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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會有「鄉土文學論戰」 -- 一個政治經濟史的解釋》-- 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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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卜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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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卜凱

承邱延亮教授不棄,邀請我參與他主持的【 Yotu論壇】已有兩年多。我把最近收到的一些訊息和論文分類轉貼於本市 ,和大家分享 。以後如果有時間,我試著就我所知做一些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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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鄉土、本土、在地

作者:楊照

1.

讓我們以歷史溯源的方式,試著話說從頭。得從戰後台灣史的關鍵,「二二八事件」說起。

先不追究「二二八」的責任,就目前已經整理出來的史料,其實可以清楚看出「二二八」的發展梗概,也可以分析理解事件對台灣社會紐帶產生的具體破壞作用。

「二二八」過程中爆發了台灣民眾對長官公署及「接收人員」的強烈不滿,然而衝突消息傳回國民政府中央,卻被定性定調為「共產黨暴亂」。當時剛攻進中共老巢延安的國民政府,最不願見到的,就是中共可能取得新的據點。於是軍隊迅速動員,自然採取了過去處理「紅區」的收拾模式。軍隊上岸後,先一路展示火力壓制局面,等控制了秩序後,開始「清鄉」。

「二二八」的鎮壓造成兩類傷亡。一類是軍隊上岸之初逮捕屠殺的,具有高度任意性,死傷了許多莫名所以的無辜民眾。第二類則是「清鄉」過程中,按照情報名單搜捕行刑的。

「清鄉」中犧牲的,幾乎都是台灣士紳菁英,尤其多的是當年二十到四十歲的地方活躍人士。這層台灣士紳,在「清鄉」中被捕被殺的不少;更多的,還有因為目睹「二二八」殘暴鎮壓手法,而被嚇破膽了的。

「二二八」造成的一項嚴重後果,正是消滅了一整代日據時期培養出來的台灣社會領袖。這群人「二二八」之後,死的死,逃的逃,沒死沒逃的,也都被嚇掉半條命了。

「二二八」造成另外一項嚴重後果,是讓台灣人抱持深深仇恨,看待從大陸來的中國人。仇恨沒那麼容易遺忘,只會因為政府的管制壓抑,在無從發洩的情況下變得更加強烈。

國民政府主政者絕對沒有想到,然而後來歷史顯示了:「二二八」的兩項後遺症,決定了一九四九年之後,台灣發展的方向。

一九四九年發生了什麼事?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潰敗,倉皇敗逃到台灣,帶了大約一百五十萬人一起渡過海峽大遷徙。

如此規模的遷徙很困難;要讓遷徙來台的人能夠活下去,是更困難十倍百倍的事。畢竟台灣自身原來的人口也不過六百萬左右,這樣規摸的經濟體,在戰爭結束後沒多久,突然要承擔多增加一百五十萬人的生計,談何容易!

困難還不只如此。雖經日本統治後期的投資經營,工業在台灣經濟系統中佔的比率依舊不高。戰爭破壞,加上戰時重工業無法立即轉型為民生生產,使得到一九四九年時,台灣基本上仍是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農業生產,有可能用什麼方式,馬上提高四分之一產量,來供應新移民所需嗎?

回頭看這段歷史,我們理解:

初到台灣,驚魂未定的國民黨,除了要防止中共軍隊渡海之外,最大的課題,就是農業生產分配的大調整。

2.

