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前言

本文討論和分析「語言」及「論述」。對「公共」論述行為的模式，有所建議。一方面希望在「知識」領域中，有助於「合『理性』」論述過程的建立。一方面希望能幫助社會大眾及政治評論人，能理性的檢驗有關公共政策的論述，使政治和政策的討論，能在實質面進行。

第1節討論「語言」的性質、「語言」的使用，和「言談行動」這個概念；
第2節討論「論述架構」、「論證」、和「合『理性』」三個概念；
第3節應用「言談行動」的概念來分析當前台灣政治論述的「行動」；
第4節是結論和感言。

附錄則簡單介紹我自己的「論述」行為。

本文內容綜合了我過去的許多相關闡述，所以和本城市已刊登文章有重複的地方。但在系統性和周延性上有所加強。

1.    「語言」分析

1.1   語言的「性質」

我對「語言」的看法，在語言哲學中，大概屬於「現實論」。

一般而言，一個有效的工具應該達到使用或選擇該工具者所預設的「目的」。達到這個預設或特定的「目的」，就是該工具的「功能」。一個工具的「功能」，來自它所具有的「性質」，例如形狀、重量、和大小等。

我認為「語言」的「功能」是思考和溝通，這兩項「功能」來自「語言」具有「意義」。所以，我認為「語言」及其所攜帶的意義，應該有以下的「性質」：

a.    有些「語言」的意義，對應於外在現實。
b.    有些「語言」的意義，由把經驗抽象化(歸納)而來，它們具有「現實」基礎。
c.    有些「語言」的意義，由個人經驗而來。這是何以某些「語言」的意義具有「主觀性」成份的原因。但這個「主觀性」來自(個人)「經驗」，並不是「先驗的」。所以，這些「主觀的」意義，仍然具有「現實」的基礎，也就可以被他人檢驗或模擬。
d.    「有些語言」的意義，由「建構」(指定)而來。但在成為通用的語言前，它需要經過「社會化」和「公眾接受」(「約定俗成」)的過程。「語言」通過這些過程(或機制)得到「人際相通性」(Husserl 1962：135 - 136頁)。

我認為以上a、b、和c三點的說法，是「意義」具有「人際相通性」的現實(經驗)基礎。而意義的「人際相通性」，是「語言」具有思考和溝通兩項「功能」的必要條件(1)；也是人類可以「溝通」、「學問」可以成立的原因。

雖然「語言」的意義可能具有「主觀性」或「建構性」，但是根據d點的說法，「主觀」或「建構」的「意義」，仍然受到「現實」或「約定俗成」的制約和限制。因此，「社會建構論」有它一定的應用範圍。但在公共(社會)領域，我認為它的應用範圍，並不如一般「建構論」者所想像的那麼大(2)。

1.2   語言的「使用」

多數人使用「語言」來思考。因此，語言本身、語言的「意義」和「現實」對應的程度、思考者使用用語言的習慣、以及思考者對「意義」和「現實」兩者關係的了解等，都影響思考者所得到的「結論」和外在「現實」的對應性。由於語言的「意義」具有「人際相通性」，它才能成為思考和(人際)溝通的工具。我們在「使用」語言時，也就受到「意義」具有「人際相通性」的制約和限制。以下用「形容」這個論述行為做例子，來說明這個觀點(3)。

當我們使用形容詞的時候，我們至少「預設」了兩點：

a.    被形容的個體(人、東東、或概念)具有某些性質或得到這些性質的可能性。
b.    世界上「有」被使用的形容詞「所形容」的「性質」。或該形容詞的意義「有所指」。

根據以上兩點的說法，「形容」行為其實是一個「判斷」行為。也就是說：「漂亮的張美美」這個形容片語，其實是：「『我認為』張美美很漂亮。」或「根據「『我的標準』，張美美很漂亮。」的縮寫。

但如果要和他人溝通，我們也不得不「預設」第3點：

c.    被形容個體和被使用形容詞的「所指」之間的關係，是可以被「公認」的。

因此，雖然(我認為)所有的判斷行為都是「相對」的或「主觀」的。但如果要和他人溝通，「形容」行為也需要接受「約定俗成」和「人際相通」的制約和限制。

比擬、比喻、和擬人化是附屬在「形容」行為下的動作。這三者的用法，尤其在文學裏，要比「形容詞」的用法寬鬆。但它們也不是完全「任意」的或「主觀」的，它們也需要接受上述的制約和限制。超過了「約定俗成」或「人際相通」的範圍，所使用形容詞和被形容個體間的「關係」，就會被認為「不相當」。「形容」的行為會被認為「不適當」。「不相當」或「不適當」的結果，是導致聽眾/讀者得到「有聽(看)沒有懂」的感覺，也就沒有能達到「溝通」的功能或目的。

