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city.udn.com/v1/city/forum/article.jsp?aid=1393337&no=50971

把殺人看作殺人--「六四」十六週年祭
-- 紀念「六四」十六週年
陳奎德
2005-6-3

對殉難者的第二次謀殺

已經十六年了。「六四」的亡靈在天安門上空仍然沒有瞑目。我們這些未亡者，還有什麼好說的呢？正如陶淵明詩所說的：「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十六年來，天安門母親們，聲音嘶啞，淚水乾枯，但是，屠伯們歌舞昇平，逍遙復逍遙。拿鋼刀的拿軟刀的，正在「保先」--保持他們鋒利刀刃的先進性呢。人們好奇的是，這個「先」，如何「保」？

我今天著重談拿軟刀的。

與歷史上所有的慘案責任者一樣，六四之後，當局把慘案鎖進黑箱，層層加鎖，成為禁忌。同時，對年輕一代實施精心製作的一整套遺忘政策，企圖把這件事在人類記憶中消除痕跡，徹底抹掉，似乎從未存在過一樣。這正是奧威爾在《1984年》中描寫的「真理部」所做工作的完整翻版。

但是，最近幾年來，情況有所變化。當局似乎認為中國經濟有所擴展，財大氣粗了，於是，開始試探著公開為屠城辯護了。前幾年，其主要辯護論調為：六四鎮壓，導致了社會穩定，從而實現了經濟成長。最近，人們注意到一種新的論調，它精心選擇了兩樁事件作為對比，把1919年五四運動時北洋政府的舉措來和1989年六四事件時中共當局的舉措作了優劣比較，從而製造出一個決定論的歷史圖景，以此來貶低前者，褒揚後者，為屠城辯護。

第一種所謂鎮壓導致經濟增長的論調，已經有不少人直斥其荒誕。事實上，六四屠城後，1989至1992年，中共重新強化意識形態，經濟政策全面倒退，國內外貿易萎縮，經濟一片死氣沉沉。那才是鎮壓的直接後果。六四之後近三年，在那種全面停滯情勢下，在經改將死的前景籠罩下，為挽救自己的歷史地位，鄧小平才被迫實施「南巡」，重新強化已被鎮壓下去的經濟改革，重新走上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淡化經改的意識形態爭論，鼓起第二波經改風潮。這就是表明，在極權國家，往往是，民間的抗議和獨立訴求被鎮壓下去，當時的政治態勢更加兩極化，政治走向僵局。然而，民間訴求的一部份並未死亡，通過一段歷史時期後，它將借助各種形式復活，對修改政策取向產生「滯後效應」。簡言之，在中國經濟的市場走向上，六四屠城者實際上也在被迫執行天安門亡靈的遺囑。這一點，前人之述多矣，這裡不再仔細梳理。

第二種以歷史對比所作的辯護是新出的，筆者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說：

「如果沒有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學生鬧事，或者只有五四事件而沒有後來的政府屈服，也就是說沒有演化為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能走多遠？革命黨能成多大氣候？

當時在鄧小平的頭腦中到底浮現了一些什麼，已經無法考證了。可歷史這個魔術師永遠讓人震驚，正是1919年6月4日這一天上海和天津兩地商人宣佈罷市最終導致了北洋政府將軍隊撤出並停止拘捕學生，正是1919年6月4日這一天政府的屈服使中國近代史發生了大逆轉。1989年的6月3日晚，鄧小平決定不惜一切開槍鎮壓……

全中國一陣劇痛，但終於避免了一次惡性循環般的歷史重演。

鄧小平再當一次殺人犯，但終於避免了毛澤東二世的提前復活。」（見《多維網》，文揚：「五四之癢」和「六四之痛」）

文章重新塗抹製作了一幅歷史演變圖景，似乎中國近百年來的激進主義災難應當全部歸結於北洋政府當年向罷市的市民和示威的學生的妥協讓步，居然說「北洋政府的屈服造成中國的政治亂局」。似乎沒有這一讓步，似乎只要北洋政府像鄧小平一樣大開殺戒，共產國際就不會染指中國了，中共就不會成立了，日本軍閥就不會侵略中國了，毛澤東就不會禍害中華了……。這真是一幅聳人聽聞的歷史漫畫。