五0年六月韓戰爆發,美軍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同時原本對蔣介石政權抱持放棄態度的美國政府政策大轉彎,援助資源注入台灣,讓國民黨喘了一口氣。

接下來連續幾年,國民政府開始大力推動台灣土地制度的改革。從「三七五減租」到「耕者有其田」一連串的作法,表面上的理由,是國民黨在大陸吃了大虧學到教訓,要從土地制度的根本,杜絕共產黨意識形態可以生根的環境。實質上,這些政策作法,直接提高了政府對於農業,尤其是對農業產品的控制。

在大陸被「土地改革者」中國共產黨打得落花流水的國民黨,為什麼搬到台灣來,搖身一變,自己成了「土地改革者」?關鍵理由很簡單,在大陸,國民黨的利益與地主緊密相連,「土改」刨的是國民黨的利益根源;可是換到台灣,國民黨在這點上,是不折不扣的外來政權,他們和台灣地主沒有任何聯盟關係,自然能夠不受牽制地訂定直接剝奪地主利益的政策。

不過,訂定政策是一回事,要執行是另一回事。「土改」為什麼在世界各地都難以推動?「土改」為什麼往往都演成血腥暴力事件?因為擁有大量集中經濟社會資源的地主階層,絕對不可能乖乖接受土地改革,放棄自己的龐大利益。他們會使出各種手段,杯葛阻擋土改政策。

地主抗拒「土改」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控制政府,組成保護地主利益,與地主利益一致的政府。如果無法控制政府,那麼地主還有另外的作法 ── 他們可以聯合起來反對政府,甚至推翻政府。

國民黨當時處於艱苦的兩難。一方面,如果不進行土地改革,新到台灣的一百五十萬人無從取得必須的糧食供應;另一方面,貿然進行土地改革,等於直接向台灣地主宣戰,又有可能刺激台灣地主階層大反叛,反撲在台灣還來不及站穩腳跟的外來政府。

土地改革竟然能在國民黨剛敗逃到台灣時推動,依靠兩項條件。一項是冷戰結構形成,美國力量在台灣介入;不過更重要更關鍵的一項,顯然就是因為當時的台灣地主階層,儘管對於自身的利益受傷大感憤怒,卻敢怒不敢言,更沒有條件公然向國民黨挑戰。

因為「二二八」的慘痛經驗記憶猶新,也因為「二二八」肅清了一整代台灣社會領導人士,地主們就算要反抗,也找不到可以帶頭組織行動的人了。

3.

「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一連串的政策,都著眼於提高農業生產量,同時也都發揮了將農產集中在政府手中的效果。

這一連串政策,給了原本佃農自己土地所有權的滿足。不過如果細查生產成果分配的話,實際在土地上勞動的農民,自留農產比例,不見得有所提高。

田賦提高了,實物徵收增加了,同時還有全面「肥料換榖」的作法。台灣農業土地,很早就開始了商業性經營,也就是,不以生產勞動者自身食糧所需為滿足。尤其是蓬萊米種介紹進台灣,開闢了台灣米銷向日本的管道,當然進一步鼓勵台灣農民努力提高農地單位產量。在這種情況下,台灣農業也就很早開始使用化學肥料,乃至依賴化學肥料。

以戰爭剛結束那兩年的生產狀況為例吧!「二二八事件」中重要的導火線之一,就是產米產糖的台灣,竟然缺米缺糖。檢查較可信的史料,庫存糖遭到盜賣,應屬事實。然而,相對地,米呢?造成缺米的原因,比較可能是來自肥料缺乏導致歉收吧!

明白了這樣的背景,才能衡量「肥料換榖」政策的威力。「肥料換榖」,就是政府壟斷肥料生產和配銷,讓化學肥料完全沒有自由市場,農民要取得肥料,保障下一季作物收成,唯一的方法,就是用這季收成的食糧作物,到農會系統換取肥料。

換榖辦法中,當然是盡量高估肥料價格,壓低穀物價值。依照不同的國際市場原料與成品標準計算,「肥料換榖」過程中,農民付出的代價,比市場高出三到十倍。

「耕者有其田」的辦法,同樣反映了這種集中糧食的用意。佃農並非無償得到土地,而是以該土地年收成的二點五倍計算地價,需分十年以實物攤還地價。換句話說,十年當中,新取得土地的農民,除了原本的田賦、實物徵收及肥料換榖之外,還要交出四分之一的收成稻穀,支付地價。

