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運動25年了。我應該把參與的經過寫下來，做個記念。

保釣運動的產生和發展，可以從歷史學或社會心理學的層面來討論。我現在只能用傳記文學的體裁，談一些小故事來點綴點綴這個大故事的背景。一個現象或事件的發生，往往有種種因素、個別性的、普遍性的、偶然性的、和必然性的等等。下面就從這四點來回憶一下保釣運動。

1. 背景因素

1.1 個別性

大二還是大三的時候，向劉容生(《新希望》月刊的創辦人)借過好些屠格涅夫的書。看了幾本之後，忽然有一天發現自己是這些小說裏的主人翁(不敢自稱英雄)。也就是說，胡卜凱原來是個有理想但是沒有種的東西。從那時起，就常常把孔夫子「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這句話放在心上，沒有也不敢把「回歸」、「統一」這些口號掛在嘴邊。

對我影響很大的另外一本書是麥克斯。奧瑞尼亞斯的《沉思錄》。 我看這本書的時候，剛剛初中畢業，沒什麼見識，可塑性真還蠻大的。幾乎當時就養成我現在八風不動的性格。一直到今天，我還是一個(政治上的)現實主義者。一些抽象的概念，譬如說「主權」啦、「新中原」啦等等，對我來講，都非常的遙遠，像夢一樣的遙遠。

由於父親是個有點清譽的立委，記得從小家裏就有人來論政、 申冤、 告狀等等。 所以，對於國民黨(也許應該說「蔣家政權」)的貪污、腐敗、無能，比一般同學有較深刻的體會。

1.2 普遍性

我是在1966從大學畢業的。當時電視才傳進台灣沒幾年，當時唸大四或大三的女學生，絕大多數還沒有擦口紅、畫眼睛的習慣，白先勇、於梨華(還有瓊瑤)的小說很受歡迎，白色恐怖並不是小說情節。

第二年到美國，那時對留學生衝擊很大的幾件事是: 中國的人造衛星、文化大革命、(還有圖書館裏陳少校(也許是"唐人"?待查)的《金陵春夢》)。美國的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嬉皮運動等。

我不是在寫論文，下面一些以偏概全、自由心證的觀察應該不傷大雅:

看了《金陵春夢》以後，有些一直很乖乖牌的留學生，產生了一種被國民黨(也許應該說「蔣家政權」)沾污過的鬱卒感或齷齪感。當然，大多數的留學生還是乖乖牌。

親身經歷過美國的校園示威以後，有些一直很乖乖牌的留學生，即使沒產生「有為者亦若是」的心情，躍躍欲試的念頭總是有的。當然，大多數的留學生還是乖乖牌。

有些從來不關心政治的留學生，還有些從來就想嘗嘗政治禁果的留學生，在新大陸發現了舊大陸，「回歸」、「認同」是時髦的口頭譂。當然，大多數的留學生在揮之不去的白色恐怖陰影下，還是寧可做個乖乖牌。
........

大多數的留學生，都熱愛著自己破落的國家，看到美國的富強，產生了一種「有為者亦若是」的心情。《科學月刊》和保釣運動相差兩、三歲，他們是留學生游子情下出生的好兄弟。

1.3 偶然性

建國中學的學生大多數比較內向(至少30年前是這樣的)，我在建中唸了六年。郭譽先是師大附中畢業的，不但能說會道，而且廣交天下英雄、英雌。我雖然是個沒有種的東西，但碰巧住得離他很近，承他不棄，折節下交，也跟著他在台大認識了一些三山五嶽的好漢。

2. 留學生組織

以下只談到和保釣運動直接有關而我也有份的留學生組織。

2.1 大風社

「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 大風歌

大風社1968 (1969?)年在美國成立。第一任社長是徐篤。他在1964年畢業於台大土木系。

大風社的成立，經過情形我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譽先做了不少穿針引線的工作。我是在到了費城一年左右之後，譽先介紹我認識住在新澤西州的徐篤和李德怡。據說張系國(當時在柏克萊)和徐篤也是譽先介紹認識的。大風社在柏克萊、加大洛城分校(陳磊)、史丹佛(周坤)，敘拉庫斯(袁傳符)、安阿柏(胡家俊，系國的《昨日之怒》中有一段他的故事)、洛杉磯 (譽先，起初在東蘭欣)、馬利蘭大學(李雅明)、匹茲堡(一位電機系、和我同年的楊姓高手，可惜忘了他的大名)、普林斯頓(德怡在那兒唸航空工程)還有其它幾個校園都有分社。除了出版《大風》季刊外，大風社各地分社輪流出版通訊月刊(雙月刊?)。各分社每兩個星期或每個月有讀書會或討論會的活動。大風社的宗旨我已忘了，應該是勵學、團結、報國等。