「語言」並不是靜態的或固定的，而是(隨使用者)與時俱變、經常創新的。如果逐漸被多數人接受，「不相當」或「不適當」的行為會轉變成「相當」或「適當」。但在經過「社會化」和「公眾接受」(「約定俗成」)的過程前，如果要達到和他人溝通的目的，審慎的「用字遣詞」仍然是比較有效的原則。

比擬、比喻、和擬人化，可以拿來形容、說明、煽動、或做其他的「言談行動」(請見第1.3節)。當用它來「論證」時，它需要符合嚴格的「相當」、「對應」等條件(請見第2.1節)。否則就容易流於萊爾教授所說的「類型錯誤」(Gilbert 1949：16 - 24頁)，或邏輯上的種種「非形式謬誤」。如：成份謬誤、原因不能成立謬誤等等(Angeles 1981：95 - 100頁)。

我要指出的是：雖然「論述」是相當「個人」性的行為，但如果「論述」的目的在「溝通」，則它不是一個「只要我喜歡，為什麼不可以」這一類型的行為。或者說，(我認為)在「公共論述」行為中，論述者使用語言時，「指鹿為馬」或「黑白不分」等類似動作是「沒有效」的行為方式。

1.3  「言談行動」

奧斯汀認為「言談」是人類達到「目的」的「行為」方式之一(Austin 1975：6 - 11頁，94 - 120頁。)。他提出「言談行動」(或譯為「動作言談」)的概念，來汎指產生「影響」或「結果」的言談(4)。他的目的是：

*  區隔這一類的言談和「敘述性」(或描述性)的言談；
*  打破「『坐』而言，『起』而行」這種將「言談」和「行為」當做兩個「對立」概念的思考模式；

指出把「言談」當做沒有實質效用的「空談」(這種想法)的錯誤。

如果我們回想中國「一『哭』、二餓、三上吊」的俗語，就了解中國人早就有他這種「言談等於行動」的觀點(5)。

2.    「論述」分析

2.1   「論證」和推理

我們都知道三段式論法，或「大前提」 > 「小前提」 > 「結論」的「論證形式」。

但是為什麼要用這樣的「形式」？這三「段」(通稱「命題」)個別的功能在那裏？一般人可能不是很清楚。以下是我從實用觀點所做的詮釋。

當一般人用「推理」、「推論」、或「演繹」時，往往有一個錯覺，以為「結論」是從「大前提」經過「小前提」，「推論」或「(沙盤)推演」而得到的。事實上並非如此。「大前提」和 「結論」在實際生活中，都是所謂的「已知項」或「已『認定』項」。當兩者間的關係不是很明顯時或完全沒有關係時，論述者用「小前提」做「工具」、「道具」、或媒介來將兩者「建構」(或連接)起來。我們通稱第一種行為「推論」，第二種行為「瞎掰」、「欺騙」、或「謬誤推論」。

邏輯學家綜合以往的許多「推理」個案，歸納出一套「邏輯規則」。凡是由合「邏輯規則」的過程(或方式)，所「建構」(或連接)而來的「結論」，我們說它「成立」(6)，或稱它(給予它)具有「邏輯」上的「真值」。在實際應用上，「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這三個「命題」之間，彼此需要有一定的「關係」，「推理」過程才可能「成立」。如果「關係」存在，我們說三者是「相關」的。三者之間有「關係」的程度，我們稱為(命題的)「相關性」。如果三者間沒有任何「關係」(不「相關」)，則從「大前提」、「小前提」、到「結論」間的「推理」過程，不可能合「邏輯規則」，也就不可能「成立」或造成邏輯上的「形式謬誤」(胡卜凱 2002a)。