交出土地的地主,從政府那裡領取了實物債券和「四大公司」股票作為補償。許多人對股票極度陌生,對「四大公司」更沒有一點信心,誰知道明天「四大公司」會不會就成泡影,股票也隨而成為廢紙?所以股票一發行,許多人就想方設法要將手上的股票賣掉,換實物債券比較有保障,於是股票對應實物債券的價差越拉越大。

手上擁有眾多實務債券的大地主,在那個節骨眼上,如果懂得適時買賣,就能用很少的代價取得大批「四大公司」股票。事實上,辜家正就是以這種方法,拿下來台灣水泥的經營權,才開啟了戰後辜家事業的另一番發展。

至於那些出了股票換實物債券的地主,仍然沒有辦法保有價值。因為隨後政府發動一連串的作法,嚴格控制市場上稻米價格,就算用實物債券換到稻穀,也完全無利可圖。難怪台灣地主在過程中大大受傷。

政府憑什麼能控制米價?憑著土地改革壓抑了地主勢力,政府可以直接凌駕在農業生產小農身上,對他們的生產收穫充分掌握。上面提到了十年攤還地價的條件,如此就使得十年內這些農地四分之一的收成,保證進到政府手中,扣除掉實物債券支付出去的,政府至少還有八分之一的保留額。

再加上田賦、徵收和「肥料換榖」和農會系統進行的青苗借貸本息償還,保守估計,直接控制在政府手中的米糧生產,佔農民總生產量至少四成。換句話說,小農生產過程中,可以自留的部份,不超過百分之六十,並沒有比原來付給地主的田租優厚多少。有些地方,土改後農民實質負擔,還高過改革前。

當然,我們必須考慮農民自有土地而提高的生產動機。畢竟按「耕者有其田」辦法規定,取得土地後增加的生產量,不會再計入地價中,可以由農民自己保留;還有,農民可以想像十年地價攤還完後,每年就可以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的生產收入,這些因素的確大有助於整體農業生產的成長。

不過,一個事實不能被忽略,那就是,土地改革完成後,政府就是台灣最大的地主,所有主要糧食作物生產收穫,百分之四十都控制在政府手中。

有這麼大比例的糧食,才有辦法應付一百五十萬新移民所需。而這群以軍公教為主的新移民,是國民政府統治的根本,他們也都必須依附於政府體制上,才有辦法在台灣存活下去。

4.

在這裡,「二二八事件」的另一項後遺症,發生了嚴重效果。台灣社會底層對外來中國人的深刻敵意,讓新移民與台灣既有社會,完全沒有融合的機會。

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的新移民,不只是絕大部分與「二二八」無涉,而且絕大部分根本無從知曉才不過兩三年前發生的事件。國民黨全面封殺和「二二八」有關的訊息,壓抑台灣人鮮明依舊的記憶,結果是使得新移民失去了瞭解台灣人敵意的機會,當然也就更消滅了他們去化解敵意的機會。

新移民們一方面被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幻夢拉住,另一方面又被與台灣社會明顯存在的差異隔閡推開,於是就產生了他們對黨國體制的高度依賴。除了少數例外,這些新移民事實上被關鎖在狹小的生存空間裡,長時間和台灣原有社會互動極其有限。

尤其是經濟上的互動。依賴黨國體制,明白點說就是經濟支撐來源是政府發放的薪水米糧,在此之外,並沒有以經濟勞動力的形式投入生產體系中。對於這種情況,國民黨並無意積極改變。作為一個外來政權,國民黨對台灣本土環境有其陌生不安不放心的焦慮,格外需要這一同渡海的一百五十萬人作為政權不變不動的基礎。國民黨最不願看到的,一是台灣社會從新移民中找到組織領導資源,另一則是新移民和台灣民眾結合取得與政府抗衡的力量。讓這兩邊保持分離,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相對是比較安全的。

