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邱也洛

故總統蔣介石先生在近代史上的成敗，已經可以蓋棺論定。但是，由於國民黨對於近代史料的禁忌，國內史家大多不敢打開天窗說亮話，導致各種小道消息大行其道，直接間接影響國人對蔣介石的真正認識及評價，對國民黨來說，固然因地制宜獲得幾分方便，對蔣介石先生而言，則是十分不公平的。

事實上，蔣介石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地位，早有多位史家著筆論述了，只是他們大多在海外發表，國內難以一見，其中不乏佳作，尤其故中國民主社會黨主席、中華民國憲法主要起草人張君勱先生，在「第三勢力在中國」一書所寫的「蔣介石的成就和失敗」一章，廣受各界矚目。雖然該文是以三十年前的觀點來論述蔣介石先生，未必完全合乎時宜，但是以張氏論述在大陸時代的蔣介石，印證以在台時代的「總統蔣公」，我們可以看出張氏對蔣介石先生的批評，其實是公允客觀而愛深責切的。

史大林心目中的「好戰士」

蔣介石能夠成為國民革命軍北伐及抗日戰爭的領袖，他在中國歷史上自然應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然而，他在成為全國領袖的幾年之間，便被中國共產黨所擊敗，退居台灣，而在台灣終其一生，張君勱說，這一切都是因為他的性格和作風使然。他的性格和作風，不但決定了他的一生，也決定了他統治下的中國。

首先，張君勱舉出自一九二四年至三０年間，蔣介石個人事業中的重要史實：

一九二四－蔣介石被孫中山委任為黃埔軍校校長。
一九二六－七月帶兵北伐，所向披靡。
一九二七－三月佔領南京，四月到達上海，八月辭去北伐軍總司令職，十二月與宋美齡結婚。
一九二八－四月被召回再統領北伐軍，五月與日本軍衝突，被阻止前進，六月佔領北京，十一月張作霖被日軍暗殺後，其子張學良將東北還政中央，全國便在蔣的領導下統一。
一九二九－蔣與桂系衝突。
一九三０－閻錫山與馮玉祥對抗蔣介石，爆發「中原大戰」。

在以上諸役中，蔣介石都獲得最後勝利，所以史大林稱他為「好戰士」。張君勱講述他曾聽過一個關於蔣介石英勇的故事。一九二六年，蔣在北伐軍進攻江西省都南昌時，張君勱剛好在漢口，正埋首研究國共合作的情況。後來，張途經九江，孫傳芳正在長沙中游的一艘船上，親自指揮軍隊對抗蔣介石，張君勱上船和孫傳芳討論當時的軍事情勢。孫因剛接到消息，說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已在南昌城外陣亡，所以孫對局勢很樂觀。這消息事後證實是誤傳，但不久之後，確知當時蔣介石帶領了百名軍隊圍城，身先士卒，其中大部份被殺，而蔣得倖免。這是蔣膽識過人的一個好例子。其他的例子還不少，例如他與閻錫山、馮玉祥對抗時，差點被生擒，幸而他的強進決心，迫使閻的軍隊後退，因而挽回了他的生命。

張君勱說：蔣介石還另有一個特長，就是賄賂他的政敵的手下。例如以金錢及官職為餌，使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的親信叛主而歸附他。在對付張學良時，蔣介石知道他嗜賭如命，於是暗中給他的特使每人一本支票簿，日夜與張聚賭，於是數月之後，就可以不費一卒一兵，使張易幟，歸附中央。

蔣介石一向都在忍辱負重的心情下生活，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發生「濟南五三慘案」時，國民革命軍往北京受阻，費了好幾個月時間才將障礙除去。當時他對將士說：「圖報國仇，謀雪國恥，要使中國不受帝國主義的欺負，真正達到獨立自由的目的，今日只有忍辱負重，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效法經哲先賢的志節，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國恥必可洗雪，果能如此，就是達到大同世界自由平等的境遇，亦非難事。」

