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註:
1. K. R. Popper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嚴厲和尖銳的批判柏拉圖、亞力斯多德、黑格爾、和馬克思等四人的思想及論述,也批判了知識社會學和歷史決定論等學說(Popper 1983)。我雖然並不同意Popper這本書中的部分論點,包括他對黑格爾的批判,但我非常敬重他治學的嚴謹和論述的嚴密。他以引述、註解、和/或說明來支持自己的說法以及幾乎所有的實質批判。這本書的註解字數約有正文字數的60%(還不包括幾篇附錄),我讀過的論文和著作中,此書的註解/正文字數比例是最高的。Popper筆鋒頗有「戰鬥氣息」,文風和「開放」的概念並不調和。此書內容不是無懈可擊,但他呈現了一個完整的論述,在Popper的論述架構內,我想他的批判可以成立。因此,這本書或許可以當做「批判」的典範。
2. 一位學者,既然選擇用「膿包(哲學)」的尖刻字眼批判另一位學者的著作,不論他/她是否在意嚴謹或謹嚴的要求,在使用「不痛不癢的話」、「一說便錯」、和「一團膿」這些文字時,至少需要各舉一例。否則,至少我會把他當做「攻擊」,而不是「批判」。
3. 我不知道牟先生是否曾對《哲學史》做過系統性的詳細批評。如果有,則轉貼這篇文章的溫玉網友需要引用相關論述。如果沒有,則「有事弟子服其勞」,牟先生的學生們,不妨推舉一位研究哲學史的同仁做這個工作;或收集和引用其他學者(如勞思光先生)的批判做為旁證。如果牟先生的學生或接受他學說的學者沒有人寫過批判《哲學史》的論文,又不願引用他人著述,則轉貼這類文章時,需要做個保留聲明。許多人和我同樣重視「論述規範」,不願意在知識領域看到缺乏實質論述的「攻擊」。
4. 牟先生在《再造》一文一文中,強調「客觀」一詞,並對此概念提出兩個「詮釋」。以後我再討論我對此詞的用法和牟先生不同之處。這裏只討論,在該文中牟先生以「新唯識論和老唯識論的爭辯」為例,對馮先生所做批評的爭議性。
牟先生根據上述「爭辯」,認為「馮友蘭對中國思想沒了解」。我想這是個「主觀」評論。我讀過一些唯識論的經典和詮釋,但我沒有讀過熊先生的大作。所以,我不討論馮先生的「『新、老唯識論之爭』相當於「『神滅/神不滅』說」是否成立。我要指出:即使馮先生對新、老唯識論的詮釋毫無根據,或對新、老唯識論毫無了解。從這兩個前提並不能推出「馮友蘭對中國思想沒了解」這種結論。我的理由如下:
a. 佛學在中國「思想」和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是個尚在「詮釋」或爭論的議題。還沒有達到定論或公論的地位。我假設牟先生「中國思想」指的是「中國學術思 想」,因此,佛教在民間的影響力是不同層面和層次的議題。
b. 理論上唯識論未必需要透過佛教或佛學思想才能影響中國思想,但唯識論本身的 論述相當專門,不是一般學者會有興趣的學說。要了解唯識論,需要了解佛教基本教義和其他佛學思想,殆無疑義。由於唯識論只是中國佛學八(?)大宗派之一,它也不是最有影響力的前兩個思想,因此其普及程度相當有限。
c. 唐末以後直到清末民初近一千年中,唯識論的相關論述並不熱絡,只斷續出現。
d. 由b和c兩點,我認為唯識論在中國佛學思想和佛學思想史上的影響力不高。再加上a點,則唯識論在中國思想和思想史上的影響力或重要性,也許還在陰陽家之後。我雖沒有數據,但如果從研究唯識論學者的數目,「法相宗」在中國民間的影響力兩方面考察,「沒了解唯識論」和「沒了解中國思想」兩個命題之間,應該沒有「蘊含」或「等同」關係。
e. 如果牟先生舉的實例是:馮先生對儒、道、法三家的思想不了解;或對宋、明理學不了解;或對道教和佛教在中國民間的影響力不了解;或對中國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不了解;或對中國社會發展史或社會思想史不了解等等來論述,則「馮友蘭對中國思想沒了解」的結論,視論述內容可能說得通。但以馮先生對「唯識論」不了解為例證做此判斷,我想難以成立。
f. 如果牟先生以「不了解唯識論還要妄加評論」來批判馮先生「胡說八道」,我想這個論述也很可能成立。但根據「不了解唯識論」判斷「馮友蘭對中國思想沒了解」,則甚為「牽強」。
最後,該文中的「玄奘《成唯識論》」,應為「護法等《成唯識論》」,或「玄奘所譯《成唯識論》」。
5. 《論語》中記載了孔子關於「子貢方人」的批評。我想孔子這段話所包含的原則,應該是中國讀書人,至少以弘揚儒學自許的讀書人,或講究「道德實踐」的讀書人,應有的行為規範之一。
6. 中國哲學不是我主要的閱讀範圍。我沒有讀過馮友蘭先生的《哲學史》或他的任何一本著作。所以,我並非馮先生的私淑弟子或再傳弟子,也不是他門生故舊的友人或後人。在網上和書上我曾先後看過一些關於《哲學史》一書的評論(Brière 1965:索引 Fung yu-lan)。但是我沒有判斷馮先生對中國哲學了解的能力。在本文中我也不討論《哲學史》的實質內容。
7. 在網上我看到一些在文革前後,關於馮先生言行的報導。就「知識份子」的「風骨」而言,馮先生不無「晚節不保」之憾。由於我不熟悉這些事件的整個經過和相關情境,我言盡於此。附帶說一句,相較之下,梁漱凕先生面對毛澤東的表現,則不愧是中國讀書人「威武不能屈」這個原則的典範。
8. 本文不在討論科學基礎論或科學方法論。但為了清楚的表達我的意思,我在這裏做些說明:
a. 「普遍的」在中文有兩個意義。本文中都指英文的general,不指universal。
b. 「現實」有兩個層面:「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每個層面又有不同的層次:例如,「自然現象」隨時-空的不同,而多多少少有些變化或差異;「社會現象」更因為有「主觀(現實)」因素,造成各人對同一個「現象」有不同的認知和詮釋。