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了解一九六0年「自由中國事件」的背景條件。雷震、殷海光等人批評蔣介石、國民黨,並不是一天兩天。然而雷震後來卻選擇和台籍地方人士如李萬居等人結盟,成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決定性因素,蔣介石寧願得罪美國,也得關了《自由中國》,斷絕雷震這方面的發展。

將外省人封鎖在台灣經濟體系之外,國民黨就必須承擔每年龐大的軍公教人事支出。在那個貧窮的年代,這份開支最主要的部份,正是食糧配給。

這解釋了為什麼要用各種政策手段控制食糧作物,也就說明了台灣農村在那幾年其實是在沒有新勞動投入的情況下,藉由政府的強勢重分配,支應起多出來的人口壓力。地主固然傷痕累累,農民也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本來從控制食糧出發的做法,附帶產生了兩項國民政府可能也沒有料到的效果。一項是新取得農地的農民,因為預期十年攤還期一過,就能完整獲得土地所有權,所以在這十年內,不可能輕易廢棄耕地離開農業。而且這些農民長期佃耕,也必然格外珍惜分配下來的土地,視土地為近乎神聖的財產形式。

另一項效果是綿密的食糧生產控制,加上徹底的貨幣金融管制,就使得政府對於農戶收入可以進行操縱,尤其是要壓低農戶收入,易如反掌。提高實物徵收成數,改變肥料換榖價錢計算方式,都可以立刻讓農戶就算保持原有的耕作努力,收入卻比原來減少許多。

六0年代之後,台灣工業化的發展,就是建立在這兩項條件上,才有可能的。

後進國家工業化,最大的阻礙,是原始資本累積的困難。許多國家選擇以舉借外債的方式籌措資本,但是外債的利息壓力,以及債主國的干預,經常就扭曲了工業化的進程,使得長期計畫無法持續推動;更何況外債從舉借到運用,這中間創造了多少上下其手的空間,往往讓大筆利益掉進中介者與買辦階層的手裡,造成資本效率不彰。

台灣在五0年代每年接受平均約一億美元的美國政府援助,不過美援在幫助台灣度過經濟最艱難的階段後,到一九六三就停止了。之後,台灣不曾對外國借取大量資金,而竟然能完成初始的工業化建設,的確是後進發展史上難見的「奇蹟」。

追究這項「奇蹟」,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政府當年「以農業扶持工業」的政策。什麼是「以農業扶持工業」,用政府宣傳的語言,那是「用政策作為將農業剩餘(盈餘)投注於工業建設」。這個說法,有一個最大的盲點 ── 看看上面整理的台灣農業生產狀況及其負擔,試問,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農業部門哪來的「剩餘」可供利用?

解答這個問題,牽涉到「剩餘」的相對定義,是對於農家而言的「剩餘」,還是對於政府而言的「剩餘」?真正發生的狀況,是政府藉由創造了農家的「不足」,因而獲得了投資工業建設所需的「剩餘」。

換句話說,台灣工業化初期的基礎,是靠政策性壓低農戶所得,拉開農戶生產價值與農戶實質收入間的差距,才有辦法取得的。在那幾年內,政府手段步步緊縮,保證儘管投入同樣的努力,農戶平均自留穀物收成不斷降低,而且保證,穀物的市場價格不斷壓低。總體而言,農家可支配食糧與收入,都一年比一年差。

中間的差額,進到政府國庫裡,成為政府可以拿來使用的工業基金;而且農戶收入下降造成農家人口大幅外流,又為新興工業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力。

5.