這裡的第一要害是文章的歷史決定論，第二要害是徹底反人類的功利主義。

關於文章中所蘊含的歷史決定性演化的邏輯鏈條，其中沒有哪一條經得起推敲，沒有哪一個環節的演變是命定的必然的。倘若我們也來歷史假設，人們何嘗不可以說，倘若北洋政府像鄧小平一樣大開殺戒，將激起民間與當局的更大的仇恨和更激烈的對抗，共產國際將趁勢更快介入中國內亂，加上日本入侵，中國將更快捲入共產主義的漩渦之中……，如此等等。

而事實上，我們若取另外一樁（戊戌）事件與六四作比較，就可看得更清楚了。在戊戌事變中，慈禧與鄧小平一樣當了殺人犯--六君子血濺菜市口，她對維新派一樣施行了殘酷鎮壓，她對光緒像鄧對趙紫陽一樣進行了軟禁。但這一鐵血手段是否避免了更激進的孫文革命黨的烈火熊熊燃燒呢？眾所週知，歷史無情嘲弄了這種殺人滅火的決定論邏輯。

在六四亡魂冤案未雪的情勢下，上述兩樁為屠殺脫罪的辯詞，是對殉難者的第二次謀殺。

韓國光州事件的啟示

其實，與六四事件更切近更具可比性的，是鄰居韓國的光州事件。

1980年4月中旬，韓國爆發了工人及學生示威浪潮，要求民主。5月初全斗煥軍政府公佈了戒嚴令，民眾要求撤銷戒嚴令和全斗煥下台。5月15日，約10萬名大學生在漢城集會，向軍政府示威。5月16日光州也有3萬名學生與市民示威。5月17日，全斗煥宣佈《緊急戒嚴令》，進一步擴大戒嚴範圍至全國，並拘捕了金大中、金泳三等民主運動領袖和學生。

1980年5月18日凌晨，全斗煥調數萬軍隊組成戒嚴軍分6路包圍了韓國光州市，當日上午10點，在光州民主運動大本營的全羅南道國立大學，戒嚴軍與學生發生了第一次衝突，軍隊打死學生數人，逮捕多人。激進的光州學生和市民奮起抗爭，到光州火車站、高速巴士總站等地阻攔戒嚴軍進城。軍隊向人群開火。5月20日晚，20萬人在光州的道廳集會、示威。市民組織200多輛出租車、公交車突破戒嚴軍封鎖線到道廳助威。戒嚴軍切斷光州與外界的聯繫，21日凌晨向示威人群開火，造成54人死亡。21日，多達30萬人來到道廳、廣場及週圍擠得水洩不通。一個青年站在戒嚴軍的坦克上，揮舞著國旗，高呼「光州萬歲」，市民圍在一起高唱國歌，軍隊射殺了這位熱血青年。

憤怒的市民成立「民眾抗爭本部」，進行長達一週的有組織有系統的對抗活動：組織市民軍，與戒嚴軍武裝對抗。從警察局和軍隊那裡搶奪了部份武器，與軍隊開展了街壘戰，佔領了道廳。迫使戒嚴軍一度撤回到郊外。該組織並突破軍政府新聞封鎖，向全國說明「光州事件」真相。政府控制的光州各媒體不僅不客觀報導事件的進展，還歪曲事實。市民縱火焚燒幾家電臺和報社，並自己編發了「民主市民會報」，向全國發佈光州抗爭消息，如實地揭露戒嚴軍的暴行。

但是，對抗一週多之後，五月27日，數千名軍人開著坦克進入市區，儘管有市民臥路阻擋，但坦克仍然肆無忌憚地壓過他們的身體入城。戒嚴軍佔領了道廳，槍殺了最後一批不肯撤出道廳主樓的20多名學生和市民。光州「5‧18」運動以被殘酷鎮壓而告終。

據官方報導，「光州事件」造成了191人死亡，122人重傷，730人輕傷。

光州「5‧18」事件平息後，全斗煥政府在全國瘋狂地鎮壓民主運動，白色恐怖籠罩著韓國。5月28日在光州逮捕了幾千名參與民主運動的市民，並以「光州事件的幕後操縱者」的罪名判處金大中死刑。1980年～1983年，有700多名新聞工作者因要求新聞自由而被政府勒令退休。1980年～1986年，每年都有相當多的大學生因政治訴求被開除。

