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國共恩怨及長期內戰，影響到對中國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評價，戰勝國中國沒有完全得到應得的榮譽與尊重，戰敗國日本的戰爭罪行沒有得到徹底清算，戰爭遺留問題糾纏至今。

客觀研究歷史可知，在抗戰期間，國共雙方都有兩條戰線，國民黨是一面抗日，一面限制、打擊共產黨；共產黨是一面抗日，一面“衝破國民黨的限制和束縛，努力發展人民武裝力量”。國共合作共同贏得了抗戰的勝利，國共摩擦也使雙方都付出了代價。但雙方畢竟維護了抗日統一戰線的團結，使中國沒有亡國。因此，國共雙方在抗戰中的貢獻都應該得到海峽兩岸的公正評價，而不應該延續內戰思維，互相貶低對方的功績。

歷史寫作要適合政治宣傳的口味，這在大陸改革開放前受極左思想影響的時代最爲明顯。反過來，臺灣和國民黨方面也存在同樣的情況。好在經過20多年的思想解放和逐漸自由的學術研究與爭鳴，大陸對抗戰史的研究逐步向歷史真相接近。只是大量學術成果局限在學術期刊和專著中，不爲常人所知。同時，隨著兩岸的和解和學術交流增多，海峽兩岸學者的共同語言也越來越多。

抗戰勝利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榮耀，值得海峽兩岸好好珍惜和紀念。抗戰的勝利，不僅是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對入侵外敵的第一次完全的勝利，而且改變了世界格局，中國從此成爲遏制軍國主義、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抗戰初期，中國幾乎獨自鉗制了日本陸軍主力，限制其北進蘇聯、南進太平洋的世界戰略，阻止了德日兩個法西斯會師中東的計劃，爲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建立了獨特的不可磨滅的功勳，其貢獻和影響，不亞于美蘇在二戰中的作用。　　

抗戰期間，中國付出傷亡軍民3500萬人的慘重代價。從全民族抗戰的角度，從超越黨派的大歷史觀出發，每一個士兵都爲中國贏得了尊嚴和榮譽，每一個犧牲者都值得緬懷和敬仰，而不管他們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從世界史的角度，也只有客觀、公正地研究抗戰史，抗戰的價值才能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

文/特約撰稿員 京中

1949年以後，大陸歷史學受現實政治影響甚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某一時期的政治需要決定著歷史研究的方向。

回想起來，上世紀50年代，因實行“一邊倒”（倒向蘇聯一邊）的外交方針，後又發生“抗美援朝”戰爭，故而美帝侵華史最受看重。待至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於是沙俄侵華史的研究熱潮又應運而生。

當然，作爲學術事業，史學領域的這些課題均可研究，這裏只是論及其政治背景。關鍵是，在近代帝國主義列強中，侵略中國最爲倡狂，危害中國最爲嚴重，造成中國損失最爲巨大的是日本。但在相當長時間內，卻偏偏對於日本侵華史的研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歷史寫作要適合政治宣傳的口味，這種情況直到改革開放以後，大致從80年代起才逐步有所改變。但其影響相當深遠，不容低估。

歷史學的起碼要求，要盡可能還原歷史真相。然而，歷史爲政治服務的影響，對這一基本要求的實現是極大的妨礙。這在抗日戰爭史研究中表現得非常明顯。

80年代以前出版的許多歷史教材，對抗日戰爭史的敍述受政治影響的主要表現在於：一是比較片面，往往側重於講中囯共產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領導敵後戰場和敵後根據地方面的內容，而對全民族抗戰的內容缺乏完整的敍述。二是不少地方缺乏真實性，多掩蓋國民政府領導下正面戰場積極抗戰的史實，根據政治的需要，褒貶歷史，取捨史實。