六0、七0年代,台灣人口大遷徙,根本理由並不是追求「社會向上流動機會」,而是因為農戶收入低到無法留住原有的勞動力。本來五口之家耕種一小片土地,勉強可以維持五人生計。但在政府政策導引下,幾年內同樣一塊土地收成所得,降低到只能供應三個半人生存,那麼當然就造成農戶中兩份勞動人力必須離開土地,另尋出路的結果。原本由五個人負擔的勞動量,現在必須改由留下的三個人承擔付出,而兩個離家的人,因為是在經濟無法支應的情況下離開的,流離到都市城鎮,他們也就不可能要求多高的工資,只要能夠養活自己得到基本溫飽,他們都會接受。

從發展工業的角度看,這是極有效的政策。而且也的確在短短幾年內,就幫台灣打下了初始資本的底基,還從農村擠榨出最低工資水準的勞動力,使得台灣加工出口產業得以享有勞動成本上的優勢,可以用低價策略在美國市場競爭。

但是台灣這種發展策略,絕對無法在別的國家別的地方複製;別人的政府不可能擁有如此全面管控農業的條件。南美洲的巴西,七0年代也曾試圖用類似壓低農業產值的方式,幫助工業。但是沒有幾年,許多農家就乾脆放棄農村土地,舉家遷到都市,廢耕潮造成食糧欠收,農產品供需失調大漲價,經濟連帶遭到重創。

台灣呢?農家珍惜土地不願離開不願廢耕,只好讓青壯人力離開去新興工業部門努力,農村人口結構慢慢朝「三老」(老祖父老祖母老媽媽)移動,老化的人口卻要承擔起比以前有青壯人力時更多的勞動量。靠著這樣的擠榨,才有產業結構上的轉變。

台灣加工出口導向經濟階段,二十年內,經濟規模與工業產能不斷提高,工業勞動需求也不斷增加。然而,近乎神奇地,台灣勞工工資水準,卻只有非常微幅的升高。

簡單的經濟學原則可以解釋:需求增加、價格卻不變,那必然供給要隨著增加.勞動力供給的增加從哪裡來?不會從軍公教部門來,也不可能只依賴人口的自然成長。農村,還是主要的來源.

台灣「經濟奇蹟」靠的就是長期質量豐富的廉價勞力,和長期居高不下的儲蓄率。而這兩件事,都在政府對農業所得高度控制的背景下,才成為可能。工業發展一步,政府就相應將農戶所得壓低一分,保障勞動力繼續從農業部門擠榨出來,供工業部門廉價使用。農村慢慢無法依賴農業生產所得過活,只好轉而寄望離家到市鎮工業區賺錢的年輕子弟予以貼補.。

到七0年代中葉,依照政府統計,台灣農戶收入來源中,農業生產所得就已經跌破五成了。換句話說,表面上還住在農村,還在土地上耕種,可是農作生產所得,只夠這些農戶過半年日子。另外半年怎麼辦?農戶的「非農業所得」,高居第一位的,當然就是子弟們送回來補貼家用的錢嘍!

那二十年間,台灣有很清楚的「農工同源」現象。勞工階層大多數具備農村背景,相形之下,也是在國民黨政治的操弄下,新移民的軍公教階層,就很少有人直接參與在工業化過程裡。由軍公教轉成勞工的,少之又少。這樣的社會變化模式,也對後來的族群互動和勞工的社會地位,產生深刻的影響。

「農工同源」不是偶然現象,而是政府經濟政策必然的結果。事實上,工業部門一缺勞工,政府就會設計出新的方法,從農村擠榨新的勞動供給來。最聰明的做法,包括鼓勵工廠下鄉,設置在農村小鎮旁,而且鼓勵利用女性勞動力。

以新竹新埔鎮外的大型紡織工廠為例,工業資本願意承擔較高的交通運輸成本,把工廠設到那裡去,理由何在?在於吸引周圍客家村中留在農事上的婦女勞動力。這些婦女早上餵過豬,準備好早餐旱田間點心,就可以到工廠上工,黃昏之前下工,還來及回家做晚飯煮豬食。如此一來,新的勞動來源就產生了.。

更多的是環繞農村地帶叢生的小型工廠,主要著眼,也是便宜的勞動力供應。不過,換從農村農業角度看,那就是農村婦女的勞動負擔增加了,必須依靠她們又農又工的雙重勞動收入,才能維持住農戶生活水準。

