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所设想的、哈里·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创建的仁慈的美国式世界秩序带来了60年来空前的全球和平与繁荣。尽管这一世界秩序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它很可能会在我们有生之年灭亡。

我们似乎认为这一世界秩序的延续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我们认为太阳每天早晨都会理所当然地升起一样。但是，是物理学的法则使太阳升起。而在我们人类的世界中，我们却需要人的努力才能使事物保持运转。这里的悲剧在于，在维护和改进我们的世界秩序方面，人类所作的努力是多么少。与此形成对照，有几个因素是不利于世界秩序的继续存在的。第一个就是，这一世界秩序的主要监护人美国未能为维护它承担首要责任。第二个因素则是，当美国出现失误时，次级监护人——其它西方国家和日本——未能继承其衣钵承担起责任。第三个是非西方的大国，尤其是亚洲强国几个世纪以来首次脱颖而出。许多亚洲人都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西方是会利用自己目前对全球机构的主宰来维持自己的国力呢，还是维护它在20世纪所确立的规则？西方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第四个因素是全球化加速，从而改造了世界，使改革世界秩序的需要变得更加紧迫。第五项是一个单一的道德天地在全球范围的开创。技术不仅使地球变小，而且还拉近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单一的人类社会之中。因此，他们也比较清楚地看到富裕国家对自己的新邻国的冷漠态度。所有这一切的净效应就是破坏了许多全球机构以及当前的世界秩序的监护人们在世界多数人民眼中的合法地位。

合法地位问题很重要。1945年的世界秩序之所以尽管有种种缺陷，但却存在了这么久，主要原因是世界人民的大多数都从中受益。今天，世界人民的态度方面有了模糊性的新来源。一项政治现实很重要：任何世界秩序如果在世界大多数人民看来并非合理合法，它就不能生存。合法地位不能被美国或者西方所占有。它属于我们行星的63亿公民。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许多人为发展而奋斗，他们接受了一种构想，即1945年建立的杜鲁门世界秩序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因为人们认为，它既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世界。美国帮助世界实现了非殖民化。它还设计了世界的经济秩序，以使日本和东亚四虎等新的成功经济体得以浮现。当时没有任何紧迫的理由要对这一秩序提出挑战。今天，在许多国家的人民当中，对当今世界秩序的合法地位的认识正被迅速侵蚀。对世界秩序的相互竞争的看法已经出现。1945年建立的杜鲁门世界秩序已经丧失了其一度享有的对合法性的全球垄断。当然，许多西方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主要是通过西方传媒来认识世界。而西方传媒也继续认为，它对解释事件保持着垄断权。然而，世界勇往直前。西方有关世界秩序状况的讨论的真实危险在于，它是以自己为参照的。西方学者阅读《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经济学家》和《华尔街日报》，于是不知怎的就假设，他们听到了全球观点。实际上，他们所听到的仅仅是在一个半封闭的世界中进行交谈的西方的声音。

正在全球社会中浮现的有关世界秩序的相互竞争的憧憬是什么？必须应付哪些重要因素，才能挽救杜鲁门世界秩序？如果不能拯救当前的秩序，就会通过以下两个相互矛盾的因素造成一个动乱的世界：世界（它现在很自然地要求全球管理）变小，以及认真解决引起全球关注的问题的任何类型的全球领导的完全匮乏。在我们从前的世界上，我们分别生活在自己的民族国家中，因而基本上是在不同的船上航行。我们只需要一些规则，以管理共同领域和避免碰撞。今天，由于世界变小，所以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航行——但却没有任何船长或船员来领导或管理。没有船长或船员，任何单独的人都不会乘一条小船出航。但是，这正是63亿人民正在做的事情。由于他们对未来的忐忑不安和焦虑感，所以出现了有关世界秩序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起码四项相互竞争的憧憬：杜鲁门世界秩序、江泽民世界秩序、新保守主义世界秩序和奥萨马·本·拉丹世界秩序。

对每一项世界秩序，勾勒出其要素都是有益的，尽管它们在一些方面是重叠的。这些粗略的介绍具有内在的不完整性；每一项的一些方面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挑战。然而，只要它们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上，即今天有关于世界秩序的相互竞争的憧憬在发挥作用，它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杜鲁门世界秩序

