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們的事

鄧小平及時發起的改革與開放，使中國暫且免去了這一劫，也更驗證了民有恒産才有恒心這一古老的箴言。

近代的中國，有幾次崛起的機會。而“明治維新”以後的小日本每次都及時的充當了大中華崛起的終結者的角色。當年的“洋務運動”時期，小日本不失時機的出手，諾大一個大清，不得不割地（出現最早的臺灣問題）賠款，從而從外部鉗制住了以後“戊戌變法”得以成功的客觀條件；二是1930年代中國又面臨著再次崛起的黃金的十年，小日本又再次用全面的侵略戰爭使這一切成爲泡影；三是日本戰敗的1945年，中國收回了所有的權益，以五大戰勝國的身份成爲發起聯合國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從沒這麽揚眉吐氣過，歷史又給予了我們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在全國人民的翹首期盼之下，國共在重慶簽訂了“雙十協定”，可是這一切只停留在紙上，我們輕易就把張紙扯的粉碎。當時的中國可能是還不具備修身養性，終得正果的素養；也不具備以民主、和平的方式解決政治紛爭的條件，不同的階級、政治、經濟集團的利益還必須依靠武力來保障，內戰的結果，失敗的一方，跑到小島上去反省了。

可是歷史給我們開的玩笑是：失敗的一方，可能是反省的鎮靜劑的作用，這塊小地方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相對要順利些，彎路要少些。誰也沒曾料想，勝利的一方，可能是勝利的興奮的作用，卻走了一條又彎又長的路。如果說搬掉三座大山，把一些渉及國計民生的行業收歸國有，本是天經地義的事。可是發展到最後，不但小土丘子，連小草也要剷除，小商小販也要公私合營，在中國這種以封建經濟爲主的社會，在我們迎來最佳發展現代化的民族工商業的時候，卻倒退到走“洋務運動”時期那種官僚資本的老路。針對社會上的不同輿論與意見，用褫奪公權，戴上“右派”帽子，株連九族的方式予以懲處。在執政黨內，彭帥、黃克誠、周小舟等所代表的爲民請命的力量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予以掃除。從此全社會籠罩在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氛圍中，社會生活中再也沒有什麽人敢講真話，那種脫離實際，假、大、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也應運而生。用石頭砌個爐子，把百姓家的鍋、盆砸了就是大練鋼鐵，報紙天天放衛星，很快就報出來各地的畝産競相過了萬斤。再下來科學就以它的一絲不苟的態度用我們的肚皮來抵扣。所有的人都面臨著饑謹的折磨，再怎麽用三年自然災害的托詞也掩蓋不了這種餓殍遍野的人禍。這時劉、鄧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路線出來了，大家又開始吃飽了肚子，好日子沒過幾天，又來了“文化大革命”，一搞就是十年。能使人們過點人日子的劉、鄧又成了資反路線的代表。我們喊了幾千年的“萬壽無疆”又堂而皇之的還魂了，這種“萬壽無疆”是以上至國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各行各業的精英、及各級幹部的夭折爲代價“喚”來的，在龍顔震怒，使我們能吃飽飯的首相被賜死的時候，竟然是衣不蔽體。所有的歷史與現今的一切都在打倒之列，整整一代人都是在不學無術、讀書無用、打、砸、搶的氛圍中長大的。工業停工、科技停擺，在現今的工業文明社會，史無前例的出現了千百萬的知識青年又倒流到農村去修理地球這種國粹。等我們醒過神來，打開國門一看，原來我們準備解放的2/3的外部世界，是這麽的日新月異、是那麽的精彩紛呈。我們呆在悶罐中這麽久，整個世界與地球並沒有因爲我們的瑣國而停止前行。改革開放就是把那種瞎折騰的狀況恢復到事物本應有的正常狀態；拆掉這麽些年那些危建，使我們能跟上世界發展的潮流。

當我們回顧歷史的時候，不得不問：爲什麽世界上這麽多走在我們前面的國家，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沒有一個國家發生“文化革命”這樣的荒唐事，爲什麽這場鬧劇對過去、現在的一切文明是如此的深惡痛絕。這麽多年來，執政黨內、社會上並不缺乏正確的意見，爲什麽正確的東西那麽弱不禁風，必須在出現災難性的後果後再去走回頭路。“文化革命”是孤零零發生的嗎？如果沒有長時間以來對不同意見的鉗制，我們會象抽了風似的一邊倒嗎？難道這一幕，不是一系列極左連續劇的集大成嗎？難道這場連續劇的靈魂不是幾千年的封建傳統留給我們最可悲的遺産之一：就是對權威的崇拜永遠超越對真理的尊重。如果說滿清以來我們中央王國的落後是社會制度造成的，可是爲什麽在我們爭得了民族獨立，自詡爲掌握了世界最先進的一切的時候，最應該偉大、光榮、正確的時候，還能這樣長時間的作賤自己呢？爲什麽法制在與人治的碰撞中那麽不堪一擊呢？這樣的虛擲時光又能怨誰呢？
我們不能再以阿Q的精神來對待自己，改革開放已經二十多年了，現在正處於任重而道遠的時期，我們更應該以事實求是的精神來自我檢視。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