張君勱說蔣介石的「雪恥」精神，最容易見諸於他的賭性。當他年輕時，無論玩雀牌或樸克，輸了總不肯離桌，直至失土完全收復為止。張氏還說，蔣介石先生的主觀力很強，這一點在大事、小事中都可以看到。

蔣介石和國民黨的生死存亡

在一九二六至三０年間，蔣介石在國民黨及共產黨中，製造了不少敵人。每逢這些敵人被擊敗後，蔣介石祇把他們放在一邊，有過許多個例，這些人後來都在政府中被任用了——雖則他不會讓他們插手在自己的軍隊中。李宗仁曾經兩次出兵反蔣，一次在漢口，另一次則在廣東。後者是和陳濟棠聯合，不滿蔣對日本的妥協政策而起的。然而陳後被任為農業部長，李則奉派為戰區司令。

在這同時，國民黨的黨員還有不少有關訓政問題的爭論。張君勱認為，孫中山的原來計劃是好的，但如何在執行時避免變成獨裁，卻不容易做到。正如一般瞭解，訓政的原意是要訓練人民將來實行民主政治，但如何才可以做到？訓政須延續多久？蔣在他所著的「中國之命運」中，這樣解釋：

「依照建國大綱的規定，軍政時期之後，繼之以訓政時期。其基本的工作為實行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實施，又當以國父手訂的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為則。至於憲政時期的標準，又當視地方自治實施的成績以為權衡。程序井然，無可爭議。然而國府遷都南京以後，十年之間，事實與理論兩方面，都有足以妨礙訓政的基本工作的進行，使國民政府無法完成這個使命。就事實的方面來說：國民政府在政治上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是國家統一的障礙。而就理論的方面來說：在此十年之間，不獨訓政工作如何實施，成為問題，即訓政階段應否存在，訓政時期何時結束，亦起了激烈的爭辯。此種糾紛，不獨為封建反革命所藉口，且使黨中同志無意之間皆呈動搖的現象，竟使議論愈為滋蔓，而行動愈為分歧。大家知道，訓政是達到全民政治必經的階段，非此即不能樹立民權的基礎，否則將來的憲法必徒為白紙黑字的具文。」

這就是蔣介石和國民黨生死存亡的問題。如果國民黨目的是實行民主，他們須對百姓有信心，要依照一般立憲政府的原則而治理人民。在完成北伐之後，軍政時期便應該結束，繼之而立刻推行憲政，這是孫中山所定的軍政、訓政和憲政的步驟。張君勱說蔣介石是個軍人，他認為過渡時期愈長愈好。而其他的國民黨人則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汪精衛及胡漢民，他們都是和蔣一樣接近孫中山－－如果不是更接近的話。他們對孫中山的計劃另有解釋，而且確信他們瞭解孫中山更深。訓政的意義就是訓練人民接受立憲政府。如果這是對的話，則議會政治和人民的參政權，必須及早施行。國民黨在最初十年由蔣介石領導下，永不容許反對黨的存在。張君勱寫道：「一個反對黨如果不是和執政黨有同樣的權利，又如何得到必須的訓練呢？」

中國人民一直等了二十年，到一九四七年第一次有機會看到行憲，但人民既從未有過選舉的經驗，又焉能企望他們可以在選舉中充份發揮選舉的效用呢？結果就是國民黨以訓政的名義，包攬了政治權力。他們愛談地方自治，因為祇有在地方政府的名義下，才可以增加黨員的數目，直至一天，由黨員控制了地方政府，目的達到了，才宣佈進入憲政時代。這是蔣介石對訓政的解釋，也就是引起國民黨內爭的根源。當一天未成為立憲政府，誰控制了國民黨的軍事、財政和外交政策，就可以獨斷獨行，難怪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及閻錫山等要造反了。蔣對於這些反對他的人，一概稱為企圖推翻政府的封建份子。