這可以從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抗戰態度的論述說起。

蔣介石有無抗戰決心

因爲蔣介石是國民黨政權的首領，是中囯共產黨領導革命推翻的主要物件，因此，在歷史的敍述中，他也成爲口誅筆伐的主要靶的。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一切罪過，凡是能與他沾上邊的，無一不可歸罪於他。在中共領導革命的歷史上，各種地方實力派，凡是反蔣者都是中共可以利用的物件，因而均可稱之爲“愛國”的“進步勢力”。

由於西安事變，張學良和楊虎城“兵諫”扣蔣，張學良成爲民族英雄。因此，對“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實行“不抵抗主義”也竭力掩飾，把這段歷史說成是，張學良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方針，張學良爲蔣介石背了“黑鍋”。
  
事實上，“九·一八”事變發生前，蔣介石對日本的挑釁採取“避免衝突”的方針，事變發生後採取“訴諸國聯”的作法，爭取國際的同情和支援，同時準備抵抗。這與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不同。

這種差別後來在保衛錦州問題上表現得很清楚。當日軍要進攻遼西時，從蔣介石到宋子文、顧維鈞，和張學良的部下劉哲等人都主張，東北軍要在錦州抵抗。但張學良硬是不聽，下令於學忠將東北軍從錦州撤回關內。待至“九·一八”事變4個多月後，1932年“一·二八”事變發生時，國民政府採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蔣介石與張學良在“不抵抗”問題上顯然是有區別的。

張學良晚年多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責任問題。他反復說明，“九一八”事變時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國民中央政府。

對“一·二八”淞滬抗戰，過去只承認第十九路軍奮起抗日，而誣稱蔣介石不予支援，甚至破壞。實際情況是，蔣介石命令張治中率第五軍赴滬支援參戰，而表面上仍打第十九路軍的旗號。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抱定“臥薪嘗膽”的態度，在對日忍辱妥協的同時，積極部署爲抗日進行準備。而以往只批判他施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進行剿共。其實，即使是“安內”，也不止於剿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它還包括了消除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各派勢力的對立，求得其內部的和平團結。蔣介石領導國民政府爲抗日戰爭進行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忽視這一點，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於17日在廬山談話會上即表明了抗戰決心：和平已到最後關頭，戰爭一旦發生，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衛國守土之責任。隨後，國民黨中央于8月上旬召開國防會議，作出全國抗戰的決策。

而冀察當局首領、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在盧溝橋事變後中了日本的緩兵計和離間計。當時，蔣介石和何應欽多次打電報給宋哲元，提醒他嚴防日本的緩兵計。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央政府即下令孫連仲部、龐炳勳部北上增援平津，與第二十九軍共同抗日。而宋哲元甚至拒絕增援的部隊北上。可是，有的著作仍然認爲，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抱著避戰求和的念頭，影響了宋哲元，使後者舉棋不定，態度軟弱。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有沒有準備投降

以往許多著作，都曾把抗日戰爭描繪成，似乎全國抗戰是由中囯共產黨發動和領導的，而國民黨政府則始終準備妥協投降。後者在抗日戰爭前不抵抗；抗戰開始後則是正面戰場不斷潰敗，抗戰態度動搖；武漢失守後則是“積極反共，消極抗日”，而反共即是準備投降。

中國抗日戰爭是中國一個弱國抵抗軍事強國日本的戰爭。抗日戰爭爆發前，中國政府之所以力求避免發生與日本的戰爭，或者儘量推遲戰爭，就是因爲，中國的軍事作戰能力、經濟發展水平和政治上的統一程度等，均不如日本，故力求推遲戰爭的爆發，使中國儘量多爭得一些準備的時間，這是有利於中國的。戰爭發生後的事實，也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在抗日戰爭中，正面戰場上，在“持久戰”戰略方針指導下，中國軍隊以血肉之軀，與武器裝備遠優於己的敵軍作戰，英勇抵抗，不畏犧牲，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犧牲的官兵達３２０多萬。雖然中國正面戰場在一些戰役的作戰指揮上存在弱點，軍隊內部存在團結協作較差以及紀律鬆弛和腐敗等情況，但總體而言，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中國採取“持久消耗”戰略，節節抵抗，至戰略相持階段積蓄培養力量，準備反攻，同時爭取國際援助，“苦撐待變”，實現國際聯合對日作戰等方針，都是正確的。國民政府堅持抗戰到底，最後達到勝利。