「5‧18」運動被鎮壓後，政府高壓，新聞媒體沉默。政府在提到這個事件時，被輕描淡稱為「光州事件」或「光州暴亂」。

不久之後，韓國爭得1988年漢城奧運會舉辦權，大大推進了民主化進程。這時，反對黨的改憲運動如火如荼，特別是1987年6月，百萬人走上漢城街頭要求改憲。軍隊已無法再壓制民主運動。韓國軍政府在內外壓力下，也為了對國際社會改變政治形像，被迫接受憲改方案，採用總統直接選舉制，獨裁統治在韓國終結。

全斗煥下台。1988年，光州「5‧18」事件很快就被國會重提。1993年第一位非軍人總統--金泳三上台，承諾為「5‧18」運動死難者建立國家公墓。1997年，金泳三簽署「5‧18」運動特殊法令，正式為「5‧18」運動正名，死難者家屬獲得賠償金。

鎮壓「5‧18」事件的元兇兩位前總統全斗煥、盧泰愚被法庭公審，以內亂罪被判處重刑。

總起來看，應當說，中國天安門的學生與市民比光州學生市民溫和文雅多了。光州市民進行了武裝反抗，並焚燒了政府控制的幾家電臺和報社，而北京市民則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更有意味的是，在韓國，並沒有因為為光州事件的昭雪正名而走向激進主義氾濫成災，沒有發生文揚文章所預期的「各地亂黨揭竿而起」的局面。同時，也沒有因大屠殺之後一段時間內社會表面穩定，經濟有所發展而放棄對負有鎮壓責任的前總統全斗煥和盧泰愚的審判，儘管人們承認他們在韓國經濟起飛過程中是有功勞的。

在絕對的律令下，任何政績都不可能抵消殺人罪。正義是沒有替代物的。

回到基本常識：把罪惡看作罪惡

所有為屠殺辯護的論調，其核心，說到底，無非是宣稱，我們是為了其他人的長遠利益而犧牲你們的。

前面的論述已經很清楚，歷史決定論是虛妄的。犧牲當下人們的生命，並不確定是否能贏得其他人的長遠利益。

更根本的是，誰有權利以下一代人追求富裕的名義、以未來的長遠利益名義，或以任何其他人的名義，來屠殺當下活生生的國民？誰授權給你了？通過何種程序授權給你了？你從哪裡獲得代表未來人或整體國民的權利？

更深一層考察，難道未來的人與我們當前人的權利是不平等的嗎？何以為了他們的福祉就要奪取我們的生命？他們高人一等？

因此，歷史，不可能作為殺人的遮羞布。未來，不可能把當前的殺人合理化。

沒有任何「反思」能夠為野戰軍上街屠殺徒手平民作辯護。無論通過何種精心製作的「反思」話語，殺人也不會變成「溫柔的撫摸」。無論運用如何精巧的理論包裝，罪行也不會變成「歷史的功勳」。

讓我們回到常識：把殺人如實地看作殺人。把罪惡如實地看作罪惡。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惡性循環般的歷史重演」。

讓我們把常識深植心中，祭奠天安門的亡靈。

2005年六四16週年於華盛頓

──《觀察》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
Friday, June 03, 2005

https://city.udn.com/v1/city/forum/article.jsp?aid=1390071&no=50971

被遺忘的「六四暴徒」群體
趙昕（北京）
2005 August

一、有些事絕不能遺忘

有些事絕不能遺忘，有些話不得不說。可是在這樣一個功利追星、娛樂至死的世代，太多不該遺忘的事情被遺忘，太多應該說的話沒人說，太多的傷痛留在了這些本來絕不該被自由陽光遺忘的受難者心頭--即使他們是那樣的高尚善良，即使他們遭受了太多的迫害和苦難，即使他們正是為了苟活至今的我們才挺身而出的！