1945年以后的世界秩序具有两项十分重要的目标：避免战争的祸水和建设一个基于规则的、平整的竞技场，以便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能成长和兴旺发展。动武只有属于一项自卫行动，或者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才会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殖民统治应当终止。所有民族国家都应享有主权平等。不应干涉任何国家的内部事务。每个国家都应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然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准则应当得到尊重。

在这样一个平整的竞技场上，由于美国民主制度、经济与社会的力量，所以它自然会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脱颖而出。虽然美国仍将是一个军事大国，但是它会通过自己的价值观来发挥威力。它将是一座“山巅之城”，以启迪人类（从历史上讲，美国人的标新立异精神始于殖民时期。那时，许多政治或宗教上受迫害的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认为欧洲受王权和神权统治，权贵们终日忙于勾心斗角，互相残杀，造成整个欧洲一直战火不断，民不聊生，生活无望。为了逃避这个腐败世界，这些欧洲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远涉重洋，来到了北美这块荒芜之地。他们之所以离乡背井，甘冒危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在“新”世界里创建一个有别于、相异于旧世界的社会――所谓的“山巅之城”（a city upon the hill），供世人景仰，让世人仿效。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他们要设法使新建立的国家不仅在政府体制和社会结构上与欧洲国家不同，而且还要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与欧洲国家形成鲜明的对照——译者注）。它不会征服别国。美国还会成为这一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的最终担保者，在贸易、经济或金融、政治或安全等领域中进行决定性的干预，以维护这一基于规则的秩序。因此，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时，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违反规则，于是美国对它们的动议予以了决定性的否决。世界可以信赖美国成为这些规则的一个公平与中立的仲裁者。美国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帝国或者渴望获得霸权，尽管它像从前的任何大国一样，也具有好坏参半的记录。它保持着自己历来一直在拉丁美洲实行的门罗主义。1953年，它一手策划了伊朗的一场政变。尽管有这些例外，但记录是明确无误的。美国的默认立场是遵守规则，而不是对其加以违反。

冷战期间，美国的主要目标是限制苏联的霸权或影响。与苏联控制的阵营形成对照，美国很像是一个自由国家的联盟，它参与创建了一个使本国公民获得经济增长与繁荣的开放的全球经济秩序。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其余国家认识到了美国式秩序的好处，并努力加入到其中。

江泽民世界秩序

在蒙受屈辱达两个世纪之后，中国开始走上预示着和平与繁荣的征程。1978年，中国做出了正确决策，即开放本国经济和实现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正如日本和德国通过充分参与1945年的杜鲁门世界秩序而得以重振和成为非军事经济大国一样，中国也能这样做。因此，中国应当支持，而不是破坏杜鲁门世界秩序的延续。在一个基于规则的、平整的竞技场上，中国经济也会红红火火。从1978年以来，中国GDP平均的年增长率为9.4%。对外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8510亿美元。显然，1945年的杜鲁门世界秩序是中国在几个世纪里所经历的最佳秩序。

在中国人看来，一项悖论是，对这一秩序的最大威胁却来自美国。只有美国相信自己会永久地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才会乐于维护杜鲁门秩序。但现在，许多美国人却问，美国为什么应当维护一个会让中国实现经济增长并超越美国的体系。由于美国人怀有这种不断加重的担忧，所以中国应当示弱，而不是表现出具有实力。在从台湾到民主的一系列问题上，它都应当忍受美国的侮辱，审时度势，一心搞好经济一体化。北京应当鼓励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成功产生依赖性。这样一来，就会削弱美国损害中国利益的能力。中国最大的难题是在和平条件下保持经济增长，而又不鼓励美国制订一项遏制政策。为了针对这种遏制先发制人，中国应当与邻国分享其经济繁荣，促进本地区的多边组织，譬如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峰会组织的发展。

然而在全球多边论坛上，中国应当采取少出风头的策略。目前的世界秩序有利于中国。应当鼓励美国继续对这一秩序起领导作用，并加以维持。到2045年中国最终作为一个第一世界经济体和大国浮现时，它才能考虑承担全球领导角色。到那时，北京将迎接万国来朝，中国将使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形见绌。

新保守主义世界秩序

新保守派认为，美国的实力具有自然的善意。因此，对于发挥自己的军事威力或输出自己的价值观，美国不应感到害羞。由于美国的国力巨大，所以它应当对其加以利用，以便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世界，并阻止敌对强国崛起。应当向中东输出民主。应当利用美国的军事威力来消灭伊拉克的无赖政权，并以某种方式实现伊朗和朝鲜的政权更迭。美国应当单边地防止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扩散，在必要情况下借助于盟国和国际组织的力量，但却永远也不要使美国的对外政策服从于外国的控制。