聲譽如日中天的階段

政府一天沒有憲法，就沒有議會和責任內閣，也沒有言論和集會的自由，蔣的勢力自然日增。雖則中國共產黨也是一黨執政，但卻支援了反蔣的勢力。那些真正的民主黨派，為了得不到當權的國民黨的支持，祇好和共產黨同一陣線。張君勱指出，政府一旦被國內外的人士指責有種種罪行時，便孤立無援了。

就算蔣在寫「中國之命運」時，曾指出訓政階段必須執行，但他仍堅持自己的獨斷獨行。那時，許多弊端已經造成，但蔣仍不知訓政的害處。

蔣介石可能認為他對內部的敵人很有頭腦，但他應該瞭解到反對者祇能怨懟，而當人民不再支持他時，他會感到應付一九三一至三七年間兩件重要的國際大事異常困難。其中一件是日本侵略，另一件則是蘇聯極力支持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在兩國的夾縫裏；正當日本步步進迫，佔領東北，當時蔣介石被稱為賣國賊，中國共產黨則領先於一九三五年對日宣戰。張君勱說：「如果蔣介石依共產黨的要求抗日，他會懼怕共產黨混水摸魚而乘機擴展勢力－－事實上，自一九三七年以至抗戰勝利為止，共產黨一直如此。蔣介石曾多次說他準備對日抗戰，但都未有付諸實行。這也可能是對的」。蔣被共產黨日益加強的抗日運動弄得很尷尬，但蔣一直忍耐，甚至在西安事變時亦如此。直至七七蘆溝橋事變，蔣方正式宣佈對日抗戰。然而，在抗戰之前，還先後由黃郛及何應欽與日本妥協，目的在爭取時間。蔣又與共產黨、民主黨派及無黨無派領袖會商，直至聯合陣線形成之後，方在八．一三展開全面抗戰。既抱著置諸於死地而後生的心情，雖然北方、上海、南京先後淪陷，大家毫無怨言。所有軍隊，不論屬於蔣的，或桂系、粵系、川系，都抱著為國捐軀的精神。在上海，當中國軍隊撤退到蘇州及南京之後，封鎖了長江而使日本軍隊不能進侵漢口，中央政府因而得以遷移。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作調人，傳達了日本的和平三原則。如果蔣是真正的法西斯份子，他會同意了日本和德國的聯合抗共協議，以在國際間玩弄手法。但蔣毫不猶豫便拒絕了日本的原則，並表明與軸心國無合作的餘地。蔣同時亦表明了自已並非如史大林一般的投機份子，實行不顧一切，專心抗戰。那時，四億五千萬人都支持他。當汪精衛離開重慶，在南京成立政府和他對抗時，蔣不為所動。他明白中國歷史上的例子，岳飛精忠報國，為奸人所害，但到底成了大英雄。蔣介石在抗日時，一定以岳飛為榜樣。當時一切條件未備，蔣孤力作戰，並未有外力的支持，但全國都擁護他。憑著他倔強的個性和自律，人民心甘情願的犧牲而無絲毫怨言，一切的功勞都屬於蔣介石。大家都不會否認，作為一個領袖和鬥士，那時是他事業中聲譽最隆的階段。

中國以農立國永不會崩潰？

但珍珠港事變之後，中國的士氣便開始消沉了。而國民政府的弱點便日益暴露。在抗戰期間，沿海各省都被日本佔領，中國失去了主要的財政收入。每年預算的不敷只靠大量印製鈔票。結果造成天文數字的通貨膨漲。糧食的供應只靠向西北部的農民和地主徵集。為了供應三百萬的軍隊，人民負擔日重。為了鈔票日益貶值，公職人員及知識份子，最深受其害。

張君勱沉痛地說，多年來，財政大權都握在孔祥熙手中，無人可以干預批評他。蔣認為中國以農立國，所以永不會崩潰。當國民參政會要求討論財政時，立被拒絕，為了阻止通貨膨漲，政府決定售賣黃金，但這辦法一無好處。因為金價是孔祥熙和他的銀行界友好定的，一切自然顧及他們自已的權益。那時的情勢，張君勱舉出美國的約翰．史弗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廿九日向國務院提出的報告作說明：