在戰爭過程中，日本政府不斷採取誘“和”手段，國民黨政府確實多次與日本伸出的觸角有所接觸。這是不是就是想妥協投降呢？戰爭中“兵不厭詐”，同時，“和談”也是不厭詐的，關鍵是看國民黨政府有沒有出賣領土主權，真的向日本投降了。事實上並沒有。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的接觸，或是爲延緩日軍的進攻，或是阻止汪精衛傀儡政府的成立，並沒有中止抗戰，準備投降。

抗戰初期，在戰局十分艱難的形勢下，國民黨政府提出過“和”的條件：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這是採納了蘇聯爲中國政府出的主意。過去有一種說法是：你看，國民黨政府抗戰到底的“底”就是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東北大片領土都放棄不要了。實際上，當時中國軍事上沒有軍事能力收復盧溝橋事變後失陷的大片領土，如果通過和談能使日本退出它佔領的土地，這對中國不是非常有利嗎？事實上，日本不可能接受這種條件。這恰恰證明，國民政府提出這樣的條件對中國是有利的，而對日本是不利的。

國民黨政府何嘗放棄過東北的領土不想收復呢？日本不知多少次要求中國承認僞滿洲國，而國民黨政府始終堅持不承認，而且將收復東北領土和甲午戰爭後割讓給日本的臺灣，作爲抗日戰爭的奮鬥目標。直到開羅會議，這才正式得到了盟國美英的支援和確認。

反共與投降能混爲一談嗎？

2004年，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中俄關係的歷史與現實》一書，收錄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曾景忠的論文《有關中日戰爭時期共產國際和史達林對中共指導的研討》。

該論文認爲，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囯共產黨與國民黨進行鬥爭的一個重要理論，就是反共即投降。這是汪精衛投降日本後，中共開始採取的一種策略。193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即發出指示：“利用反汪運動機會進行反對一切投降派的活動，並著重指明反共與投降問題的密切聯繫，證明反共是投降的陰謀，是親日恐日分子準備投降的一種步驟。”中共中央多次發出反對投降活動的指示，大力宣傳“反共即準備投降”的觀點。因爲在抗日戰爭時期，說誰要投降，那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

毛澤東還說：“中國內部的漢奸，公開的汪精衛和暗藏的汪精衛，他們破壞抗戰，破壞團結，向後倒退，也更加積極了。他們想使中國大部投降，內部分裂，國內打仗。” “不但汪精衛在演出，更嚴重的就是還有許多的張精衛、李精衛，他們暗藏在抗日陣線內部，也在和汪精衛裏應外合地演出，有些演雙簧，有些裝紅白臉。”他明確表示：“不論是公開的汪精衛和（或）暗藏的汪精衛，都應該給以堅決的打擊。”

“暗藏的汪精衛”和“張精衛”、“李精衛”指的是誰呢？《毛澤東選集》的注釋對此有明確的解釋：“當時汪精衛是公開投降的主要頭目，蔣介石則是暗藏在抗日陣線內部的投降派的主要頭目，也即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暗藏的汪精衛’，或‘張精衛、李精衛’。”

按照毛澤東當年的觀點，已經投降日本的汪精衛固然是投降派，沒有投降日本的蔣介石則是“暗藏的投降派”。照此說來，既然連國民黨主流派的代表、國民黨總裁蔣介石都是“投降派”，都要“給以堅決的打擊”，那麽，還怎麽可能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國共兩黨團結，共同抗日呢？

毛澤東當年將反共與投降混爲一談，在理論和邏輯上難以成立。因爲反共（國共矛盾）是國內矛盾，投降（對日）是中日國際矛盾。二者並不是一回事。反共者，確有投降的，如汪精衛；但也有抗戰到底的，如蔣介石。怎麽能說反共一定就與投降相聯繫呢？怎麽能因蔣介石反共，就咬定他是要準備投降呢？