十六年前的今天，北京(也包括全國各地)的社會各界良心人士，包括市民、工人、幹部、學生，為了阻止戒嚴部隊入城血腥屠殺無辜學生和知識份子，甚至還懷著對人民子弟兵及共產黨的善良幻想，自發地趕赴各個交通要道，企圖憑著自己的血肉之軀，手無寸鐵地勸阻戒嚴部隊入城屠殺--結果不言而喻，他們中的許多人死不瞑目地倒在了劊子手的槍口下，至死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成為了「六四死難者」；另一部份人受傷致殘，僥倖留下一條活命，這麼多年來一直艱難而屈辱地活著，成為「六四傷殘者」，如齊志勇、方圓、龐梅青、黃林、張斌；還有很多人僥倖逃離屠殺現場，卻在「秋後算帳」和舉報中無端成為「反革命六四暴徒」，紛紛被抓進各地監獄重判快判，刑期或長或短，有期、無期、死緩，甚至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成為「反革命暴亂」的替罪羔羊--更加悲慘的是，由於種種原因，十六年來，這最少達六、七百人以上的「六四暴徒」群體孤苦無助地承受了無盡的苦難，卻幾乎徹底地被自由世界的我們遺忘殆盡。

二、被自由陽光遺忘的「六四暴徒」

在這些被自由陽光遺忘的「六四暴徒」中，有筆者親自接觸過的，和根據多年的訪談記錄下來的，殘缺不全的案例如下：

北京師範大學的趙剛、許敬、史虹揮等學生，他們僅僅是因為把市民撿來的槍枝展覽後，交給了學校的保衛部，就被誣告為「反革命暴徒」，打入鐵牢：趙剛被判刑五年，江蘇高考狀元許敬被判刑十年，史虹揮被關了一年後釋放。目前，趙剛和史虹揮都在北京生活，許敬在江蘇服刑後現況不詳；

北京一個化工廠的青年工人齊輝，「六四」後被關押在秦城監獄時，正好與我在204號樓19監號一起關過兩個月時間。因為是「六四暴徒」，長時間被戴著十幾斤的大號腳鐐。據齊輝在秦城監獄時跟我講，他在被押送到秦城監獄途中時，還被戒嚴部隊戰士從軍車上拖到野地裡，毒打之後又澆上汽油準備活活燒死他，幸而他極力苦苦哀求，加上又有人來了，才得免一死。調整監號後，我就再沒有他的消息，只是聽說齊輝又被轉監獄了；

孫傳恆、劉子厚、胡忠喜、李寶芹、侯軍，被以「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判處重刑，當時判這種罪名的人並不多見。孫傳恆是「工自聯」骨幹，被判最重，無期徒刑，屬於「六四反革命」之中刑期最長的之一。在難友眼中，他為人謙和，勤學不輟，又是硬骨頭，多次和韓罡等「反革命」抗議勞改產品出口，向獄方提出改善獄內政治犯待遇的問題。孫傳恆常講：「我們的權利是爭來的，不是恩賜來的。」這些年孫傳恆身體很瘦弱，患有腰椎病、腸結核、貧血等綜合病症。他的父母年紀都很大了，每月依靠4、5百元的退休金，除去交房屋、水電費和看望傳恆的開銷之外，所剩無幾；

董盛坤，原是北京一家印刷廠的工人。「六四」那天，他正趕上下夜班回家。半路上，他看見到處是火光衝天，到處是喧鬧的人群，到處是人們的哭喊聲，董盛坤被慘烈場面驚呆了。當時，他最惦記的，就是家中的妻子和剛剛降生不久的孩子。於是，他不顧一切衝開雜亂的人群，騎著自行車飛快地往家趕。但是，在離家不遠的地方，他遇到了一隊軍人。擁擠在道路上的人群還沒有反應過來，軍人們已經向著密集的人群開火了。許多人倒下了，從此就再也沒有站起來。由於董盛坤當過兵，知道一些軍事常識，為了保護自己，他沒有跟著人群亂跑，而是甩掉自行車臥伏在路邊的花壇中。槍聲停了，軍人走了，他才從地上爬起來，狂奔進一條胡同，坐在街上的一個門樓下面歇斯底里地狂笑不止……沒過幾天，董盛坤就被抓走了，罪名是放火燒軍車，證據是據說有一個公安特工記下了董盛坤的自行車牌號。為了不死在大兵毒打之下，他也只能屈打成招。最後法官留情，把董盛坤判了個死緩，留了一條命。終日生活在恐怖環境中16年，董盛坤依然保持著自己的人格未變，他家的通信地址是：中國北京市崇文區龍潭西里16樓3單元8號。只是提起往事，他仍然感到不寒而慄。