「中國面臨經濟崩潰，這樣造成了軍隊和政府間的行動不一致。這是政治動盪的主因。（蔣）委員長逐漸失去了在抗日最初兩年一致團結的人民的支持，內部的弱點日益顯著，使團結的步驟倒行逆施。

一、士氣低沉，到處感到無望和挫折。

二、除大城市以外，中央政府的勢力日弱。政府在徵糧以維持龐大軍隊及官吏方面，日益困難。

三、軍隊組織，由上至下，大規模的公開貪污，使道德陷於淪亡。

四、知識份子及受薪階級，在通貨膨漲中受害最深，隨時家產盪然。學術界不但因經濟恐慌而飽受折磨，八年抗戰以來，在政治控制及迫害之下，剝奪了作為知識份子的活力和領導權。

五、徵兵、抽稅及其他的加徵所產生的弊端，使農民普遍不滿。農村暴動及盜賊蜂起。因而牽涉到政治因素。以省為單位的派系正日益鞏固其勢力地位而且互相呼應。他們的勢力膨漲和中央政府的無能、正此消彼長。這樣會使中央不斷要對他們作政治上的妥協。

六、國民黨軍隊的暴動日增。戰區司令正建立個人的勢力範圍，因而產生了新的軍閥。

七、國民黨與共產黨間之分歧與日俱增，內戰似乎不可避免。

八、國民黨為顧全一己的政策與不接受建設性的批評，因而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與尊敬。而且因為永不變的領導人物使加入新血成為不可能。為了針對黨內的不滿，領導權逐漸落在反動和不受歡迎的CC系手中。

九、（蔣）委員長因行動保守、表現不切實際，且更妄自尊大，使在中國深具影響力的知識份子，不但不再尊敬他，且更批評他的獨裁。因國民黨面對的嚴重危機，已不再成為團結而進步的勢力。」

相信大部份蔣介石的擁護者都不能避免受到這篇報告所批評。雖則這報告在一九四四年寫成，然而所指出的情形可以溯自一九四０年，而且直至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完全失敗為止。其不同處祇是貪污和不滿的現象，戰後比戰前更甚而已。

張君勱更指出，在蔣介石領導下的政府人員，因濫用權力和貪污舞弊，而加速了國民黨在大陸的全面潰敗。這一部份，蔣介石本人在黨內會議時，曾多次痛切陳詞過，國內外論述的人及作品也不少，這裏不必再贅述了。

張君勱根據他的所見所聞說，蔣早起、處事勤力及準時，每日起床，先寫日記然後祈禱，再則閱讀重要文件及報章。大約十時，轉往軍事委員會，聆聽有關軍事形勢。午餐時，一部份來自各省各戰區及外國的人士被邀共進膳。菜式通常祇四五種。其後小憩片刻，下午茶時間又再約見賓客。在戰時，他對軍隊的訓練異常忙碌，而且一切由他親自主持，各省省長及各部隊高級將領必須到重慶由蔣訓導。他們住在軍營，如軍校學生般生活。蔣介石每週最少兩次到軍營視察，希望藉此可以訓練出一班忠誠黨員。張君勱說：「那曉得無數由蔣訓練出來的，後來都成為共產黨呢！」

張君勱在抗戰期間曾遭軟禁，當時有人向蔣介石告狀，說在昆明的學生示威，是張君勱幕後主持，後來張君勱就在重慶被軟禁，甚至出席國民參政會，也有特工人員跟隨，張氏氣憤地說：「試想有那個民主國家，會如此對待反對黨的領袖？」

因為張君勱有過這段不平凡的經歷，所以他對蔣介石的批評也就格外不客氣了，他說：「當一個領袖在決定一切時，單憑個人的心情，不但很不公正，亦容易引起各種濫用權力，而老謀深算的官吏更會善察蔣的氣色而加以利用。蔣介石既是國民黨的總裁、主持軍事委員會，亦曾兼行政院院長、權力無限。因為對別人無信心，所以蔣認為一切都應由他作主，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在前線作戰的司令，必須完全聽從他的指揮，不能有所更改。在他的周圍，蔣最喜歡庸材，因為他們一切唯命是從。

