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承渝

自從戰國封建制度崩潰，私有土地出現，儒家就有了均田的思想。很多朝代也曾推行均田制度，但沒有真正成功的。大致說來，每個朝代初期，經歷大亂之後，人口大減，加上政治較為清明，多數農民能擁有自己的土地。末期則因人口增多，兼併盛行，佃農就會多過自耕農。

但是國家有空地讓農民耕種，農民不一定成為自耕農。三國時魏國的屯田，農民「與官中分」。政府抽 50% ，已不能算是田賦（漢朝田稅從 1/30 到 1/15 ，另外有人頭稅 —— 算賦及更賦，約與田稅量相當），而等於地主所收的田租。雖沒有私人地主，政府變成地主。晉朝有占田和課田，有的歷史學家認為課田就是曹魏屯田的延續。

唐朝初年，均田制推行得較好，但中期以後，田制破壞，「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寬，兼并之弊，有踰於漢成、哀之閒。」導致稅法從租庸調改為兩稅制。土地兼併除了因政府縱容官僚豪族外，徭役和稅過重也是一個原因。因官僚及其私屬免除徭役，當農民覺得寧願付田租給地主，不願從事徭役時，就會自動把田地歸於官僚名下，以求蔭庇。

隋唐廢除九品中正，士族逐漸解體；宋朝更廢止官員及貴族按品級授永業田的做法，政府也放棄了均田的政策。田地通過買賣而轉手，於是出現了庶民地主。一方面打開了自耕農上升到地主的管道，另一方面使得土地兼併增劇，也使得很多自耕農下降到佃農。

當北方游牧民族進入中原建立政權時，常會掠奪民田做為官田和貴族、官僚的私有田，農民甚至淪為奴隸。如遼的「頭下」，金的「拘刷」，元的「驅奴」，清的「圈地」。非少數民族的明朝，也常奪取民田作為皇莊和勳貴莊田。

自耕農和佃農的比率是多少，中國傳統史書都不記載。清聖祖（康熙）曾說﹕「田畝多歸縉紳豪富之家」，「約計小民有恒業者十之三、四耳」。清初佃農就比自耕農和地主多，照歷朝的傾向，以後不會變得更少。

民國時， 1936 年的 22 省調查統計，自耕農、半佃農、佃農的比率為 46 、 24 、 30 ，另外還有雇農占農村人口的 10% 。所以自耕農不到農民的一半。

不同地區也不一樣。明清以來，總是北方自耕農多，南方佃農多。顧炎武說﹕「吳中之民，有田者十一，為人佃者十九。」 1918 年北洋政府的調查，南方八省自耕農占 39% ，半佃農和佃農占 26% 及 36% 。北方八省自耕農占 63% ，半佃農和佃農則為 17% 和 20% 。

中共土地改革時，四川地主占有土地 70% 至 80% ；華中及華南地主占土地的 30%—50% ，佃農不可能只是少數。台灣實施耕者有其田以前，自耕農只占農戶的 26% ，比大陸更低。

地主當然不都是南霸天或黃世仁，但不勞動而收取佃農一半的勞動成果是否合理？何況傳統上，除交租外，佃農還要對地主貢獻禮物和服勞役。 70 年代看過一位父親是地主的台灣作家（不記得是誰）的文章，他回憶年幼時，過年過節，佃農婦女到他家送禮，晚上要睡在他父親房間。好像那還是當時的慣例。難以想象二十世紀還有這樣的社會規則。

參考資料﹕

 《漢書》﹕《食貨志上》，《高帝紀上》，《昭帝紀》
《晉書》﹕《食貨志》，《傅玄傳》
《通典》﹕《食貨．田制上、下》
顧炎武﹕《日知錄．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馮爾康﹕《中國古代農民的構成及其變化》
蔡美彪﹕《略談宋元時期農民地位的演變》
郭松義﹕《 18 、 19 世紀的中國農業生產和農民》
蒙文通﹕《中國歷代農產量的擴大和賦役制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
劉克祥﹕《簡明中國經濟史》
王金香﹕《國史紀事本末》第一卷
黃嘉樹﹕《國民黨在台灣》 農民結構 - 自耕農與佃農

俞力工

比較相信 49 年前社會學家如李景漢之類所做的社會調查，至於個別人士的考察、 觀察、主張，我多不敢盡信。西南、華北平原、江南之間有差異是顯然的。西南的 政治干預（如軍閥）、江南的工商發達、華北平原的樸實傳統，都可能對社會結構 產生影響，但 “ 全國範圍自耕農佔多數 ” 卻是較普遍的學術性調查結果。北方，自耕 農佔 90 以上的地區甚至也非少見。我曾提及土改後農民新分得的土地，僅佔耕地 10% 左右，或可説明： 1 。自耕農的數目原就不小； 2 。武斷划為 ” 地主 “ 的土地原就 小得可憐，人數也少得可憐。

兩千年前中國與西方分道揚鑣後，還有的顯著特點在於，西方採取長子繼承的封建 制度；中國則是兒子均分（不一定分家）。西方長期以徭役要求佃農履行義務；而 中國早就以地租和稅（無論是實物租或貨幣稅）取代 “ 助 ” （即典型封建社會的徭 役）。在一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的商業資本社會，再加上歷代政府的 “ 限田 ” 、 “ 抑 商 ” 政策，很難想象 “ 南霸天 ” 會遍地開花。過度地誇張 * 歷史殘餘 * （如徭役，賣身 契，包括你提及的 “ 臺灣地主的過夜權 ” ），對分析、比較中、西社會發展的異同是 毫無助益的。另据觀察，中國 200 年一亂（有人稱 “ 循環 ” ），其中原因之一便是土 地繼承制度造成的自然分化（越分越小）。我以爲即便討論周期性的社會動亂，也 不應當把極端時期短暫現象，當作普遍現象，並引以爲根據，否定中國數千年的自 由經濟本質。

你提及地主不勞而獲是否公平？這不是我們的分歧點，我們討論的問題是：生活剛 剛獲得穩定的廣大農民是否會掀起共產高潮？我不否定局部地區（如大寨）因爲條 件太差，而願意推行某种程度的合作，但把這極端落後地區的 “ 自發性 ” 自救舉措， 作爲雷厲風行推廣全國的典範，究竟是否公平，是否明智或瘋狂？

環顧世界，所有的農民都是保守黨的天然盟友。包括今天歐盟最嚴重的農業補助問 題，也是各國保守黨爭取農民選票取得的結果。爲何唯獨中國的農民願意共產？爲 何唯獨中國的知識分子會相信這種神話？如果最基本的出發點是錯誤的，合作化運 動對農民公平嗎？如果合作化已經觸礁、破產，而土地仍舊在官僚掌握中，這公平 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