1945年建立的杜鲁门世界秩序的规则不再有利于美国，而是制约了美国采取单边行动的能力。对于美国入侵伊拉克，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安南都不应当做出评判。联合国缺乏据以做出这种判断的合法地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因此它的所有行动都具有内在的合法性。任何全球机构都不得，也不应当追究美国的责任。

虽然伊斯兰恐怖主义是即刻的威胁，但是真正举足轻重的威胁是中国的崛起。中国是唯一一个能够形成超过美国的GNP的大国。因此，美国应当开始遏制中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是最好的盟友。欧洲不可靠。美国应当挑起台湾独立，唤起中国的民主。如果幸运的话，一位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将会出现，从而造成一个像俄罗斯那样的虚弱和依赖别国的半民主国家。这样一来，美国便可牢靠地再享受一个世纪的统治地位。

奥萨马·本·拉丹世界秩序

西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蹂躏伊斯兰世界。欧洲刚刚罢手，美国又接着干。在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中，到处都有穆斯林被杀害：在巴勒斯坦、波斯尼亚、车臣、克什米尔、泰国和菲律宾等地。美国就东帝汶基督徒的人权问题提出抗议，但却无视巴勒斯坦的穆斯林的利益。

但穆斯林不应绝望。美国虽在军事上强大，但在精神上它却很虚弱。伊斯兰教在精神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宗教。正如阿富汗勇敢的圣战者所显示，穆斯林是不怕战斗与死亡的。穆斯林战士将袭击所有西方国家的首都。2001年9月11日仅仅是第一场重大胜利。2005年7月7日的伦敦炸弹爆炸事件是第三场。随着更好的武器的获取，更大和更出色的袭击将接踵而来。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开放性的世界秩序对我们的事业有利。世界越是变小，它就越靠近穆斯林世界。欧洲是一个方便的后院，容易袭击和恫吓。每天都有几百万个集装箱运抵美国。很快就会有一个装载着一件重要武器。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会感到厌倦和害怕。它会退缩。到那时，伊斯兰世界会团结起来，创建一个哈里发。通过控制从摩洛哥延伸到印尼的疆土，伊斯兰教将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力量。这个哈里发将控制许多重要资源和水路。虽然做到这一点可能需要花费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但是穆斯林是有耐力和决心的。西方没有。因此，我们胜利的日子将会到来。

前景

对世界秩序的这些憧憬当中，哪一项会推动世界历史呢？憧憬昙花一现。一些憧憬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一些却并非如此。难以相信的是，仅仅几十年前，在对世界秩序起推动作用的憧憬当中，有两项就是欧洲的殖民主义憧憬（它触及到世界的所有角落）和俄罗斯马列主义憧憬（它几乎触及到世界的所有角落）。更难以相信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震撼了世界。所有这些憧憬现在都已经寿终正寝，尽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三项当中，由于出于无心地唤醒了长期沉睡的一些社会，尤其是亚洲各国社会，所以欧洲殖民主义秩序所产生的历史性影响也许是最大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英国的殖民统治，印度社会本来不可能被唤醒。

今天，在以上所阐明的四项相互竞争的憧憬当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就是1945年建立的杜鲁门世界秩序。它仍然提供世界大多数国家据以进行治理的组织原则。大多数民族国家都是守法的；人类的大多数也是如此。大多数世界领导人每5年都到联合国来，强调自己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信念和承诺——2005年9月他们再次这样做了——因此他们所做出的不是一项抽象的承诺，而是在阐述自己日常所信守的原则。他们还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指导下的、对开放式经济秩序的憧憬。他们想要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之中，而不是退出。1945年的杜鲁门世界秩序使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浪潮的兴起成为可能。几十亿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今天它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江泽民世界秩序的最终目标可能是不同的，就是要确保中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尽管如此，它与1945年的杜鲁门世界秩序大体上是一致的。几个世纪以来，若论对中国所产生的良好影响，则非这一世界秩序莫属。因此最近几十年里，在必要情况下，中国一直竭力成为一个维持现状的，而不是一个革命性的大国。来自美国的几个混杂的信号，尤其是有关国内政治改革和台湾统一问题——这两个问题对于中国政府的生存都至关重要——的信号，使中国感到不安。