對蔣介石而言、憲法祇不過是工具，他不相信人民所同意的憲法是不可違背的；亦不明何以因立憲而弄出許多的爭執。蔣認為：所有的政府都是個人政府，憲法是奢侈品、充其量祇是達到當權者的需要。在訓政期間，有關國家主席的職權方面，憲法可以隨時變更。當蔣介石為主席時，他賦予自己在決策上有絕對權力。但其後當林森做主席時，他只不過是一個名義上的元首，大權操在行政院長（即蔣介石）的手中。所以憲法會因環境而改變。蔣介石對任何憲法，都認為並無不同，因為他確定任何憲法都可以由他控制。

可惜未善用有利因素

不過，張君勱指出，蔣介石對管理現代行政機構方面，有他的一套。在抗戰期間，蔣曾設立一監察委員會以指導政府，而蔣自任該委員會主席。有這樣的一件事：一日，該委員會派遣人員到各部門，調查工作情況及職員履歷。派到交通部的，是幾個年輕小伙子。交通部的秘書處明知這些小伙子不可能向上峰報告有關鐵路和無線電工程師的履歷，於是秘書處自動提議代他們調查及擬就報告。這些年輕調查員欣然同意。結果他們甚至滿意該份報告書，而報告書到達蔣介石手中時，亦無異議。這就成為皆大歡喜了。

蔣介石又成立一個設計委員會，又自己領導。但實際工作卻落在秘書長手中。這個設計委員會，目的是搜集數字，以計劃發展工商業。在戰時及戰後，這種著手困難及範圍廣闊的工作，祇有資歷高深的專家方可以勝任愉快。但對蔣來說，這僅是他可以直接管轄的另一個機構、在演講及宣傳方面，常有提及。自然，這委員會實形同虛設而已。

張君勱也指出，蔣介石的另一種特性，便是好管小事。本來，任何人的精力都有限，蔣雖自以為是超人，也不可能顧及政府行政中最基本的事物。蔣過份注意小節，便影響到他在政策方面的施行。在一九四五年時，他付出很大的代價和蘇聯簽訂友好條約，理由是珍惜蘇聯的友誼。可是六個月後，他卻容許學生作反蘇示威。如果說非經他同意，他的親信陳立夫不可能指揮這次示威的。這次事件，最後導致幾不可收拾的場面。中國的老百姓從來沒有機會看見一個穩重、冷靜而合理的政府。蔣介石的思想太分散，因此他對重要事項未能精神集中。他還把自己當作文學批評家。前駐梵蒂岡大使吳經熊博士，曾有一次出示一份他所翻譯成中文的一章聖經，其中有蔣介石的修改和評語。作為一個政治領袖，蔣介石一定有許多政治問題等候處理，那有時間去閱讀和修改中文翻譯的聖經呢？

張君勱從蔣介石性格中的長處和短處來論述，也許並非完全是正確的，但就事論事，的確有這些事實存在，其中當然有一部份原因，是蔣介石被奉承的群小所包圍了，而蔣最後不得不為此付出了天大的代價，這是無可否認的。

無論如何，即連張君勱也承認，蔣介石有其偉大的地方，說「他對中國作出了偉大的貢獻，被大家承認為愛國之士」。從蔣介石在大陸執政的幾十年來看，他本來有很好的機會建立強有力的政府來對抗共產黨，他在抗戰期間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在近代史上策一次打敗了強鄰日本，而且還有數百萬精兵，在國際上聲譽之隆，中國近代史上無出其右者。可是，這些有利因素卻無法防止他所領導下的國民黨政府的快速潰敗，「其崩潰之速，連敵對的共產黨亦感到驚異」。所以張君勱以反對黨領袖的身份對蔣介石提出批評，是希望國民黨員「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以免再蹈歷史的覆轍。

1984.08.15 亞洲人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