柏克萊分社的社員最多，可說是猛將如雲。系國之外有劉大任、郭松棻、唐文標、傅運籌等和幾位女中豪傑，都是大名鼎鼎的才子、才女(我知道名字的只有劉虛心女士)。普林斯頓這兒，除了我們三個以外，有徐夫人江立言女士、李夫人蔡哲彥女士；一位香港來的沈平(物理系)，和勞思光先生的公子(或姪子)，也是物理系的。徐篤話不多，有澄清天下之志。他是大風社的創社人，社名也是他取的。他的英文名字叫Adolf。由這兩個名字，可見他與眾不同之處。德怡溫文儒雅，頗有君子之風。沈平是組織與行動的高手，在他的領導下，普大的中國同學會在1970(1969?)的暑期舉辦了一個為期三天，約有兩百人參加的國是座談會。大風社也借這個機會來了個大會師，許多社友都是在神交一年以後才碰面。

2.2 《科學月刊》

林孝信在大三(大二?)時創辦了我們物理系的系刊 -- 《時空》。出國後他就積極推動《科學月刊》的籌備工作。在他的號召下，1970 時，大概只要有 50 個留學生的地方，就有《科學月刊》的聯絡員(費城的聯絡員是同班同學周一心)。這種苦幹、實幹、硬幹的作風，我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在芝加哥大學同學的協助下，出版工作通報來聯絡、協調遍佈全美各大學的分會。

2.3 華人刊物協進會

我記得華人刊物協進會是在普大的國是座談會後成立的。它的目的是促成幾個由留學生辦的雜誌的合作。《大風》的徐、李，《聯合雜誌》的張顯鐘先生，《歐洲雜誌》的白先生，另外還有一份雜誌的代表，記不起來了。沈平好像是以發起人的身份出席。《科學月刊》沒有參加，記憶中，孝信似乎同意我以非正式的身份，代表《科學月刊》聽聽意見(因為我本來也以大風社社員的身份列席)。大家開了幾次會，氣氛很好，但是一直談不出具體的合作方案。

2.4 紐約市香港同學會

我和香港同學會沒有來往，因此無法介紹。據我所聽到的，有幾位香港留學生在一次舞會上談到釣魚台的問題，大家氣憤之餘，已經準備採取一些行動。

3. 保衛釣魚台

3.1 開始

關於釣魚台的消息，我想大家都是先從《中央日報》海外版看到的。茶餘飯後，看書、做習題以外，總免不了會借題發揮，糗糗國民黨。我真正把它當做一個議題來看，是在收到 1970年 11月號的《中華雜誌》以後。因為上面有曉波兄很誠懇，很沉痛的文章。「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這兩句五四運動的口號60年後仍有它的鞭策力。

1970年我帶了(當時)最近幾期的《中華雜誌》和相關的《中央日報》海外版，到普林斯頓參加大風社 11月份的定期討論會，同行的還有張先明兄。談了不到幾分鐘，大家都同意我們要採取一些行動。做些什麼呢?幾個從台灣來的，一方面顧慮比較多，一方面還沒有領悟到「媒體導向」的抗爭模式，我們的建議不外乎一人一信、聯名上書之類。記得沈平當時把我們給好好的奚落了一頓。他說:「要搞就要大搞，要大搞就要上報上電視，要上報上電視就要示威遊行」。他還半開玩笑的說:「三個人在路上走，沒人會理你，三個人舉著牌子在路上走，只要三分鐘，電視台的記者就來了」。所謂唯恐天下不亂，該是電視新聞主持人心態的最佳寫照。