劉玉生，北京一家建築公司的工人。劉玉生平時就是一個熱心人，「6．4」時就更閒不住了。用他的話講：「解放軍都圍在城邊上了，作為一個北京市民怎麼著也得盡一份！」當誰都沒想到的屠殺終於發生的時候，劉玉生也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頭頂上密集的子彈，不時劃過漆黑的夜空；街頭到處都是隆隆的坦克聲。軍隊過後，道路兩側的牆壁上佈滿了彈孔。一些癱瘓了的裝甲運兵車、坦克車還停在路邊。軍人早已隨著大部隊跑掉了，只有上面的機關槍還可怕地對著街頭的市民。為了不使這些武器成為殺人凶器，他和一些市民一起把機關槍從坦克車上卸下來，扔在了路邊。沒過幾天鄰里舉報，他就被軍人們抓走了。

三、軍人們對待「暴徒」的態度

當時，軍人們對待「暴徒」的態度是「往死裡打」，他也只能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交待」了自己的「罪行」。結果，他被定為「破壞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關押在第一監獄時，由於生存條件惡劣，他身上許多處發生了腐爛。最大的患處，直徑達12厘米。由於「醫務所」惡劣，難友們只能自己「治療」--方法是：先讓幾個人把他按住，然後由「主治大夫」用撿回的碎玻璃把他患處的爛肉刮掉，直到見到粉色的新肉來；最後，在整理好的傷口上塗上食用鹽，用衛生紙縛住，「手術」就算完成。生命力真是強大，幾天後，他的傷口竟然奇跡般痊癒了。98年，劉玉生又大病一場，命最後保住，但小腦被摘除了。至今他依然認為「六四」那一晚他做了這一輩子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其他資料不詳的「六四暴徒」還有：

「苗大俠」，因為燒軍車被以「反革命破壞罪」一審判處死刑，二審死緩，在監獄裡曾經有一次被管教武警長時間用七根電棍電而死不屈服，因此被難友們尊稱為「苗大俠」，真名反而都記不住了；

王稼祥，年齡最大的「六四暴徒」，出於義憤，七十多歲的老人參與了燒軍車的行為，被以「反革命破壞罪」判處死緩，1997年八十多歲時，死於北京第二監獄；

朱文義，因燒公共汽車阻止戒嚴部隊入城，被以「反革命破壞罪」判處死緩，關押在北京二監；

張燕生，因為在家裡抄出幾件軍衣，被以「搶劫罪」判處無期；

高亮，因為用磚頭砸爛軍車玻璃，被以「反革命破壞罪」判處無期徒刑；

蔣生，因為在家裡抄出一些軍用設備，被以「搶劫罪」判處20年有期徒刑；

孫燕才兩親兄弟，家住大興縣，因為用石頭砸入城戒嚴部隊，被交通攝像機拍到，被以「破壞罪」，一個被判處十七年，一個被判處十五年；

路洪澤，一個所謂「六四暴徒」，1998年4月突然生病，沒幾天就含冤死去（1998年4月18日）；

另外，還有孫伯光、劉洪、宗景山等等被稱為「六四暴徒」的數百名良心犯--

據從北京市各大監獄服刑出來的韓罡、王國齊、陳晏彬、劉京生、康玉春等政治犯難友回憶，北京市各個監獄服刑的所謂「六四暴徒」，加起來最起碼不下六、七百人之多。單是在1990年12月25日，中國政府為了便於對「反革命暴徒」的管理和改造，就把100名「六四暴徒」從北京第一監獄轉到了新建的北京市第二監獄。從此，一般只關押十年以上重刑犯的北京市第二監獄多了個通稱為「暴徒隊」的犯人中隊，長期關押有120個至130個「六四暴徒」，進行集中勞動改造。而在北京市監獄管理局茶澱分局，由十四個小監獄組成的監獄群中，還有三、四個所謂「暴徒隊」，每個隊一般有140個至160個「六四暴徒」，都是被判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另外再加上已經被槍斃的「六四暴徒」，如「六四」幾天後即被判處死刑、立即槍斃，中央電視台進行了全國直播的七個「反革命暴徒」，分散關押在北京其他各個監獄的「六四暴徒」，以及許多「失蹤」的學生市民和關押在全國各地的「暴徒」，那就實在不知道所謂的「反革命暴徒」到底總數有多少了！