本文的目的不在討論「邏輯規則」，我要強調的是：「相關性」加於命題中所包含「概念」的限制。

一般人很難或無法在含糊或含混的概念間建立(或確定)一個「關係」。因此，如果論述者希望讀者或聽眾能容易的判斷「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是否「相關」，則三者所包含的各個概念，必須「清楚明白」(7)。許多(有意)「瞎掰」和「欺騙」的論述手法，就在故意使用不「相關」的命題，或含糊(含混)的概念(8)。

如果只是個人性的活動，「推理」可以不需要規則。形式邏輯當然也不是唯一的「推理規則」。但「討論」是涉及雙方或三方(聽眾/讀者)的活動，所以，參與討論活動的人，尤其是「討論」公共議題(政策或知識)時，應先表明自己所使用的「推理規則」，同時將自己所用的概念，做「清楚明白」的陳述。

2.2   「論述架構」

「凡『論述』必有假設」(9)。

基於這個前提，為了幫助「公共政策」的對話能取得共識；避免「雞同鴨講」的現象發生，我建議以下的討論步驟。

大家在論述之前，說明或列舉自己的基本假設、立場、以及推論規則。

*  「基本假設」：論述者所根據的理論或原則。
* 「立場」：論述者為誰說話、為什麼目的說話。

基本假設、立場、以及推論規則是形成論述者「論述架構」的三個主軸(胡卜凱 2002b)。「論述架構」也可稱為「論述基礎」。每個人因為各自經驗的不同，會選擇或接受不同的「論述架構」。所以，不同的「論述架構」本身之間，沒有對、錯，或高、下的分別。但是一個透明的、或合「理性」的「論述架構」，有下列功能：

a.    幫助論述者本人反省或檢查自己是在陳述、瞎掰、欺騙、或說些瘋言瘋語。
b.    幫助意見相異的雙方，了解彼此何以有不同的意見。
c.    提供聽眾或讀者(理性的)判斷一個「論述」是否值得相信或接受的依據。

我在許多拙作中已說明，何以「論述架構」有以上的功能？何以陳述自己的「論述架構」，在討論公共政策時是有效的行為模式？所以不在此重複(胡卜凱 2002b；胡卜凱 2002c)。

以上我所建議的步驟，當然不是唯一的「有效」方式。歡迎各方提出和說明各自的意見。

2.3   合「理性」

任何涉及雙方或三方的活動，需要某些「規則」來維持該活動進行時的「秩序」。基於第1.2節中所討論到的「語言」性質，以及「討論」的「目的」或「功能」在取得「了解」(或共識)這兩點，我認為「討論」(溝通)的行為，需要遵守以下的「規則」：

文法規則、語意規則、邏輯規則、以及「指號」和「所指」間必須對應的規則等。

如果有人不同意，我希望她/他能提出一套她/他認為適當的「規則」。只有在雙方樹立一套彼此都願意遵守的(遊戲)規則後，「討論」(溝通)的雙方才能取得了解，甚至可能取得共識。

以上的分析，也適用於思想活動。當我們在「知識」和「公共政策」兩個領域，遵守以上使用「語言」的規則時，我稱它為「合『理性』」的論述行為。簡單的說，(我所謂的)「合『理性』」有三個要件(胡卜凱 2002d)：

*  相容性：指在一個人所接受的許多信念中，它們不應彼此衝突或相互矛盾。
*  一致性：指一個人在相當的情況下，對相似的人、事所採取的立場或觀點，所使用的判斷標準是相近的。
*  合現實性：有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指如實的面對外在環境，一指如實的面對本身欲求。

「合『理性』」並不是「唯一」的一套論述原則。但參與這兩個領域討論的人，應該表明自己願意遵守的「論述」原則，再進行論述活動(10)。

3.    「言談行動」的應用

我現在根據上述我對語言的觀點和Austin「言談行動」這個概念，來「解構批判」時下流行的一些「論述」風格，尤其是一些政治性「論述」的風格。

當論述者將兩個近似但不等同的概念加以混淆來「論證」時，至少有三個可能性：

3.1   論述者沒有能力做這樣的分別。如果是這一個情形，也許論述者可以在文字的運用和 類型的相關性上多下點功夫，或回學校重修邏輯課程。

3.2   論述者「不分別」近似但不等同的兩個概念。論述者可以採取這樣的行為，但在公共 論述的領域，尤其是當一般讀者會做這樣的分別 時，論述者需要說明：

a.     她/他不做這樣的分別。
b.     她/他不做這樣分別的理由。

3.3   論述者有能力做這樣的分別，但選擇或決定「不做這樣的分別」。引用Austin「言談行動」的概念，我會將這種對文字的「用法」，稱為一種有「目的」的行為。這種「言談行動」又可分成三類：

a.    「誇張」(hyperbole)
b.    「結論導向」，也就是說「有意誤導」。論述者不是從證據歸納出結論，而是為了支持自己的結論而炮製證據或任意創造對語言文字的「用法」。
c.    「欺騙」。