c. 我的立場是:「現實」只有一個,但各人對「現實」的了解、認知、和詮釋,則 隨她/他的經驗(或「相應」)而不同。
d. 每個人對「現實」的「認識」、「了解」、和「詮釋」,不等同(或「相應」)於普遍 的「現實」。
9. 啟蒙運動之後,一般而言,理性淩駕信仰。導致部分(如果不是多數)西方知識份子接受、盲從、甚至於濫用「理性」。康德試圖劃清知識和信仰的界線。他《對純粹理性的批判》整本書的主旨,在批判「純粹理性」,並據此界定和限制「理性」適用的範圍。不過,康德的目的不在捍衛「知識」,而在捍衛「信仰」。「批判」一詞在此書標題的用法,相當於「分析和檢驗」。
10. 如果有人「言之成理」的批駁本節或本文的論述,則接受此「理」的網友們,自然也就不必,也不會同意我以下第2、3兩節的觀點。這裏「批駁」一詞的意思是:
a. 指出我論述中不合傳統推理規則的地方;
b. 指出我引用的事實不合現實情況的地方,或它們和我的結論不相關;
c. 指出我誤解了本文中所引用的任何理論,或此理論已被推翻,或它和我的結論不相關;
d. 指出我的任何一個前提和由它導出的結論不相關或相互矛盾。例如本文第1節和 本文第4節的兩個論述。
這四個「指出」需要有一套支持它們的說法,不能只用斷定句或肯定句來陳述或呈現,當然不在話下。
11. 牟先生這段話中的第二個「當然」,或許不是「理所『當然』」的「當然」。
12. 盧卡契是20世紀數一數二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文學批評家。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中,他教誨和激勵「無產階級」,要他/她們高舉「階級意識」的大旗,毫不手軟的進行「階級鬥爭」,以完成自己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偉大使命(Lukács 1967)。這個主旨是對馬克思論述中的「階級意識」和(它做為)「意識型態」兩個術語所做的正統詮釋。Popper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並沒有提到盧卡契的名字,盧卡契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的論述,相當符合Popper對「封閉論述」的描寫。「封閉論述」是(其他人和)我的引申,不是Popper所用的術語。
盧卡契寫過一本《青年黑格爾》,對黑格爾早期的思想論述甚詳。雖然牟先生堅決反對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但就我的了解,他和馬克思、盧卡契有兩個相近之處。第一是三人都有「使命感」;其次是他們分享一個共同的思想淵源。這個淵源就是Popper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強烈批判的黑格爾哲學。
13. 牟先生也許在別的地方有關於中國哲學史分期或斷代的論述。既然我在此提出質疑,如果牟先生的學生或接受他學說的學者認為需要做正式回應,我希望他/她們不要建議我去研讀牟先生的著作。所謂正式回應,除了批駁我以上的相關分析外(請參考註10),至少還有四個方式:
a. 論述中國哲學史的分期應該比照「西方哲學之分期方式」,雖然這個回應可能否定了牟先生對馮先生的批評;
b. 引述牟先生認為(或提出)中國哲學史應該有一個「近代期」的理由;
c. 引述牟先生(或提出)將中國哲學史劃分為「近代期」的時間點或哲學家。
d. 說明牟先生對馮先生的批評是道統、門戶、或宗派之爭。所以,他的論述可能根據了一些不足為外人道或外人無法理解的「內規」。
14. 不接受我在第1、2兩節說法的人,如果不能成功的或有效的批駁它們,不妨根據牟先生的《理則學》,自行從推理層次切入,檢查牟先生對馮先生批評的成立度。
15. 請注意我說的是:「某些規範」、「一些根據」、和「某種規則」。我並沒有限定或指定這個或那個「規範」、「根據」、和/或「規則」。這三者都是約定俗成的概念。我要求或建議的,只是論述者說清楚:
a. 自己有沒有「規範」、「根據」、和「規則」;
b. 如果有,它們是什麼。
參考書目及文章:
l Brière, O. 1965, Tr. Thompson, L. G., Ed. Doolin, D. J. Fifty Years of Chinese Philosophy: 1898 - 1948, F. A. Praeger, Inc., N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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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ukács, G. 1967, Tr. Livingstone, R.,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Merlin Press, London
l Popper, K. R. 1983,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 Vol. 1 and 2 in one volume, 雙葉書店,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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