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前言
在《《中國文化的出路》簡介》一文中(胡卜凱 2006,下稱《簡介》),我肯定陳序經先生對「文化」及相關議題的研究,和他對中國前途的關注(陳序經 1934)。本文討論根據《簡介》第6.2節所列的方式,分析和檢驗陳先生「全盤西化」的主張。主要從四方面來進行:
1) 陳先生「全盤西化」主張的模糊性。
2) 陳先生「全盤西化」理由的成立度。
3) 「全盤西化」(這個概念)的可行性。
4) 陳先生「全盤西化」主張的詮釋。
1. 「全盤西化」主張的模糊性
在《中國文化的出路》(以下簡稱《出路》)第5章《全盤西化的理由》中,陳先生列舉了張之洞、胡禮垣、梁啟超、陳獨秀(仲甫)、和胡適等諸先生的觀點或主張。例如《出路》轉述或引用:
1) 「到了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所包含的西學範圍,比李郭等所主張似為較廣。然張氏仍以中學為本,西學為末。」 (85頁)
2) 「他(胡禮垣)嘗説道:『中國之學西法,錯在不學其心,但學其法。』」 (86頁)
3) 「陳仲甫先生説:『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那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87頁)
4) 「他(胡適)説:『如果我們還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文學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91頁)
5) 「(梁啟超説):『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輩,則生育於此種學問饑荒之環境中,冥想枯索,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而已為時代所不容。蓋固有之舊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殼,汲而易竭,其支絀滅裂,固其然也。』」 (94 - 95頁)
陳先生認為:
「不過三百年來的西化,終不見得中國的文化能夠和各國立於對抗的地位,是因中國人不願去誠心誠意來接受西洋文化的全部,而只求目前的部分的西洋文化。」(98頁)
但陳先生沒有清楚的界定或說明:
a. 什麼才是貨真價實,如假包換的「西洋文化的全部」;
b. 什麼是「全盤西化」這個概念的內涵;
c. 什麼是「全盤西化」這個政策的方案。
2. 「全盤西化」理由的成立度。
以下針對陳先生在《出路》第5章中,提出他主張「全盤西化」的三個理由(胡卜凱 2006:第4節),做一個簡單的分析和檢驗。
2.1 功能論
陳先生主張「全盤西化」的第一個理由是:
「全盤西化」是三個開拓「中國文化」前途方式中最有效的一個。
1) 這個結論的大前提是陳先生在《出路》這本書《緒言》中的一段話 (《簡介》第1節 – 1));
2) 這個結論的小前提是陳先生對「折衷派」和「復古派」的批判(陳序經 1934:第3、4兩章);
3) 根據這個結論,陳先生很自然的做出「全盤西化」的判斷或主張。
如果我們接受《簡介》第1節 -- 1)中所引用陳先生的話;同時接受陳先生批判「折衷派」和「復古派」的論述,我們就不得不「考慮」陳先生主張「全盤西化」的判斷或主張(暫時不談「接受」或「同意」)。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接受陳先生的話;但不接受陳先生所做的批判,可是又提不出一套說得通的、對陳先生所做「批判」的批駁,那我們仍然不得不「考慮」陳先生「全盤西化」的判斷或主張。這是形式邏輯規則和論辯基本原則的應用。
但是:
a. 雖然我接受陳先生的小前提:也就是說,我接受陳先生對「折衷派」的批判;(雖然我沒有看他對「復古派」的批判,我自己可以寫出一套類似的論述。)
b. 但是我不接受陳先生的大前提。因為,我不認為《簡介》第1節 -- 1)中陳先生所列的三個開拓「中國文化」前途方式,包含了所有可能的方式(見2.2節)。
c. 因此,我不接受陳先生主張「全盤西化」的第一個理由。
2.2 先進論
陳先生的第二個理由是:
「歐洲近代文化的確比我們進步得多。」
這個理由並不成立。即使「全盤西化」可能,跟在歐洲文化後面,中國將永遠被西方宰割。「被宰割者」不能稱為有「前途」。在這一方面來說,孫中山先生的「迎頭趕上」,胡秋原先生的「超越前進論」(胡秋原 1980:527頁、565頁),在「開拓『中國文化』前途」的實用上比較有效。
2.3 趨勢論
陳先生的第三個理由是:
「西洋的現代文化,無論我們喜歡不喜歡,它是現世的趨勢。」
沒有任何人能「預測」人類的未來。在文化或人類前途的領域,所謂「趨勢」頂多不過是一種根據經驗的推測,大多數的情形則是「想當然耳」罷了。
陳先生的第三個理由在論理上不嚴謹,因為不論在宏觀(人類社會)或個人情境,「趨勢」只是「趨勢」,沒有「必然」或「命定」的意思或蘊涵;在歷史發展上不合現實。不論中國今天是走「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路線,她的整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結構及運作,具有「中國特色」殆無疑義。(這當然是後見之明。)
3. 「全盤西化」的可行性。
