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前一陣子忙先父的研討會，沒怎麼顧此欄，忽略了你的推薦。我讀了張亞中教授的文章。張教授的主旨大概是：

他反對馬總統以「公投」和其他條件為「和平協議」的前提。

我認為天下沒有不具前提的公共政策；正如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至於馬總統的「公投」和其他條件是否合理？是否必要？是否符合現實？等等，可以也需要公評和公論。

但是，公共議題或公共政策的討論需要有「論點」或大量使用「因為 … 所以」這類句型。做為政治學學者和政治學系教授，張教授應該有這個基本認知和修養。我很遺憾的說，張教授這篇政論大作只有鄭弘儀這種「援嘴」開講的水準。具體的說，我只看到喃喃自語和大呼小叫；沒有看到任何「論點」或至少看起來有三分像推論的「語法」。

我在2007年討論這個議題時就提出「和平協議」需要「公投」的立場。我的「論點」是：

a.     在民主社會中，政府推動任何重大公共政策前，需要得到民眾授權；

b-1  台灣是個民主社會；

b-2  「和平協議」是個重大公共政策。

c.     所以：我認為在台灣推動「和平協議」需要經過「公投」或授權的過程。

我的「論點」當然也需要被公評和公論。歡迎不同意它們的網友加以批駁。

關於和平協議，推薦一文張亞中：和平需要創造　等待是蕭墻。

看來張教授也同樣只是愛發表意見，反正大家都心知肚明說啥都是狗吠火車。

馬總統是個好人，或說是個“格調”高的政治人物，但只是個平庸沒啥智慧的總統。

感謝市長那麼客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再多說幾句淺見了。

在還未廢省的時候，省政府的權責只限於《省縣自治法》的規定，並沒有制定政策的權力，在立法上也沒有影響力，能表現政績的基本上也就是修橋鋪路那些事，拿ECFA來比較是不恰當的。

就說修橋鋪路這類的事好了，宋先生可說成績輝煌，這我就不替他宣傳了，您或可自行參考親民黨的網站。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能以“花錢”兩個字輕鬆抹殺，做事那一定要花錢，是一體的兩面，不能說喜歡他就說他“做事”，不喜歡他就說他“花錢”，而應該公正的評價他花了多少錢做了多少事，錢花在哪裡做了哪些事。同時，宋先生花的錢也都是依照預算法規來的，他既不能跳脫預算決算的程序，也不像中央政府那樣能大量舉債或變賣國產，我不明白這又有什麼“權威體制”的因素在幫忙？

宋先生的政績是靠著明智的priority，靠著do the right thing & do the thing right，靠著優越的行政效率，靠著他的政通人和，更重要的是靠著他的用心、主動、積極而獲致的，這真的很不簡單，臺灣施行地方自治那麼多年，有哪一位地方首長能辦得到？馬英九也幹過台北市長，若論經費的充裕更遠勝於當年的台灣省，請問馬市長又幹了些什麼？

再說馬英九，就拿最近較重大的事來說，譬如國光石化案好了，我的批評請見《國光石化案感言》。不止如此，他的昏庸決策實在數不勝數，坦白說想到就累，先省省勁按下不表，若您非要我交待的話再找時間來說。您提到ECFA與金融風暴，先說金融風暴好了，我不知道政府做了些什麼事？避免了什麼原來無法避免的衝擊？更重要的是，我們真的安然度過了嗎？說這個恐怕還太早！

再說ECFA，這倒是馬英九不可否認的功績，不過也沒什麼好誇耀的，老共本來就很想走上這一步，只要不是台獨份子當權，這也是必然會辦成的。若是換了宋先生，我相信不只是ECFA，很可能連FTA都簽了幾個了。

這些都還罷了，我反對馬英九的最主要原因，是他非常明顯地背棄了一個中國的立場，一心一意要搞兩個中國，說到這兒恐怕有人要反對了，但我可以找出一火車的證據來證明我的指控，若有人堅持我必須說清楚講明白，我也同樣會找時間來交待的。