Austin這個觀點提醒我們：當聽到一個「言談」時，要問：表達這個「言談」的人企圖達到什麼樣的「目的」。例如：

*  「資助蔣家生活費用」是在：「『A』錢」(行為發生之前)；或「『為』A錢『辯解』」(行為發生之後)。
*  「深宮怨婦」是在：「『爭』權」。
*  「防衛性公投」、「防禦性公投」、「和平公投」、「... 公投」！？則是在：「『騙』選票」。

依Austin「言談行動」的概念，我建議陳總統乾脆打開天窗說亮話，直接叫它「『騙選票』公投」，以免一天一「XX公投」，弄得陳總統自己、總統府發言人、台灣民眾、和老美(發言人)人格分裂。也免得美國和其他擔憂台海局勢生變的國家(官員)窮緊張，更可避免中國(共)(當局)擦槍走火。

另一方面，由於「言談」等於「行動」。因此，陳總統和全國民眾要提防對方(老美和老共)可能直接以「行動」回應陳總統的「言談」！

4.    結論

4.1   一個「有效」的「公共論述」行為有四個步驟：

a.    陳述自己的「論述架構」。
b.    表明自己願遵守的「推理規則」。
c.    說明自己所使用的基本「概念」。
d.    遵循「合『理性』」的論述原則。

4.2   「瞎子摸象」的啟示

印度有個「瞎子摸象」的寓言，大意是說因為每個人囿於所習，只琢磨到現實的一部分。如果我們將這個寓言推廣，也許我可以建議：

如果大家保持開放的態度，採取集思廣益的步驟，彼此互相參考、修正、或校正自己現有的觀點，也許我們能在知識和政策上逐漸共同拼湊出一個接近現實的圖像。從而解決現實帶給我們的問題。

附註：

1.    這個看法，基本上和「『後現代』主義」者所宣揚的語言理論是不相容的。讀者可自行決定那一種說法比較「說得通」。說得通 -- plausible。「人際相通性」並不是「語言」具有思考和溝通兩項「功能」的充分條件。
2.    這當然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我會在其他場合討論(胡卜凱 2003a)。最近我常看到「社會建構論」的說法，但(Berger/Luckmann 1967：第3章)的書應該還是它基本理論的入門書。
3.    本段在回應：msn 社群 >台灣民意論壇> 政治討論區 > 【一般】板：《談談, 現在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中，katt_hsieh君在12/22/03留言的最後一段。
4.    「言談行動」是奧斯汀統稱locutionary act、Illocutionary act、和perlocutionary act三者的術語請參考(胡卜凱 2002e)中關於locutionary act等三個術語及performative act的說明。言談行動(performative act)
5.    「哭」不只在「表達情緒」，而是有「目的」的行為。此外，目前很流行「抹黑」或「泛政治化」的說法。「抹」或「... 化」都是「動作」。也就表示「論述者」不在或不只在「說話」，也在進行「說話」之外的、企圖達到實質效果的「活動」。
6.    就像文法學家綜合以往的說話/書寫經驗，歸納出一套文法規則。凡是合「文法規則」的「說法」/「寫法」，大家都聽/看得懂。
7.    容我再度引用Turner教授的話：
"Without conceptual clarity we cannot have sensible political discourse on economic matters." (Turner 2002)他的" we cannot have sensible political discourse." 其實就是在說： "we would be talking non-sense."
我第一次引用這一句話時，我的翻譯是：「政治人物如果不把概念搞清楚，談經濟事務也就不過是在胡說八道。」(胡卜凱 2003b：註23)
8.    例如許多談政治的學者、官員、或網友，不分別「政府」和「國家」兩個概念。本文不在討論政治哲學或政治學，因此，這裏用最簡單的話來說明兩者的差異：任何一次選舉，任何一次革命，都有可能造成「政府」的更迭，但「政府」的更迭，並不表示「國家」的更迭，更不表示「國家」的存在發生問題。
本段及本文第3節在回應：msn 社群 >台灣民意論壇> 政治討論區 > 【一般】板：《談談, 現在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中相關的討論；本註及第3節的部分則根據我在該板12/27/03的留言改寫。
9.    請參考下文：
「從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論，文化研究、或大腦網絡連接論的立場看，『不要用既定的價值觀來思考事物』是一個不成立的命題。我們需要做的是『了解』我們都有一些『既定的價值觀』。而這些『既定的價值觀』，是我們在各自經驗制約下的產物，並非『真理』。一個有效或合『理性』的做法是保持彈性/開放的態度。儘可能取得相關的資訊，儘可能周全的思考，再下結論。並隨時依新資訊、新考量、或新現實，修正自己所做的結論」(胡卜凱 2003c)。
10.   在「非」知識和「非」公共政策的論述領域，「合『理性』」可能是不適用的行為指導原則。