四、真相被捂得死死的

必須指出，目前真相被捂得死死的，遠遠還沒有被揭示出來，筆者上述記載的，也僅只是遍及全國的眾多所謂「六四暴徒」、「反革命暴徒」中極少的二十多個人而已。由於筆者無法去司法部門查找資料，只能找剛出監獄的政治犯瞭解情況，而政治犯與「六四暴徒」又是分開關押的，所以他們的接觸面也有限，並且記憶也會有失誤之處。網路上也僅僅只有韓罡、韓東方等人寫的幾篇相關文章，更多的受難者需要被人們所記錄。而真相大白之日，恐怕得等到民主中國實現之後了。

記得一九八九年我剛進長春鐵北監獄時，為了抗議一個監獄管教無端毆打同號刑事犯，當即被他暴聲喝問：「你是什麼人？」我回答說：「我是大學生！」那個高猛如野獸的「政府」即獰笑道：「好啊，又一個反革命暴徒！」六個管教、武警拖我出監號，拳打腳踢槍托砸，真的把我打得「屎都打出來了」，奄奄一息後，才把我拖回監號，像死人一樣扔在地上，揚長而去。及至後來被轉送到秦城監獄單獨關押時，實在孤獨難耐，才大喊：「管教啊，再派一個暴徒來陪我吧！」博了難友們一笑，還被王丹先生寫進《秦城回憶錄》裡，自己也絕不以被管教「政府」貶斥為所謂「反革命暴徒」為恥。

這些人數眾多的「六四暴徒」存在以下幾個共同特點：

一、他們僅僅只是出於良知和道義，做了一些義憤之下的勇毅之舉(甚至許多人還是被刑訊逼供的)，就被當局當作「反革命暴亂」的替罪羔羊了！

二、由於當局出於當時的政治需要：「從重從快」嚴加懲處，他們所被判處的刑期都非常重非常長，光是在北京市第二監獄「暴徒隊」，就長期關押有120個至130個「六四暴徒」，很多人現在還被關押著，甚至一些人已經死在監獄裡。

三、幾乎所有「六四暴徒」都是按照刑事犯來判處的，不是「破壞罪」就是「搶劫犯」，不是「故意傷害」就是「殺人犯」，只有極少人是以「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判處的，有些政治犯也區別對待他們，給這些真正的良心犯留下很大陰影。

四、十六年來，外界極為缺少對他們的瞭解和關注，也極少給予應有的救助和溫暖，更別說是為他們伸張正義、討個公道了！在這樣一個弱勢群體身上，沉沉壓著執政當局的殘酷迫害，和自由世界令人痛心的冰冷遺忘。

「六四死難者」有以丁子霖教授、張先玲女士為首的「天安門母親」在進行不懈的吶喊呼喚，「六四傷殘者」有以齊志勇、龐梅青等勇士為代表在不斷的抗爭，「學生領袖」、「民運名人」更是光芒四射，八方呼應！這些群體都或多或少為自由的陽光所照耀，為人世間的關懷所溫暖，雖然仍舊艱難，但是也有一分慰藉，情況也算正常。可是問題在於，這些被「從重從快」判處了重刑、死刑的所謂「六四暴徒」群體呢，又有誰在替他們呼籲？！又有誰在為他們伸張正義？！又有誰在關心和幫助他們的家小？！沒有，幾乎沒有--十六年來，他們在監獄中承受了無盡的苦難，付出了極為慘痛的犧牲，他們的親人也陷入無際的迫害和痛苦之中！而包括趙昕在內的我們，最不應該遺忘的我們，卻把這些為了同樣的信念和理想，在良知的驅使下為我們去抵擋刺刀與坦克的勇士，幾乎遺忘殆盡--

在這些「六四暴徒」中，最有名的要算是王維林了，因為他隻身擋坦克，突顯了作為公民的不屈良知和道義勇氣--可是十六年了，這麼多年來他在哪裡？他還活著嗎？沒有人知道，似乎也沒有人關心。成都廖鬍子說：「這世界新聞太多，轉眼又被人遺忘了。」

在「六四慘案」十六週年忌日的今天，我被困在上海警方的天羅地網中，無力掙扎。除了絕食自省24小時以悼念「六四」死難英靈以外，我只能在飄曳黯淡的燭光下寫下這些文字，為這些同樣善良無辜卻最為孤苦無助的「六四暴徒」群體講兩句應有的公道話，權作一個可恥的遺忘者微不足道的一點贖罪。

寫於2005年6月4日上海  修改於2005年7月6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