但是，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的威力，而是小心翼翼地自我克制，顾全“大局”。只要美国的超级大国行为基本上是负责的——尽管不时地出现值得注意的例外——中国就会保持航向。它将从本国的社会-经济业绩角度来衡量自己的成败。只要千百万中国人的生活每天都有所改善，只要中国的GNP继续扩展，中国对现存的世界秩序就仍将感到满意。虽然最终，当中国获得了成功，它可能会开始考虑治理世界的新途径，但是目前，维持现状最符合中国的利益。此外，中国领导人之所以喜欢在中国境外维持秩序和稳定，还有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们主要担心的是国内动乱，尤其是在中国迅速成长和变革的时候。他们想要注重国内挑战，而不是由于外部局势而分心。

如果以为中国是唯一一个相信江泽民世界秩序的国家，那是错误的。许多中等国家目睹了中国通过韬光养晦获得地位与实力。那些认为时机对自己有利的国家会像中国一样行事，成为维持现状的国家。虽然巴西、南非、俄罗斯、印度和印尼对美国主宰世界可能感到不悦，但是它们认为，在现行规则下，自己是能够成功的。因此，它们也会顺应这一秩序。伊朗也宁愿成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它感到局势正在变得对自己有利，尤其鉴于在时隔1300年以后，美国使什叶派穆斯林的统治在伊拉克实现。然而，由于伊朗被点名，列为“邪恶轴心”的成员，所以它感到必须探索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其它选择，从而获得保障。

虽然杜鲁门和江泽民的世界秩序憧憬都试图尽可能久地维持现状，但是新保守主义和奥萨马·本·拉丹的憧憬则基本上是革命性的或者修正主义的。他们都认为应当大幅度修改现行规则，并且都对世界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9.11事件以前，本·拉丹的憧憬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当然，除非把本·拉丹在阿富汗在帮助摧毁苏联帝国方面的角色包括在内）。9.11事件使情况改变了。一项耗资不到10万美元、只有19人参与的行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却可能达到了一万亿美元。它还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航向。由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干预，美国深深地卷入到伊斯兰世界的事务中。就军事而言，本·拉丹及其盟友到处败北。但是，他的目标不是军事的，而是政治的。他还在数亿穆斯林眼中破坏了美国威力的合法性。

佐格比国际调查机构2004年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发现，在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接受调查的人们当中，对美国对阿拉伯人、伊拉克或巴勒斯坦人的政策表示赞同的还不到10%。实际上，当被问到想到美国的时候“最先想到什么”，最普遍的回答是“不公平的对外政策”。同年，皮尤中心进行的调查显示，在约旦、摩洛哥和巴基斯坦（都是美国的盟国），本·拉丹受欢迎的比率要比布什总统高40多个百分点。虽然我们都应当谴责本·拉丹正在做的事情，但是如果对他不屑一顾，把他当作一个精神错乱的邪恶人物，那会很错误。他唤起了巨大的力量。

新保守主义的世界秩序憧憬还是自相矛盾的。支持新保守主义憧憬的人数很少——实际上，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很难找到任何支持者——但他们对世界局势的影响却很大。没有这一憧憬，伊拉克战争——后世的历史学家们还会称之为一个重大转折点——本来不会发生。

为分析起见，重要的是要强调，新保守主义憧憬并非为布什总统所全盘接受。在布什的第一和第二两个任期里，他都显示出不同的观点。在中国问题上，他小心翼翼地使两国关系保持在正确轨道上。布什向台湾总统陈水扁发出强烈警告，要求其不要推行独立。这也并不反映新保守主义观点。在中东，布什还致力于与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美国的传统盟友保持良好关系，尽管许多新保守派认为，应当用民主革命来取代管理着这些国家的政权。任何现任的总统都必须具有务实精神和谨慎态度，作为治国的指导原则。

新保守派既不务实，也不谨慎。像马丁·路德·金一样，他们受到一个梦想的启发。他们认为，当今的世界秩序是不公正的和不可持续的。查尔斯·克劳萨默（美国政治专栏作家——本刊注）被认为是一位主要的新保守派。但他否认，“新保守”一词领会了他们的观点。他主张采取“民主的全球主义，这项对外政策不是把国家利益界定为权力，而是定义为价值观。”