以女工為主力的加工出口區,是另外一種勞動供給新形式。這裡最大的特色,是宿舍制度,以及嚴格的行動管制。女工工廠一般一週只提供半天自由時間,讓女工們離廠活動。這種安排有兩大好處:一是提高讓農村家長願意允許女兒離家工作的安全與管理誘因,二是留在宿舍裡的女工,隨時可以配合訂單,有償或無償加班。

女工工廠還有一種做法,不將工資交給勞動者,卻直接匯回其原生家庭。如此讓農戶家戶長更有理由違背習俗,讓未成年或剛成年的女性離開鄉村,參與工業勞動,同時也增加了「農工同源」情況下,由工業工資對農戶進行實質補貼的金額。

多管齊下,農村中的少女、已婚婦女的勞動力,都陸續被擠榨出來,投入工業生產。難怪工業發達了,工人工資卻漲不起來!也難怪台灣可以二十幾年,靠比人家低廉的勞動成本,搶佔美國市場.

「農工同源」的經濟結構,加上政府刻意長期忽略社會福利支出,間接提高了這段時期台灣的儲蓄率。過去談到高儲蓄率現象,通常的解釋都指向文化上的勤勞節儉,但是不該被忽略的,是經濟活動內部造成的儲蓄壓力。簡單說,從農村遷移到都會的人口,有著高度的財務緊張。首先必須從收入中挪出部分送回日益窮困的農村老家,其次還要準備所有社會安全上的不時之需。

從農村到都市,沒有了原來的親族鄰里互助網絡,而且還增加了生活上的變數。沒有人敢保證明天不會失業、工廠不會倒閉、工資不會領不到,更沒有人敢保證不會在複雜的工廠環境及都市環境中發生意外。不論是什麼樣的損失傷害,都只能靠家戶本身來承擔,沒有其他現成可依賴的幫助。在這種情況下,大家節衣縮食,降低消費欲望,存下錢來提供保障,毋寧是合理、甚至是必然的行為了。

高儲蓄率省下來的錢去了哪裡?一部分進入民間金融流通市場,尤其是以「標會」形式存在的金融互助組織。根據不完整的資料統計,六0、七0年代,台灣民間合會的平均利息,大約是同時其銀行利率的一點九倍。可是合會的高利率,建立在「倒會」的高風險上。政府長期不保障不處理民間合會糾紛,讓合會保持在高風險狀態,就產生了讓儲蓄資金不得不流向利率偏低的銀行系統的作用。明明完全由政府控制的銀行系統,長年提供遠低於市場水準的利率,但在考慮儲蓄金額安全性時,大部分人家還是不得不犧牲市場利息,將錢存進公營銀行,這些資金成為政府政策性扶植工業的重要槓桿。

連串的因素指向同一個結果,那就是對農村不公平的層層剝奪。到了七0年代中期,農村經濟的下降惡化,進行了將近二十年,農村破產的景況,再悽慘不過。這二十年中,隨著這種農村破產過程成長的一代,當然不可能沒有感受,當然有許多想要表達的意見,想要發洩的情緒。

6.

「鄉土文學論戰」中有兩個最核心的價值,而「文學」並不在其中。一個核心價值是「現實」,另一個核心價值則是「農村」。如果我們暫時將「文學」的議題放在一邊,整理「鄉土文學」這邊陣營的意見,就會發現其真正的共同關懷,乃在於農村的現實。當他們說「鄉土」時,他們心裡想的、筆下描繪的,是台灣的農村。

而且是台灣農村的「現實」。強調「現實」,為了要跟政府宣傳的「農業復興」、「農業發展」明確區隔。「鄉土派」不管在作品或評論上,表現得最強烈的熱情,是揭露當時農村的現實,進而檢討農村悲慘現實的成因。

放回到前面討論的台灣戰後政治經濟脈絡中,「鄉土派」的熱情與悲情就很容易理解了。那樣的政治經濟發展,犧牲了農業犧牲了農村,讓農業農村以及從農村裡流離出來的人,承受了最大的勞動壓力,付出了最多,卻得不到公平的相應報償。

這公平標準不是來自於什麼抽象計算,而是日復一日在生活中的對照對比。看到其他行業,尤其是軍公教在同時期的政經待遇與地位,這些具備農村經驗的年輕人,怎麼可能說服自己相信其間的公平性與公平原則呢?

