶來一點點正義。聽起來奇怪,什麼是一點點正義?當醜聞爆發時,勢必會刺激民憤,人民的矛頭首先會指向誰?不是政府,首先是事件的直接造成者——就無政府主義者死亡一事而言,就是員警。

員警們愚忠地為腐敗的政府效力,還不知道自己只是充當擋箭牌而已,當人民要向員警討說法時,政府會暗中壓下死亡事件中那最重要的真相部分,然後把剩下的部分丟給媒體們去大肆渲染,而那些看似可憐的媒體就算再有正直的心也沒用,他們從收到消息那一刻就已經被欺騙了,進而對民眾造成誤導,還是就這件事來說,就把無政府主義者的死歸咎于員警辦事不利,在人民怒火中燒的時候,政府會站出來「主持公道」。

這就是員警們喊冤時候所說的:「哪國子彈打死了人判子彈勞教三年?哪國狼狗咬傷了人判狼狗死緩兩年?」...

這些可憐的子彈和狼狗們充當了替死鬼,政府也以此樹立了自己的形象,這就是統治者們的正義。這種正義不能太少,少了人民會不幹;也不能太多,多了統治階層的利益會受損。於是,這充滿假象的「一點點正義」,就恰到好處地成了政治的最佳平衡點,製造一些醜聞,統治會得到鞏固,人民就扮演著觀眾,會透過媒體看到所謂的正義會得到伸張,這種真實的荒誕構成了這出戲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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