如果一项对外政策为价值观所推动，而忽略利益和权力，那么它就具有内在的革命性。历史充满了乌托邦式的实验。但新保守派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他们的信念，即占压倒优势的美国国力应当被用来谋求实现他们的目标，而且在于他们影响美国国力发展方向的独特能力。他们不愿被1945年的杜鲁门世界秩序的规则所制约。这一点对这些规则所起的破坏作用大概超过了任何其它力量。

伊拉克战争之所以使人类的大多数感到震惊，是因为人们认为，杜鲁门世界秩序的一贯监护人美国明显地违反了指导着力量的合法使用的、这一秩序的最根本的规则系列之一。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既不是一项自卫行动，也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实际上可以认为，联合国安理会拒绝批准英美两国2003年2月提出的决议案，就是明确地剥夺了这场战争的合法地位。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意识到，看到美国越过它自己于1945年明确划定的界线，大多数世人感到多么震惊。诚然，从前也有过违反的情况，但是在这个日益遍布着受过美国教育的精英们的世界上，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径，人们所感到的震惊与失望是不容低估的。

尽管伊拉克战争缺乏法律或政治上的正当性，未能找到作为这场战争正当性明证的核武器、生物武器或化学武器，占领搞得一团糟，而且继续不断地有人丧命，但是新保守派仍旧毫无抱歉之意。他们仍然确信，美国的威力最终是善良的，不可能造成任何损害。

对美国威力的合法性不断加重的破坏，其主要的促成因素之一就是对其影响，以及对世界其余国家的60亿人民如何看待这一影响的这种冷漠态度。这种合法性的遭破坏并不单单损害美国的利益，而且损害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秩序，因为美国的威力历来都起着基于规则的世界体系的最终担保者的作用，可悲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包括美国主要的决策者们，都没有意识到美国的双重标准所造成的侵蚀性影响。

美国有关联合国问题的言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言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在后冷战时代中加速推进，在新保守派开始主宰美国对联合国政策时达到顶峰。美国人假设，当美国承受联合国的全面抨击时，对美国的利益并没有造成巨大的政治代价，也没有引起全球的关注。纽约一马路上的那座破败的大厦仅仅被看作是汇集着过时与腐败的官僚主义做法的地方。最近的石油换食品丑闻仅仅证实，许多美国人都持这一看法。他们但愿联合国更加“美国化”，认为这样一来，世界就会成为一个较好的地方。

但是，在60亿美国以外国家的人们看来，联合国在道义上要比美国高尚。他们视之为指导国际生活的重大原则的汇集场所和监护者。对大多数小国甚至中等国家来说，主权平等的原则都是神圣的。它保障了它们的生存权。实际上，主权平等的原则（美国赠与人类文明的一份礼物）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特性，从而即刻地使入侵和占领较小国家失去合法性。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和对美国入侵格林纳达一样，联合国都强烈反对。按照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法（美国赠与世界秩序的另一件礼物），这两次入侵都同样是错误的。

如果美国成功地使联合国丧失合法性，它就会危及几十个国家的命运，使历史回到1945年以前的霍布斯主义的过去。这在历史上会是一大讽刺，因为这样，美国就会是既埋葬了霍布斯主义的过去，又让其起死回生。迄今为止，这并没有完全发生，因为美国继续发出相互矛盾的信号。美国几乎没有说联合国的任何好话。但在其日常的行为中，美国却是最坚定地采纳联合国基本原则的国家之一。它很少入侵别国。伊拉克是一个例外（美国还不断强调，它的目的是解放，而不是占领伊拉克）。庞大的美军是赐予世界的一项礼物：它维护着大多数国际水上和航空通道的安全与畅通。大多数国家都出于习惯和信念而遵守国际法。但是，它们也意识到，如果它们违反国际规则，就会面对美国的军事威力。没有美国的军力，无疑会发生更严重的违法。

尽管在实践中美国是最有效地捍卫联合国原则的国家之一，但它的双重标准却侵蚀了人们对联合国机构的信念。在世界各地，从街上的集市到大学的走廊，从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到政府的办公室，在日常的交谈中，人们难以置信的是，美国一方面自己显示出——最明显的是在伊拉克的情况中——它自己不会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另一方面却对伊朗以安理会的制裁“相威胁”。在法治领域中，一项原则带有根本性：只有它对富人和穷人，对大国和小国都一视同仁，它才能发挥作用。美国如果自己不遵守国际法，就不能在伊朗问题上诉诸这些法律。正如马丁·沃尔夫所写道，美国今天的政策类似于“我应当干我想干的事，你也应当干我想干的事，”因而并没有为行动奠定一个具有道义正当性的基础。