換句話說,「鄉土文學論戰」來自於政治經濟發展的背景,而且,至少從「鄉土派」這邊參與其中的許多人,真正想表達想討論的,本來就是政治經濟議題,或說,從政治經濟衍伸出的公平議題。

「鄉土」,是「農村」的代名詞。因為在此之前,七0年代掀起的中華民族主義浪潮,為了對抗西方文化美國文化,建立起了離開城市到鄉間去尋找「真正的中國文化」的一種浪漫情緒。可是,「鄉土文學論戰」的鄉土,不再那麼浪漫,而是要逼視「鄉土」(農村)的現實。而那現實,並不會那麼美好。鄉土的現實裡,就算有高貴,那也是在貧窮敗破對比下逼激出來的人性高貴,越高貴越顯出那環境的不堪。

本來是政治經濟的討論,卻在那個時代背景下,轉而成了「文學論戰」。賦予這個論戰其「文學」性質的,一是台灣七0年代獨特的媒體狀況。在政府高度管制下,報紙限張本來就刊登不了太多內容,而被緊密監視的新聞,更是不會有什麼多元新鮮的東西。六0年代報業競爭,先以沒有政治疑慮的社會新聞為主戰場,幾樁兇殺案都幫忙創造了報紙報份新高。然而七0年代蔣經國接班後,格外重視社會道德,大作凶殺新聞、色情新聞的路,也被政治管制堵死了。不得已的情況下,報業競爭只好改以原來的「報屁股」 ── 副刊,作為重點了。

炒作副刊,也就同時炒作起文學。一時之間,文學成為台灣能見度最高、最多人關心的領域。文學,也在那個時代,取得了極高的社會行動意義。

還有另外一個更關鍵的因素,那就是政治經濟的討論,在那個時代幾乎沒有任何空間,尤其是要討論政治經濟政策上的負面效果或錯誤的話。警總言論警察,絕對不可能容忍任何政治經濟的「論戰」發生的。

不是沒有人直接討論農村破產問題的。但這樣談,一定很快就被言論禁網消音,不會發展成「論戰」的。我們不能忽略「鄉土文學論戰」之所以會成立,就是因為管制機構真的以為這是個「文學」論戰,因而將案子轉給了國民黨文工會,而不是警總或新聞局處理。

文工會發動的反擊,讓這個事件成了「論戰」,而不是另一樁文字獄。從這個角度看,值得慶幸。不過也因為從文工會的立場介入,論戰就有了一波轉折。「文學」是否「包藏禍心」變成焦點,文學該寫什麼能寫什麼成了爭議中心,分散掉了原本要藉文學的描述與論述,突顯農村現狀的焦慮用心。

三十年後回顧「鄉土文學論戰」,最可能被忽略被遺忘的,不是「文學」的部份,不是「文學如何與社會干涉互動」的部份,而是使得這些議題成為議題更根本的政治經濟變化帶來的感受。一代的年輕人,面對自己生存的農村環境步步惡化,卻只能無奈以對的強烈感受。他們無奈以對,但卻不想無言以對。在因緣際會下,他們找到了文學作為表達這種感受的載體,才引爆了「文學論戰」。

回到「鄉土」,回到農村與農村經濟,我們才能真正與三十年前的「鄉土派」深刻的精神焦慮聯繫,我們也才有機會接上他們的感受,進而理解他們為什麼會這麼深又這麼具有實存性的精神焦慮。

楊照,現任《新新聞》週刊副社長。曾獲得聯合報小說獎、賴和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吳三連文學獎、洪醒夫小說獎等。著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及文學文化評論集等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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