對國民黨來說，抗日與反共兩者是可以並存的。蔣介石的反共立場未變，但他堅持抗戰。蔣介石一貫堅持反共立場，其統治地位在抗戰勝利後的國內戰爭中被共產黨取代，但不能因此否認他堅持抗戰。

對平型關戰鬥的宣傳和敍述前後不一

在中國，無論在抗日戰爭時期，還是在敍述抗日戰爭那段歷史時，凡抗日總是受到尊重、讚揚的。因此，國共雙方爲了政治鬥爭的需要，無論是抗戰時期進行宣傳，還是在其後撰述抗戰史，都難免有誇大自身抗日戰績的情況。如果幾支軍隊共同抗日作戰，你只講獨有自己抗日，不惜貶損抹煞對立一方的抗戰功績，豈不背離事實？

對抗戰初期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參加平型關戰鬥情況的宣傳和敍述，就出現前後不一的說法。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林彪）在平型關外蔡家峪——小寨一帶伏擊日軍一支輜重部隊，打了一個勝仗，消滅了不少日軍，繳獲頗豐。但這場戰鬥只是平型關戰役中的一次戰鬥。而當時的宣傳和後來不少著作，幾乎以這場戰鬥替代了整個平型關戰役的敍述，使一般不瞭解情況者誤以爲，平型關戰役就只有八路軍在那裏打仗。關於這次戰鬥的殲敵人數，把消滅敵軍數百人誇大爲消滅敵軍數千人（原先說是殲滅日軍板垣師團三千多人，80年代後許多中共黨史軍史著作已改爲殲敵一千多人，90年代有的著作複又改爲500餘人、600人）。

事實上，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參加平型關戰役，只是9月25日在平型關外東北山地蔡家峪附近，從關溝到東河南村地段，主要在小寨村山溝的戰鬥，參加部隊是一個師，時間只有9月25日一天。而平型關戰役是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部署指揮的戰役，集結參加此役的有孫楚、楊澄源、傅作義、陳長捷、高桂滋、劉茂恩、朱德等七個軍十數個師的部隊。如從9月12日大同失守後廣靈、靈邱作戰算起，至9月底茹越口、鐵角嶺南失陷，中國軍隊從平型關地區撤退，則先後有20天左右。僅在最靠近平型關的地區作戰，也有10天左右。

國民政府軍大批部隊擔任平型關正面與日軍作戰，在許多要點與日軍反復爭奪，給日軍重創。在林彪師于蔡家峪附近伏擊戰前後，第三十三軍第八旅（孟憲吉）在平型關前與日軍激戰兩晝夜；第一一五師蔡家峪附近伏擊戰的前一天（9月24日），第十七軍（高桂滋）在平型關前與日軍搏戰，傷亡即達一千多人；第七十一師（郭宗玢）反攻團城口曾與日軍激戰；第六十一軍（陳長捷）爲解救第七十一師，攻佔鷂子澗，程繼賢團幾全部犧牲；孟憲吉旅與第六十一軍呂瑞英旅在東、西跑池與日軍也進行了拼戰。最後有第三十四軍（楊澄源）第二0三旅（梁鑒堂）的壯烈犧牲。

一些著作中，對第一一五師的團營作戰情況都細加敍述，而對其他一些軍、師、旅的作戰都置於不論。將第一一五師參加的一場平型關外的伏擊戰鬥與整個平型關戰役混淆，抹煞其他許多部隊的戰績，甚至給人印象，似乎只有八路軍積極抗日，其他的國民政府軍隊不是逃跑，就是潰退。這是有違歷史事實的。

過去將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後的山西甚至華北戰局，說成是國民黨軍隊爲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爲主體的遊擊戰爭從此進入主要地位。實際上，太原失陷後一段時間內，八路軍的力量仍然有限。即就山西省而言，幾年中，晉軍閻錫山部，衛立煌指揮的中央軍以及其他各部軍隊還大量存在。直到1941年晉南中條山會戰後，恐怕才能說，中共領導的八路軍代替了國民黨政府軍在山西作爲主要抗戰力量的地位。