參考文章：

*  Angeles, P. A., 1981,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Barnes and Noble Books, New York
*  Austin, J. L. 1975,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Urmson, J. O. /Sbisả, M. 編，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Berger, P. L./Luckmann, T.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chor Books, New York
*  Gilbert, R. 1984, The Concept of Mi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Husserl, E.,1962, Ideas, Collier Book, New York
*  Turner, A. 2002, Just Capital：The liberal Economy, Pan Books, London
*  胡卜凱 2002a，《判斷模式》(該欄2004/02/23)
*  胡卜凱 2002b，《發刊詞 – 我的論述架構》
*  胡卜凱 2002c，《統獨議題和公共政策》
*  胡卜凱 2002d，《論智財權》(出處待補登)
* 胡卜凱 2002e，《意思和翻譯 -- 兼評《哲學辭典》中譯本》
*  胡卜凱，2003a《唯物人文觀》
*  胡卜凱，2003b《評《中國古代究竟有沒有邏輯 - 對中國古代邏輯研究的一種新審視》- 文化語言篇》(出處待補登)
*  胡卜凱，2003c《關於 不要用既定的價值觀來思考事物 (?) 的討論》(出處待補登)


附錄： 我的「論述架構」和推理規則

在知識和公共政策兩個領域，我論述所依據的基本假設是：「相對主義」、「物性主義」、「實用主義」、和「個人主義」。這四個觀點構成我的「論述架構」，也就是我論述和判斷的基礎(胡卜凱 2002b)。

我的推理規則是傳統的形式邏輯。

我的論述(說法)大致根據以上所述的基本假設、遵守以上所述的論述和推理規則。如果有讀者或其他評論人不同意我的說法，請先檢查自己的基本假設。如果它們和上述我的假設不同，那我們彼此的結論(說法)不同是正常的，也很難就這些結論(說法)取得共識。但為了增加彼此的了解，增加(以後或在其他議題)取得共識的或然率，我們可以退一步先就彼此的基本假設來溝通。

如果我們彼此的基本假設相去不遠，而結論(說法)相當不同，那就(至少)有三個可能。

a.   我們彼此的推理規則不同。
b.   我們彼此對某些事實的認定不同。
c.   我們彼此對某些概念(或理論)的了解不同。

在這三個情況下，進一步的討論可以幫助雙方取得共識。因為在理論上，彼此有沒有遵守各自的論述和推理規則可以「公評」；事實的認定和概念(或理論)的了解也可以「驗證」或「公評」。換句話說，在一定程度內，我們有進行「客觀」、「理性」討論的空間。

我在論述的時候，我會用「形容」、「比擬」、「比喻」、或「擬人化」來加強語氣。但不會使用它們來「論證」。因為在「論證」過程上，「比擬」或「比喻」基本上是以個案來推論一般的策略。沒有嚴謹的歸納方法或足夠的數據，「比擬」或「比喻」缺乏「論證」的效力和相關性。「擬人化」用於「論證」的困難，已如本文第1.2節所述(3)。

如果一篇網路留言是傳教或文學的形式，我不會也不夠資格評論。如果留言是政治評論形式，它進入公共論述領域，其結果可能影響到我的權益，所以我會從邏輯、意義、和現實層面來評論或進行解構批判。

我不期望讀者同意我的見解，但我希望讀者願意用同樣的尺度、或本文結論(第4.1節)所建議的論述原則，來檢驗我的見解、各自的見解、或各自所接受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