德怡比較老成持重，還在思前想後。徐篤和我(26年前的我)都有幾分草莽氣，立刻佔到沈平一邊。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下，他也只好跟著上了賊船。德怡和他的夫人，在以後半年的運動中，出錢出力，任勞任怨，比我和徐篤都更賣力。

當時的行動方針大概是這樣的:

a. 為了爭取大多數的人，從寫信、開座談會做起，先喚起各地留學生對這件事的關切，。

b. 得到大家的共識和支持以後，再討論遊行示威的對象、地點等。

c. 不刺激台灣政府，讓在白色恐怖陰影下成長的留學生沒有後顧之憂。

接著是分派聯絡的工作:

d. 沈平提到上面關於香港同學會的事，聯絡的工作就交給他。保釣運動一開始能有當時的聲勢，沈平和香港同學會出的力最大。

e. 徐篤既是大風社的龍頭老大，在社內登高一呼，非他莫屬。

f. 《科學月刊》的通訊網是(當時)大家告訴大家最好的媒介。聯絡孝信的工作就交給了我。保釣運動以後能在美國風起雲湧，沒有孝信的支持和《科學月刊》的通訊網，是不可能的事。

g. 紐約學界和工作人士的聯絡工作，就請德怡轉請《歐洲雜誌》的白先生和《聯合雜誌》的張先生負責。釣運領袖李我焱先生可能是經過白先生聯絡上的(待查證)。

h. 每個人再盡量通知其它的親朋好友，有志之士。當時還沒有「認養」這個名詞，我記得大家除了選定跟自己有親友在當地的學校外，還有每個人至少要寫10(20?)封信的約定。

3.2 展開

3.2.1 費城

回到費城以後，我就通知了賓州大學的朋友，在王正方、梁淑堅幾位的聯絡下， 成立了費城的保衛釣魚台委員會(陽明醫學院有一位張教授也是委員之一，抱歉忘了他的大名)。基本上保釣委員會是「合議制」。費城做事的是正方。在他的籌劃下，很快就召開了一次保釣大會。正方在會上演說，我還記得他借一位老婆婆的經歷來敘述日兵的殘暴，講的聲淚俱下，全場動容。我那時要不是還有點斯多葛派的底子，一定也會跟著大多數的女生一起哭將起來。後來他代表費城釣運，在聯合國廣場前的保釣大會上發表這篇精采的演說。

3.2.2 紐約

紐約市的釣運我不清楚。據我所知，香港留學生非常激動，他們立刻就要有所行動，雖然和原定的兩步驟計劃有出入，但箭在弦上，我們也只有配合。我去參加過一次示威的籌備會議。他們非常以大局為重，台灣留學生代表要求「不刺激台灣政府」的原則，他們雖不以為然，也能體諒我們的難處。「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就這樣被擱置了。他們的組織能力很強，糾察隊，口號，標語牌，示威過程等等，辦得有條有理。

當時的國民黨可以說是個吹彈得破的東西，要想不刺激台灣政府，實在是一件很難的事。我相信他們當時的心態，是認為如果你看到蔣中正不喊「總統萬歲」，一定心存叛逆。另一方面，要想刺激當時的台灣政府，也實在是一件很難的事。「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一頂「紅帽子」他就可以封殺幾千人的愛國心。八風不能動的功力，比今天的當權派還要深厚。丘滄海先生的「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真是道盡了保釣學子當年悲憤的心聲。「造反有理」!「造反有理」!信哉斯言! 信哉斯言!

3.2.3 串連

當時有大風社的地方，除了柏克萊按兵不動之外，一定有保釣活動。在東部的朋友都很詫異，我雖然已經26歲，仍然少不更事，很想鼓動三寸不爛之舌，說服他們歸隊。1970年12月，我到加州渡假。特別去拜訪了劉大任先生。他請我吃螃蟹、喝啤酒，談了一個多小時。我說的每一個應該參加(保釣)的理由，他都同意，但他就是不肯說:「好，咱們幹」!我是越談越迷糊。又談了快一個小時，我現在不記得是他告訴我:「我們不承認國民政府」(也許他用的是下一句話)。還是我酒醉飯飽之餘，忽然開了竅，問道:「你們是不是不肯奉中華民國政府的正朔」?(也許我用的是上一句話)。總之，我離開他以前，至少有一個這樣的「了解」。當然，熟悉這段歷史的人都知道，柏克萊的朋友後來不但參加了釣運，而且參加得轟轟烈烈。這是後話，暫且表過不提。

我曾經寫了封信給匹茲堡的一位羅先生，他是當地台獨組織的負責人之一。我邀請他參加釣運，他很客氣的用類似的理由拒絕了。「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為什麼一些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做起來總是比說起來要困難那麼多?