過去有的著作對中共軍隊敵後作戰中，即使消滅敵軍數十人，也用顯微鏡放大看，稱之爲著名戰鬥，而對正面戰場數萬數十萬人參加的一些重要會戰、戰役卻往往一筆帶過。

在1943年公佈的國共兩黨抗日戰績的比較文件中，將八路軍和新四軍所處廣大地區駐紮的日軍總數都算作八路軍、新四軍抗擊的日軍總數，於是得出共產黨軍隊抗擊了全部侵華日軍的58%，而國民黨政府軍僅抗擊了日軍的42%。這不符合戰爭的實際情況。

怎樣才會有抗日戰爭的信史

對抗日戰爭史的研究，存在一個從什麽視角來分析研究考量的問題，即是從對某一個政黨力量發展的利害出發，還是從全民族的利害出發來研究之區別。出發點不同，結論自然就完全不一樣。

如果站在中共一黨保存和發展力量的角度，甚至連最值得大力宣揚的第一一五師參加的平型關戰鬥，也要被指責爲違反中共中央獨立自主的遊擊戰方針，因爲這次戰鬥八路軍也有相當的犧牲和損失。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隨著對林彪的批判，就出現過這樣的觀點。這樣的觀點，是強調要從有利於共產黨軍隊力量的保存和發展來評判是否應打平型關戰鬥的極致。80年代，有論者就此進行了批駁。

對1940年八路軍總部發動和指揮的百團大戰，在評價上歷來發生較大的爭議，也是這方面的例證。1959年中共中央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原八路軍副總指揮）後，對百團大戰幾乎全盤否定。彭德懷冤案平反後，中共黨史軍史學界對此役的評價仍有爭論。雖然多數論者都重新肯定此役積極抗日，予敵重創，但仍然有人堅持說此役過早暴露了八路軍的力量，引發日軍對華北敵後根據地的殘酷掃蕩。這完全是從保存和發展八路軍的力量的角度出發作分析。

如果從全民族抗戰的立場出發，只要是消滅了日軍的有生力量，即使作出相當犧牲，不都是值得讚揚值得肯定的嗎？如果僅從保存自身力量的立場出發，那麽國民黨政府軍打了那麽多大會戰、大戰役，每戰犧牲多少萬人，豈不都是應該避免的了？假如是這樣，還談得上什麽抗日戰爭？中國全民族抗戰還指靠誰來抗戰呢？

國共兩黨都參加了抗日戰爭，但是兩黨的抗日目的和奮鬥目標並不相同。1949年前，在國內問題上，國共兩黨的政治立場對立，長期處於敵對狀態。1949年後，這種情況還延續了幾十年。現在，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兩党領導層都已經更換了幾代。度盡劫波兄弟在，相見一笑泯恩仇。

最近，臺灣的國民黨領導人和從國民黨分化出來的親民党領導人，相繼訪問大陸，在與中共領導人的會談中，三方都表現出，願以共同的中華民族立場，展望中華民族的統一和復興。這受到一切愛國的中國人的歡迎。國共敵對狀態應當可以從此化解了。

無論在抗日戰爭時期，還是在抗戰結束後，處於政治敵對狀態下制訂的文件，或者領導人的講話，我們現在不能照搬過來，代替對歷史的研究，依爲結論。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個原則，以往的種種文件、講話，都需要接受歷史事實的檢驗，才能判斷其是否真實，是否正確。

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已經60個年頭了。對於六七十年前的這場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究竟應當怎樣全面客觀的認識，這是值得思考的。

民族的利益應當高於政黨的利益。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無論如何，應當完全走出片面狹隘爲政治宣傳服務的圈子，轉入從客觀史實出發，還原歷史真相，這樣才能走向學術正軌，才具有科學性，才會有抗日戰爭的信史。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抗戰史專家)