以上我指出陳先生支持他自己主張的三個理由,在邏輯或運作上都不能成立。以下分析何以「全盤西化」的主張不能成立。
3.1 「文化」的意涵
「全盤」指「整體」、「整個」、或上述的「整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結構及運作」;
「西化」指「『學習』、『接受』、或『轉變為』西方的『文化』」。
在這兩個意義下,「全盤西化」這個概念在實際上不具可行性。
誠如陳先生自己在《出路》中說(雙引號是我加的):
1) 「人類所以要努力去創造文化的主因,大約是適應『時代環境』以滿足其生活。因此,文化可以說是人類適應時境以滿足其生活的努力的工具和結果。」(第5頁)
2) 「文化本來是『變化』的,而且應時時『變化』,停而不變,還能叫做什麼『化』呢?」(100頁);
3) 「則每一個人都有變換這一種文化,和『創造』新的文化的責任。」(109頁)
「文化」在此可以簡單而具體的詮釋為:「一個社會中的成員所共有的『生活和思想模式以及典章制度』」。針對陳先生以上的「文化觀」,我有以下的分析:
a. 中、西方社會的『時代環境』不同。當時(1920年代)西方仍是帝國主義,而中國是半殖民地狀況(或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次殖民地」),西方社會的「生活」靠掠奪所謂的落後地區,中國社會過的是被掠奪者「生活」。因此,中國社會沒有「學習」、「接受」、或「轉變為」西方文化的「物質條件」。
b. 雖然「文化本來是『變化』的,而且應時時『變化』,…」。但是不論「文化」是什麼,它絕對不只是「時尚」或「時髦」。任何社會(的成員)不可能追趕一個「時時『變化』」的生活方式或典章制度。如果這樣做,結果可能是「集體意識分劣」。
c. 既然「每一個人都有變換這一種文化,和『創造』新的文化的責任。」,我想在中文裏,「化」和「創造」不是同義詞。
根據陳先生自己對「文化」的了解,能用「全盤」的方式來「學習」、「接受」(「移植」?)或「轉變為」的,大概不是「文化」。
3.2 文化的本質
1) 語言
文化的媒介或承載體是語言,文化涵蓋所有的社會成員。因此,要「全盤西化」是否要「全民」學英文(或法文、德文)呢?即使所有的中國人學會英文,我們仍然無法「全盤英化」。只要比較英國人講的英語和我們在電影或電視上聽到的英語,大家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2) 歷史(傳統)
文化建立在傳承上。西方文化除了有古希臘、希伯來、和羅馬三大淵源外,還有她自己兩千多年的歷史,也就是陳先生說的「層累」(陳序經 1934:第2章第1節)。每個社會的「問題」,是該社會「自然」、「歷史(傳統)」、和「當下該社會結構」的函數。我們不可能重新再經歷過去西方人所經歷過的「中世紀」、「十字軍東征」、「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宗教戰爭」、「大航海」、「啟蒙時代」、和「法國大革命」這些歷史經驗。
如果「文化」是解決生活「問題」的累積,不同的「問題」需要不同的解決方案,也就會產生不同的「文化」(胡卜凱 2004)。
3) 自然環境
誰都知道自然環境是制約文化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即使可以學英文;在DVD上重溫歐洲史的舊夢或戲劇,但我們不可能重新建構過去兩千多年的氣候模式、地理變化、和人類通婚、同化、互動、和遷移的運動。
因此,我們可以把一座古堡或橋樑一塊磚、一塊瓦、一根鋼筋的拆掉,然後搬到另一個地方。但是要把一個地區的「文化」搬到另一個地區,是不可能的任務。
就字面上來理解,「全盤西化」的可行性等於零。
4. 「全盤西化」主張的詮釋。
我相信以陳序經先生的學識,他當然了解以上第2、3兩節的分析。問題是:
為什麼陳先生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
從《出路》的《代序》中,我看不出個所以然來,但是我想可以從三方面來了解:
1) 陳先生的「全盤西化」指:「當選擇要接受了西洋文化的某一成分時,(我們)要『同時』接受該文化成分的基本生活及思想模式和有形的典章制度。」
2) 陳先生有相當大的危機感。他以「全盤西化」做為一個「戰鬥口號」或「意識型態」,激勵中國人努力的、全面的、澈底的、誠心誠意的學習西方文化中優越的成分。
3) 陳先生企圖以「全盤西化」這個麻辣主張,迫使否定他這個命題的人,進一步的檢驗中國文化,和深入的思考和中國文化相關的議題。
我想在這種詮釋下,也就是說在對「文化」的概念有實際的了解下,「全盤西化」在當時或當下都有正面的意義。
參考書目和文章:
* 胡秋原 1980,《文化復興與超越前進論》,學術出版社,台北
* 胡卜凱 2004,《「靠文化」學術研討會 的發言》,https://city.udn.com/v1/city/forum/article.jsp?aid=262974&tpno=5&no=2976&cate_no=52524
* 胡卜凱 2006,《《中國文化的出路》簡介》, https://city.udn.com/v1/city/forum/article.jsp?aid=1596207&tpno=0&no=2976&cate_no=0
* 陳序經 1934,《中國文化的出路》,商務印書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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