我在北加州的時候，正碰上史丹佛大學的保釣座談會，駐舊金山的文化參事(或類似職位)也來出席。最初的氣氛還蠻平和的，後來大家越談越慷慨激昂，有幾位同學開始把這位參事當出氣筒。當時我看到有幾位台灣來的留學生已經在那兒坐立不安，於是出來打了個圓場。大概說的是: 「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參事先生代表政府來聽聽我們的意見是個好事，我們不要為難他。而且今天會議的主題應該是我們留學生可以做些什麼，不是這位參事先生可以做些什麼」。等我經過南加州回到費城以後，德怡(或正方)告訴我:「有人說你在史丹佛當起國民黨的打手」。

除了加州以外，我訪問過其它幾個美東地區的留學生。大家最常問的問題是:「政府對釣運的態度是什麼」?「參加釣運，護照會不會出問題」?「釣運會不會被利用」?「誰在推動釣運?」等。我已經不記得當時是怎麼說的，我也沒有什麼好答案。我只記得在華盛頓特區的一次聚會中，我說:「我跟你們一樣是拿中華民國護照，身家清白的留學生。你們看我像不像紅眼睛、綠眉毛的亡命之徒?」

3.2.4 花絮

* 哥倫比亞大學有一位黃養志先生，他和一些朋友(孫賢鉥等)出了一本《釣魚台事件專輯》，我還記得是淺藍色的封面。內容從歷史、地理、地質、和國際法等純學術的立場來討論釣魚台這個問題。是一本有深度的文獻。

* 哈里斯堡(?)的程君復先生常常開兩、三個小時的車來費城開會，每次發言都很慷慨激昂，後來我們雖然鬧得不歡而散，但是我一直記得他提到國民黨時，那付咬牙切齒，恨鐵不成鋼的表情。

* 費城開保釣大會時，有幾位紐約的學生坐了兩個小時的巴士來參加。他們說他們是來替我們打氣的。他們更想借這個機會，表達留學生在保釣運動上是同心同德、團結一致，絕不孤單的。

* 1971年4月10號在華盛頓特區的第二次遊行，我是費城區的糾察，主要的任務是負責交通安全，所以我有機會在遊行隊伍前後走動。在過十字路口時，不同地區的隊伍常常為了等候車輛經過而碰在一起。「真沒想到你也會來」的驚呼與喜悅，此起彼落。

4. 必然的結束

柏克萊戰報(我忘了是幾月)一出，我就知道釣運要結束了。

作為一個政治上的現實主義者，我認為在釣魚台事件上，(對它們個別來說)國民黨的懦弱和共產黨的冷漠是「正常」的行為。我和大任、松棻(及其它所謂的左派)的不同，在於我比他們「酷」。他們有熱情、有(接近幻想)的理想，因此他們對國民黨是深惡痛絕。我對國民黨只有鄙視。

對我來說，保衛釣魚台是一個手段而不是一個目的。我當初希望借著保衛釣魚台這個愛國運動，讓台灣的留學生走出白色恐怖的陰影，我也希望借著保衛釣魚台這個愛國運動，讓台灣的留學生能做到同心同德、團結一致，合成一股力量。這個目的，在當時的政治勢力下，是和把國民黨鬥臭鬥倒的目的有衝突的。

為了讓那些仍然奉中華民國正朔的留學生不要感覺到被騙上賊船，又被沾污一次，我不得不發表退出費城保釣委員會的聲明，接束了我和釣運的關係。(1996)

後記：

1996年，任孝琦小姐打電話給我，說要和我談談保釣運動。我怕自己記憶不好，寫下這篇回憶才去見她。她根據這篇短文以及和我的交談，寫出《有愛無悔》(任孝琦，1997)中關於我的部分。

