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在保釣論壇內「勸架」的文章。也借機宣揚論述者說明自己「立場」和「基本假設」在論述過程上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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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中開始讀金庸的小說。當我看到他稱黃巢、李自成等等為「農民起義」的時候，的確是個「震撼」。後來我了解他不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發言，而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場。有人說泰勞事件是暴動，有人說是抗暴。這也是因為發言者立場不同的緣故。
我現在談議題或論述，常常要求參與論述者說明自己的 立場和基本假設。我認為「立場」和「基本假設」也是一種「態度」，只能「選擇」，不能「論證」。
當雙方採取「對立」的「立場」或「基本假設」時，論述不可能有「共識」。站在相對主義的立場，我不判斷「立場」或「基本假設」的是、非。我只要求論述內容一致、相容、和合(一般人接受)的事實。
如果一個人說：「我採取國民黨史觀」，另一個人說：「我採取共產黨史觀」，我想沒有繼續討論的必要。只有當雙方都自認或宣稱：「我採取中國人史觀」時，繼續討論才有意義。
這時我們旁觀者，就有一個檢驗的標準。也就是說， 論述內容或結論是否和「中國人」的立場一致。例如，一個人說：「我採取中國人史觀」，但他/她只採用國民黨(或共產黨)的史料時，我們就可以合理懷疑，此人至少在選擇史料時不夠客觀。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了解「歧見」來自不同的「立場」或「基本假設」，不來自「人格」或「認知」的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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