馬英九搞獨台，把國家陷入極危險的處境，這我長期以來已說過很多了，但就是沒有人相信，這我也沒辦法，人微言輕，再多說也不過是狗吠火車，反正我自己是堅信這個判斷的，也因此我認為馬英九應該下台，給人民一個重新思考的機會。

我想只要言之成理和言而有據，尖銳與否並不是問題。大家交換、交換意見，互補一下彼此所不見，同意雙方可以不同意，應該無傷大雅。

古時候，尤其在亂世，一位領導人的能力的確非常重要。一來有能力者比例上不多，二來需要處理的事程度上不複雜。但今天時代不同，有能力者比比皆是，更重要的是知人善任；二來需處理的事複雜而且繁多，一個人再有能力，恐怕是獨木難支。相對而言，一位領導人能力的重要性比起古代要打很大的折扣。這是我比較重視「見識」、「格局」、和「格調」的原因。「見識」攸關政策的擬定；「格局」影響知人善任和處理事務的方式及優先順序；「格調」則影響政風和社規範。就「格調」來說，如果容我尖銳一些，則宋先生和張前縣長談「波斯貓」的「嘴臉」，實在望之不似領袖。

重要的是，宋先生的能力並沒經過驗證，已如前述。修橋、鋪路、立路燈之類不能說是「能力」。我過去就個別的政策和言行，對馬總統也多所批判。但馬總統至少能堅持簽訂ECFA，和帶領其團隊使台灣渡過金融風暴。這個政績也許沒有「硬體」可以展示，但是它對台灣的影響不容忽略。

至於王莽，我雖然不很熟悉其事跡和時代政局，但在中國傳統的道德觀或價值觀下，我相信當時及後世「意見領袖」們對他的評價不盡公允和沒有什麼當代意義。或許他的能力不足以解決當時的社問題，於是落入了「成王敗寇」的俗套。

感謝市長與麥前輩的指教。

我原本在自己的部落格中貼過幾篇算得上是批馬挺宋的破文章，前幾天都刪掉了，原因是我喜愛的一位女士(喜愛到想娶她當老婆)表達了對我挺宋的不悅之意，她是挺馬的，為了不傷感情，我從此不在她看得到聽得到的地方說類似的話。不過喜好發表意見是我的一點小毛病，忍了幾天，忍不住了就跑來這兒大放厥詞，想來她也找不到這兒，而胡市長又一向堅定地維護這兒的言論自由。

看了胡市長與麥前輩的指教，想想如果要針對指教的內容逐一反駁的話，恐怕那就難免會說的很尖銳了，兩位都是我一向尊敬的格友，犯不上為此不愉快。我對政治有發表意見的興趣，但也只是茶餘飯後的興趣罷了，沒有嚴重到捍衛什麼的程度，所以也就受教了，不再野人獻曝。

雖然不針對兩位尊敬的格友的高見反駁，但我還是忍不住再補充一點個人很主觀的感受，拿兩位古人來比擬馬、宋兩位當今人物，當然比擬的不會完全恰當，但也大致上說明了我對馬先生與宋先生的主觀感覺。

第一位是王莽，下面這段文字是從維基百科轉貼來的：「史學家呂思勉也認為以漢朝為出發點的歷史評價不公，即將王莽的優點全部用一個「偽」字掩蓋。王莽本身博學，禮賢下士，孝敬母親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對人越謙虛，而且自己與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終接近清貧，甚至王莽的妻子因為穿著樸素出門迎客被認為是仆佣。呂思勉認為凡是作偽之人，必然是有所圖的，而王莽篡漢稱帝所圖達到之後卻並無改變，一生作為如一，又如何能稱其為偽？」

基本上我贊同呂思勉的評價，王莽的人格應該是高尚的，可是領導一個國家，人格高尚只是其次，更重要的是要有大格局的智慧，否則在亂世中就難免把國家帶向滅亡。

另一個相對的古人是管仲，「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其小器。」，意思是孔老夫子是瞧不起管仲的人格的，可是孔子卻也同時稱讚管仲的功績，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我想要的國家領導人，如果必須在王莽與管仲之間做個選擇的話，我會投管仲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