因為李前總統最近關於釣魚台主權的談話，引起我將這篇文章發表的想法。我只做了標點符號及非常少的文字修正。

任小姐的書中，有一些小的誤會(相信是因為我表達的不夠清楚)，我曾寫了一封信給她。現在把它當做附錄，一起發表在這兒。

參考書籍：

任孝琦，1997，《有愛無悔》，風雲時代出版社，台北

附錄：

任小姐:

收到你寄來的《有愛無悔》，謝謝。

你的文筆生動，電影式的描寫和多層面、多角度的分析交叉運用，使得全書的節奏明快，而又言之有物。在我這種文學的門外漢看來，報導文學寫到這樣的境界，真是難能可貴。

我對書中一些小地方有些意見，寫下來請你參考。

1. 17頁註(3)中說我是Temple的物理博士。 希望這只是你「想當然耳」的結果，而不是我有任何誤導你的地方，實際上我只有碩士學位。如果有機會的話，請你更正。

2. 40頁第2行中，你把劉源俊和我歸類成「右派」，雖然你在88頁中，引用了我自稱「既反蔣又反中共」的話，我還是想澄清一下。如果「右派」只是指「反共」，我是當仁不讓，但在保釣的語言中，「右派」有很強烈的「親國民黨」意味。這是我不能不劃清界線的。

我曾經替自己分過類，順便寫下來，算是留個記錄吧。在經濟政策和措施上，我擁護資本主義，所以是「右派」或「保守派」。在政治上我擁護自由、民主，在中國應該是「右派」，在中、南美或七十年代的中華民國，應該算「左派」，在美國、西歐、北歐、或今天的中華民國，應該是「主流派」。在社會政策上，我認為政府應該站在積極、主動的地位，採取稅收、公共設施、和社會福利制度等政策及措施來達到「財富轉移」。在美國、西歐、或今天的台灣，應該算是「新左派」，但在社會主義的國家或北歐，又變成了「主流派」。最後，在哲學上，我自認為是「極端派」(radical)。

3. 45頁倒數第4行中，你說在我眼中，「劉大任、... 張系國等是《大風》的左派」。張系國是我在大風社(社內)路線之爭時的「同路人」，我應該不會把他歸到「左派」。 如果有誤導你的地方，我希望在這兒澄清。因為同樣的，在保釣的語言中，「左派」有很強烈的「親中共」意味。張系國和我(包括劉源俊)，在保釣的語言中，都應該用「中間派」來形容。

4. 略

5. 第29頁第5行中，你說:『「大風社」是一份雜誌， ... 』。 我想這句話有一點小小的語病。《大風》是大風社出的雜誌，但大風社主要的功能是思想性、政治性的社團，而不是辦雜誌。

6. 第103頁最後兩行中，左派健將引來為自己解嘲的兩句話可能有誤。 我手邊沒有資料，你有空的話，不妨查證一下。這句話好像是蕭伯納說的，分界點應該是30歲，而不是30歲跟50歲。 如果「是沒良心」的原文是「has no heart」，不能譯成「是沒良心」，只能譯成「是冷血的」或「麻木不仁」。「heart」在中文或英文裏，從來不當「良心」來用。「heart」和「brain」用在這種地方算是俏皮話。(就像有人用「No matter, never mind.」來替唯心論和唯物論的爭論打圓場一樣)。

上面都是些小意見，也許只是因為我個性拘謹、一板一眼的緣故，才拉拉雜雜的把它們寫下來的吧。31頁第5行中，你說我「自認個性豪爽草莽」。其實我是「草莽有之，豪爽則未之聞也」。

我沒有「走入歷史」的資格。 讀了你的書，倒好像在台下看到自己在台上跑龍套。雖然身在不歸路(Twilight Zone)，卻有不虛此行的感覺。寫到這裏，大風起兮、志在千里的意氣，只在苦笑的嘴角上，找到幾許若隱若現的影子。老驥伏櫪的落寞中，不禁還是有和李商隱一起，為「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這種夫復何言的無奈，乾一瓶的衝動。(1997)

正文原著於1996, 附錄原著於1997, 全文重刊於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