1945年的杜鲁门世界秩序的另一根支柱是《防止核扩散条约》。它也遭到美国的破坏。美国任凭5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拒不履行该条约规定的义务。以色列获得核能力时它保持沉默，从而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敞开了大门。印度核能力最近的合法化虽然完全可能是必要的，但在许多中等国家看来却使核选择进一步死灰复燃。就连反对德黑兰政权的伊朗人也支持伊朗采取核选择。

因此，虽然该条约在纸上仍然存在，但在精神上却已经死亡。许多中等国家都悄悄地决定，问题只是自己何时和是否获得核能力。人们对1945年的杜鲁门世界秩序的主要支柱之一的持久性的信心默默地遭受着侵蚀。这一点大概是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这一威胁并不明显，因为大多数国家都发现，在口头上遵守杜鲁门秩序，同时却悄悄为它的灭亡做准备，这样做对自己是有利的。

有一个简单的理由，说明为什么美国的决策者们不能“认清”世人对美国的不断改变的态度。由于美国的国力之强大本身，所以大多数国家都把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当作一项国家重点，尽管这些国家的人民对美国的国际行为不满。因此，各国会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投票支持自己显然不赞成的决议案，譬如让美国人在国际刑法法庭面前获得特别豁免权等。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美国的态度之间的一种不健康的差距。世界上有一大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美国决策者所没有充分吸收或认识的：美国“教育了”世界。美国的大学所培养的万千优秀毕业生现在占据着全球各个角落的领导职位。他们对美国行为的判断所依据的理性与公正原则是他们在美国大学里学到的。他们不论怎样运用学到的基本原理，都会表明双重标准是不灵的。美国最高法院如果对比尔·盖茨采用一套法律，而对纽约哈莱姆区的黑人采用另一套，就会威信扫地。实际上，美国引以为自豪的是，它为所有美国人制订了统一的一套法律。但是看来，它却想要采取两套国际法，一套供美国人使用，另一套则为60亿美国以外国家的人民准备。

我们要想拯救1945年的杜鲁门世界秩序，则在美国和世界之间订立一项新的契约的时候就已经到来。需要进行一场公开和坦率的讨论，必须让人类全体参加，议题是什么样的世界秩序才会获得美国、各大国、比较弱小的国家和人类的知识界的合乎实际的支持。人类知识界的看法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美国能够而且往往的确运用自己的武力来胁迫其它国家接受它们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同意的观点和原则。面对来自美国的双边压力，它们被迫这样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创建新的世界秩序——或者实际上可以说是恢复旧秩序——方面可以采用的最佳原则，就是美国在建立自己的国内秩序方面所采用的原则。

第一项是平等原则：对所有国家都应采取一套统一的法律。例如，如果要求伊朗关注国际社会的看法，就也应当如此要求美国和中国。

第二项是不平等原则：如果不去特别重视各主要大国的利益和看法，任何国际秩序都是无法维持的。因此例如，应当给予今天的主要大国——不是1945年的主要大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和否决权。不过，伴随常任理事国身份的这些特权的应当是责任，就像最富裕的美国公民自然地承担起与其财富和权力相称的更多责任一样。

第三是公正原则：如果忽略最穷的人们的需要和利益，则任何社会秩序或国际秩序都无法维持。约翰·劳尔斯说得对——只有为最底层的人们建立好安全网，才可以说制度是公正的。美国自然在国内领域中是这样做的。它应当提供类似的领导能力，以便在国际领域中创建一个类似的安全网。要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唯一有效的长期对策是让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包括生活在穷国中的人民，在稳定的世界秩序中都享有既得利益。

第四是不偏不倚的原则：任何旷日持久的争端中的双方都应当感觉到，国际秩序对他们是公平的。这应当适用于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或者中东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第五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原则。20世纪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就是在经济发展的主要原理问题上，形成了近乎全球范围的共识。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没有南北方或东西方之分。几乎所有国家都明白，它们必须逐渐开放本国经济，并融入到国际经济网络之中。只有朝鲜对这一智慧仍旧采取抵制态度，尽管它正逐步使自己对韩国开放。

简言之，并不需要一位火箭专家才能弄清楚能够帮助我们建立稳定、公正和繁荣的世界秩序的各项原理。常识决定了这些原理，而世界是充满着常识的。可悲的是，这一点尚未渗透到世界主要决策者们的头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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